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几年前应该做的事了。

任继愈先生去世以后，不少朋友都要我写一部先生的传记，向社会介绍先生的为人与为学。作为学生，这是责无旁贷的事情。然而我当时就未敢应承，以后也迟迟没有动笔。在我看来，先生的许多事，我都是当事人，所说只能看作自述，而难以作为传记。其次是虽然我追随先生整整三十年，却一直是埋头于自己那非常狭窄的领域，对于先生许多方面的工作和思想，并不了解。而我又缺乏采访、调查的能力，难以写出较为全面、准确反映先生工作和思想的传记。思想障碍难以消除，行动就迟迟疑疑。加之先生去世不久，心情难以平复，又有许多先生在世时嘱托的事要做，也就耽误了下来。

先生去世至今，五年多了。心情平静了不少，而先生所嘱之事，也还算正常进行。加之三十年来，一直在先生指导下工作，至少在某些方面，对先生的了解，比起别人，应该是深入一些。历史上的传记，也各种各样；作传者对于传主，其了解也都未必深入、全面。即使那些只能被视为自述的部分，也可给后人以参考。况且自己本来也要写写追随先生三十年的那些事，姑且就称为“传”吧。好在传记不是决议、定论，后人还可再作。这样，我这难以称传之传，似乎也可作为一块石料，为后人更好的传记铺路。既念及此，也就不揣冒昧了。

李申，于2015年2月1日 M/57nIGAyRXQV/even2zMfW9sc01PrBP1IaTH7sEPaivx6ovhyR2D8oMQH9GIS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