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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教授您好！很高兴能和您深入地谈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今天，我们在理论研究和宣传中经常谈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说，自从提出到现在，经过不断地聚焦、酝酿、讨论、深化，“核心价值”已经成为学术“热词”、社会热点。然而我也明显感觉到，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与践行方面，仍然存在理论难点和实践误区。所以，我很期待能从您这里寻求答案，我们来一层层地“抽丝剥茧”，厘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来龙去脉、内涵作用、深远意义，等等。
凡事都有个源头，有个背景。我们党对核心价值观的追求，并不是从最近才开始的。对吧？
教授： 是的。从历史上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再到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道德建设、重铸中华民族价值信念根基的追求就没有中断过。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核心价值观”这个概念，但是很多表述和行动都体现了这样的追求。
记者：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到十八大又提出了“三个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会如此明确、迫切而又极为凝重地把价值观问题提上国家日程，成为一项长期持续、大力度推进、甚至在党和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的重大战略任务呢？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需求具体是什么？
教授： 时代背景可以分为国际国内两个层面。从国内来看，当时的背景主要是社会变化对人的心理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我国近年来的社会变化，我总结了三个字——快、转、深。快，指的是速度很快。我写过一篇关于“狂奔型社会”的短文章，就发表在你所负责的《光明日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版上。
记者： 对，这篇文章我印象很深。虽然篇幅不长，却写得很有“烟火气”，很亲切，把我们平时生活中的匆忙、焦灼都写活了，还用很接地气的表达阐释了这种“快”的深层原因。看完之后静心想想，很有启发。
教授： 很高兴你能有这样的感觉。正像我在那篇文章里所说的，30多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发展，平均年增速达9.8%。这是我们整个民族咬紧牙关、发愤图强的结果。当初，国门刚开时，国人受到深深的刺激与震动：我们远远地落后了。拼了！冲上去！正是这种自强与干劲，使我们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去。经济列车不断加速，以雷霆万钧之势呼啸着向前冲去。与经济高速发展相联系，一切都显现出一个“快”字，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生活压力持续增大。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这当然是天大的好事，但从感受上说，除了兴奋和自豪，又有焦躁和苦恼。社会上的许多问题和我们自己的许多感受，与“狂奔”的生活方式是分不开的。
记者： 确实，我们一直处在“快跑”的状态。它肯定会带来一定的问题。
教授： “快跑”是这种社会状态下的自我要求。为了“快跑”，很多东西是顾不上的。鞋带松了顾不上系，鞋子掉了来不及捡，“冲上去”就是一切。于是，人们也变得心浮气躁，没有耐心，没有谦让，没有从容，一切风风火火，乱乱哄哄。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即使物质上富足了，活得也不舒坦。文章所表现的就是我们的生活、心态所体现出的“越来越快、集体‘狂奔’”的情况。
记者： 您在文章中描述的“狂奔”状态，看上去就让人感到一种身临其境的紧张、躁动。我想，这种由于“快”而带来的“浮躁”，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性的社会心理。每个个体的思想观点、行为选择，都是在社会心理之上产生的，离开这样的心理背景，你就会很难理解——某人怎么这么偏激啊，这话说得怎么这么绝对啊，等等。确实，在社会发展速度很快的情况下，人容易陷入焦躁焦虑、缺乏安全感、充满愤怒的状态，就好像每人都是一个炸药包，稍微一碰、轻轻点着就会爆炸。有了这样的普遍心理，想问题做事情都容易往极端里走；说话的时候都倾向于往狠里说，大家都不能心平气和，语言行为都是宣泄式的。
教授： 这让我想到一本书。著名作家贾平凹曾经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浮躁》。这本书还得到了女作家三毛的喜爱和赞扬。这本书的故事虽然复杂，人物虽然多元，但归根结底来看，通过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农村青年的奋斗与际遇，反映的还是社会转轨期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特别是整个社会的浮躁心态。
记者： 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形象地反映着一个时代的心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令人紧张的“快”，这样的心浮气躁？
教授： 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高速发展的社会现实对人们精神思想造成的冲击与挑战。改革开放对于我们的传统生活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对人们的思想而言，可以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拼命地想要跟上这个时代，于是，在飞速转动的时代车轮面前，就很容易“萝卜快了不洗泥”，在物质追求上只图量不图质，而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几乎被忽略了。这种“跟上时代”的渴望，化成了各种考核、指标、社会毁誉、公众期待，像鞭子一样打在人们身上，催促着你快一些、再快一些，很难停下脚步。
记者： 给我的感觉是：狂奔的过程当中，一切都顾不上，除了狂奔本身。
教授： 很形象。当然，这种狂奔也有它的道理，它代表了一种时代要求：迎头赶上、超越过去，尽可能快速地发展壮大、国富民强。这和我国曲折屈辱的历史紧密相关。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但从近代起，连续遭受了一百多年的各种欺凌、侮辱，人们不仅深刻感受到那种“落后就要挨打”的自卑与屈辱，甚至屡屡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这些情绪在国人心中不断积聚，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能量，一旦爆发，作用将是非常强大的。
我曾经想过一个问题——如果一个民族从来没有强盛过，没有品尝过文明高度领先的滋味，一开始就居于低谷，那么它当然也希望发展，但愿望不会那么迫切，比较容易自满自足；如果一个民族虽然落后但是没有挨过打、没有受过欺负，那么虽然他也会觉得悲伤，也会希望向前冲刺，但是动力往往没那么充足。
记者： 有道理。那么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国家一开始就站在世界各国前列，后来一直停留在这个位置，也容易产生前进动力不足的问题。
教授： 的确。比较起来，动力最足的就是我国这种情况——原来曾经高度兴盛、享受尊崇，后来走向衰落，还因为落后而挨打，所以早期感情上受到的伤害和压抑，现在终于有了机会了，动力突然爆发出来了，也会为了排名而不顾一切地拼了。在这个过程当中，速度就是一切。鞋子掉了顾不上捡，甚至裤子掉了也顾不上提。所以，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丢人现眼的丑事。
记者： 总觉得有比保住脸面更重要的东西在等着我、催着我。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拿出实力才能换取真正的尊严。其实中国人过去是最讲面子的，连鲁迅笔下赊酒喝的阿Q还坚持穿长衫呢。但是，落后挨打、丧失尊严的苦痛经历刺痛了我们，让我们坚定了一个信念：真的要保持尊严，必须冲上去，用实力来说话。
教授： 还有人这样比喻：中国是一个运动员，来到了世界这个大运动场，从运动服，到动作、走路的姿势，都不太合乎潮流。专家们谁都不看好这个运动员，可是最后他跑出了任何一个运动员都没有跑出过的速度。为什么？还是出于对尊严的要求。在奔跑的过程中，我们无暇顾及优雅，顾及外表的风度，但是当我们上到一个高度以后，就进入一个平台期，可以开始考虑下一步如何发展得更加从容优美。在社会利益深刻调整的今天，中国正是在最陡的坡上攀爬，爬上去以后就会有一个可供放松的平台了。达到这个平台以后，希望我们可以放慢一点脚步，喘喘气、休息休息，观赏一下沿途的景色，让曾经丢弃的风度、优雅等等“重回原位”。
记者： 令人神往。其实，如果上升到了平台期还不顾优雅风度的话，到头来最终会影响冲刺速度。有人说，我们走得太快了，应该停下来放慢一点脚步，等一下我们的灵魂。我觉得实际上就是这样。或者说，因为社会的物质进步速度很快，容易出现精神发展的脚步赶不上物质进步的状况，此时必须更多地关注精神，以达到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齐头并进、共同成长的目标。
教授： 的确需要给精神成长一点空间。所以，经济社会各层面“新常态”的到来未必不是件好事，说明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平台期，开始要学习优雅了，开始有余力来优雅了。现在很多人开始讲求“慢节奏”，慢城，慢生活，慢咖啡……都体现了这种追求。“新常态”从经济学上来讲本来是一个负面概念，指的是经济发展降速、走下坡路，但我国是将其当作一个中性词语来使用的。我更愿意在一个褒义的、正面的意义上去使用它，这就涉及到了价值观问题：快好，还是慢好？
记者： 在我们互相追赶着奔向现代化的时候，快就是正面价值，慢就是负面价值，没有人怀疑这一点。所以，才有了改革开放初期广为流传的“深圳速度”——一个建筑队，三天能盖一层楼。
教授： 其实你仔细想想，从价值观的角度来讲，“快”和“慢”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也就是说你不能只按武的来，也得按文的来，两极相通、相辅相成。我曾经看到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讲德国一个华人家庭的二代华裔回中国留学，叫蓝萨姆。他是华人，会说汉语，但在上海生活很不适应，最大的一点担忧就是过马路。他总是不能及时地抢过马路，而且在人群密集的地方不会躲避，往往与人碰撞。遇到这种情况，他就停下来对人说“对不起！”可是，人家早就走远了，根本没有人听他的道歉。据说，他是要准备回德国，因为无法适应中国的节奏。为什么我这么清楚地记住了他的名字呢？因为“蓝萨姆”在德语里是Langsam, 就是“慢”的意思。我不由地推断，蓝萨姆的父母就是为了不再像个陀螺一样旋转，才给孩子取名如此吧。
记者： 在“快”与“慢”之间掌握好度，是必须的，也是艰难的。我们不可能突然从发财致富的追求转到优雅生活方式上来，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实际上，这个过程正在发生。
教授： 以上就是我概括国内发展背景的第一个字——“快”。第二个字是“转”。转，实际上就是说，中国的快不是笔直向前的那种快，而是带转弯的那种快。也就是说，中国社会不但是在快速发展，而且是在实现社会转型。经济体制的转型，整个社会的转型。这是一种转弯。一个人如果是直线性向前跑，那么飞奔的时候比较容易把握好方向。但如果是在快速地拐弯，那就比较麻烦了——方向不容易把握，平衡也不容易控制。所以我们看赛车或者滑冰的时候会发现，人在通过弯道时身姿是倾斜的。这种时候，倾斜本身就是一种平衡。虽然是一种平衡，但它毕竟不那么稳当。一个社会如果老处在这种状态，那是颇为危险的，很容易摔倒的。
记者： 只有在动态的调节中，才能实现快速健康发展，才能顺利地“弯道超车”。这些都是中国发展道路上的特殊性。那么第三个关键词——“深”，又怎么理解？
教授： 前面所讲的两个特性，“快”也好，“转”也好，都是从外在现象进行描绘，这些现象来源于深刻的内在变化。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中有关于“四个深刻”的内容概括——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四个深刻”确实概括得非常深刻。我曾经要求一个博士生研究“四个深刻”，因为“把‘四个深刻’研究透彻了以后，就能够讲清楚中国当代的整体变化。”
记者： 是这样。请您一一梳理一下“四个深刻”的含义与重点吧。
教授： 首先来看经济体制深刻变革。我们都知道，这指的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不做更多解释了。“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究竟指的是什么？社会结构，按照过去的说法主要指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后来又加上社会、党建、生态文明等等。这些变化怎么把握，需要深入研究。例如，教育，过去我们称它为“教育事业”，但它里面有很多为国民经济服务的成分，一些科技、发明的生产力都是来自高校里边的，可以说，教育也是一种生产力。当然，生产力的概念本身也发生了变化，过去生产力主要指的是物质生产，现在也非常重视文化生产和文化生产力。
记者： 怎么看“利益格局深刻调整”？
教授： 马克思说过，人的追求和利益有关。马克思主义者是承认利益存在，能够正视和面对利益问题的。这一点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创新，是一个深刻锐利的思想武器。利益这个东西是真实存在的，谁都不能绕过它，对其作用视而不见、避而不谈。马克思用科学的态度把其揭示出来，让它大白于天下。
记者： 的确，所以马克思不但揭掉资本主义的丑恶面具，也揭掉了普遍的人的羞怯的面纱。
教授： 所以过去我有一个比喻，说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他们在一点上是共通的：都揭示了人最深层的隐私。弗洛伊德揭示的是人的自然隐私，马克思揭示的是人的社会隐私。
记者： 对。社会隐私人们也是千方百计地遮着、盖着，不好说出口。马克思把它揭示出来了，说人们的追求都跟利益有关，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变革，人对自身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就前进了一步。
教授： 那现在，我们就应该用利益的观点来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待社会人群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了。社会阶层的改变、人口的流动，你看到的都是人口的变化，实际上是利益格局的改变。所以，我们有时候说这项改革怎么推不动了？往往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把控住了，严重阻碍或者制约了改革。要深刻改变，就必须改变利益格局。社会结构一旦改变，利益结构肯定也得变，所以说，面对同一项改革，社会各阶层的不同人群观点五花八门，意愿也不一样，这主要是由于利益引起的。而且利益可以量化比较，更强化了人对此的认同和感觉。对待利益的不同态度，分化出不同的“利益”流派，产生了深刻的利益格局调整。
记者： 最后是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这应该是随着其他“三个深刻”产生的、自然而然的结果。
教授： 思想观念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而变化，又反过来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现实。人与人之间交往受价值观等影响很大，一个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也与此关系密切。对个人来说，思想观念的变化直接左右着你的人生选择；对国家来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将影响到发展道路的选择。
记者： 对，这是很关键的问题。一个国家如果找不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往往会动荡起来，其他的追求就更谈不上了。
教授： 当今世界格局复杂多变，泰国、伊拉克等国局势日趋动荡，而中国在这样纷纭复杂的变化中保持了自己的定力与清醒，始终不曾背离自己的道路，而且取得了越来越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这是最有说服力的事实。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平庸的民族，它注定是一个创造历史、书写奇迹的民族。当然，在当今世界的快速变化、急剧转弯、深刻调整当中，中国要想继续稳健地向前行进，就必须要有自己的“主心骨”，应该有一些不变的东西来维持稳定，来平衡这个社会的急剧变化。这些东西应该是什么呢？核心价值观就是一个重要的元素。
记者： 对，越是急剧的变动，越凸显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核心价值观的确是社会发展的压舱石、定盘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