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Foreword

延续了数千年的中国农业社会，在19世纪遇到了西方工业社会的刺激与挑战。西方先进生产力带来的冲击，使李鸿章言道：“此三千年来之大变局也。”19世纪是西方工业列强输出资本、争夺市场的时代，世界范围内的后起国家都被卷入这一浪潮之中。

就清廷而言，入关三百年后，虽经历各种挑战，但王朝家业，似乎仍然固若金汤。道光、咸丰年间，内有太平天国之崛起，外有英法之入侵，亦能化解危机。此后学习西方，操办洋务，遂有同治中兴。然中华帝国内心之坚守，传统之影响，却使洋务运动只能有皮毛，而未能长出血肉。

19世纪中叶的中国内外交困，外有西方列强入侵，内有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内外二重动因使清廷不得不睁眼看世界，开始了对西方工业社会的学习，并开启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步伐。到了晚清，有那么多人亦官亦商，致使经商活动已经变成仕途以外另一个受人尊敬的选择。

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到了晚清，呈现出诸多不同之处，而大清帝国却如同疲惫衰弱的老马，已无力前行，只有勉强支撑。在这个时代，整个帝国呈现出巨大的裂痕，无数的小事件，汇集之后，形成了巨大的合力，带来了晚清巨变，最终导致大清帝国的崩溃。

晚清中国，历经甲午战争的重创，光绪奋起而欲有所作为。奈何国内保守力量强大，虽为九五之尊，也寸步难行，最终被囚禁瀛台，而老大帝国，仍一如既往。三千年传统之文化，老大帝国之坚守，要破除旧习，维新图强，靠内部力量，常不足为之。而必有新力量之勃然而起，斩断旧日势力，摆脱一切羁绊，方能奋发往前。

自西方列强出现于东方，传教士群体涌入，成为大门内的陌生人。传教士在华，既推动了中国文化、医学、教育等事业的发展，也与恪守故旧的势力冲突，于是教案不断。到庚子年间，无数教案导致的积怨，轰然迸发。于是万千平民，高举排洋旗帜，出入京畿，举国若狂。民众运动的兴起，若无政治力量背后支持，则不足为患。庚子年义和团之勃兴，实源于内部争斗。此年，保守派借拥戴大阿哥溥儁之名，结成一党，势力深厚，虽慈禧亦不能制之。保守派仇视西洋，遂借义和团之力量，欲内除光绪，外拒西方各国。奈何时代业已巨变，在历史巨轮前，保守势力不啻为螳臂当车。

庚子年巨变之后，清廷发现，不变则亡，于是出台了一系列的新政措施，以求实现富强，挽救大清王朝覆灭的命运。可晚清中国社会，在整体上仍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是漫长而艰巨的。历史没有留出太多的时间去完成这场过渡，在历经多年的努力而未能达成求强求富的目标后，解决中国问题的焦点转到了改造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上。

当1905年慈禧太后命五大臣出国考察时，“激进的汉人民族主义者认识到，该考察团的使命有利于巩固清朝，这令汉人民族主义者沮丧，其中的一些人采取恐怖手段，试图阻止这次变革的新举动。一个年轻的革命党学生想在火车离开北京时炸毁它，但失败了”。这次刺杀失败后，五大臣继续出国考察，回国后建议模仿日本施行新政。1906年，慈禧太后下令预备立宪，改革行政机构，重设六部，召开国会，并推动县以下的行政改革。但是这些举动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已经远远不够了。各方势力奋力裱糊的清王朝已经彻底无法挽救。

清王朝1911年崩溃，人们称终结满人统治为革命。革命者经历了一次次的努力，最终推翻清政府之后，却未建立起他们所追求的理想社会。中国底层社会在绝大多数地区，仍然保持原样而未有丝毫改变，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村地区还保持着刀耕火种式的模式。辛亥革命之后虽然建立了共和政体，但这个政体与以往王朝的唯一区别，就在于它披挂上了现代共和的外衣。没有通过生产力发展所推动的社会底层结构的改变，只是追求单纯的上层建筑的变革，就不可能真正完成中国社会转型的任务。

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到庚子巨变到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经历了由经济层面到政治层面的变革，但都未能完成社会转型。先进的知识分子随后发起了五四运动，希望通过思想层面的变革来彻底重造国人之精神，但社会底层结构的改变仍被忽视。历史的当局者往往忽视了中国社会的特征。费正清回忆，他的老师蒋廷黻曾说：“现代中国人对西方外在事务了解得明白，而对本国内地的情形反倒瞠目茫然。”

在以后的时代发展中，凡能注重于从中国底层社会着手者，虽是星星之火，却可掀起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