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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的长期实践中，铸就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包括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西柏坡精神产生和形成于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性转折时期，中共中央在组织、促进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同时，将全党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变，由革命战争向和平建设转变，并准备由新民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因此，我认为西柏坡精神是一种体现中国革命伟大历史性转折的时代要求的革命精神，即历史转折之魂。只有抓住革命转折这一时代特征及其历史主题与相关课题，才能阐明西柏坡精神的科学含义，从而把西柏坡精神研究引向深入。
西柏坡精神是近年来兴起的一个研究领域。1987年，苏斯民在《四川党建》杂志上发表《西柏坡精神永放光芒》一文，认为西柏坡精神“是一种可贵的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是崇高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辉结晶，在今天越来越显示其可贵和重要”。但此文当时在学术界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时隔四年，在199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活动中，《河北日报》于7月17日以《继承和发扬“西柏坡精神”》为题予以重发，才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自此，学术界围绕西柏坡精神展开了较为广泛的讨论，出版了一些研究资料和著述，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论点。但总的看，西柏坡精神研究还是初起阶段，代表性论文很少，还没有代表性专著，西柏坡精神还远未在全国学术界取得共识和应有地位。
西柏坡精神究竟是什么？怎样才能给它以科学的概念？西柏坡精神的内涵究竟有哪些？如何给它以科学的界定？这是近年来学术界争议最多的问题。根据我们手头的材料，大体有下面五种观点：
一是把它作为一种革命历史精神来研究
。1991年，王居英连续发表《西柏坡精神永放光芒》
《试论西柏坡精神的形成及历史作用》
等文，提出西柏坡精神是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形成的一种革命历史精神”，指出：“应根据当时历史的基本事实来进行科学的抽象概括，而不能根据今天的需要任意解释”，“也不应与其他历史精神表述相互雷同”。由此出发，他认为西柏坡精神的内涵包括四点：敢于和善于决战、敢于和善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一往无前，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彻底革命精神；艰苦创业，讲究工作效率的奋力拼搏精神；注重团结、加强纪律性的团结统一精神。他还认为西柏坡精神“独特的风格”，在于它的历史连续性、创新性和革命性。由于学术界当时尚未着力考察那段革命历史，因而，未能真正从西柏坡精神的特殊本质上阐明它的科学含义。
二是把它作为一种彻底革命精神来研究
。1994年，戴广田发表《论西柏坡精神》
一文，薛建中发表《历史周期律与西柏坡精神》
一文，他们提出西柏坡精神是中共中央解决中国革命转变问题所体现的彻底革命精神。戴广田指出，“必须弄清那个时代的主题”，才能从本质上掌握西柏坡精神。薛建中认为，“西柏坡精神主要是一种历史性转变的精神”，包括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戒骄戒躁的谦虚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坚定不移的彻底革命精神等，其核心内容是“坚定不移的彻底革命精神”。他们都提出历史转变和时代主题，这颇有新意，实际上几乎概括了西柏坡精神的科学含义，但是，由于缺乏对那时的“彻底革命”口号做具体的历史考察，还是未能对西柏坡精神的科学含义做出确当表述。
三是把它作为党魂来研究
。1995年，时运生、王彦坤发表《弘扬西柏坡精神的时代意义》
一文，提出：西柏坡精神主要包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严守纪律，团结一致；谦虚谨慎，实事求是；依靠群众，为民创业；艰苦奋斗，不断革命。而这一精神的主旨（主题）是“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们认为，“两个务必”鞭策共产党人面向未来，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因此，不仅应当成为共产党人永远保持的优良作风，成为中国共产党永远拥有的党魂，而且应当成为世代相传的民族之魂。由于该文意在论证西柏坡精神的时代意义，实际是从执政党建设的角度来概括西柏坡精神，因而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议。
四是把它作为一种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精神来研究
。1996年，石仲泉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之源——兼谈“西柏坡精神”》
一文，指出有的同志从党的建设角度，提出“两个务必”，这无疑是西柏坡精神的重要内容，但不能局限于此。他认为，从政治方向、道路的角度讲，在西柏坡确实体现了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转变到社会主义，进而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精神。他说：“西柏坡精神是这两条伟大道路的交会处和衔接点。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在西柏坡即将走完，这里是最后一站；同时始于毛泽东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又从这里开始，是最初的原始源头。”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意义是很重大的”。石仲泉的分析十分精辟，开拓了西柏坡精神研究的新视野。但由于是“兼谈”，并没有从总体上阐明西柏坡精神的科学含义。
五是把它作为一种善于改造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革命精神来研究 。1998年4月，夏月娥主编的《建设一个新世界》一书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研究西柏坡精神的第一本著作。该书提出：“西柏坡精神是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历史转折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既善于破坏旧世界，又善于建设新世界的革命精神，它既是对中国共产党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概括和总结，又是中华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升华。”并认为：“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革命精神，也是西柏坡精神的实质和核心，它决定了西柏坡精神的基本内容，包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实事求是、勇于创造的精神；执行政策、严守纪律的精神；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精神。但是，由于它把“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时期”，界定为“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或“大决战”时期，而对革命性质的转变关注不够，分析不够，因而，还是未能深刻地揭示出西柏坡精神产生时期的总的历史特征，真正从“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时期”这一总的历史特征高度，来对西柏坡精神的科学含义加以概括和归纳。
上述一些观点，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的历史实际，揭示了西柏坡精神的内涵，有些提法，如“应该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应当依据历史事实进行抽象概括”，“必须弄清历史主旋律”，“西柏坡精神主要是一种历史转变的精神”，“西柏坡精神是两条伟大道路的转换处”等，是非常深刻的。因而，为比较全面地、系统地研究西柏坡精神，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但是，由于对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的历史未能进行全面的、系统的考察，深刻地理解那段历史的总的历史特征，紧紧抓住那段历史的主题，因而尚未能从中国革命历史转折的时代要求的全局上，来确当地阐明西柏坡精神的科学含义。
什么是西柏坡精神？怎样才能给它以科学的概念？这个问题是西柏坡精神研究的首要问题，也是关键性问题。确当地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深刻地理解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思考的总的历史特征，紧紧抓住这段历史的主题和相关课题。除此之外，我觉得在以往的研究中，还有一些误区应当注意加以区分。如，把西柏坡精神的科学概念与西柏坡精神的内涵混为一谈；或者以为从不同角度指出有关内涵，就等于阐明了西柏坡精神的科学概念，结果列举了若干条，还是弄不清楚西柏坡精神究是竟什么；或者以为指出西柏坡精神的本质或核心，就等于阐明了西柏坡精神的科学概念，结果以一概全，也不能真正阐明西柏坡精神的科学概念。又如，把西柏坡精神的科学概念与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混为一谈，以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形成的一整套党的优良传统、作风都是西柏坡精神，结果搞得太杂，几乎变成无所不包了。再如，忽视西柏坡精神的特殊品格，有一些表述，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相互雷同。
实际上，西柏坡精神的科学概念，是对其内涵和外延的概括。内涵是它的本质属性，外延是它含盖的范围。就是说，西柏坡精神的内涵，也就是指它的内容是有限的，仅限于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只有在这一特定的时限内，基于革命实践所形成的体现中国革命历史性转折的时代要求的那些思想、心境、道德和风貌（革命传统和作风），才能铸成西柏坡精神的内涵，而不是指这些思想、心境、道德和风貌（革命传统和作风）本身。西柏坡精神的科学概念，是对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思考的总的历史特征的科学抽象，应当涵盖西柏坡时期所形成的反映其时代要求的西柏坡精神诸项内涵，但并不是指西柏坡精神诸项（或一项）内涵本身。虽然西柏坡精神与井岗山精神、延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有着共同的理想目标、价值取向、理论基础和文化渊源，都可称之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党魂、军魂、民族魂，但是，它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产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要解决的历史主题不同，有关课题不同，凸显了它的特殊本质，在表述上亦应有其独特的风格。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性转折时期。这是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思考的总的历史特征。所谓“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性转折”，就是夺取革命的全国胜利，实现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到城市、从革命战争到和平建设、准备进而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样三个重大历史性转折。这里的关键，就是深刻地理解“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性转折”。第一，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中国式的革命道路是以乡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长期占据农村，建设农村根据地。至20世纪40年代初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1944年6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二次会议把准备夺取大城市问题提到重要议事日程。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并指出：“我们十多年来是处在农村中，提倡熟悉农村和建设农村根据地，这是必要的。”“但是现在不同了”，如果我们现在还不准备城市工作，不学习管理工商业，“我们也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也就不能解放全中国”
。在1945年5月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明确地把“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问题提到全党面前，指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当需要在乡村时，就在乡村；当需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现在要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并进一步提出：“我们夺取了大城市，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三五个中心城市，我们八路军就要到那里去。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恰恰相反，八大如果还在延安开，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历史进入了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阶段，国共两党的斗争主要就是争夺城市。解放战争的胜利，特别是战略反攻和三大战役决战后，夺取了大批城市，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成为现实的紧迫问题。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以这次全会分界，总结过去，重心在农村，现在要转到城市，不转过来不得了，要犯路线错误。“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如果我们“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
。从乡村到城市这一重大转折的实现，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第二，从革命战争到和平建设的转变。1840年以来，中国的战争连绵不断，从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从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到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压迫和封建压迫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被镇压下去。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和三大战役决战后，中国人民才完全掌握了战略主动权，“革命胜利已成定局，中国即将进入一个和平建设的时期”
。从革命战争到和平建设转折的实现，结束了中国近代以来长达一百零九年的战争，结束了中国共产党过去二十八年的革命战争，实现了已达半个世纪的和平建设。以这个重大转折为分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伟大征程，过去工作重点是搞革命战争，要破坏一个旧世界，同时在根据地里改造着旧社会，创造着新中国；现在工作重点是要搞经济建设，在全国范围内改造旧社会，建设新中国。正如毛泽东所指出：革命胜利后，“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
。如果我们在生产建设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建设，不能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那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我们就会失败。
第三，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折。前两个转变，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扫清了障碍。1948年，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毛泽东提出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刘少奇讲了如何对资本主义既要利用，又要限制的问题。周恩来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发展新资本主义的观点。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全面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制定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政策，决定：“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就进一步明确地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和如何实现这一重大转折的问题。
总之，夺取革命的全国胜利，实现革命的历史性转折，是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的总的历史特征。革命精神来源于革命实践。因此，我认为，西柏坡精神是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民主革命彻底胜利，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变到城市、由革命战争转变到和平建设、准备进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伟大实践，所铸就的一种体现中国革命伟大历史性转折的时代要求的革命精神，即历史转折之魂，它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个定义，比较全面地概括了西柏坡精神的内涵和外延：第一，它表明了西柏坡精神形成的特殊历史条件；第二，它反映了当时所解决的历史主题和相关课题；第三，它概括了西柏坡精神的特殊本质；第四，它表明了西柏坡精神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等其他革命精神的内在联系和根本区别。因而，弥补了以往之不足。当然，它是否科学、确当，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西柏坡精神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的基本内涵到底包括哪些？如何给以科学的界定？我认为，这是西柏坡精神研究中的又一个基本问题，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对于正确理解西柏坡精神的科学含义至关重要。为了科学地界定西柏坡精神的本质和基本内涵，必须弄清楚西柏坡精神的本质是由什么决定的，它的基本内涵又是由什么决定的，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目前，学术界对西柏坡精神的本质（有人谓之“实质”或“核心”；有人谓之“灵魂”；有人谓之“主题”或“主旨”），其说各异：一说是“彻底革命精神”；一说是“团结求是精神”；一说是“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一说是两个“善于”，即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些看法，各有其道理，但都有一个缺憾，就是没有紧紧把握住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的历史主题，而正是这段历史的主题决定着西柏坡精神的本质。
我认为，西柏坡精神的本质，就是指它的核心，所谓“灵魂”“主旨”“实质”等等，只是说法不同而已。西柏坡精神作为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的产物，要弄清楚它的本质，就必须从分析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的历史主题入手。只有弄清楚西柏坡时期的历史主题、主旋律是什么，那段历史怎样提出问题，又怎样解决问题，才能从本质上认识和把握西柏坡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伟大历程中，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主题，它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和革命精神的本质和方向。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中国革命处在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时期，三大转折标志着中国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这一时期特有的历史主题，是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准备向社会主义转变，即走完中国式的革命道路，走上中国式的建设道路，“它的最大特点在于充分表现了革命者在敢不敢胜利问题上的坚定不移和对胜利后革命前途的冷静思考”
。这个历史主题，决定了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基本实践和理论思考的方向，规定了西柏坡精神的本质或核心。1948年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和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主要标志。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重点是组织战略决战、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毛泽东在会上讲了国际形势、战略方针、加强纪律、党内民主、财经统一等八个问题。关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他批评了发展新资本主义的观点和农业社会主义的观点，明确地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首先是国营经济，第二是由个体向集体发展的农业经济，第三是私人经济”，以便“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目标和方法。指出：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使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等，“都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通过具体分析国情，指出中国经济基础薄弱，现代工业只占百分之十，分散落后的农业占百分之九十，夺取政权后不能像苏联那样直接搞社会主义，必须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并进一步阐明了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指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还指出：“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
这些论述表明：通过一个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所选择的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因此，我认为：在西柏坡，为转折时期的历史主题所决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理论思考和一系列重大决策，体现了一种继新民主主义之往，开社会主义之来，“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适合国情转变到社会主义，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精神”
。为简明起见，可以把西柏坡精神的本质或核心，概括为“抓住转折的机遇，继往开来，走中国式的建设道路的探索精神”。这种探索精神，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在中国革命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集中体现。
既然西柏坡精神的本质是由那段历史的主题所决定的，那么西柏坡精神的基本内涵，就是由围绕那段历史主题的重要课题所决定的。只要弄清楚围绕历史主题的有关重要课题是什么，西柏坡精神的基本内涵就迎刃而解了。
如前所述，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的历史主题，是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准备进而向社会主义转变，即走完中国式的革命道路，走上中国式的建设道路。纵观那段历史，可以看到，中共中央围绕解决伟大转折时期的历史主题，所面对的历史性课题，即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是艰巨而严峻的，大致有如下四项：第一，是否敢于和善于不失时机地举行战略决战，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第二，是否能够依靠群众，团结一切力量，统一政策，加强纪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第三，是否能够制定出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路线和政策，善于建设一个新中国；第四，是否能够使中国共产党经受住胜利和执政的考验，保持革命本色，这是革命胜利后建设一个新中国的政治保证。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正是在领导中国人民紧紧把握历史转折的主题，完成四项历史性课题的伟大实践和理论思考中，铸就了西柏坡精神的基本内涵。这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两个敢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进取精神 。1948年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提出了“打倒国民党”的战略方针。当时，人民解放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还占优势，还有美国的支持。中共中央对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可能性作了充分的估计，敢于歼灭敌人重兵集团，敢于同敌人决战，当机立断，抓住有利时机，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了国民党赖以维护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1948年底、1949年初，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国际上也有人主张“划江而治”。在此风云变幻的关头，毛泽东以敢于全胜的精神，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决不允许使革命半途而废。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正是在这种举行战略决战，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宏伟实践中所形成的，这是一种敢于和善于抓住机遇，顶住压力、挑战，争取完全、彻底胜利的革命进取精神。
二是“两个坚持”（坚持依靠群众，坚持团结统一）的民主精神 。1948年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决定“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此前后，中国共产党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进行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参战和生产的积极性，“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同时，特别强调加强团结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加强纪律性与发展民主结合起来，把加强纪律性作为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的“一个中心环节”，要求克服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需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并提出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依靠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共产党领导下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长期合作，以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种在建立新中国的创举中所形成的依靠群众、团结统一的精神，是一种体现党、政府、军队与人民群众的新型关系的民主精神。
三是“两个善于”（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科学精神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如何建设新中国的艰巨而伟大的任务。在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对中国的基本国情进行了最初的基础分析，确定了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方向，并考察了新中国的主要矛盾和五种经济结构，规定了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提出了进城后要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思想，要求全党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很快地学会生产、商业、银行等技术和管理工作，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郑重地宣布：“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两个“善于”，是中国共产党在对“建设新中国”的道路问题进行最初的探索之中，极其鲜明地表现出来的一种按着中国的国情搞建设的科学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坚定信念与科学态度的高度统一。
四是“两个务必”（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继续创业精神
。在西柏坡，执政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共产党人会不会变成李自成？能不能经受得住胜利和执政的考验？这关系到革命的成果能否巩固，社会主义目标能否实现，中国式的建设道路能否走下去？在解决这个重要课题时，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郑重地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强调执政党建设，提出“两个务必”，“就是要使它成为一个政治保证”
。这里所体现的，正是一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以功臣自居，不受权力腐蚀，不被糖弹击中，勤政廉政，艰苦奋斗的继续创业精神。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西柏坡精神产生和形成于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它是一种体现中国革命伟大历史性转折的时代要求的革命精神，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的本质是抓住转折的机遇，继往开来，走中国式的建设道路的探索精神，它的基本内涵包括两个“敢于”的革命进取精神、两个“坚持”的民主精神、两个“善于”的科学精神、两个“务必”的继续创业精神。对于西柏坡精神科学含义的正确了解，是比较全面地、系统地认识和把握西柏坡精神的基础和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