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炮轰开了大门

实践证明，根据中国礼俗做出适度变通，结交权贵，为传播西学知识和宗教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在罗马教会内部，对在华传教士的做法一直存在争议。1704年，罗马教皇接受了反对派的意见，派遣铎罗为特使，到中国传达教皇命令。其要点有三：“不准以天或上帝称天主、不准在礼拜堂内悬挂带有‘敬天’字样的匾额、禁止基督教徒祭祖祀孔。”

这引起了康熙的反感和愤怒，他逮捕了铎罗，把他押送到澳门。

1715年，教皇重申禁令，并于1720年派遣特使赴华，再次传达教皇命令。在华的传教士不得不服从，由此导致罗马教廷与清廷关系彻底破裂。

1721年，康熙最终批示：“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雍正未曾登基时就对天主教持警惕态度，即位后更实行禁教政策。1724年1月，雍正召见耶稣会士，对他们作了近一刻钟的训话：“你们哄得了朕的父皇，哄不了朕。你们要让所有的中国人都皈依基督教，这是你们教会要求的，朕了解这一点。有一段时间，父皇糊涂了，他只听了你们的话，其他人的话都听不进了。朕当时心里很明白，现在可以无所顾虑了。”

此年雍正颁布禁教令，除少数在钦天监和内廷供职的西方传教士外，其他传教士一律迁往澳门，并关闭在华教堂。雍正颁布禁教令之后，仍然有一些传教士在地下进行活动。一份传教士报告记载，江苏崇明岛的传教士，“他们往往在深夜，坐在紧闭着的轿子或者船舱里，不让任何人看见，冒险外出。他们来到教友的房子里，聚集附近的教友，在半夜举行各种教会活动”。

雍正颁布的禁教令针对的是各省民众，对于京城内的西方传教士和旗人信教问题，并没有明文规定。1736年4月，乾隆批准了礼部决议，劝告京城内加入天主教的中国人退教，否则将处以重刑。不想备受乾隆宠幸的意大利画师郎世宁向乾隆哭诉，请求放宽教禁。乾隆对画艺超群的郎世宁本就恩宠有加，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和颜悦色加以安慰。乾隆解释，此次禁教只针对在京旗人，不针对在京汉人。这样，传教士得以在京师保留了一块传教基地，向汉人传教，而在外省的传教则处于地下状态。

1746年，清廷镇压蔓延多省的白莲教起义，在地下活动的传教士也受到株连。此年七月，在福建福安秘密传教的西班牙传教士被人告发，抓送到福州。在随后的搜捕行动中，福安查出教徒两千六百余户。 从教徒家中搜出了一箱骨灰，福建巡抚周学健荒诞地认为这是春药，被传教士用来诱奸良家妇女。

按照以往惯例，对这些被查出的西方传教士，清廷一概将之遣送到澳门了事。但这一次周学健上奏，请求严惩传教士白多禄等人。乾隆认为这些西方人是“化外人”“不通国法”，应当法外开恩，从宽处理。周学健坚持认为，传教士对中国危害甚巨，必须严惩。周学健列举了信徒们被擒后的坚定态度，“坚意信从，矢死不回，死生不顾，甘蹈汤火” ，认为如果不严惩传教士，将会有更多视死如归的信徒。乾隆被他说动，遂将五名传教士处死，这是第一次处死西方传教士的案件。

1747年，苏州地方上也查出两名西方传教士，江苏官方本准备从轻处理。此时周学健恰好路过苏州，就以自己处理传教士的经验，怂恿江苏官方重办，最后将两名传教士秘密处死。至于周学健本人， 1748年被查实受贿，乾隆下旨赐其自尽。

1757年，乾隆下令严行海禁，进一步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将对西方的四口通商改为广州一口通商。 此后，传教士进入中国更加困难，但仍有传教士秘密进入中国内地传教。

1784年，在中国教徒掩护下，耶稣会传教士分批进入中国内地。其中第四批意大利传教士准备前往陕西，行至湖北襄阳时被查获。对此乾隆大为震惊，因为这些传教士“面貌异样，不难认识，为何行至襄阳始行查获？”遂下令严查。结果让人惊讶，在全国各省查出西方传教士十几人及护送他们的几百名教徒，甚至还查出在中国内地潜伏了二十多年的传教士。

事后乾隆极为震怒，将教徒骨干发配到新疆为奴，并追究广东各地官员，因为他们的失职使西方人得以潜入中国。在京的西方传教士向乾隆说情，但无效果。1785年，法国遣使会派罗尼阁来京。罗尼阁精通天文历算，受到乾隆赏识，被授钦天监监副职务。罗尼阁乘机为被囚禁的传教士说情，乾隆遂下令将关在狱中的十八名西方传教士释放，但已有六人在狱中死去。

此后的嘉庆、道光皇帝，继续厉行海禁，严惩传教士，将天朝的大门牢牢闭上。虽然清王朝关闭了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门，沉溺于天朝大国的美梦之中，但西方人却从未停止过进入中国大门的努力。随着近代西方的兴起，这种努力背后的精神，也从往日单纯的宗教热忱，变为随工业革命而产生的对商品市场的无限渴望。支持这种渴望的力量，已不再是往日传教士手中的经书，而是由一国所支持的、经工业革命所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

18世纪末，英国派遣使团访华，想通过和平方式打开与中国通商的大门，但未获成功。1792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率团访华，名义上是为乾隆贺寿，实际上是想借此打开中国市场。为了吸引中国人的注意力，马戛尔尼使团携带了大批代表工业革命后世界最高科技水平的礼品，如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装备了大炮的战舰模型，各种先进的火炮、步枪和手枪，最新发明的蒸汽机、棉纺机和织布机等。

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到达中国，并赴热河拜见乾隆皇帝。马戛尔尼提出了通商的要求，要求清政府允许英国商人到舟山、宁波、天津等地贸易，允许英国商人派人驻北京照管商务，在舟山附近割让一小岛，给英商贮货与居住等。清政府拒绝了这些要求，指出这些要求不合“定例”。马戛尔尼来华主要的目的是通商，并没有向乾隆帝提出传教问题。但乾隆在接见使团时却特别指出：“今尔国使臣之意，欲任夷人传教，尤属不可。”

清廷的闭关政策，对西方各国而言，是闭塞了通商的大门；对文化而言，是闭塞了交流的大门；对传教士而言，是阻碍了他们传教的神圣事业。而中国广袤的土地、无数的人口，对传教士而言是一个无限的市场。被关在大门外的传教士们发出叫嚣：“只有战争才能开放中国给基督！”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用利炮轰开了天朝的大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清政府严厉的禁教政策也开始被消融。传教士兴奋地呐喊：“我们沉默到了今天，现在可以到中国城市大街上大喊大叫了。” qCulY8esW6SqXC8/vI0bLtcN/7TX0eaVTaOFh5npQXhzEWy/zdFF2T4KndgTCh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