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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出生于1916年4月15日。母亲宋国芳不识字，经过自学，达到可以写信的程度。当年父亲已在山东新军中任连长，经济生活还算宽裕。但母亲吃苦耐劳，持家勤俭。先生一岁时出天花，医生给开了汤药。小孩不愿喝药，把药碗蹬翻了。母亲跪趴在地上吮吸残剩的药汤，再通过喂奶把药性传给孩子。先生晚年讲起这些往事，还常常热泪盈眶。
先生三岁时得了白喉，八岁时又得了猩红热。和天花一样，对于儿童，在当时的情况下，都是九死一生的病。先生晚年谈起他童年的这些经历，认为一个人的成长不易，重病不死，也是一种机遇巧合。当然，也可能是家庭经济条件尚可，治疗及时的缘故。这也是先生生在军官家庭的幸运，是中国文化的幸运。
童年时，父亲为他请了家庭教师，所以不必进私塾。从认字到上正规小学，由于军队常常调防，先生的读书也换过许多地方，直到九岁，1925年，最后一次上小学，才被送入山东省立第一模范小学。新中国成立后，这所小学先是改称大明湖小学，后来又改称实验小学，原址是济南府学孔庙所在地。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不祭天，也不祭孔，许多孔庙改作新式学校，山东省立模范小学也是这种情况。
济南市离平原县较远，当时交通不像现在这样便利，所以先生就借住在亲戚家里。吃住都很好，就是离乡背井，缺少朋友，感到孤独。孤独中的伙伴，主要是书。这倒培养了先生喜欢读书、也喜欢独立思考的习惯。比如他有时候看到蚂蚁在砖头上爬，砖头倒过来，蚂蚁也不掉下来，他怀疑这蚂蚁会不会头晕。诸如此类的事情，他都喜欢弄个明白，而不喜欢和一般的小孩一样，去瞎凑热闹。这对于他以后从事哲学，打下了良好的习惯基础。从古到今，遇事喜欢瞎凑热闹的人，可能在其他事业上有所成就，但很难做一个需要经常深思的哲学家。
小学采取级任制，即一个老师接手一个班，从低年级一直跟到毕业。这种制度的好处是容易加强级任老师的责任心，也容易培养老师和同学的感情，对于学生学业和品德的成长，都有好处。
先生小学的级任老师叫曹景黄，教学生语文和习字。语文课教《论语》，作文用文言文。
封建时代的教育，学校里最主要的功课，是读四书五经。1905年，清朝政府接受张之洞等人建议，把康有为戊戌变法中的部分内容付诸实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取消科举考试，学校也不再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功课，但设置了经学科目。从大学到小学，规定了各自必读的儒经内容。1912年1月，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就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取消了小学读经科。但是当时的北洋政府又提倡尊孔读经，山东省督办兼省长张宗昌，表现最为积极。他请出清代状元王寿彭做山东教育厅厅长，推动尊孔读经。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先生在小学时读完了四书，为先生以后研究中国哲学，打下了最初的一根基桩。
级任老师曹景黄教语文，是先生最为难忘的小学老师。曹老师讲课风趣幽默。讲到《论语》中的“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告诉同学们说，蔡就是乌龟。古人认为乌龟是神物，现在乌龟成为骂人的话。我们村叫蔡家庄，就是乌龟庄。讲到这里，同学们都笑了。而对于什么是“居蔡”，也就印象深刻。
语文中有些涉及酗酒荒淫的内容，曹老师还会借此讲一些性知识。说一个人考武举，因为婚后性生活无节制，拉弓时一只肩膀被撕裂，终身残废。班上的同学，有男有女，小的十来岁，大的十五六岁。这样的教育思想，不仅当时，现在看来也是先进的。
曹老师语文课对先生影响最深的，是关于做人的教诲。讲到《论语》中“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的时候，又引用曾子说的“胁肩谄笑，病于夏畦”加以注释，意思是说，那些耸起肩膀、赔着笑脸以求谄媚人的作态，比夏天在农田里干活还要劳累。这样的行为，左丘明感到羞耻，孔子也感到羞耻。曹老师还结合课文，列举社会上那些巴结上司、拍权势者马屁的事例加以说明，常常引得哄堂大笑。这样的做人教育，影响着先生的一生。
作文要用文言写，当时五四运动已经过去多年，白话文的风似乎未能吹进这孔孟之乡的省会城市。先生对文言文的语感很好。一次作文中，先生写道：“吾乡多树。每值夏日，浓荫匝地，以待行人憩焉。”老师认为“焉”字用得好，有文言文的语感，是学懂了的表现。
小学还有习字课，也非常重要。封建时代科举考试，给考官的第一印象就是字写得好坏。如果字写得不好，根本就没有考中的可能。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小学还都有习字、后来改称书法课。先生的书法，骨力遒劲，是小学时就打下的基础。
那时候的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是初小，五、六年级是高小。先生升入高小，级任老师换成了夏雨轩，一位小有名气的话剧作家。为了培养学生们学习的自觉性，夏老师鼓励学生们自办小图书馆，轮流掌管。先生曾是小图书馆的管理员之一，也是先生最早担任的“图书馆长”一职。
小图书馆的图书有订阅的杂志《小朋友》《儿童世界》等好几种，也有《水浒传》《红楼梦》《镜花缘》等古代小说名著。这些图书扩大了学生们的视野，培养了自觉学习的习惯。先生喜欢认真读书、独立思考的品质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高小仍然有读经课，夏老师知识丰富，他给同学们讲《孟子》，同时也讲一些中外知识和典故。夏老师说，孟子性格豁达开朗，按西方心理学分类，属于“多血质”型。古语“文如其人”，夏老师举例说，朱元璋曾出对联上句“风吹马尾千条线”，要儿孙们应对。孙子建文帝对以“雨打羊毛一片毡”。四子燕王，即后来的永乐帝对以“日照龙麟万点金”。夏老师评论说，从对句中明显看出二人气象不同，建文帝太懦弱。
与文如其人相应，古语还有“字如其人”。古书和民间，都流传着许多类似的故事。《红楼梦》中，贾政看到子女辈的谜语，从中感到悲凉，就是其中一例。说从文章书法中能看出一个人的命运，自然不大可信，但从中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和做人处世的态度，则不无道理。先生常常评论一些人的书法有媚态，其人也往往骨头不硬。
夏老师有一次给同学们讲《桃花源记》，并要学生们也构思一个如同桃花源一样的乐园，题目是“重游桃花源记”。先生构思的重游所见，是良田荒芜，美池干涸，鸡犬无声，老少叹息。夏老师认为寓意深刻，但缺乏富贵气象，恐作者日后难有富泽荣华，感到非常惋惜。
先生终生未有富泽荣华，是否和这篇作文有关，难以定论。作文中所反映的思想倾向，确实影响着先生日后的生活道路。这篇文章所描写的悲凉情景，倒是当时现实的真实反映。
20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山东省督办张宗昌，字效坤，出身绿林，后来带领百来号人投奔革命军，从下层军官一直做到省的最高军事长官，还兼任省长。此人几乎是个文盲，却爱附庸风雅，特别热衷于尊孔读经。他不仅请来状元王寿彭做教育厅长，而且亲自拜王为师，学习写诗，并出版诗集《效坤诗抄》。其《咏泰山》写道：“远看泰山黑糊糊，上头细来下头粗。如把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无题》诗写道：“要问女人有几何，俺也不知多少个。昨天一孩喊俺爹，不知他娘是哪个。”一部诗集，几乎全是这样的“薛蟠体”。
至于王寿彭，之所以能当上状元，主要是因为名字起得好。他应试那年，正赶上慈禧六十大寿。“寿彭”，慈禧认为就是“寿如彭祖（古代长寿人）”，为取吉利，于是点为状元。此人于传统，可能略通文墨；但对于现代科学知识，却是一窍不通。他视察学校时，看到一位数学老师上代数课，板书整齐，就对校长夸奖说：“这位英文老师的课讲得好。”
当然，如张氏这样的“薛蟠体”诗也不能说就不应存在，一个人也不能什么都懂。然而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即“时行则行，时止则止”，与时俱进的意思。衡以圣人之教，王氏则是一个不合格的教育厅长。由一个薛蟠体诗人和不合格的教育厅长来提倡尊孔读经，不仅令人啼笑皆非，也让人感到儒学的后继乏人。
如果仅是笑料，倒也无大妨碍。落实到现实，就难以忍受了。张宗昌的《无题》诗，真实地反映了他的个人生活。山东百姓给张氏送了许多外号，其中一个是“三不知将军”，即不知自己有多少姨太太，不知自己有多少钱，不知自己有多少枪。其实还有一个“不知”，就是他征收的苛捐杂税也多得数不清。山东百姓对张恨之入骨。创编了不少关于张的民谣，其中一首说道：“张宗昌，坐济南，鸡狗鹅鸭都上捐，一两银子八块三。”先生在晚年的文章中也记得一首：“也有葱，也有姜，锅里煮的张宗昌。也有葱，也有蒜，锅里煮的张督办。”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让一个对于什么事情都要弄个明白的少年去构思一个脱离现实的世外乐园，实在很难。
张宗昌对待他的母亲、继父，都非常孝顺。古语讲“百行孝为先”。按照传统道德，张宗昌应该是道德模范。然而先生说，据他大学老师熊十力先生观察，当时那些号称孝子贤孙的，多是贪官污吏。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去孝敬自家父母，也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传统道德，张宗昌不过是其中一例罢了。
就是这个张宗昌，曾经镇压过1925年发生于青岛的工人罢工，造成著名的青岛惨案。1928年，日军炮轰济南，张宗昌弃城逃跑。日军入城，造成著名的济南“五三惨案”，被屠杀的中国民众上万人。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停课，学生提前毕业，济南不能再呆下去了，于是先生回到平原，开始了他的中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