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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加游击队

1934年初秋,董光继跟母亲结束了乞讨生涯回到家乡。乞讨的生活,让他体味到从未尝过的酸甜苦辣,增长了与艰难困苦抗争的勇气。不久,父亲和弟弟也回来了。秋收时,家里打了几担稻谷和高粱,加上讨来的干粮,一家人挨过了又一个寒冬。

董光继和弟弟最怕过阴冷潮湿的冬天,他们身上没有一件像样的衣裤,单薄的夹衣只能遮体不能御寒,一年当中不是光脚就是穿母亲编的草鞋。白天,董光继和弟弟帮助父母做家务、下农田,经常冻得浑身发抖;到了夜里,小床上只有一层稻草和一条破棉被,钻进被窝,再把衣裤盖在被子上,好久都不能暖和过来。在董光继的记忆中,冬天是最冰冷、最无情的,冬天的日子太难熬了。

不过,也有让董光继高兴的事儿,冬日里,他最喜欢帮助母亲烧火做饭,灶堂里的火苗和厨房里的炊烟和着饭菜的香气让他感到周身温暖。

风柔了,天暖了,1935年初春,父亲给13岁的董光继在村北两公里外的潘大庄子找了个放牛的差事。潘大庄子是个大村,村里有个叫曹明泰的人,租了董庄子地主“三老陈”家200亩地,雇了几个长工短工。牛倌的活计必须得勤快。白天要把两头水牛赶到水草茂盛的地方,别让它们啃了人家的庄稼,傍晚赶回牛棚拴好系牢,夜里喂一次料,还要定期清理牛棚里的粪便,这个活并不轻松。春天雨水特别多,董光继时常挨淋,虽然头戴斗笠还披着蓑衣,可阴凉的雨水说来就来,时常弄得他衣裤全湿,瑟瑟发抖,这也是他最无奈的时候。秋收时,水牛被拉去干活,东家不让牛倌吃闲饭,就让他从稻田里往场院挑稻把子,一次要挑五六个,一个来回要走十来里地,一干就是半个月。

这天,董光继忽然发起了高烧,浑身热得像火炭一样,一阵儿清醒一阵儿糊涂。曹明泰看他病得不轻,捎信儿给董尚言,让他把孩子弄回家。董光继的母亲急急慌慌地向乡亲借了一头水牛,跑了四里地,把病重的儿子接回家。

董光继昏迷不醒,高烧不退,成天说胡话,不吃不喝。他感到身体轻飘飘的,一点气力也没有,眼睛发沉,仿佛睁一下眼睛都要用上全身的力气,没有多久,连头发也掉光了。母亲守在床前,不停地擦眼泪。拿不出钱来请大夫,母亲就找来一些偏方给他治病。董光继的病持续了近一个月,终于渐渐好转,一家人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

一天,董家忽然来了一位穿灰布长衫的人,肩上还背着一支“套筒子”枪,蛮神气的。董光继认出,这是堂兄董光多,董光继早就听说堂兄投奔了红军游击队,他一把揪住堂兄的衣袖,非要他讲游击队的事,堂兄也不厌烦,就给他讲打国民党白匪军的故事。董光继正听得入神,不想堂兄有事要走了。董光继缠着他说:“哥,你带我参加游击队吧。”说着还挺了挺弱小的身子。

董光继听老乡调侃:“游击队,吃和睡,打起仗来往后退。”不知怎么回事,他问堂兄。董光多告诉他:敌人对红军游击队围追堵截,游击队只好经常转移,东躲西藏保存实力,遇到时机,出其不意打一仗……董光继敬佩游击队员的勇敢顽强、神出鬼没和灵活机智。

董光多看着瘦小的堂弟使劲地摇摇头,拍着他的肩膀说:“不行不行,你太小了,连枪都扛不动吧?哈哈哈……”一阵爽朗的笑声过后,堂兄转身向门外走去。

看着堂兄离去的背影,董光继有点伤心,恨不能一下子长大。

董光继天天盼着堂兄董光多回来,暗暗在心里盘算着怎么才能跟堂兄走。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堂兄回来了!这一次,堂兄走到哪儿,董光继就跟到哪儿,听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红军游击队、投身革命……他的内心,充满向往。董光继缠着要跟堂兄一起走。

“哥,我想参加游击队!”“我一定要参加游击队!”董光继揪着堂兄的衣襟一连气地说。

小堂弟的举动着实在让董光多为难,董光继不但年岁太小、个头矮,而且身体极其瘦弱。可是架不住董光继态度坚决,软磨硬泡,不离左右,董光多只好敷衍地说:“行行行,我带你走,带你走!”可心里却盘算着怎样甩掉这个“小尾巴”。

董光继却跟父母说,堂兄已经答应他参加游击队了。

1936年10月一个晴朗的早晨,14岁的董光继跟着堂兄董光多离开了家乡胡后楼村,一直往西北方向走去。

这一天,董光继别提多高兴了,一路上,他问这问那,脚步飞快嘴巴不停。他俩足足走了一天,直到傍晚才赶到瓦埠湖——皖西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创建的游击队所在地。据《寿县志》记载:瓦埠镇位于瓦埠湖东岸,寿县县城东南30公里,省城合肥西北80公里处。镇西为东淝河故道,后积水为瓦埠湖(古时又称望春湖)。瓦埠镇在汉时曾为成德县治,晋废,元朝称瓦埠站,明清时称街。春秋末,孔子弟子宓子贱由鲁使吴经此,病卒葬于此,墓冢尚存,后人建宓子祠,修子贱坟,称瓦埠镇为君子镇。民国期间,在此置瓦埠乡 (镇) 。瓦埠镇是皖西北革命斗争的发祥地,交通发达,风气先开。董光继所在的游击队的领导人是孙祝华 (杨庙镇人) 和涂仲庸。

来游击队的当天,董光继就领到了一身新棉衣。虽然松松垮垮又肥又大,可穿在身上十分温暖。在他的记忆中,自己从来没穿过棉衣过冬,他觉得游击队比自己的家还好。

游击队负责人让董光继当传令兵,主要任务是传信、送信、烧水、洗衣服。起先他还干劲十足,几天下来,董光继体力不支了,到了晚上倒头便睡。游击队员的生活艰苦异常,为避免敌人“蚕食”和“围剿”,经常昼伏夜出,四处转移,他们几次与白匪军遭遇,打完就跑,他们风餐露宿,居无定所。可是游击队员倒挺乐观,革命热情极其高涨。有一次,战斗间隙,他们拿董光继开玩笑,叫他“小鬼”,说他没有枪高,应该回家吃奶。董光继笑嘻嘻地听着,也不计较。他特别崇拜足智多谋的游击队员,心中憋着一口气,暗暗地想,早晚有一天,我也要拿枪打白匪军,到时候让你们瞧瞧我的厉害。

1937年4月,董光继浑身发痒,长了满满一身红疙瘩,奇痒难耐。他不停地抓挠,皮肤抓破了,又疼痛难忍,不久溃烂发炎,开始化脓,到后来竟然高烧不退。原来,董光继得了疥疮,感染了。一时半会儿好不了,游击队负责人决定让他回家养病,董光继说啥也不愿意走,可负责人态度坚决,不容置疑:“游击队员就要听组织的话,这是铁的纪律,回家养病也是革命任务!”在一名同志的护送下,董光继回到了离别半年的家。

董光继的父母亲看到儿子病成这样,又急又心疼。母亲说:“继儿,等病好了,你哪儿都别想去啊!”

听说有一种叫“臭福根”的草药专治疥疮,母亲每天一大早就背上箩筐,到河边采挖。她把挖来的草药洗净熬煮成水,再用熬好的药汤给董光继擦洗身体,一天洗上两三遍。

“臭福根”真有效,不到一个月,一身疥疮渐渐地结痂,结了痂的皮又一片片脱落,露出新鲜的皮肉,两个月左右,他的疥疮彻底治好了。

董光继又开始向往游击队的生活了,他跟父母央求去找游击队,却被父母严厉拒绝了。

父亲说:“游击队是要真刀真枪打敌人,子弹可不长眼睛。你还小,等几年再说吧。”尽管董光继软磨硬泡,可是父母并不答应。可董光继并不死心。他除了在家帮父母磨米磨面、烧水、洗衣服外,有空儿就到外村打听游击队的情况。

这年7月,“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董光继的家乡杨庙镇民众的抗日情绪极为高涨,中共安徽省工委在杨庙成立,他们广泛宣传抗日,恢复党组织,组建抗日队伍。有一次,董光继跟父亲上杨庙镇赶集卖菜时,看到一群群青年学生在城里集会,高声演讲,号召贫苦农民拿起枪杆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他们还高唱流亡曲,慷慨激昂的场面深深地印在他的心里,让他热血沸腾。日本鬼子跑到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大好河山惨遭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老百姓居无宁日流离失所,我一定要参加游击队,只要有了枪,一定把鬼子全都干掉!

转眼就到了1937年12月。这天一大早,董光继瞒着父母,拿了家里几个高粱面馍馍,偷偷地上路了。走之前,他就打听到在他家南部有个叫高岗集的地方住着游击队。董光继一路走、一路打听,走了五六十里路,夕阳西下时,来到了高岗集。

这次他投奔的游击队负责人,是原学生领袖陶久文。得知董光继曾经在游击队当过传令兵,堂兄董光多又是游击队员,看他聪明又机灵,游击队负责同志非常痛快地把他留下了,还当传令兵,送信传信干杂活。

董光继暗暗告诫自己,可要争气啊!千万别再闹病了,一定当个合格的游击队员。 XkHqmRinDRcbPjD7+EvHFUyPP7gDtj5guLYADA1FCxmFiVOL3DTw1K7GFL8KwY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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