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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古希腊文明在科学文明历史上的地位是如此重要，因此是值得详细谈一下她的基本特征的，这就是古希腊人对实用知识和感官作用的极端蔑视，它们在发展数学和逻辑学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如果比较一下古希腊人和古代中国人对待知识的观念就会发现，他们都极力地推崇知识。这两种对知识的推崇既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也有很大的不同。
孔子说：“学而优则仕。”孔子以为有学识是高贵的，应当成为社会中的统治者，并且他的学说从根本上讲，就是为那些在社会中能够成为统治者，或成为辅助统治者的人而创立的。古希腊人也有类似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认为“哲人应该施为，不应该被施为，他不应听从他人，智慧较少的人应该听从他”，这与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如出一辙。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乌托邦里，只有哲学家才应成为统治者，或者是统治者都具有哲学的精神和力量。
但是在中国，对于知识的推崇最终与政治完全结合在了一起，治学成为升官的途径，相应的学问也都是关于政治和伦理道德的。而古希腊人对于知识的推崇却最终脱离了一切世俗，包括政治，变成了纯粹的“为学术而学术”。
在古希腊，对知识的追求虽然脱离了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宗教色彩，但是却保留了他们把几何知识作为一种高贵知识的地位，同时也脱离了在此之前与农业文明有关的实用化特征。这种对知识的追求被认为一种高贵人做的事情，任何与体力劳动有关的事都是只宜由奴隶来干的“下贱”活动。据记载，柏拉图曾非常严厉地谴责那些企图用个别经验来检验纯力学定理或纯数学定理的人。古罗马的历史学家普鲁塔克在其所著的《玛塞勒斯传》中说：“柏拉图非常愤怒地痛骂他们，因为他们使几何学从形而上的、理性的东西，降为形而下的、感性的东西，从而败坏了和玷污了几何学的高贵性。”欧几里德对于几何学的实用价值是持鄙视态度的。据说，曾有一个学生听了欧几里德的几何论证之后询问几何学有何用途，人们能够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于是欧几里德叫进来一个奴隶说：“给这个人三个阿宝尔（古希腊货币），因为他一定要从他所学的东西里得到好处。”
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描述了一个最早期的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的故事。人们指责他的贫困，认为这就说明了哲学是无用的。据这个故事说，他由于精通天象，所以还在冬天的时候就知道来年的橄榄要有一场大丰收；于是，他以他所有的一点钱作为租用丘斯和米利都的全部橄榄榨油器的押金，由于当时没有人跟他争价，他的租价是很低的。到了收获的时节，突然间需要很多榨油器，他就恣意抬高价钱，于是赚了一大笔钱；这样他就向世界证明了只要哲学家们愿意，就会很容易发财致富，但是他们的雄心却是属于另外的一种。
追求这种“另外一种的雄心”在古希腊智者中间是非常普遍的，并不只是少数人才有，包括发明了很多实用机械的阿基米德，也常为自己迫不得已做出的这些杰出的创造而感到耻辱。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还说道，“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这个可由事实为之证明：这类学术研究的开始，都是在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
因而，古希腊人并不是推崇一切知识，而只是推崇那种能够显示其高贵或高尚的所谓“智慧”，它是追求事物原因的、理论的知识。德谟克利特甚至说过：找到一个原因的解释，胜过当波斯王。这种推崇不仅有深重的社会背景和意识形态的背景，以至于人类本性的弱点，甚至也有理性上的理由。亚里士多德以为：“有经验的人较之只有些感官的人更富于智慧，技术家又较之经验家，大匠师又较之工匠为富于智慧，而理论部门的知识比之生产部门更应是较高的智慧。这样，明显地，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即使有经验的人比有理论的人更成功，但有理论的人还是比有经验的人更聪明，因为他们懂得原因。“智慧由普遍认识产生，不从个别认识得来”，又，“我们不以官能的感觉为智慧；当然这些给我们以个别事物的最重要的认识。但官感总不能告诉我们任何事物所以然之故”。另一方面，“谁能懂得众人所难知的事物，我们也称他有智慧（感觉既人人所同有而易得，这就不算智慧）”。
类似地，在柏拉图那里把认识区分为“知识”和“意见”。“意见”是属于感官所接触的世界，而“知识”则是属于超感觉的永恒的世界，只有后者才是哲学家应该感兴趣的对象。柏拉图甚至以为没有任何一种配称为“知识”的东西是从感官得来的，唯一真实的知识必须是有关于概念的。他是这样来论证这一观点的：“我们是通过眼和耳来知觉，而不是用眼和耳在知觉……我们有些知识是并不与任何感觉器官相联系的。例如我们可以知道声音和颜色是不一样的，尽管并没有任何一种感觉器官可以知觉这两者。并没有任何特殊的器官可以知觉‘一般的存在与不存在、相似与不相似、同一与不同一以及一与多’。同理也适用于荣誉与不荣誉、好与坏。‘心灵通过它自身的功能而思考某些事物，但是其余的事物则需通过身体的官能’。我们通过触觉而知觉到硬与软，但是判断它们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对立的则是心灵。唯有心灵才能够达到存在；但如果我们不能够达到存在，我们就不能达到真理。因此我们就不能单单通过感官而认识事物，因为单单通过感官我们并不能知道事物是否存在。所以知识就在于思索而不存于印象，并且知觉也就不是知识；因为知觉‘既然完全不能认识存在，所以它对于认识真理就是没有份的’。”
柏拉图还用他苦心构思的有名的洞穴比喻来说明，常人的感官所感觉到的只是洞穴里的囚犯背后的火光投射到墙上的虚幻的影子。
这种“知识”和“意见”的区分可上溯到巴门尼德那里。感觉经验的知识遭到轻视，感官本身很自然地也要遭到指责，巴门尼德在其《论自然》的诗里甚至认为感官是骗人的，并把大量可感觉的事物斥为单纯的幻觉。在这首主要表现其哲学观点的诗的导言里，他借指引求知的人面对真理王国的女神之口说道：“你应该探究一切事物，既需探究那坚贞之心的感人的真理，又须了解那内心中没有真知的、变幻无常的意见。但你必须保持你探究的思想使之远离意见的道路，不要让那外鹜甚多的习惯逼使你顺从这条道路，顺从那马虎的眼睛，和声音嘈杂的耳朵和舌头。你必须单用理性去考量我要对你宣示的多经证验的学说。光是欲望会使你迷失道路。”
对理想知识的推崇，推动了逻辑和数学的发展，数学和对感觉经验的贬低交织在一起也产生了理想世界存在的假设。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一书中指出：“数学是我们信仰永恒的与严格的真理的主要根源，也是信仰有一个超感的可知的世界的主要根源。几何学讨论严格的圆，但是没有一个可感觉的对象是严格的圆形的；无论我们多么小心谨慎地使用我们的圆规，总会有某些不完备和不规则的。这就提示了一种观点，即一切严格的推理只能应用于与可感觉的对象相对立的理想对象；很自然地可以进一步论证说，思想要比感官更高贵而思想的对象要比感官知觉的对象更真实……有一个只能显示于理智而不能显示于感官的永恒世界，全部的这一观念都是从毕达哥拉斯那里来的。”“大多数的科学从它们的一开始就是和某些错误的信仰形式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使它们具有一种虚幻的价值。天文学和占星学联系在一起，化学和炼丹术联系在一起。数学则结合了一种更精致的错误类型。数学的知识看来是可靠的、准确的，而且可以应用于真实的世界。此外，它还是由于纯粹的思维而获得的，并不需要观察。因此之故，人们就以为它提供了日常经验的知识所无能为力的理想。人们根据数学便设想思想是高于感官的，直觉是高于观察的。如果感官世界与数学世界不符，那么感官世界就更糟糕了。人们便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寻求更能接近于数学家的理想的方法，而结果所得的种种启示就成了形而上学与知识论中许多错误的根源。这种哲学形式也是从毕达哥拉斯开始的。”
把所有这些罪名都加在毕达哥拉斯头上，这的确不是毕达哥拉斯的耻辱，而是他的荣耀。直至今天数学仍然是科学的精髓，一门学科或理论数学化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它科学化程度的标志。数学的这种威力在其发展过程中又伴随了它自身存在的观念。
毕达哥拉斯学派对于数学的发展起到过很大的作用。这一学派最伟大的发现就是关于直角三角形的命题。但问题是，毕达哥拉斯不仅把数看作事物的量度，而且把它看作事物的原因，乃至于事物的本源。他著名的哲学命题就是“万物都是数”。不过，在这里毕达哥拉斯还没有明确划分出两个世界来。他是把世界本身就看作抽象的“数”所决定的存在。但到了柏拉图那里这种区分就已经是一套完整的著名的理念理论了。理念论是毕达哥拉斯抽象存在的观念与巴门尼德“知识”和“意见”相分离结合在一起的产物。柏拉图认为有两个世界：一个感官接触的现实世界和一个绝对完美的理念世界。理念的世界是比现实世界更高的存在，而现实世界的事物只是理念世界中其对应理念的不精确的、粗糙的模仿。如许多个别的猫只是分享了理念世界中的唯一一个理想的“猫”的性质而多少又有些不同，它们只是理念的猫的摹本。理念的猫是实在的，人们对它可以有“知识”。但各个个别的猫却是虚幻的，人们对它们就只能有“意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