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部的新闻官接待了我，他的手上拿着一个标着“罗伯特·卡帕”的文件袋。他看看我，再瞥一眼手里的文件，说希望我度过了一个有意思的旅程。他还希望我不要像其他记者那样编造出一些哗众取宠的故事来，最好能把报道集中在那艘商船上。他还很随意地扔出一句，说新闻审查不会允许发表任何有关扫雷舰和海军情报处的报道，因为那并不属于我被指派的报道范围。最后，就在我离开之前，他告诉我《科利尔》杂志社已经来询问过我的到达日期，而且急着要见我。

《科利尔》的“办公室”竟然在萨沃伊酒店一间豪华宽敞的套房，这间套房属于昆廷·雷诺兹。他正在喝一杯黑咖啡，并叫我过去和他一起喝。

满屋子都散落着电报和报纸。报纸上都在惊呼德军入侵北非，电报则都是纽约办公室来的，叫嚷着要卡帕马上去北非报道。雷诺兹冷淡地问我是否已经应征入伍，我回答说我不仅没有被征召，而且我被美国军队，或者除匈牙利之外的其他任何军队征召的可能性都为零。我装得和他一样惊讶于《科利尔》杂志竟然不知道我是匈牙利人。他问我最快什么时候能回到美国。我试图让他相信我有潜力成为一个伟大的战地摄影师，同时我指出《科利尔》杂志出了1000美元把我送到伦敦，也许并不想看到我这么快就回到美国。

喝了几杯之后，我们同意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于是我们来到酒店楼下的萨沃伊酒吧，才刚喝了一杯，昆廷就让了步，承认说派一个匈牙利摄影记者去报道这场战争说不定还挺有意思的。

* * *

不管你是盟友还是敌人，外国人在战时到伦敦要办的第一道手续就是去藤蔓街（Vine Street）的警察局登记注册。我们到那儿的时候门口已经排了很长的队了。

现在是1942年，我怀疑除了罗斯福，昆廷·雷诺兹就是英国最受欢迎的美国人了。昆廷有一颗温柔宽容的心，他在布鲁克林长大，后来在那些有记者出没的酒吧里不断得到滋养。

一个220磅重的人是不会愿意和普通矮小的外国人挤在一个队伍里的。昆廷和我进入警察局非常具有戏剧性。他来到登记处的门口，突然停下，用他对戈培尔博士（Dr. Goebbels）和希特勒做广播的洪亮嗓音宣布：“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德国间谍！”然后他转向我，用蹩脚的德语问道：“Nicht wahr（不是吗）？”

人群的反应一如他所预料，整个警察局哄堂大笑。我很快就拿到一张登记表，表上所有的限制都被取消了，我就这样成了国王和昆廷的专属敌侨。

接着，一位警官请求昆廷留下签名，并给俄国战争救济会捐了款。这场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但英国人仍然非常感谢俄国人。

下一步我们要去位于格罗夫纳广场（Grosvenor Square）的美军公关处。同英国警察局相比，这次我们进去的时候安静了不少，受到的接待也冷淡了不少。主管公关处的少校认为我的国籍并不能帮到我。如果我受到委派在驻英美军基地拍照的话，他可以给我参观这些基地的许可，但我必须先通过情报机构的审查，然后才能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应征加入美国军队。“情报”这个词在悬疑小说和军事语言里意味着“军情处”，这把我吓得不轻。昆廷带我来到一扇写着G-2标志的门前，他祝我好运，并建议我表现得顺从、直率，越不像匈牙利人越好。

我以为会接受某种调查，所以表现得非常顺从。我的“调查官”坐在一张大办公桌后面，她看上去小而活泼，有一个微微向上翘的鼻子和一头很漂亮的红发。她是个英国人，是这儿的执行秘书长。

我解释了来这里的目的并简短地介绍了我的经历。实际上，我忘了之前昆廷给我的所有建议，表现得非常匈牙利。听我讲完后，她大笑起来，说我有一双很漂亮的灰眼睛，肯定很配美军军装。我们做了一个交易：她会让我穿上那身军装，而我则要在得到那套军装后穿着它带她出去逛逛，她保证能帮我把一切都办妥。我有一种感觉，只要我肯带她出去，即使我穿着现在这件灰法兰绒外套她也会愿意的。

* * *

第二天早晨，在萨沃伊酒店，我被一个衣着得体的侍者叫醒，他给我送来一个漂亮的银盘子，上面放着茶、炒蛋和三封信。他把盘子放在桌上，桌上还扔着我那48卷没来得及冲洗的胶卷，我越来越可观的身份证明和几张花剩下的美钞。我从容地拆开信。这三封信的内容真实地反映了我现在的合法身份和光明前景。第一封是美国军方写来的，说在等待军方许可的间隙，他们很欢迎我去参观切沃斯顿（Chelveston）的空军基地，给停在那儿的空中堡垒 拍一组照片。第二封来自一本叫做《画报》（ Illustrated ）的英国周刊，他们非常想得到我的报道的英国版权，并在没看到任何作品的情况下出价每篇报道100英镑。第三封是一个叫亚德利的英国企业家写来的，他妻子弗劳尔是我在纽约的一个朋友的妹妹，他邀请我在这个周末，或者任何我觉得方便的时候到他们在梅登黑德（Maidenhead）的家里做客。

用过早餐，我穿戴整齐决定去我以前的雇主《时代》和《生活》杂志社的伦敦分部看看。《生活》是我第一份正经工作，很久以前的西班牙内战时期，我刚开始为他们工作，曾去过伦敦分部，他们对我很好。

由于空袭，迪安街（Dean Street）上的那幢灰色建筑看上去受到了轻微的破坏。隔壁那间叫“洗澡屋”的酒吧现在只有木头窗框而没有玻璃，但大部分还在照常营业。这让我感到既温暖又伤感。

五年前主管这间办公室的两个爱尔兰女孩，克劳琪和多萝西都还在。克劳琪现在是首席事实核查员。五年前，还是秘书的她曾帮我把自己写的英文图片说明改成地道用法。这次她发现我的英语比上次来的时候进步多了，差不多能让人看懂了。我给她看了我那篇《护航舰队的指挥官》的文章，我在文字上的努力激起了她无穷的工作热情。她建议在文字上做一些细微的调整，接着就在打字机旁工作了整整四个小时。与此同时，看在老交情的分上，《生活》的暗房帮我冲印了我为《科利尔》拍的照片。然后我们一起下了楼，我在“洗澡屋”用粉红杜松子酒表达了我的谢意。

* * *

第二天早上，《生活》的信使送来100张照片和10页一式三份的《护航舰队的指挥官》，全都署了我的名。我送了一份去审查，一份给《科利尔》，第三份我拿给了那个英国图片杂志《画报》。《画报》的编辑看过照片，读过文章之后问我是否愿意把我自己的照片和简介同文章一起刊发，还问我会不会讨厌“著名美国摄影师”的称谓。我回答说不太会。然后他给了我一张150英镑的支票。

我在酒店兑换了支票，向门童打听去切沃斯顿的列车车次。切沃斯顿是一个戒备森严的英国机场，现在驻扎着年轻的美国空军第301轰炸机群。那儿有48架空中堡垒，一些灰暗的营房和一块齐膝深的烂泥地。我的“工作参观”许可证让我一路畅通。接待军官给了我一张铁床，三条毯子，一罐用做晚餐的斯帕姆（Spam）午餐肉，把我留在食堂外的一块烂泥地里，叫我就把这里当自个儿家一样。

那时我还穿着平民的服装，而我周围都是穿军装的小伙子，他们根本就没注意到我。我也根本没觉得这里像家——事实上，我压根不知道怎么才能把这儿当成自己家。

每个人都像是朝着某个特定的营房前进，我决定随大溜。我走进了俱乐部，极其希望有人能跟我说说话。酒吧后面的一等兵问我要喝点什么，我很感激地点了和其他人一样的熟啤。我身边的一些年轻飞行员和那些第一批驾驶空中堡垒穿越欧洲的飞行员在一起显得安静而低沉。他们有些人在翻看旧的美国杂志，有些人独自坐着写长长的信。唯一的活动发生在房间中间的一张大桌子上，被一群人围着。

我挤进去时刚好听到有人在喊“大还是小”，一边喊一边把桌子中间的钱收在一起。我看了一会儿，但没弄明白他们在玩什么。我最终确定是某种扑克游戏，而且是需要技巧的扑克游戏！很快有一个伙计就退出了。现在是我把这儿当成自己家的好机会。我加入了游戏，他们很热情地接受了我。他们给我三张牌，两张面朝下，一张面朝上，问我要了半个克朗。接着发给我三张面朝上的牌，最后是一张面朝下的牌。每发一张牌他们都要更多的钱，到最后一张牌，我已经付了两英镑了。然后我们开始玩牌，一些人说“大”，一些人说“小”，我研究了一下手里的牌，有几张是人头，有几张是小数字，所以我说：“大和小。”但这根本就不被接受。他们要我翻出那三张面朝下的牌。我照做了……他们都笑了……其中的两个人把罐子里的钱分了。

过了一会儿，我回房间拿来了照相机，给这些玩牌的人拍了照，当然还有看杂志的人，写信的人，喝啤酒的人和留声机迷们。

到午夜，俱乐部里就没人了——明早有一个任务，这些小伙子们要很早就接受具体指示。早上5点我们就被叫醒，匆匆赶到指令室。一个军官先详细介绍了天气情况，另一个讲了袭击目标的大致形状，第三个军官讲了很久有关敌军阵地高射炮的数量和他们可能遭遇到的敌机数量。6点，全体回到俱乐部，等待出发的信号。等待的过程很长，令人神经紧张。没有人说话。这只是他们到欧洲之后的第三个任务。

9点，扩音喇叭里宣布法国上空有雾，任务取消，大家可以回床继续睡觉。小伙子们既生气又失望，纷纷回床睡觉、阅读杂志、写信、喝啤酒，或玩扑克。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四天。我拍了一大堆照片。我练习了“大和小”，还学会了其他一些有趣的扑克玩法儿，比如“吐在大海”“棒球”和“红狗”。到第五天的早上，我输光了所有的钱，但这一次任务没有取消。我陪着我的牌友们上了飞机，从各个角度拍摄了他们。一个叫毕晓普的年轻中尉是最后一个起飞的，在登上驾驶室之前，他摆了各种姿势让我拍。他身材矮小，但鼻子的形状就跟他飞机的鼻子一模一样，所以我把他俩拍在了一起。我很满意这样的构图。

飞机都起飞了。我在塔台里等了漫长的六个小时才看到第一架空中堡垒出现在地平线上。当它们慢慢靠近时，我们开始数数。早上有24架飞机排着漂亮的队形出发。现在，数遍整个天空，只有17架。

它们绕着塔台盘旋，等待降落的命令。其中有一架飞机的起落架被打掉了，而且机上有人受伤。塔台让它第一个降落，并命令它尝试机腹着陆。我准备好我的康泰时照相机，到飞机安全停下时，我已经拍完了一整卷胶卷。我马上奔向飞机，并调好我第二架康泰时的焦距。舱门打开，第一个人被抬到旁边等候的医护队，他还在呻吟，但接着的两个已经没有任何声音了。最后一个离开飞机的是飞行员，他看上去不错，除了额头有一道轻微的口子。我靠近他来了个特写。他突然停下对我喊道：“摄影师，你就是在等这样的照片，是吗？”我关上照相机，没说一声再见就回伦敦了。

在回伦敦的火车上，我的包里放着一堆曝光成功的胶卷，我开始讨厌我和我的职业。这些照片是给丧事承办者们用的，而我并不想成为其中的一员。如果我要参加那些阵亡士兵的葬礼，我发誓，我一定要和他们一起在战场上战斗过。

* * *

第二天早上，睡过一觉之后，我感觉好一点儿了。在刮胡子的时候，我在心里和自己讨论着记者这项职业同保持内心慈悲之间的冲突性。如果不看他们死伤的照片，那些士兵围坐在机场跑道周围的照片会给人一个错误的印象，而恰恰是那些展现死亡和伤痛的照片才揭示了这场战争的真实性。我很高兴我在变得伤感之前拍下了那卷胶片。

《画报》打电话来询问我的报道，我主动说内容非常“精彩”。他们说会马上派人过来拿胶卷到他们的暗房里冲洗。

我没有忘记机场的情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迫不及待地想穿上军装。我和帕特，那个美国军情处的红发秘书，一起吃了午饭，询问我的入伍程序能否加快一点儿。她说我的程序一切顺利，我已经可以找裁缝定制一套美国战地记者的军装了。

我找的那个裁缝对美国军装该是什么样子有着自己的主意。他给我找的衣料的颜色和规定的有所不同，但我认为比规定的漂亮得多。我希望我的入伍手续能在六天后办妥，裁缝说我的军装会在那之前做好。

我回到《科利尔》的办公室向昆廷·雷诺兹报告这个好消息。他也告诉了我一些他这里的好消息：《科利尔》纽约总部收到了我在船队的报道，会用四页的篇幅刊发。我跟他说了我去空军基地的情况，他警告我不要太快进入角色，并建议我出去逛逛，熟悉一下伦敦的精神和气氛，接着又给了我几个地址和一些小窍门以便我能更快地感受到这种精神。

在德军空袭之后，美军全面进驻之前，伦敦的精神是开放而诱人的。我不但马上感受到了这种精神，还找到了一些别的东西。如何让这种精神一直持续，尤其是整整六天在那些最最奇怪的地方（当然不包括萨沃伊酒店）延续。上帝用六天的时间创造了世界，而第七天，是宿醉……

当我回到萨沃伊酒店打开房门的时候，我只想马上倒在床上睡去。但有两位来访者等着我。在我房间里来回踱步的是斯普纳先生，《画报》杂志的编辑，还有一位美军少校。这位少校的手里捏着一份《画报》杂志。他把杂志戳到我的鼻子底下，用手指着封面说道：

“是你拍的这些照片？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

我马上认出了封面上的这张照片。这是我在空军基地拍摄的所有照片中我个人最喜欢的一张，它印在封面上效果非常好。

“当然，”我回答说，“那是毕晓普中尉和他的空中堡垒。”

“去你的毕晓普中尉！”他吼道。他愤怒的手指指着空中堡垒飞机鼻子上的一个小黑点。我原本根本不知道这个小黑点是什么，但现在我意识到它就是灾难的来源。少校不等我完全明白就给出了答案。

“这个小黑点是美国空军的一号机密！”他嚷得几乎要咳嗽了，“这是诺登投弹瞄准器（Norden bombsight）！”

我从来就不知道。在不执行任务的时候，机组人员有严格的命令将这个小黑点包起来。毕晓普的投弹手提前五分钟揭开了包着的油布。我试图解释我对飞机鼻子的兴趣完全是由于它和毕晓普中尉的鼻子很像。斯普纳先生解释说由于在过去一周里没能找到我让我把报道交由美军审查处审查，所以他给英国皇家空军看了这些照片。他们没有对那个小黑点提出任何异议。

这一期的《画报》杂志将出现在三天后的大小报亭里。斯普纳提出回收并销毁所有40万本已经印好等待发行的杂志。

“这样做救得了你，斯普纳先生，”少校说道，“但救不了卡帕。他在通过美国的审查之前根本无权给你看这些照片。”

斯普纳急匆匆地离开去叫停印刷和发行。少校将我软禁在旅馆后也回去向他的总部报告此事。我瘫倒在床上，身旁的盒子里装着我的新军装。我肯定没有机会打开这个盒子了。但我错了。当天下午，美国公关处通知我，鉴于没有入伍的平民不受军事法庭管辖，所以我被批准入伍了。

我打开了那个盒子。

* * *

第二天早上，我出席了一个预备听证会，一个由公关处和情报局的军官们组成的仲裁委员会将决定在军事法庭上以什么罪名起诉我。

当我到达的时候，我意识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的军装和他们的完全不同，即便有任何相同之处也纯粹是出于巧合。我担心这一点将把我最后的一点儿希望都赶走。

我开始做无罪声明，用了许多细节，感情也相当充沛，但我越是激动，英文就越不像样。他们听了一半就冷冷地打断了我的声明，开始内部讨论。他们的谈话我听得很清楚。就在他们快要达成某种一致的时候，门开了，公关处的主管走了进来，后面跟着我的毕晓普中尉。

毕晓普开始发言，他很狡猾地让委员会确信我连纸牌里的A和2都搞不清楚, 也不可能分清诺登投弹瞄准器和C号军粮的区别，这整件事都是一个莫名其妙的错误。那些坐惯写字台的仲裁委员们在现阶段哪里会是我们的飞行员的对手。我受到了口头警告，然后被释放了——接着被正式批准进入部队。事后，毕晓普和我一起去了一家酒吧。

“顺便问一句，”他问我，“你的裁缝住哪儿？”

* * *

整个《科利尔》杂志社和萨沃伊酒店的酒吧都被我的军装吸引了，人们最后一致认为那是一种美式裁剪和早期英国殖民地颜色风格的结合。于是我决定庆祝一下。

我邀请了帕特，那位红发秘书，共进我承诺过的晚餐，我们喝了香槟。喝完第二瓶，她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了，喝完第三瓶，她连自己的名字和地址都忘了。我知道如果我不把她送回家，这一次可得要找一个牧师——而不是毕晓普——来了结这场关系。

我们坐进出租车的时候，帕特已经不省人事。我试图叫醒她，但她毫无反应。我身上只剩下1英镑，看着计价器心里越来越着急。我再次摇摇帕特。当我抬起头的时候，计价器已经显示1.1英镑。我摸遍了口袋，然后是帕特的。我在她的钱包里找到2英镑和一张写有她姓名地址的会员卡。我让出租车停在海德公园的环形水池边，把帕特的头放进水里浸了两次，然后送她回了家。

我醉得很厉害，很高兴，很为自己骄傲，而且狠下决心以后再也不喝酒、赌博，或和红发女郎有任何瓜葛。

为了让这个决定得到彻底的实施，我跌跌撞撞地来到书桌旁，给战地记者卡帕写了一张便条：“不喝酒，不赌博，没有投弹瞄准器，没有姑娘。”我把这张纸塞进上衣口袋后很幸福地昏睡过去。

第二天早上，我的头痛得要裂开了。我一点儿都记不得昨晚发生了些什么，直到找到那张纸。我认识到不惹麻烦的最好办法就是离它远远的，于是决定去乡间亚德利先生家直到我出发去北非那天。我把电话号码留在了书桌上，然后乘火车去梅登黑德。

我一到亚德利家，就知道自己安全了。我会靠在火炉边读悬疑小说，同亚德利先生讨论战争和俄国，然后每晚9点准时睡觉。

* * *

他们看到我穿着这么漂亮的军装非常高兴，并提议说也许一些食品和黑咖啡能让这一切更好。我们一起围坐在桌边：亚德利夫妇，他们的客人和我。那位客人——一个年轻的姑娘——就坐在我身边，但我不看女人，特别是面色苍白的金发胖姑娘。喝完咖啡，我解释说由于前晚为我的军装庆祝得太晚，所以今天不是很有精神。一张大椅子和一本好书就能让我心满意足了。

我坐进那张大椅子，打开那本好书，睡着了。10分钟后我被留声机发出的嘎吱声吵醒。我们那位小小胖胖的客人正在播放提诺·罗西（Tino Rossi）。我没好气地告诉她我讨厌提诺·罗西，并注意到她其实并不胖。她穿着宽松的便裤和套衫，我觉得她的身材可能不错，而且，她的头发也不是真正的金色，而是一种带金的粉红色。我很快闭上了眼睛。她把提诺·罗西放得更响了一点儿，我再次睁开眼时，她正站在灯光下。她有着非常精致的英国人身材，还有一双闪着灰绿色光芒的眼睛。我起身到阳台上继续睡觉。

我再次醒来时，客厅里的壁炉已经生起一盆旺旺的火，留声机正播放着伦巴舞曲。那个做客的姑娘现在穿着紧身的黑裙子。

“我叫伊莱恩，”她告诉我。我突然有种感觉这次我很难再闭上眼睛，而且庆幸自己跳舞跳得很差，得以坚持我昨晚的决定。她说希望同提诺·罗西相比，我能更喜欢伦巴。我对她说我不太会跳舞。为了证明我的诚实，我提出和她跳一次。她说我的伦巴跳得并不差，而且学得很快。我说过去10年里我的舞技都没有任何进步。她说她有个新主意，我想恐怕我也有一个。

亚德利夫妇下楼来问起我对那本书的看法。我被迫承认我把时间都浪费在学跳伦巴上了。特别是，我补充说，在北非没人会跳伦巴，而我实际上已经在去那儿的路上了。

那粉红头发的姑娘说如果我在死前还没学会跳舞，那将是个莫大的遗憾。亚德利夫妇也在一旁附和。

我们为北非喝了一瓶香槟，我的伦巴技艺也长进了不少，并开始叫那姑娘“小粉儿”（Pinky）。她好像毫不介意，但不再放唱片，而是拿起我的书读了起来。我则走到留声机那儿开始放提诺·罗西。

亚德利夫妇笑了起来并意识到他们最好还是回房睡觉。小粉儿抬起头对我说：“我想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

我回答说：“我想你是个彻头彻尾的麻烦。”她告诉我那不是好的英语，之后我对她说她嘴唇的味道像草莓。

“在英格兰草莓可并不多，”她说，“长得少，却都是最好的。而且，我也不是在撩你。”

我知道她没有在撩。我很高兴她出现在这里，而且被我找到了。

电话铃响了，是找我的。萨沃伊酒店打来的，说他们找了我整整两个小时，一位美国公关处的克里斯·斯科特上尉每隔五分钟打来一次电话找我。我挂了电话请求小粉儿开车送我去火车站。

在车里我告诉她我有多高兴能去北非，我是个吉卜赛人兼新闻记者。另外，还是一个敌侨。我很遗憾也很高兴——因为她实在是太可爱了。她说没事，她在火车站放我下车，连再见都没说就飞快地开走了。

克里斯·斯科特是个非常好的年轻上尉，他说他很抱歉让我半夜赶来，因为其实明早也来得及。我告诉他从某种角度来说我很高兴，他的电话正及时找到我，因为我想要的就是去北非。此外，我还告诉了他小粉儿的事。

他拿出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提议为我的幸运逃离而喝一杯。我告诉他这酒的滋味真的比草莓好多了。很讽刺的是，他说他很喜欢草莓，当我去北非的时候他可能会留在伦敦。我告诉他我只知道她叫小粉儿，我忘了问她的全名和电话号码。

克里斯说那真是太遗憾了——而我则发现我心里不仅遗憾没有她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而且我即便有也不会把它们给别人。

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给亚德利夫妇表示感谢并向他们告别。我假装不经意地问起伊莱恩是不是在旁边，但亚德利先生说她已经进城去了。他没有主动提供任何进一步的信息，我也没有继续问下去。

我那天非常忙。美军给我下了命令，英国人给了我离境许可。他们告诉我如果下次要回来还需要新的签证，因为很不幸的是，就算我穿着美国军装，理论上来讲，我还是匈牙利公民。

我要到格拉斯哥（Glasgow）乘船去北非，去格拉斯哥的火车晚上7 ： 30在尤斯顿火车站发车。我到得太早了，觉得有必要为离开庆祝一下，就决定去酒吧喝一杯。酒吧里非常拥挤，唯一空着的位子旁孤零零地坐着一个女子。她不胖，也不是金发，她的头发是粉红色的。她抬头看着我说：“我希望你会早到。”她没有说是怎么知道我的火车班次的。我问酒吧老板娘有没有香槟。她有一瓶非常好的香槟。我们干了杯，粉头发姑娘唱起一首伤感的法国歌“J’attendrai”（我等着）。酒吧老板娘也变得伤感起来。而当我们走到火车停着的站台时，已经是上车的时候了。一个海军哥们儿占据了整扇窗在和他的姑娘吻别。火车马上就要开了，所以我对着那家伙大叫道：“分我一半！”

他头也不回地说道：“去你的，我不和任何人分我的姑娘。”

我说：“不是姑娘，是窗！”

他移动了一下位置，我刚刚好能凑到。还是那草莓的味道。我坐回车厢里，还是不知道她的全名和电话号码。 6XSSv5WfmIVUcVandTAk0leaBHBNxFxGsZVgtu+oRm7rCSEznBqYpWSEFciafgt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