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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初秋，董光继跟母亲结束了乞讨生涯回到家乡。乞讨的生活，让他体味到从未尝过的酸甜苦辣，增长了与艰难困苦抗争的勇气。不久，父亲和弟弟也回来了。秋收时，家里打了几担稻谷和高粱，加上讨来的干粮，一家人挨过了又一个寒冬。
董光继和弟弟最怕过阴冷潮湿的冬天，他们身上没有一件像样的衣裤，单薄的夹衣只能遮体不能御寒，一年当中不是光脚就是穿母亲编的草鞋。白天，董光继和弟弟帮助父母做家务、下农田，经常冻得浑身发抖；到了夜里，小床上只有一层稻草和一条破棉被，钻进被窝，再把衣裤盖在被子上，好久都不能暖和过来。在董光继的记忆中，冬天是最冰冷、最无情的，冬天的日子太难熬了。
不过，也有让董光继高兴的事儿，冬日里，他最喜欢帮助母亲烧火做饭，灶堂里的火苗和厨房里的炊烟和着饭菜的香气让他感到周身温暖。
风柔了，天暖了，1935年初春，父亲给13岁的董光继在村北两公里外的潘大庄子找了个放牛的差事。潘大庄子是个大村，村里有个叫曹明泰的人，租了董庄子地主“三老陈”家200亩地，雇了几个长工短工。牛倌的活计必须得勤快。白天要把两头水牛赶到水草茂盛的地方，别让它们啃了人家的庄稼，傍晚赶回牛棚拴好系牢，夜里喂一次料，还要定期清理牛棚里的粪便，这个活并不轻松。春天雨水特别多，董光继时常挨淋，虽然头戴斗笠还披着蓑衣，可阴凉的雨水说来就来，时常弄得他衣裤全湿，瑟瑟发抖，这也是他最无奈的时候。秋收时，水牛被拉去干活，东家不让牛倌吃闲饭，就让他从稻田里往场院挑稻把子，一次要挑五六个，一个来回要走十来里地，一干就是半个月。
这天，董光继忽然发起了高烧，浑身热得像火炭一样，一阵儿清醒一阵儿糊涂。曹明泰看他病得不轻，捎信儿给董尚言，让他把孩子弄回家。董光继的母亲急急慌慌地向乡亲借了一头水牛，跑了四里地，把病重的儿子接回家。
董光继昏迷不醒，高烧不退，成天说胡话，不吃不喝。他感到身体轻飘飘的，一点气力也没有，眼睛发沉，仿佛睁一下眼睛都要用上全身的力气，没有多久，连头发也掉光了。母亲守在床前，不停地擦眼泪。拿不出钱来请大夫，母亲就找来一些偏方给他治病。董光继的病持续了近一个月，终于渐渐好转，一家人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
一天，董家忽然来了一位穿灰布长衫的人，肩上还背着一支“套筒子”枪，蛮神气的。董光继认出，这是堂兄董光多，董光继早就听说堂兄投奔了红军游击队，他一把揪住堂兄的衣袖，非要他讲游击队的事，堂兄也不厌烦，就给他讲打国民党白匪军的故事。董光继正听得入神，不想堂兄有事要走了。董光继缠着他说：“哥，你带我参加游击队吧。”说着还挺了挺弱小的身子。
董光继听老乡调侃：“游击队，吃和睡，打起仗来往后退。”不知怎么回事，他问堂兄。董光多告诉他：敌人对红军游击队围追堵截，游击队只好经常转移，东躲西藏保存实力，遇到时机，出其不意打一仗……董光继敬佩游击队员的勇敢顽强、神出鬼没和灵活机智。
董光多看着瘦小的堂弟使劲地摇摇头，拍着他的肩膀说：“不行不行，你太小了，连枪都扛不动吧？哈哈哈……”一阵爽朗的笑声过后，堂兄转身向门外走去。
看着堂兄离去的背影，董光继有点伤心，恨不能一下子长大。
董光继天天盼着堂兄董光多回来，暗暗在心里盘算着怎么才能跟堂兄走。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堂兄回来了！这一次，堂兄走到哪儿，董光继就跟到哪儿，听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红军游击队、投身革命……他的内心，充满向往。董光继缠着要跟堂兄一起走。
“哥，我想参加游击队！”“我一定要参加游击队！”董光继揪着堂兄的衣襟一连气地说。
小堂弟的举动着实在让董光多为难，董光继不但年岁太小、个头矮，而且身体极其瘦弱。可是架不住董光继态度坚决，软磨硬泡，不离左右，董光多只好敷衍地说：“行行行，我带你走，带你走！”可心里却盘算着怎样甩掉这个“小尾巴”。
董光继却跟父母说，堂兄已经答应他参加游击队了。
1936年10月一个晴朗的早晨，14岁的董光继跟着堂兄董光多离开了家乡胡后楼村，一直往西北方向走去。
这一天，董光继别提多高兴了，一路上，他问这问那，脚步飞快嘴巴不停。他俩足足走了一天，直到傍晚才赶到瓦埠湖——皖西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创建的游击队所在地。据《寿县志》记载：瓦埠镇位于瓦埠湖东岸，寿县县城东南30公里，省城合肥西北80公里处。镇西为东淝河故道，后积水为瓦埠湖（古时又称望春湖）。瓦埠镇在汉时曾为成德县治，晋废，元朝称瓦埠站，明清时称街。春秋末，孔子弟子宓子贱由鲁使吴经此，病卒葬于此，墓冢尚存，后人建宓子祠，修子贱坟，称瓦埠镇为君子镇。民国期间，在此置瓦埠乡 （镇） 。瓦埠镇是皖西北革命斗争的发祥地，交通发达，风气先开。董光继所在的游击队的领导人是孙祝华 （杨庙镇人） 和涂仲庸。
来游击队的当天，董光继就领到了一身新棉衣。虽然松松垮垮又肥又大，可穿在身上十分温暖。在他的记忆中，自己从来没穿过棉衣过冬，他觉得游击队比自己的家还好。
游击队负责人让董光继当传令兵，主要任务是传信、送信、烧水、洗衣服。起先他还干劲十足，几天下来，董光继体力不支了，到了晚上倒头便睡。游击队员的生活艰苦异常，为避免敌人“蚕食”和“围剿”，经常昼伏夜出，四处转移，他们几次与白匪军遭遇，打完就跑，他们风餐露宿，居无定所。可是游击队员倒挺乐观，革命热情极其高涨。有一次，战斗间隙，他们拿董光继开玩笑，叫他“小鬼”，说他没有枪高，应该回家吃奶。董光继笑嘻嘻地听着，也不计较。他特别崇拜足智多谋的游击队员，心中憋着一口气，暗暗地想，早晚有一天，我也要拿枪打白匪军，到时候让你们瞧瞧我的厉害。
1937年4月，董光继浑身发痒，长了满满一身红疙瘩，奇痒难耐。他不停地抓挠，皮肤抓破了，又疼痛难忍，不久溃烂发炎，开始化脓，到后来竟然高烧不退。原来，董光继得了疥疮，感染了。一时半会儿好不了，游击队负责人决定让他回家养病，董光继说啥也不愿意走，可负责人态度坚决，不容置疑：“游击队员就要听组织的话，这是铁的纪律，回家养病也是革命任务！”在一名同志的护送下，董光继回到了离别半年的家。
董光继的父母亲看到儿子病成这样，又急又心疼。母亲说：“继儿，等病好了，你哪儿都别想去啊！”
听说有一种叫“臭福根”的草药专治疥疮，母亲每天一大早就背上箩筐，到河边采挖。她把挖来的草药洗净熬煮成水，再用熬好的药汤给董光继擦洗身体，一天洗上两三遍。
“臭福根”真有效，不到一个月，一身疥疮渐渐地结痂，结了痂的皮又一片片脱落，露出新鲜的皮肉，两个月左右，他的疥疮彻底治好了。
董光继又开始向往游击队的生活了，他跟父母央求去找游击队，却被父母严厉拒绝了。
父亲说：“游击队是要真刀真枪打敌人，子弹可不长眼睛。你还小，等几年再说吧。”尽管董光继软磨硬泡，可是父母并不答应。可董光继并不死心。他除了在家帮父母磨米磨面、烧水、洗衣服外，有空儿就到外村打听游击队的情况。
这年7月，“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董光继的家乡杨庙镇民众的抗日情绪极为高涨，中共安徽省工委在杨庙成立，他们广泛宣传抗日，恢复党组织，组建抗日队伍。有一次，董光继跟父亲上杨庙镇赶集卖菜时，看到一群群青年学生在城里集会，高声演讲，号召贫苦农民拿起枪杆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他们还高唱流亡曲，慷慨激昂的场面深深地印在他的心里，让他热血沸腾。日本鬼子跑到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大好河山惨遭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老百姓居无宁日流离失所，我一定要参加游击队，只要有了枪，一定把鬼子全都干掉！
转眼就到了1937年12月。这天一大早，董光继瞒着父母，拿了家里几个高粱面馍馍，偷偷地上路了。走之前，他就打听到在他家南部有个叫高岗集的地方住着游击队。董光继一路走、一路打听，走了五六十里路，夕阳西下时，来到了高岗集。
这次他投奔的游击队负责人，是原学生领袖陶久文。得知董光继曾经在游击队当过传令兵，堂兄董光多又是游击队员，看他聪明又机灵，游击队负责同志非常痛快地把他留下了，还当传令兵，送信传信干杂活。
董光继暗暗告诫自己，可要争气啊！千万别再闹病了，一定当个合格的游击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