人们常这样评价他：在靠墙的桌子边随便一坐，就是一台戏。媒体提到他的名字，最常出现的称呼就是“表演艺术家”“演员中的知识分子”。迄今，他是中国戏剧界演出场次最多的人之一，也是仍然活跃在戏剧舞台上的演员。

濮存昕生于人艺剧院，长于人艺剧院，血液里就带着演员梦。在舞台上，他率真、纯粹，不追求过多的演技。他的表演，让人们记住了《最后的贵族》里清俊优雅的陈寅、《英雄无悔》里刚正不阿的公安局长高天、《茶馆》里侠骨豪情的常四爷、《大将军寇流兰》里由英雄变为敌人的贵族将军等等，深入人心的角色数不胜数。对他来说，回到舞台，就像是李白回到了山水间，放歌纵酒，如鱼得水。

演戏最重要，其余皆浮名。在舞台之外，濮存昕也保持着本真、敏感和善意。“公益大使”是濮存昕为人熟知的身份；中国大陆第一个为艾滋病做公益广告的影视明星，是他的另一个标签。难怪有人说，人最难得的是找到一生都愿追寻的光，对濮存昕而言，这束光已经打在那里了，就看他怎样去捕捉与接近。

朗读者 访谈

董卿： 您今天带来的是一本《老舍散文》。

濮存昕： 对。老舍先生有一篇文章叫《宗月大师》，读完之后觉得他淡淡的、平静的叙事下有对帮助过自己的人那一份感恩的情怀。

董卿： 老舍是在自己大概十岁、九岁的光景遇到了宗月大师。这个人对老舍特别重要；要是没有他，可能就没有老舍。

濮存昕： 是。宗月大师有很多了不起的地方。他接济穷人，都是“千金散尽还复来”一般潇洒。老舍先生经过他的帮助上了学，后来也参加了他的一些公益的事情。你想想，在上个世纪初，中国贫苦和落后的时候，我们有宗月大师这样的人。家境败落之后，他出家为僧，但仍旧在做他的公益，仍旧开开心心地笑。

董卿： 那在您的生命当中，有没有那么一些人，可以说没有这个人，就没有濮存昕？

濮存昕： 我小的时候，曾经是个残疾的孩子。有一个叫荣国威的大夫，他为我做了手术。很多人不知道，我小学外号叫“濮瘸子”。带着这样一个绰号，带着同学异样的眼光，我踮着脚一直走到三年级的时候，我父亲在积水潭医院找到了荣国威大夫。他给我做了整形手术，我的脚放平了。刹那间我就可以有条件装着让人看不出来了。我就可以慢慢地跑，慢慢地打球了。

董卿： 您会因为这个受到很多欺负吗？

濮存昕： 我现在对欺负倒是没有什么记忆，只是觉得自己不能和别的孩子一样，有那种自卑心理。比如上体育课，分拨跑步，人家不会要你的：不要他不要他，要他我们肯定要输。别人去玩，你玩不了；你跑不快，你跳不起来。“濮瘸子”，其实我后来好了之后，这个外号还一直被叫着，所以，我就特别盼望能够上中学，上了中学就可以……

董卿： 换一拨儿同学。

濮存昕： 对。我记得很清楚，有这种心理。但是做完手术以后，荣大夫帮我改变了命运，我可以非常轻易地隐藏自己这个缺陷，别人看不出来，一直到今天。后来一读到老舍先生在文章中表达对宗月大师的感恩之情时，我就问自己：有谁帮助过我？有很多很多人。但是往前去想，第一个真正帮助我改变命运的人，就是荣大夫，荣国威大夫。

董卿： 没有荣院长，可能您就没办法像一个正常的孩子那样成长。那有没有这个人，没有他就不会在人艺的舞台上看到濮存昕？

濮存昕： 那当然有。我应该感谢我的父亲，他在恰当的时机让我成为了一个有阅读习惯的人。同时我也想到了，就是我当知青时候的医生。那时候，要回城，真的没有出路了，我就拿着档案去请医生帮忙：帮帮忙吧，给我把诊断写得确定一点儿。医生看了说：得过小儿麻痹的一个青年，不适合黑龙江高寒地带。我拿着这个诊断书往师部医生的桌上一放，他抬头就说了一句话：你怎么早不来？就给我盖戳了。这个戳一盖我的命运就改变了。那个医生决定着我离开黑龙江。后来，空政话剧团决定着我能够从事文艺工作；蓝天野老师决定我能够不考试进北京人艺；林兆华老师能够把我从谜团中间、从表演的误区中间，拉到有现代审美的表演观念中来，让我今天能够成为我自己。还有很多很多人……

董卿： 在你自己有能力之后，你也去帮助了很多人，比如说你参加公益项目，担任防艾的爱心大使等等。无形当中，你也成了他们生命中的贵人。也许有些事情你也不知道，改变了哪些人的命运。

濮存昕：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做的。别人帮助过我们，我们也可以帮助别人。荣大夫给多少人看过病？只不过恰好有一个病例、有一个病人是我。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去想：我是被帮助过的人，我也可以帮助别人。

董卿： 记住那些帮助过你的人，不要认为是理所应当；也记住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去帮助别人，不要认为是事不关己，这是做人的道理。而且我想，今天通过您的朗读之后，大家对此可能也会有更深刻的感受。您要把今天的朗读献给谁呢？

濮存昕： 献给荣大夫。 1ySOgEMSgwUfAa+mikVnmbU45peDeHINnEZMSnjkBJj7Y1JqbvLpaGiG0wXX5wn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