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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坡弄不清楚：他到底是福建人，是广东人，是印度人，是马来人，是白种人，还是日本人。在最近，他从上列的人种表中把日本人勾抹了去，因为近来新加坡人人喊着打倒日本，抵制仇货；父亲——因为开着国货店——喊得特别厉害，一提起日本来，他的脖子便气得比虾蟆的还粗。小坡心中纳闷，为什么日本人这样讨人嫌，不要鼻子。有一天偶然在哥哥的地理书中发现了一张日本图，看了半天，他开始也有点不喜欢日本，因为日本国形，不三不四恰像个“歪脖横狼”的破炸油条，油条炸成这个模样，还成其为油条？一国的形势居然像这样不起眼的油条，其惹人们讨厌是毫不足怪的，于是小坡也恨上了日本！
可是这并不减少他到底是哪国人的疑惑。
他有一件宝贝，没有人知道——连母亲和妹妹也算在内——他从哪儿得来的。这件宝贝是一条四尺来长，五寸见宽的破边，多孔，褪色，抽抽巴巴的红绸子。这件宝贝自从落在他的手里，没有一分钟离开过他。就是有一回，把它忘在学校里了。他已经回了家，又赶紧马不停蹄地跑回去。学校已经关上了大门，他央告看门的印度把门开开。印度不肯那么办，小坡就坐在门口扯着脖子喊，一直地把庶务员和住校的先生们全嚷出来。先生们把门开开，他便箭头儿似的跑到讲堂，从石板底下掏出他的宝贝。匆忙着落了两点泪，把石板也摔在地上，然后三步两步跑出来，就手儿踢了老印度一脚；一气儿跑回家，把宝贝围在腰间。过了一会儿，他告诉妹妹，他很后悔踢了老印度一脚。晚饭后父亲给他们买了些落花生，小坡把瘪的，小的，有虫儿的，都留起来；第二天拿到学校给老印度，作为赔罪道歉。老印度看了看那些奇形怪状的花生，不但没收，反给了小坡半个比醋还酸的绿橘子。
这件宝贝的用处可大多多了：往头上一裹，裹成上尖下圆，脑后还搭拉着一块儿，他便是印度了。登时脸上也黑了许多，胸口上也长出一片毛儿，说话的时候，头儿微微地摇摆，真有印度人的妩媚劲儿。走路的时候，腿也长出一块来，一挺一挺地像个细瘦的黑鸶。嘴唇儿也发干，时常用手指沾水去湿润一回。
把这件宝贝从头上撤下来，往腰中一围，当作裙子，小坡便是马来人啦。嘴唇噘噘着，蹲在地上，用手抓着理想中的咖喱饭往嘴中送。吃完饭，把母亲的胭脂偷来一小块，把牙和嘴唇全抹红了，作为是吃槟榔的结果；还一劲儿呸呸地往地上唾，唾出来的要是不十分红，就特别地用胭脂在地上抹一抹。唾好了，把妹妹找了来，指着地上的红液说：
“仙！这是马来人家。来，你当男人，你打鼓，我跳舞。”
于是妹妹把空香烟筒儿拿来敲着，小坡光着胖脚，胳臂“软中硬”地伸着，腰儿左右轻扭，跳起活儿来。跳完了，两个蹲在一处，又抓食一回理想的咖喱饭，这回还有两条理想的小干鱼，吃得非常辛辣而痛快。
小坡把宝贝从腰中解下来，请妹妹帮着，费五牛二虎的力气，把妹妹的几个最宝贵的破针全利用上，做成一个小红圆盔，戴在头上。然后搬来两张小凳，小坡盘腿坐上一张，那一张摆上些零七八碎的，作为是阿拉伯的买卖人。
“仙，你当买东西的老太婆。记住了，别一买就买成，样样东西都是打价钱的。”
于是仙坡弯着点儿腰，嘴唇往里瘪着些，提着哥哥的书包当篮子，来买东西。她把小凳上的零碎儿一样一样地拿起来瞧，有的在手中颠一颠，有的搁在鼻子上闻一闻，始终不说买哪一件。小坡一手撂在膝上，一手扳着脚后跟，眼看着天花板，好似满不在乎。仙坡一声不出地扭头走开，小坡把手抬起来，手指捏成佛手的样儿，叫仙坡回来。她又把东西全摸了一个过儿，然后拿起一只破铁盒，在手心里颠弄着。小坡说了价钱，仙坡放下铁盒就走。小坡由凳上跳下来，端着肩膀，指如佛手在空中摇画，逼她还个价钱。仙坡只是摇头，小坡不住地端肩膀儿。他拿起铁盒用布擦了擦，然后跑到窗前光明的地方，把铁盒高举，细细地赏玩，似乎决不愿意割舍的样子。仙坡跟过来，很迟疑地还了价钱；小坡的眼珠似乎要怒出来，把铁盒藏在腋下，表示给多少钱也不卖的神气。仙坡又弯着腰走了，他又喊着让价儿。……仙坡的腰酸了，只好挺起来；小坡的嘴也说干了，直起白沫；于是这出阿拉伯的扮演无结果地告一结束。
至于什么样儿的是广东人，和什么样儿的是福建人，上海人，小坡是没有充分的知识的。可是他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人家都说，父亲是广东人，那么，自然广东人都应和父亲差不多了。至于福建人呢，小坡最熟识的是父亲的国货店隔壁信和洋货庄的林老板。父亲对林老板感情的坏恶，差不多等于他恨日本人，每谈到林老板的时候，父亲总是咬着牙说：他们福建人！不懂得爱国。据小坡看呢，不但林老板是胖胖大大的可爱，就是他铺中的洋货也比父亲的货物漂亮花哨得多。就拿洋娃娃说吧，不但他自己，连妹妹也是这样主张：假如她出嫁的时候，一定到林老板那里买两个眼珠会转的洋娃娃，带到婆家去。
好在卖洋货和林老板是否可恶的问题，小坡也不深究，他只认定了穿着打扮像林老板的全是福建人。第一，林老板嘴中只有一个金牙，不像父亲和父亲的朋友们都是满嘴黄澄澄的。小坡自然不知道牙是可以安上去的，他总以为福建人是生下来就比广东人少着几个金牙的。第二，林老板的服装态度都非常文雅可爱，嘴里也不像父亲老叼着挺长挺粗的吕宋烟，说话也不像父亲那样理直气壮地卖嚷嚷。他有一回还看见林老板穿起夏布大衫，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褂子居然可以长过膝的。每逢他装福建人的时候，他便把那块红绸宝贝直披在背后当作长袍，然后找一点黄纸贴在犬牙上，当作林老板的唯一的金牙。
母亲说：“凡是不会说广东、福建话，而规规矩矩穿着洋服的都是上海人。”于是小坡装上海人的时候，必要穿好了衣裳，还要和妹妹临时造一种新言语代表上海话。这种话他们随时造随时忘，可是也有几个字是永远不变动的，如管“香烟”叫“狗耳朵”，把“香蕉”叫“老鼠”等等。
外国洋鬼子是容易看出来的，他们的脸色，鼻子，头发，眼珠，都有显然的特色。可是他们的言语和上海人的一样不好懂，或者洋鬼子全是由上海来的？哥哥现在学鬼子话了；学校新来的一位上海先生教他们国语；而哥哥学的鬼子话又似乎和上海人的国语不是一个味儿，这个事儿又透着有点糊涂！在新加坡的人们都喜光着脚，唯独洋鬼子们总是穿着袜子，而且没看见过他们趿拉着木板鞋满街走的，所以装洋鬼子的时候，一定非穿袜子皮鞋不可。妹妹根本反对穿袜子，也只好将就着不叫她穿。不穿袜子的鬼子很少见，可是穿军衣的鬼子很多，于是小坡把那件宝贝折成一寸来宽，系在腰间，至少也可以当一条军人的皮带。至于鼻子要高出一块等等是很容易的。一系上皮带，心里一想，鼻子就高了，眼珠便变成蓝色。虽然有时候妹妹说：他的鼻子还是很平，眼珠一点也不蓝。那只是妹妹偶然脾气不顺，成心这么说，并非是小坡不真像洋鬼子。
小坡对于这些人们，虽然有这样似乎清楚，而又不十分清楚的分别，可是这并不是说他准知道他是哪一种人。他以为这些人都是一家子的，不过是有的爱黄颜色便长成一张黄脸，有的喜欢黑色便来一张黑脸玩一玩。人们的面貌身体本来是可以随便变化的。不然，小坡把红巾往头上一缠的时节，怎么能就脸上发黑，鼻子觉得高出一块呢？况且在街上遇见的小孩子们，虽然黑黄不同，可是都说马来话（他和妹妹也总是用马来话交谈的），这不是本来大家全是马来，而后来把颜色稍稍变了一变的证明吗？况且一进校门便看见那张红色的新加坡地图，新加坡原来是一块圆不圆，方又不方，像母亲不高兴时做的凉糕，这块凉糕上并没有中国，印度等地名；那么，母亲一来就说，她与父亲都是由中国来的；国货店看门的是由印度来的，岂不是根本瞎说；新加坡地图上分明没有中国印度啊！母亲爱瞎说，什么四只耳朵的大老妖咧，什么中国有土地爷咧，都是瞎说：自然哪，这种瞎说是很好听的。
哥哥是最不得人心的：一看见小坡和福建，马来，印度的小孩儿们玩耍，便去报告父亲，惹得父亲说小坡没出息。小坡郑重地向哥哥声明：“我们一块儿玩的时候，我叫他们全变成中国人，还不行吗？”而哥哥一点也不原谅，仍然是去告诉父亲。
父亲的没理由，讨厌一切“非广东人”，更是小坡所不能了解的。就是妈妈也跟着父亲学这个坏毛病，有一回他问母亲，父亲小的时候是不是马来人？母亲居然半天儿没有搭理他！还是妹妹好，她说：“东街上的小孩儿们全有马来父亲，咱们的父亲也一定是马来。”
“一定！马来人是由上海来的，父亲看不起上海人，所以也讨厌马来。不知道父亲为什么看不起上海人？”小坡摇着头说。
“父亲是由广东来的，妈妈告诉我的，广东人是天下最好最有钱的！”仙坡这时候的神气颇似小坡的老大姐。
“广东就是印度！”
仙坡想了半天：“对了！”
“仙！赶明儿你长大了，要小孩的时候，你上哪里去捡一个呢？”
“我？”仙坡揉着辫子上的红穗儿，想了半天，“我到西边印度人家去抱一个来。”
“对了，仙！你看印度的小孩的小黑鼻子，大白眼珠，红嘴唇儿，多么可爱呀！是不是？”
“对呀！”
“可是，妈妈要不愿意呢？”
“我告诉妈妈呀，反正印度小孩儿长大了也会变成中国人的。你看，咱们那几只小黄雏鸡，不是都慢慢变成黑毛儿的和红毛儿的了吗？小孩也能这样变颜色的。”
“对了！仙！”
他们这样解决了人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