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贞观之治”的时代,基督教就已传入中国。这时来到中国的是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经过波斯传到中国,被称为“景教”。景教在华影响极小,至唐代中后期,受唐武宗灭佛之影响而从中国消失。这是基督教进入中国的第一次努力。
到了元代,天主教经陆路复传入中国,被称为“也里可温教”,元皇室成员多有信奉。虽然在统治阶层中天主教获得了发展,但在社会底层却传播缓慢,汉族皈依者极少。随着元帝国覆灭,也里可温教在中国本土基本消亡,基督教进入中国的第二次努力失败。此时奥斯曼帝国兴起于西亚,又将东西方陆路交通阻隔,基督教与东方世界的交流遂被割断。
16世纪,当葡萄牙、西班牙开辟了欧亚之间的海上交通后,他们急切地来到了东方,寻求贸易的机会。1517年,葡萄牙使团抵达中国广州,但它被明王朝视为蛮夷,拒绝接见。此后使团一直在广州滞留,等待并寻求突破的机会。1520年,葡萄牙使团费尽周折,辗转经南京赴北京,多次求见正德帝不得。爱胡闹的正德死后,葡萄牙使团被赶回国,广州城门悬挂上了“永不许胡须大眼夷人入境”的告示。
16 世纪也是基督教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由马丁·路德创立的新教,对腐朽的教廷和保守的教义发起了挑战,很快就在欧洲各国传播开来。面对新教的挑战,天主教会不得不实行内部变革,以改造教会,保住并扩张天主教的势力范围。
创立于1534年的耶稣会,是天主教对外扩张的主要力量。军事化的耶稣会除了以武力传教外,还创办学校,培养博学的传教士,以知识作为扩大影响的手段。耶稣会派遣传教士前往南美洲、非洲和亚洲,奠定了今天一些国家的信仰基础。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中国,吸引了众多被宗教情绪所主宰的传教士前来开拓。
传教士经由海路来到中国,开始了对华传教的第三次努力。1552 年12月,耶稣会第一个赴华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病死在中国南海一个叫“上川”的小岛上。沙勿略死后三十年,他的继承者以坚定的毅力,试图打开中国的大门。
此时的中国,在地域上,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在时空上,经历了千年的磨砺而有了成熟体系。外来文化要想在中国站住脚并扩大影响,是极不容易的。初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企图将天主教原封不动传入中国的努力遭到挫败,这种局面直到利玛窦方有所突破。
1582年,三十岁的利玛窦来华。他吸取前人传教失败的教训,针对中国社会现实,采取了系列变通方法。利玛窦认识到,要想在中国传教,就必须走上层路线,争取官僚士大夫的支持。来到中国后,利玛窦竭力结交各级官吏,向他们赠送自鸣钟、万花筒等西方珍奇物品,并按中国的方式与士大夫们交往。在广东肇庆,利玛窦拜见知府时,按中国习俗行跪拜礼,声称他们是“侍奉天地真主的修士,仰慕中国政治昌明,由西洋航海而来”。利玛窦还认识到,只有尊重祀天、祭祖、尊孔等中国传统习俗,才能打开传教的局面。因此,利玛窦允许入教的中国人继续供奉祖先牌位。
为真正融入中国社会,利玛窦等传教士取中国姓名,改穿儒服,“习华言,易华服,读儒书,从儒教,以博中国人之信用”。宣教著作也引用儒家典籍,论证天主教的上帝与中国人的“天”同出一源。他们注重古代儒学,鄙薄当代儒学。这种做法不仅使中国知识分子感到基督教教义“多与孔孟相合”,易于引起共鸣,而且也使某些企图借复兴古代儒学来推动改革的知识分子对基督教抱有好感。
针对当时中国官吏的贪婪,对西方器物的好奇,利玛窦用各种西方玩意儿获得官员们的好感。万历皇帝也钟爱于西洋玩意儿,为此特意准许利玛窦进京。1601年1月24日,利玛窦到达北京,次日就将包括两座自鸣钟、西洋琴在内的三十多件物品进贡到宫中。
万历皇帝对自鸣钟爱若性命,但到了第八天,自鸣钟突然不走了。万历以为自鸣钟坏掉了,急得冒汗,将利玛窦召进宫诊断。利玛窦进宫后给钟重新上了弦,并教太监如何保养。后来万历又特意许可利玛窦每季度进宫检查自鸣钟一次,并传达口谕:“他们可以放心住在京城里,皇帝不愿听有关让他们回到南方和本国的话!” 这样,西方传教士得以在北京安顿下来。
明清鼎革后,传教士延续利玛窦等人的做法。一方面,在礼俗上继续做出变通;另一方面,则走宫廷路线,以天文、历法、数学、绘画、医学、机械等知识为中国皇帝服务。此举获得了成功,汤若望、南怀仁等耶稣会士获得清廷信任,被委以官职。
顺治帝将汤若望视作知己,称他为玛法(老爷爷),并许他随时入宫,不必拘礼,双方亲密“有如家人父子”。南怀仁则被请到宫中担任康熙的教师。康熙对他极为信任,据南怀仁记载:“我单独同皇上在一起,给他读书并加以介绍。他常常留我吃午饭,并从金盘中给我夹一些精美的肉。”
二人关系亲密,当康熙情绪不好时,只要一看到南怀仁,情绪就立刻扭转过来。汤若望死后,康熙赐以“通微教师”的尊号,南怀仁死后被赐以“勤敏”谥号。
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的努力,打开了中西交流的大门,使天主教在华得到了发展。1691年,康熙先后颁发谕旨,准许传教士来华传教,并解除了中国人不许信教的禁令。经过传教士的不懈努力,到十七世纪末,中国境内受洗天主教教徒约三十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