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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这是几年前应该做的事了。

任继愈先生去世以后,不少朋友都要我写一部先生的传记,向社会介绍先生的为人与为学。作为学生,这是责无旁贷的事情。然而我当时就未敢应承,以后也迟迟没有动笔。在我看来,先生的许多事,我都是当事人,所说只能看作自述,而难以作为传记。其次是虽然我追随先生整整三十年,却一直是埋头于自己那非常狭窄的领域,对于先生许多方面的工作和思想,并不了解。而我又缺乏采访、调查的能力,难以写出较为全面、准确反映先生工作和思想的传记。思想障碍难以消除,行动就迟迟疑疑。加之先生去世不久,心情难以平复,又有许多先生在世时嘱托的事要做,也就耽误了下来。

先生去世至今,五年多了。心情平静了不少,而先生所嘱之事,也还算正常进行。加之三十年来,一直在先生指导下工作,至少在某些方面,对先生的了解,比起别人,应该是深入一些。历史上的传记,也各种各样;作传者对于传主,其了解也都未必深入、全面。即使那些只能被视为自述的部分,也可给后人以参考。况且自己本来也要写写追随先生三十年的那些事,姑且就称为“传”吧。好在传记不是决议、定论,后人还可再作。这样,我这难以称传之传,似乎也可作为一块石料,为后人更好的传记铺路。既念及此,也就不揣冒昧了。

李申,于2015年2月1日 3qaVVOBqhBjj/RPx/jSBpJ9gqYUflNJWSpfN+r63UZIbncG0FibIfc2IiO5pqW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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