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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了、清楚了、逐渐被学界和老百姓熟悉了，这样够不够呢？应该说：远远不够。大家都感觉到，不论是从理论阐述的需求，还是宣传普及的需要来看，都应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凝练出一个意义更加集中、表述更加简洁、记忆更加便利的概念来，也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这样吧？
教授： 是这样。于是，2012年11月，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接着又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三个倡导”，它分别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凝练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此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党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成了学界热议、百姓关注的社会热点。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全面部署，提出明确要求。2014 年2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还就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进行了第十三次集体学习。
记者： 您的盘点让我们从国家政策层面清晰地看到了这条“价值链条”。我的感觉是，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党和国家的倡导与推动是重要力量，但民间诉求也不可忽视。实际上，随着社会转型期各种不良现象对道德带来的冲击，民众的反思与呼吁也从未停止。例如，2002年开始，央视开办“感动中国”人物评选，后来成了一种文化现象，被称为“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更激发了人们对崇高的向往与渴求。这一年正值党的十六大召开，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经济实力蒸蒸日上，“北京共识”、中国模式引人注目。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我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也是顺应人民呼声和文明演进的需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不但是自觉的过程，也是民众自发的追寻？
教授： 的确是这样，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从表面上看，咱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过程似乎跟西方的类似观念形成有所不同，例如，西方的自由、民主等观念，都是在大革命时期启蒙运动过程中由民众自发提出的，而我们的凝练过程好像是从中央倡导开始的。其实并非如此。任何观念的形成、提炼、扎根人心，都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都首先肇端自社会需要，进而民间酝酿、自发提出，再加上有识之士、知识分子、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等方面去关注它、提倡它，最终形成共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与形成也是这样一个延续的过程，因为其必然性一直存在，所以整个国家在党的引导下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向理论深处寻找，很自然地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并不是说某个人、某个群体突然想到要做这么一件事，然后提倡，进而成为国家行为。
记者： 说到民间诉求，我觉得2011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当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也就是这一年，这个月，《决定》公布前的十几天，“小悦悦事件”引起了全社会的道德讨论和追问。还有那些并非“非黑即白”的事，比如激起“助人为乐反被诬陷”争论的天津“许云鹤案”。一时间，“我们的道德是滑坡还是爬坡”成为争议焦点，媒体也纷纷聚焦——《人民日报》专门在年底制作了“道德日历”，我们《光明日报》也专门制作了首份《中国诚信半年报》，以“诚信红黑榜”的形式盘点解析了当年上半年的社会诚信状况与走势。这一年度，如此集中、深入的社会道德集体反思和对道德沦丧事件的集体谴责，是否意味着一种道德追求的正向滋长？
教授： “小悦悦事件”已经成了中国人心中一个难以愈合的道德疤痕，它所引发的“道德滑坡”争论影响非常大，甚至上了外国媒体的重要版面。既然大家都对这种现象有着深切感受，那我们就来考察一下这个“滑坡”的概念。大家老在说“道德滑坡”，可是有一个问题没有谈到：“滑坡”有没有一个底？滑坡是一直往下滑，永远处于“滑坡中”状态，还是最终会有一个底把它兜住？
记者： 这倒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您怎么看？
教授： 任何“滑坡”都不可能永远处在“下滑”的过程中，有坡就有底，某一阶段的“滑坡”必须正视也并不可怕，关键在于能不能尽早“见底”、“刹车”，进而转过身去努力“爬坡”。
记者： 在没有滑到“底”的时候，能不能开始“爬坡”？
教授： 不能，或者说很难。我们知道，按照物理学常识，当一个物体正在下滑的时候，因为存在很大的下行力和惯性，你硬性地挡住它让它停止，是很不容易的。正如2011年前后的中国社会道德状况，在“小悦悦事件”之前，就已经存在很多负面现象。当时党和国家也在努力采取改善措施，很多社会有识之士大声呼吁，更多善德百姓也在默默地为这个世界贡献着善良与美好。然而，“滑坡”被控制住了吗？不能说这些积极因子完全没有发挥作用，但说“控制住”为时尚早。
记者： 那依您看来，控制“滑坡”的最佳时机是什么？或者换个问法，在什么样的节点上，我们控制“滑坡”的持续努力才能见到明显成效，甚至翻转局势？
教授： 打个比方，有一段时间我父亲生病，脑血管堵塞了，病情持续发展、恶化。我们很着急，请医生尽快控制。医生答复：血管堵塞正处在扩张过程中，我们没有办法去阻止它，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是等待，等到扩张停止以后，我们才能采取措施，一步步地“收复失地”。这个回答对我震动很大。仔细琢磨，医学上的这个道理，对我们理解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效也有一定启发。“道德滑坡”正猛的时候，即使大声疾呼也很难立即见效——当然，这种疾呼和努力始终不应该停止，它是个必须持续才能发挥作用的长效过程——只有等这种“滑坡”触底了，然后才可能“反弹”，开始“爬坡”的过程。
记者： “见底”，看来这个“底线”非常重要。那这个“底”到底是什么，现在已经出现了吗？
教授： 如果滑坡要滑到底的话，就意味着在逻辑上它要走到一个终点；社会道德滑坡的“底线”，就应该是社会忍耐度的底线。经历了五千年沉浮的中国，社会忍耐度比较大，虽然对很多道德失范事件集体谴责，但似乎始终没有出现那根“压死骆驼的稻草”。一旦某件事在某个节点上发生，让全国上下都觉得忍无可忍了，甚至让那些最无动于衷的“麻木看客”都觉得无法漠视的时候，“滑坡”就自然迎来了坚不可摧、无法突破的道德底线。根据这一点，我把“小悦悦事件”定义为那一时期社会道德的“坡底”——看，你们选择冷漠，冷漠就冷漠到这个程度，你还能想象出更加冷漠的表现吗？你们觉得“事不关己”，这样的震惊和痛心还不能触动你们吗？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回答，显然是一致的。
记者： 我同意您的看法。“小悦悦事件”迅速发酵，激发了社会各界最广泛、最深重、最持久的愤怒、震动与反思。只有这样的“人民力量”，才是失德失范事件无法突破的钢铁底线。
教授： 就在“小悦悦事件”发生十几天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这看似是时间上的巧合，实际上更是道德建设与时代需求通过人为努力而达到的契合。可以说，“滑到坡底”之日，就是“爬坡”开始之时。此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具备了更加深厚的民意基础与社会基础，效果也逐渐显现。
记者： 对，当老百姓对一件事情有切身之感的时候，这件事就比较好办了。这让我想到今年全国“两会”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实际上“获得感”这个词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也很重要。我们再怎么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再怎么下大力气宣传发动，如果人民群众觉得事不关己，就不会产生呼应和践行的积极性。必须要让老百姓感觉到这种建设能改变社会风气，能造福生活，能让我获得道德上的收益或者是社会氛围上的舒适感。
教授： 对，“舒适感”非常重要。在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初期，物质资源极度匮乏，人们判断一个事物的标准主要是“有用”和“没有用”，谈不上舒不舒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物质丰富了，最基本的需求可以满足了，人们便自然而然地开始追求舒适——包括物质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精神方面，我们拿排队打个比方。一条长队里人紧贴着人，如果大家都文明、礼让，也还可以忍受；但如果后面的人总是喧哗、推搡，顶着前面人的后背，就让人难以忍受。再比如开车。买了私家车上路本来是很喜悦的事情，可是你把车开上大街，就受宝马、奥迪的欺负，满大街的剐蹭、对骂、喇叭震天响，那么给人造成的气愤早就超过开车的幸福感了。我们今天提倡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往大里说，是振奋“兴国之魂”，为实现“中国梦”凝魂聚气、强基固本，而往小里说，就是为了让人更加舒适、自如，让生活更文明、更美好，这也是一种制度更加人性化的体现。
记者：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不光是对人提出要求，实际上首先是让人有所得，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和“舒适感”。好的。那么说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过程，我还想特别强调一个群体的力量——学界。我清晰地记得，从2011年1月开始，我们《光明日报》理论部特意开设了一个专版——核心价值。这个专版延续了几年时间，邀请和组织大量学者撰写文章、接受专访，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表了丰富而深刻的观点。期间组织的几次专题笔谈，得到了相关领导的赞扬。可以说，这是媒体与学界联动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研究所做的重要工作。从中可以看出，学者们对这个问题是相当关切、积极投入的。
教授： 对，在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前，实际上已经有一些学者在探讨这个问题了，价值观问题那时候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当时，我记得中央党校王怀超教授等人，就已经开始了对核心价值观的研究，给了我很大启发。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长江学者沈壮海也提了一个说法，叫“价值敏感期”，什么意思呢？大意也是指整个社会意识到价值观的重要性了，对“价值观”的作用更加敏感起来。后来，随着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量的学者投入到研究、讨论中，形成了很多很有思想的观点，也对中央最终的凝练概括起到了很大作用。
记者： 您能谈一下这24个字的来历吗？
教授： 从直接来历上说，它们都是来自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这些价值理念我们已经都提出过，甚至可以这样说：24个字的核心价值观，其中没有一个字不是我们党的文件中已经有的。
记者： 有这样绝对？第二个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也是来自党的文件？
教授： 是的，都是这样的来源。我们把三个层次分开来说吧。第一个层次的价值目标的表述是照搬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的表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1987年，党的十三大科学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党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2007年，党的十七大把“和谐”与“富强、民主、文明”一起写入了党的基本路线。自此，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就成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第二个层次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浓缩了我国公民意识的理念：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写道：“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这里面，几个词都有了。至于第三个层面上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很显然是拣选了我国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在这20字的公民道德规范中，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都包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