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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的废墟

2003年2月 西班牙,巴塞罗那

在从巴黎开往巴塞罗那的长途汽车上,我花了六个多小时写完关于巴黎的游记。时间化成文字,文字铺展成厚厚一沓儿稿纸。坐在旁边的西班牙老头不时冲我点头微笑,虽然他完全看不懂我写的是什么,但是却一定看得出我在写很好玩的事情,因为他看我写着写着就会自顾自笑起来。后来我主动找老头儿学西班牙语,也不贪多,学会四句话就已足够:你好,谢谢,对不起,再见。

当我用生涩的西班牙语跟老头说再见的时候,刚早晨六点多。巴塞罗那还没睡醒,懒洋洋,黑糊糊,冷飕飕,接待着我这个异乡来客。

我要找的青年旅馆在市中心,得坐几站地铁。巴塞罗那地铁站给我的感觉并不好,没有人气,偌大的地铁站连一张广告海报都没有。眼前几个人影晃过,长相雷同,似曾相识,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这时又有一个所谓长相雷同的人钻进地铁,此人矮矮胖胖,软软的头发趴在头皮上,腮帮上的胡楂儿泛着青光,与脑海中的形象完全吻合。一拍脑门,桑丘是也。

出了地铁,晨光中的巴塞罗那让我方向感顿失,在三个当地人肯定的指引下,我拖着大包小包绕了半个小时又回到了刚刚上来的地铁口,再次看到那个熟悉的地铁站牌,饥寒交迫的我几乎晕倒。

找到青年旅馆,却被告知已经客满,需要等有人退房后才能安排房间。好在我在等待名单中排第一个。坐在公共休息室里看电视,一个日本女孩主动跟我打招呼。问一些从哪儿来、哪儿人、去哪儿之类的问题。疲惫的我不走大脑地应付着,答案也是简约得不能再简约:巴黎、中国、米兰。她又问我是不是第一次来巴塞罗那,我说是。于是她递给我一本装帧精美的小册子,封面上写着“巴塞罗那 —— 高迪的城市”。

在巴塞罗那的随后几天几乎成了寻访高迪的旅行。贴着“ Made by Gaudi ”标签的建筑物像一块块骨骼,支撑起整个巴塞罗那。

比如米拉公寓,外形像一个巨大蜂巢;奎尔公园,在雕塑中可以看到山川的起伏变化;当然还有圣家堂,高迪把对宗教的信仰化为对自然的皈依。

究竟是怎样一个高迪,有着怎样的大魄力,才能在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成为后世建筑界顶礼膜拜的“上帝”?

高迪出生在一个手工艺世家,上代和上上代都是铜匠。追溯更古远的祖先,甚至还能找到铁匠、木匠。遗传基因让高迪天生具有良好的空间结构能力和雕塑感觉。我甚至相信高迪作为雕塑家是先于他作为建筑师存在的,因为那些铁片、马赛克、毛石、镜面、甚至碎瓦残陶在高迪看来都可雕可塑。我还相信高迪同样是一个出色的音乐家,因为我听到那一块块砖瓦是凝固的音乐,那波浪的建筑曲线是流动的音乐,那绚烂的色彩是绽放的音乐,一切都是美的旋律。

圣家堂是高迪最伟大的作品。他把生命中最后 46 年都奉献在这里。 1926 6 7 日的黄昏,像往常一样,高迪完成当天的工作从圣家堂到市中心的圣菲利普教堂做礼拜。他漠然于繁华的街道,脑海中仍在构建圣家堂的壮丽 —— 这里应该用到什么结构,那里该用什么颜色,尖顶的线条是否太突兀……就在一刹那,一辆电车驶过,所有结构、颜色、线条都被封印在他的头脑中。

五天后,西班牙举行国葬, 72 年后,高迪被宗教界追封为圣人。巴塞罗那成为这起交通意外的最大受益者,高迪的若干建筑作品每年为这座城市带来超过五亿美元的旅游收入。但是悲剧毕竟是悲剧,他死了,圣家堂也死了 —— 人们相信真正的圣家堂只存在于高迪的头脑中。虽然直到今天它仍在被续建,每天还有大量游客在这里穿梭往来。但这只是一座活着的废墟,没有人可以将封印重启。

1926 年,就在高迪去世后不久,一个日本年轻建筑师到巴塞罗那考查地铁项目。当看到没有完工的圣家堂时,他惊呆了,我看到东北正面与西北面的半圆形墙面已经建好,但圆顶还没有完成,抬头可见灰蒙蒙的天空。鹰架被搭到了钟楼顶端,巨大石块上的浮雕环绕着钟楼。雨中,我怀着沉痛的心情离开了圣家堂。这个年轻的建筑师名叫今井建治,回到日本后仍久久无法忘记圣家堂带给他的巨大震撼,从此放弃了对地铁设计的研究,成了高迪的狂热追随者。

后来年轻人变成了老教授。老教授走上讲台,讲的仍是高迪,讲着讲着,老教授竟盈着泪,说不出话来。他那些自命不凡的学生们听不下去了,对教授由尊敬变成不屑,一辈子跟在别人后边,能有什么出息?有个学生偷偷溜出教室,买了张机票,来到巴塞罗那,要看看高迪到底有什么了不起。这个学生叫石山修武,当他看到未完工的圣家堂时,感受到的震惊并不比老师少多少。他把圣家堂阐释为被现代主义封印了的神话世界,神话世界通过废墟与现代连接,而圣家堂就是这样一座活着的废墟。日本人讲话总是这么悬乎。

时间一晃到了 21 世纪。当我站到圣家堂前,生不出只有建筑师才有的心灵感应。但是, 80 多年前的今井健治先生, 40 多年前的石山修武先生,和今天的我看到的竟是同样的景象 —— 巨大的鹰驾,吊臂。这种相同空间不同时间的巧合却让我无法不感到迷失,前世,今生,时间仿佛在这里停滞。这是只有废墟才具有的伟力。这让我相信说话悬乎的日本人有一点说对了,即圣家堂是一座活着的废墟。

既然活着,那就总有完工的一天。我甚至可以想象,这座规模上仅次于意大利圣保罗大教堂的世界第二大教堂一旦完工,它将会凌驾于世间一切。第一场礼拜仪式定将响彻云霄,还有那可容纳 2200 人的唱诗席, 1500 个成人, 700 个小孩,还有七架管风琴伴奏……我甚至已经等不及,只不过前路漫漫,这一切还都遥不可期。

我觉得游记的写法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写自己的故事,就像本文前半段,交代时间、地点、人物,吃了什么,干了什么。这种游记应该在旅途中完成,除非你有超强的记忆力,否则许多细节很快就会模糊。另一种游记是写别人的故事,就像本文的后半段,当然别人的故事还可以演变成艺术的故事,文化的故事,历史的故事。

对于自己的故事,我通常会在从 A 城到 B 城的交通工具上把在 A 城发生的故事写出来。对于别人的故事,则需要旅行回来翻阅大量资料后才能写出来,其实这也延伸了我的旅行。而且我发现自己非常享受这种查资料写游记再反复修改的过程,我在每篇游记中投入的热情要远远大于写任何一篇经济学论文。有时为了查找一个典故的出处会耗费掉一下午时间。

但无论在车上写还是回来写,其实都是在事后去写。我从来不会在旅行过程中掏出一个小本子记录。旅行者的认真不在于记录枯燥无聊的数字和年代,而在于相识相知的那份感动。

在这本书中我会写到许多人的故事。他们或者是伟大的艺术家,或者只是心怀梦想的小人物。我写他们的探索、他们的思考、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一辈子可能只做了一件事情,但是做得轰轰烈烈。在他们的身上,我看到理想主义者散发出的耀眼光芒,那光芒也将我前方的路途照亮。

在这里还想说一下如何打通自助旅行的语言关,对此我有三点经验:首先英语一定要好,因为这是唯一通行世界的语言。许多国家在机场、车站、酒店等外国游客云集的地方除了标明本国语言之外,还会用英语作出注释。另外还要有变通能力,就是通过肢体语言来猜测各种夹杂着浓重地方口音的英语。不过一般来说,跟他们打交道无非就是问路、住宿,只要能把事情办妥,能不能每句都听懂倒也问题不大。另外许多人觉得法国人傲慢,不喜欢讲英语,无法沟通。我有个窍门,就是你先用几句最简单的法语和他搭上话,然后再用英语继续交流,那他就会很乐意帮你忙了,反正我百试不爽。

不过英语纯熟只是基本条件,要想玩得更好,更舒服,最好再浅尝辄止地学几句当地语言。那浅到什么程度呢?我觉得每种语言只要能听明白说出口四句话就足够。这四句话是:你好,谢谢,对不起,再见。可千万别小看这简单的四句话,它们占了我们日常生活对话量的一半。

当你问路时,如果首先用对方的语言说一句你好,人家就会觉得亲切,愿意停下来耐心指引;当别人帮你的时候,说一句谢谢,人家就会很高兴;当你不小心妨碍了别人时,说一句对不起,误会就会迎刃而解。当你办完事跟人家道别时,如果大声地说声再见,也一定会在对方心中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

那怎么学,去哪里学呢?其实根本不用提前很久学习,只要在去那个国家的交通工具上,比如火车、汽车、飞机。脸皮厚一点儿,主动向坐在你身边的人请教,他们多半会乐意帮助你。因为对于你来说,通过向当地人学习,可以学到比较纯正的语言;对于人家来说,也可以通过帮助一个外国人了解本国语言来打发无聊的乘车时间。一举两得,何乐不为?

如果把英语比做基本武器,把浅尝辄止地突击学习其他语言比做秘密武器,那自助旅行者的终极武器就是微笑了。千万别小看一张笑脸,它可以让人们从陌生到熟悉,从而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即使两个人完全听不懂对方的语言,但只要看到对方的笑脸,两个人就会同时想,嗯,他应该能帮上我。好,我乐意帮助他。所以出门在外,如果你的脸上一直挂着真诚的微笑,旅行一定会畅通无阻。后来我在希腊认识了一个韩国朋友,这哥们儿已经一个人走遍了整个欧洲。但让我吃惊的是他竟然一句英语都不会讲,当然更不用说其他语言了。我想他已经掌握了我所谓的终极武器,因为我看到他的脸上始终洋溢着微笑。 kTXXvl/xmNDQ1fYQ920WC0BJwMQG+qzbL4GbvTxyRwuMGOZOCHnLz1fAU4sBRYj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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