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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涵 [8]
公共危机管理就本质而言，是一种非程序化决策，这类决策极为复杂和困难，往往关系到组织的安危。Green认为公共危机管理的一个特征是事态已经发展到无法控制的程度，一旦公共危机发生，时间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减少损失是主要的任务。公共危机管理的任务是尽可能控制事态，在公共危机发生中把损失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在事态失控后要重新控制住。Mitroff和Pearson认为：收集、分析和传播信息是公共危机管理者的直接任务，公共危机发生之初，管理者应“甄别事实、深度分析、控制损失、加强沟通” [9] 。这些传统公共危机管理强调对公共危机反应进行管理，而不重视公共危机的前因后果，在此之后，一些学者提出公共危机管理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持续动态的管理过程，是“对公共危机事前、事中、事后所有方面的管理”，有效公共危机管理应做到：转移和缩减公共危机的来源、范围和影响，提高公共危机初始管理的地位，改进公共危机的反应管理，完善修复管理以便迅速有效减少公共危机损害，重视公共危机事后的总结与学习。 [10] [11] [12] 比如，一些美国学者提出公共危机管理主要是对法律的一种执行和反应，“采取措施发现、获取和规划如何使用必要的资源，以预防和（或者）消除一种威胁或恐怖主义行动” [13] 。我国学者认为公共危机管理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持续动态的管理过程，针对潜在的或者当前的公共危机，在公共危机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一系列的控制行动，以期有效地预防、处理和消除公共危机。
（2）国外研究现状
危机管理是由美国学者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产生于经济管理、公共事务管理、政治学和外交决策理论等多个学科，古巴导弹危机的爆发使美苏两国意识到两国之间爆发“核对抗”的危险，意识到核战争将威胁到整个人类社会安全，危机管理理论就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60-70年代以后，出现企业危机管理、政府行政危机管理、国际重大危机事件管理方面的著作。70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给高速增长的日本经济以沉重的打击，从而唤起了日本政界和学者们对于危机管理理论的高度重视，危机管理理论的研究也从政治领域扩展到了经济领域。80年代开始将危机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主题进行研究，“911”事件后，政府危机管理成为研究重点。目前，世界各国政府和组织都十分重视危机管理的研究，对危机的研究也从单个危机事件的分析，逐渐到横向、纵向的比较研究、综合研究，危机管理开始逐渐走向成熟。国外学者对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起始阶段。目前见之于文献中最早的有关公共危机管理方面的专著是巴肯（A.Buchan）的《危机管理：新的外交》，它涉及到的主要是外交问题。
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末，是初步探索阶段，也是危机管理研究的高潮阶段，出现很多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a）在国际关系方面。主要探讨国际结构、国际体的变迁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作用以及对国际危机的产生的作用，代表人物查尔斯·赫尔曼（Charl F.Hermann）在其作品《国际危机》中，运用了行为科学的方法研究“国际危机（International Crises）”问题 [14] 。同时有一些政治学领域的研究也与危机管理相关，如研究科层制组织结构中决策系统缺少内部完善机制和适应能力 [15] 。（b）在决策方面。主要是把危机管理理论看成是决策论的一个分支。代表人物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T. Allison）在其作品《决策的实质》中探讨了危机与决策的关系和决策的模式 [16] 。（c）在包括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的灾难研究方面。重点关注集体紧张局势的形成和管理，代表人物拉塞尔·罗弗·戴恩斯（Rusell RoweDynes）完成作品《灾难中的组织行为》 [17] 。（d）在政治冲突方面。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以此为对象，比较研究各种政治体制，代表作品有特德罗伯特·格尔（TedRobert Gurr）的《人们为什么叛乱》 [18] 、《政治冲突手册：理论与研究》 [19] 和刘易斯·艾尔弗雷德·科泽尔（Lewis Alfred Coser）的《社会冲突的功能》 [20] 。（e）在公共管理方面。从行政管理和公共关系角度，探讨政府和决策者的危机管理方法，出版了涉及政府、能源、外交等领域的大批著作，如1981年美国出版了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的报告《未来战略：预测明天的危机》，对有关能源政策和经济稳定、社会稳定、环境保护政策和政府的危机管理等问题进行研究。（f）在危机的应对方面。有一些著作开始了危机应对对策问题的研究。例如，史蒂文·芬克（Steven Fink）探讨了如何预防危机，如何隔离危机和如何管理危机的方法，建立了危机管理分析的较为系统的框架 [21] 。（g）在组织结构方面。罗森塔尔（Uriel Rosenthal）等学者出版了研究文集《处理危机：灾害、暴乱及恐怖主义管理》 [22] 通过分析涉及地震灾害、火灾、非洲国家的饥荒、恐怖爆炸、化学毒物等突发事件案例，探讨组织结构与危机管理的关系，指出影响危机有效应对的深层次社会管理问题。凯思琳（Kathleen），从政治经济学和组织角度对减少危机进行了研究 [23] 。
第三阶段：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繁荣阶段。研究者从更多的、不同的角度对危机管理加以研究。吉姆·科尔曼（James W. Coleman）研究了公共决策主体的自负机制及决策异化，以及所造成的危机事件应对能力下降问题 [24] 。西蒙·布思（Simon A. Booth）在中探讨了新的竞争环境下有关企业危机管理问题 [25] 。罗伯特·希斯（Robert Heath）在《危机管理》中研究危机预警系统、危机沟通、媒体管理、形象管理、危机反应管理、情景管理和恢复管理等问题 [26] 。劳伦斯·巴顿（Laurence Barton）在《组织危机管理》中设计危机管理计划、日志、报告等书面格式 [27] 。乌列尔·罗森塔尔（Uriel Rosenthal）在《管理危机：威胁、困境和机遇》中通过案例分析研究危机发生的原因、带来的威胁，提出建立危机处理机制和摆脱危机的方法 [28] 。扎卡里·谢弗（Zachary Sheaffer）等在作品《面向执行官的危机管理政策和实践指南》中，研究了企业危机管理人员的作用、职能和素质等 [29] 。2001年“911”之后，又出现了很多新的研究成果。如2002年克里斯（Chris Hawley）的《恐怖主义和有害物质犯罪的特别措施》 [30] 、布瑞·杰克森（Brian A Jackson）的《保护突发事件的应对者：恐怖袭击的教训》 [31] 、弗林等（Flin，R）的《突发事件中的指挥：危机情景中的紧急召集》 [32] 以及保罗的（Paul M. Maniscalco）《恐怖主义应对：法律实施的现场指南》 [33] 等。2003年出版的研究文集《最先到达：州及地方对恐怖主义的应对》 [34] 、丹尼斯（Dennis R. Krebs）的作品《当暴力突发：紧急应对者的一个生存指南》 [35] 。其后出版的研究文献涉及内容有：紧急救护者压力管理方面的研究 [36] ，将危机管理归纳为三种原型的危机管理类型研究 [37] ，针对非政府机构的降低灾难风险的预备和紧急计划的综合研究 [38] ，现代危机情景中的通讯及大众传媒管理的研究 [39] ，高校危机管理的研究 [40] [41] SARS危机中文化差异对危机传播影响的研究 [42] 等。
伴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危机管理的实践活动同样也在蓬勃发展，一些发达国家的危机管理已基本实现了产业化。目前，美国各公司从事专业性危机管理的工作人员就高达3000余人，很多企业都设立了负责企业危机管理工作的首席危机官。一些国家还设立了许多独立的、专业的提供危机管理咨询服务的公司，如Swihart、DelCreo、TalGlobal、Vegavir、CMC、Lexicon等。许多大企业在经历了危机的生存考验之后，危机管理的意识加强，开始将危机管理作为一个新的公司准则。例如，伦敦证券交易所提出规定，所有的上市公司必须建立危机管理体制，并定期提交危机管理报告。与此同时，危机管理的教育也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美国、欧洲一些知名大学的商学院都开设了关于危机管理的专业和课程。
（3）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学术界对企业和政府的危机管理研究才处于起步阶段。薛澜在《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提到：近几年，我国在现实的触动下开始对危机管理研究有所关注，各级政府、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已认识到危机管理研究的重要性，但是国内的相关研究积淀仍然十分薄弱。一方面缺乏完善的理论分析框架，另一方面，由于体制的原因还没有形成政府实务部门与研究机构的良性互动。2003年上半年的SARS危机，使我国政府和组织认识到开展危机管理研究，以及提高政府对危机事件应对能力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从而促使我国公共危机领域的研究工作全面展开。目前，虽然西方国家对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已经达到了量化水平，建立了各种以数学计算为基础的危机处理模型，但是我国还停留在定性分析上，缺少定量分析。根据现有文献，国内对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公共危机管理体系是指保证危机管理有效运行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条件保障，它是危机管理的基础和核心。一个完整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应由组织体制、运作机制、法制基础和危机保障系统等四部分构成。组织体制包括管理机构、功能部门、危机指挥和救援队伍等方面的安排；运作机制是明确指挥、协调、职责方面的关系的机制；法制基础由系列与危机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组成；保障系统则包括信息通讯、物资装备、人力资源、资金财务等方面的保障 [43] 中国人民大学的张成福教授提出，应建立一个全面整合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来不断提升政府和社会的危机管理能力，并分析了全面整合模式的基本特征和主要构成因素，进而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具有前瞻性和启发意义。
第二类，公共危机应急机制。段丽萍［2009］在比较分析学者们不同定义的基础上，认为突发性事件应急机制是指针对突发事件而建立的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是一套集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等于一体的应急体系和工作机制，包括信息披露机制、应急决策机制、处理协调机制和善后处理机制。 [44] 郭济［2004］认为，现代政府应急机制以相互协作、密切配合、反应快速为特征，主要建立信息资源共享机制，预警机制，建立分工协作、应急联动、快速反应、广泛参与和协作机制等，制定应急计划。 [45] 从总体上看，近年我国学者对公共危机应急机制的研究，主要是从政府层面探讨如何建设，多以城市为研究对象、从整体上对应急机制建设进行学究式研究。因此，存在着实证研究不够，研究领域与范围比较狭窄等问题。
第三类，公共危机管理评价。丁杨［2007］从公共危机四个方面入手，即自然灾害防御能力、环境治理效度、社会防御能力和公共卫生管理能力构建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并利用多层次模糊综合法评价公共危机管理能力。 [46] 王真、闫淑敏［2009］根据罗伯特·希斯危机管理的4R模式以及危机评估内容四因素（结构，系统，过程，人）出发，构建全面危机管理的评估概念模型。 [47] 张小明［2006］进行公共危机管理绩效评估（客体、对象），主要包括评估主题、维度和指标三方面内容以及沟通管理、决策分析、应变管理、恢复管理等六个绩效评估维度。 [48] 还有一些学者从决策者的角度进行评价，如汪前元［2005］进行公共危机决策者的决策能力分析，提出公共危机决策能力的要素是制度能力、决断能力和参与能力。 [49] 周庆行［2005］提出公共危机决策绩效评估，从危机决策环境、危机决策主体、危机决策程序、决策方法创新程度和危机决策效果出发建立危机决策评估指标体系 [50] 。
第四类，研究的新视角。高飞跃［2007］认为博弈论是提供分析危机诱因的工具，提出了公共危机管理的博弈分析框架 [51] ；程勉贵［2009］应用博弈论对地方政府的危机预防意愿和监督工作效率问题进行建模研究 [52] 。张琳［2005］尝试提出将供应链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公共危机管理的思路，综合供应链的集成思想、运筹学的网络分析方法研究，进行应急供应链的组织结构、工作流程设计。 [53] 刘艳莉［2009］将物元法应用于公共危机，根据突发性公共危机的测评指标，将质与量统一起来建立突发性公共危机测评多维物元模型，然后利用可拓学的关联函数对其进行评判。 [54] 混沌理论也是应用的一个新方向 [55] 。
现代科技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日益广泛而深入，社会经济发展对科技的依赖程度日益加强，科技已经成为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随着科技研发复杂程度的加深，人们认识到“未来的成功不仅依靠科技本身，而且要依靠管理科技的能力”。在此背景下，科技管理作为一门学科和学术研究热点逐渐兴起，重视和加强科技管理成为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趋势 [56] 。
国内外对于公共科技管理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府干预科技的理论基础、科技政策、外溢效应、技术转移、科技与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方面。而我国科技管理面临着科技前期投入不足，市场经济环境不完善等问题，现有的科技管理体系难以有效地促进科技发展和自主创新。 [57] [58]
公共科技（Publ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与公共科技管理（Public Science andTechnology Management）的概念，一般认为是由国内学者提出的，在对国外文献的检索中并未发现能与之对应的概念，只有类似的公共科学（Public Science）、公共研究（Public Research）、公共研发（Public R&D）等概念，但是有许多国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公共科技管理相关的领域进行了理论探讨。
公共危机领域的科技管理研究刚刚开始，主要是提出一些宏观框架和定性的对策分析，缺乏定量分析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结果。关于公共危机管理科技支撑体系的研究，在国内外危机研究中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只是对科技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支撑作用刚刚有所涉及。目前，仅有少量的关于政府如何建构公共危机管理科技支撑的研究，并且这些少量的研究也主要与公共危机管理体系相关，至于公共危机管理科技支撑的含义、特征、类型、目的意义等都没有形成完善的理论，尚未开展公共危机管理科技支撑定量分析模型的构建及相关研究。
（1）国外研究现状
公共危机科技支撑，是我国学者提出来的，国外学者对科技支撑公共危机的研究不多，从所检索的研究文献来看，未见相关国外文献。但发达国家极其重视公共危机管理的科技因素，不论是理论探讨和实践应用都做了大量工作。
本研究对著名的Elsevier数据库进行了检索，先输入关键词“public security”、“public crisis”、“disaster”，再二次检索，输入关键词“science and technology”，通过检索分析，得出：国外理论研究中，一部分是探讨科学技术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具体应用情况。比如关注在公众健康， [59] 气候变化、环境保护， [60] 林区防火 [61] ，城市地下空间 [62] ，土地资源，城市规划及环境研究，自然灾害和灾害监测 [63] [64] 等公共危机领域的科技应用和管理措施，这些文章大都是阐述农林业科技、交通科技、医疗科技、环境（环保）科技、信息技术、遥感科学技术、网络和通讯技术等等，论文虽多但研究范围较窄；另一部分是探讨科技管理和科学知识对公共危机的作用，如，信息和知识管理在灾害事故的应用，特别是在危机管理的OODA（观察、确定、决定和行动）决策中应用； [65] 电子政务和社团网络构成的社会应急反应网 [66] ，培训和演练减少青少年暴力 [67] 等等。
在实践应用方面，发达国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日本在公共危机领域科研投入巨大，每年投入上百亿日元资金，平均每个科研人员有一亿多日元的研究经费。近几年，日本在遥感遥测等先进技术方面下大力气，大大提高了灾害、气候的监测预警水平；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是统管全国公共安全科技保障体系建设一个机构，它通过提供知识、技术和设备供给，已经在全国范围建立了多级实验室的反应网络。发达国家一是重视社会媒体的作用，利用现代网络通信，对公共安全预警预防和应急制度进行广泛宣传，促进公共危机事件得到及时的和有效的解决。二是重视危机演练，各类公共安全指挥系统定期进行不同范围、不同级别的公共危机事件的应急预演。三是重视科技专家和高新科技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重视公共安全志愿者队伍建设。 [68]
（2）国内研究现状
2005年我国科技部发布了一个国际科学技术发展报告，其中指出安全研究在大西洋两岸极受重视，我国政府将安全研究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范维澄提出面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如何科学决策、科学协调和处置，这些问题的回答和解决都需要从科技角度提供理论、方法、技术、装备和人力资源的持续支持，这一点也是公共安全科技和教育界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69] 黄明解［2008］提出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科技支撑体系主要由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平台建设、应急技术和产品的研发与推广应用、应急技术与管理标准化体系以及评价体系建设、应急技术与管理的学科体系建设等四部分构成； [70] 刘彦伟［2007］提出了构建高危行业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科技支撑体系的宏观构架是危险化学品监测预警技术平台、安全生产监管科技服务平台、重大危险源监控技术平台、应急救援技术支撑平台等四大平台。 [71]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关于城市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普遍侧重于技术和应用，以及科技服务，对于公共危机管理中涉及的科学意识、科技培训问题研究还非常缺乏。事实上，危机管理中的科学意识、科技培训问题与技术应用、科技服务问题是紧密结合、相辅相成的 [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