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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夏天，济南被日军占领，先生回到家乡，入平原县立初级中学。中学旧址是景颜书院。书院是古代正规府州县学之外，由私人或国家创办的第二教育系统。明清时代书院十分发达，清代的书院大部分更是由国家拨款。清朝末年，由于大量战争赔款和军费支出，国家财政已经无力支付书院经费。在废除科举制度之前，国家就停止了为书院拨款，书院旧址也大部改作他用。平原县立初级中学占用书院旧址，算是书院最好的命运。
平原县立初级中学创办于1926年，每年只收一个班。先生1928年入学，是第三届学生，称“中三班”。先生三岁离开家乡，此次回来上中学，已是十三岁了。
学校实行住宿制，吃住在校。一日三餐，窝头、咸菜、小米粥。半月一次馒头，白菜熬豆腐。伙食由学生自己管理，一月伙食费二至三元。不知是否吃肉。今天即使在贫困山区的学校，这样的伙食也显得太差。但在当时的农村，已经相当不错了。
初中三年，正值中国社会的动乱年代，平原县也是在动乱中度过的。这年4月，张宗昌弃城北逃，平原县长缴了张宗昌队尾的枪械。张宗昌大怒，炮轰平原县城，并把县城抢掠一空。两年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大战。阎锡山的晋军来回都经过平原，抓人、拉夫、抢财，平原百姓又是一场浩劫。
中国社会从清朝皇帝退位以后，不久就是军阀混战。军阀们朝秦暮楚，合纵连横，几十年间，中国大地上，军队来往如穿梭，匪患也日益猖獗。军队祸害民众，常常甚于土匪。所以百姓们只要看到带枪的人来，就要逃跑，称为“跑反”。在百姓的眼睛里，那时的军队和土匪一样，都是“反叛”。在不断的“跑反”过程中，民众还总结出一套经验：“钻洞，死得净；上寨，死得快；脚打地跑，活到老。”所以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即使土地被分、财产被没收的地主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感谢共产党，因为半个世纪以来，只有共产党才使他们结束了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
中学的课程许多是新鲜的，不少老师都给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图画老师赵香城、张宁宇，使先生知道了齐白石、徐悲鸿，也知道了山东本地的吴天墀。先生的水彩画还被选入县文化馆，直到抗战爆发时还在馆中陈列。数学有几何、代数，给先生打下了初步的数学基础。教中文的任幹忱是先生的本家祖辈，在北大读三年级，家境贫寒，要靠教学挣一点学费，再回北大读一段书。贫寒子弟能入北大，不仅要聪明，而且一定好学，所以学识渊博，讲课旁征博引，理解深刻。他讲鲍照《芜城赋》，结合南北朝的政治形势，把文章风格讲得鲜活生动。讲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把司马迁冤案的来龙去脉讲得充分明白，司马迁在文章中透露的不平之气，也跃然纸上。
司马迁这件事，可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冤案。直到现在，多数历史学家仍然认为，司马迁受刑，是因为他替变节投降的李陵辩护，咎由自取。20世纪80年代，我参加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汉代卷）》写作，分配我写司马迁哲学思想一章。经过考察弄清，司马迁陈词时，李陵只是被俘，并未变节；司马迁也不是主动辩护。只是由于司马迁的陈词触动了汉武帝的私心，才被处刑。而此后汉武帝也知道自己的处置错误，于是提拔了司马迁，并大举兴兵要接回李陵。只是因为用人不当，又私心作祟，才酿成更大的悲剧。文章写成之后，先生亲自改了标题，并加上“是汉武帝对不起李广、李陵祖孙三代”的结语。
先生深深地同情司马迁的命运，又深深地敬佩司马迁的为人和为文。而他特别敬重司马迁的，是他能超越个人恩怨，忠实地记录历史，歌颂汉家盛世。在先生看来，这是中国士大夫的优良传统，也是近代许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共有的品质，更是一个学者应有的基本素质。
中学阶段，先生读书更多了。读二十四史，特别是《史记》；读《四部丛刊》。当时的杂志，比如《东方杂志》等，先生也读。此外还有鲁迅、郭沫若、谢冰心等五四时代作家们的作品。
如果说史家之中先生最敬重的是司马迁，那么文学家之中，先生最敬重的就是鲁迅。在先生看来，鲁迅看问题深刻，一针见血；文辞简洁而深刻，有功夫，有力度。其实据我的观察，先生最敬重鲁迅的，还是鲁迅的为人。毛泽东主席曾经评价鲁迅“是一棵独立支撑的大树，不是两旁偏倒的小草”；“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先生的一生，也如一棵独立支撑的大树，不是随风摇摆的花草。先生的学问，不是表面飞溅的浪花和光怪陆离的泡沫，而是学术之河的深流。毛泽东主席说，他的心和鲁迅是相通的。先生的为人为学，和鲁迅也是相通的。而这相通的起点，就在先生的中学时代。
初中老师们带给先生的，也不全是知识和敬重。人生的险恶也展现在这位刚刚懂事的少年面前。
一位老师叫刘海亭，原来也在省立模范小学高小教书。大约由于济南“五三惨案”，也到平原县教书。点名时发现了先生，倍感亲切。刘老师教学认真，写得一手好字，学校每有重大活动，大字几乎都由刘老师执笔。
一年以后暑假前夕，刘老师要到济南办事，学校委托他代买下学期教材，不少同学也请他代买学习用品。然而从济南回来，有人就到处扬言说，刘老师贪污买书款。刘老师为人忠厚，无力申辩，自觉无颜见人，悄然离开了学校。有个学生乘人之危，说刘老师代买的文具贵了，向刘老师讨回了五角钱，并且到处夸耀。多年后，先生见到老同学，才知道当时是有人要谋刘老师的职位，栽赃陷害。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先生的心。直到晚年的文章中，还特意详细地描述了这事的经过，并以此后再没见过刘老师感到深深的遗憾。
先生初中阶段还有一个老师，黄埔毕业生，山东高密人，教党义和体育等课程，蛮横粗暴，体罚同学。有次被体罚的同学不服，他大叫道：“拿绳子来，给我捆上。”这件事也在先生的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并且从此以后，他开始对国民党存有戒心。
美好和险恶，善良和粗暴，各自从不同的方面，塑造着这位少年的心灵，也影响着这位少年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