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成都来,这是第四次。第一次是在四年前,住了五六天,参观全城的大概。第二次是在三年前,我随同西北慰劳团北征,路过此处,故仅留二日。第三次是慰劳归来,在此小住,留四日,见到不少的老朋友。这次——第四次——是受冯焕章先生之约,去游灌县与青城山,由山上下来,顺便在成都玩几天。
成都是个可爱的地方。对于我,它特别的可爱,因为:
(一)我是北平人,而成都有许多与北平相似之处,稍稍使我减去些乡思。到抗战胜利后,我想,我总会再来一次,多住些时候,写一部以成都为背景的小说。在我的心中,地方好像也都像人似的,有个性格。我不喜上海,因为我抓不住它的性格,说不清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不能与我所不明白的人交朋友,也不能描写我所不明白的地方。对成都,真的,我知道的事情太少了;但是,我相信会借它的光儿写出一点东西来。我似乎已看到了它的灵魂,因为它与北平相似。
(二)我有许多老友在成都。有朋友的地方就是好地方。这诚然是个人的偏见,可是恐怕谁也免不了这样去想吧。况且成都的本身已经是可爱的呢。八年前,我曾在齐鲁大学教过书。七七抗战后,我由青岛移回济南,仍住齐大。我由济南流亡出来,我的妻小还留在齐大,住了一年多。齐大在济南的校舍现在已被敌人完全占据,我的朋友们的一切书籍器物已被洗劫一空,那么,今天又能在成都会见其患难的老友,是何等的快乐呢!衣物,器具,书籍,丢失了有什么关系!我们还有命,还能各守岗位的去忍苦抗敌,这就值得共进一杯酒了!抗战前,我在山东大学也教过书。这次,在华西坝,无意中也遇到几位山大的老友,“惊喜欲狂”一点也不是过火的形容。一个人的生命,我以为,是一半儿活在朋友中的。假若这句话没有什么错误,我便不能不“因人及地”地喜爱成都了。啊,这里还有几十位文艺界的友人呢!与我的年纪差不多的,如郭子杰,叶圣陶,陈翔鹤,诸先生,握手的时节,不知为何,不由得就彼此先看看头发——都有不少根白的了,比我年纪轻一点的呢,虽然头发不露痕迹,可是也显着削瘦,霜鬓瘦脸本是应该引起悲愁的事,但是,为了抗战而受苦,为了气节而不肯折腰,瘦弱衰老不是很自然的结果么?这真是悲喜俱来,另有一番滋味了!
(三)我爱成都,因为它有手有口。先说手,我不爱古玩,第一因为不懂,第二因为没有钱。我不爱洋玩艺儿,第一因为它们洋气十足,第二因为没有美金。虽不爱古玩与洋东西,但是我喜爱现代的手造的相当美好的小东西。假若我们今天还能制造一些美好的物件,便是表示了我们民族的爱美性与创造力仍然存在,并不逊于古人。中华民族在雕刻,图画,建筑,制铜,造瓷……上都有特殊的天才。这种天才在造几张纸,制两块墨砚,打一张桌子,漆一两个小盒上都随时地表现出来。美的心灵使他们的手巧。我们不应随便丢失了这颗心。因此,我爱现代的手造的美好的东西。北平有许多这样的好东西,如地毯,琺瑍,玩具……但是北平还没有成都这样多。成都还存着我们民族的巧手。我绝对不是反对机械,而只是说,我们在大的工业上必须采取西洋方法,在小工业上则须保存我们的手。谁知道这二者有无调谐的可能呢?不过,我想,人类文化的明日,恐怕不是家家造大炮,户户有坦克车,而是要以真理代替武力,以善美代替横暴。果然如此,我们便应想一想是否该把我们的心灵也机械化了吧?次说口:成都人多数健谈。文化高的地方都如此,因为“有”话可讲。但是,这且不在话下。
这次,我听到了川剧,洋琴,与竹琴。川剧的复杂与细腻,在重庆时我已领略了一点。到成都,我才听到真好的川剧。很佩服贾佩之,萧楷成,周企何诸先生的口。我的耳朵不十分笨,连昆曲——听过几次之后——都能哼出一句半句来。可是,已经听过许多次川剧,我依然一句也哼不出。它太复杂,在牌子上,在音域上,恐怕它比任何中国的歌剧都复杂得好多。我希望能用心地去学几句。假若我能哼上几句川剧来,我想,大概就可以不怕学不会任何别的歌唱了。竹琴本很简单,但在贾树三的口中,它变成极难唱的东西。他不轻易放过一个字去,他用气控制着情,他用“抑”逼出“放”,他由细嗓转到粗嗓而没有痕迹。我很希望成都的口,也和它的手一样,能保存下来。我们不应拒绝新的音乐,可也不应把旧的扫灭。恐怕新旧相通,才能产生新的而又是民族的东西来吧。
还有许多话要说,但是很怕越说越没有道理,前边所说的那一点恐怕已经是糊涂话啊!且就这机会谢谢侯宝璋先生给我在他的客室里安了行军床,吴先忧先生领我去看戏与洋琴,文协分会会员的招待,与朋友们的赏酒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