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学的测量基础

任何一个领域的科学方法都是有共性的，首要是通过对研究对象的测量获得被研究对象的精确信息，即测量基础问题。在这方面，传统的历史学是相对比较成熟的，这就是历史考古和发掘等工作。历史学的测量基础已经有相当成熟的、可还原为物理学的方法。常见的有碳14测年法、铀铅测年法、铀系测年法、树木年轮测年法，另外还有考古地磁、地层沉积磁性、热释光等测年方法。另外质谱仪、显微镜、X光镜等通用的测量工具也都可用于对历史考古资料进行测量。通过卫星、飞机、热气球、无人机等进行遥感考古，DNA考古等都对考古技术带来巨大影响。GIS（地理信息系统）、4G网络等技术也对考古信息化和效率提升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很多考古资料的获取，的确是按照一定的历史理论有意识选择目标区域进行搜索的结果，但也有很多是意外之喜。即使按一定理论的有目的考古行为，也未必一定有收获。由于考古等历史学测量基础不是实验方法，它必然会有不同程度的偶然性，甚至是有很大运气成分。有很多是城市建设施工、挖矿、种地时深翻土地、搞水利工程等过程中意外挖出来的。例如成都金沙遗址就是城市建设施工过程中意外挖出。促使南非古人类学家R.达特教授提出人类非洲起源说的南方古猿头盖骨化石，是南非约翰内斯堡附近的石灰岩矿施工过程中挖出来的。但肯尼亚著名古人类学家利基发掘出的大量古人类化石一般都是根据理论“有意为之”。有些发现是在有意无意之间，2009年，业余文保爱好者袁成兵在青碓遗址听专家讲解时，学会并记住了如何辨别“夹炭红衣陶”。2011年4月，原种满茶树的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湖镇镇马报桥村大路邵自然村的荷花山一带正计划种植中草药，当推土机刚翻出新土时，袁成兵辨认出了“夹炭红衣陶”。他马上打电话给龙游县文化旅游局副局长黄国平，黄又致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2011年9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长期从事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的蒋乐平开始主持发掘荷花山遗址，一个9000年前人类最早期的稻作遗址就此系统地出土面世。2013年9月13到15日，“龙游荷花山遗址暨钱塘江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中国考古界权威专家确认了这一发现。类似的事例在考古界并不鲜见。2009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期间，龙游县寺后村的吴正章将珍藏了40年的石镞，通过龙游县文化旅游局副局长黄国平，捐献给了龙游县博物馆，由此发现青碓遗址。袁成兵就是由此接触了新石器的文物知识。文物普查就是充分利用业余人员极大增加发现考古文物资料机遇的重要方法。

最先发掘出考古资料的历史学家往往拥有了解释相应历史的优先权，因为即使对发掘过程进行了详细科学的测量记录，很可能不在记录范围的发掘过程、周边泥土、其他环境等数据也会成为影响相应历史解释的证据。这些数据不可避免地全都存在于最初发掘者的头脑中，其他人难免信息不完整。做这方面工作的属于职业的历史学者。大量自然科学领域则情况与此稍有不同，例如，在物理学领域，很多理论物理学家并没有去从事实验和测量工作，而从事实验和测量工作的物理学家也未必就按自己的实验结果去建立相应的理论，两者有一定程度的分离，虽然也有很多物理学家是理论与实验都擅长的，如居里夫人等。 VtvdBeEnuTK1bThV0TeZsDxamuvhVwQGBg1KCzdKTMQbJ4ZihS/DCOrF5d4excN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