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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长于芝加哥西区，那是个意大利人、黑人和希腊人等混杂的地区，我的邻居们除了意大利人，就是黑人和希腊人。 那时候我父亲在福特汽车专卖店工作，每周工作六天半。当伊利诺伊州通过了一条法律，禁止汽车经销商让员工超时工作时，父亲所在的专卖店星期天干脆关门不营业了，当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专卖店店主本人也不想在周末再工作了。
但我的父亲不同，父亲的生活就是“工作，工作”。父亲是那种老式的、传统的男人，从没想过周末会不去工作，工作对于他来说永远优先于陪伴家人。尽管父亲很少陪我们玩耍，也没陪我们玩过一次球，但是父亲恪守一点：每天晚上必须回家。他可以不必时时在我们身边，但仍然是我们的信任和依靠。
意大利人亲情感很强，亲戚之间互相走动得很热络，像个大家庭。小时候更多的时候，哥哥和我实际上经常处在一个大家庭的氛围之中，尤其是在节假日的时候，亲戚朋友们很多人聚在一起热闹非凡，连卧室都要被用来当厨房。记得我家背阳光的那个卧室，每逢聚会通常是婶婶们做面食的地方，她们会做很多的意大利小面饺，做好后在上面覆盖上一层薄薄的面粉防止小面饺干燥。吃饭的时候，人多得需要三个房间才能安排下。餐厅是大人们就餐的地方，大点的孩子们会被安排拥挤在不大的客厅里，而较小的孩子们则被安排在厨房，当然，厨房除了是较小的孩子们吃饭的地盘，喝醉酒的叔叔们有时候也被安排到那里去。
三道主菜过后，就是传统的玩扑克牌的时间了。大人们这时候就会把客厅里的孩子们赶开，他们要在那里玩牌了，玩得很投入，常常玩到很晚，只是偶尔会站起来拿一些甜点吃。厨房里则是另一番景象。女士们会聚在那里，一边从容不迫地洗着如山的餐具，一边家长里短聊着天。所有的孩子们会你追我赶地嬉闹，哪里有空隙就往哪里钻。那个时候家里看起来会是一片忙乱不堪的景象，但在看似吵吵嚷嚷的喧闹下，却是触手可摸的爱和相互尊重。我从那时候就知道：相互爱护、相互尊重，让人有安全感和归属感。我喜欢那种感觉，喜欢被亲友们包围着，喜欢感受环绕在我周围的亲人们的活力。每年的这种时刻，都是我最快乐的日子。这样的环境伴随着我的成长，也造就着我，对我影响至深。无论是在我后来的家庭生活中，还是在职业生涯中，我知道我周围的人爱护我关心我，这对我非常重要，我也如此地对待他人，我相信这对他人也同样重要。 好的结果往往不是产生于你为得到结果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而在于你在努力的过程中，是否在看似很简单的小事上善待了他人。
我很幸运，我生长在一个相互关爱、相互尊重的环境里。我知道很多孩子并没有我的幸运，他们或者出生在一个根本感受不到爱的家庭，或者出生于一个问题家庭。我曾目睹过孩提时的玩伴，他们的父母天天吵架，甚至家暴，有些妇女常被丈夫打成乌眼青。我很早就意识到上天给每个孩子安排了不同的命运，我是幸运的那一个。但当我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玩伴都像我这么幸运，心里并不舒服。这种不舒服的意识，并不完全会导致负面心理影响，因为我也看到了那些出生于问题家庭，或者缺乏父母爱护的孩子，他们并没有被家庭的不幸毁掉，“粗鄙”的家庭并没有阻止住他们去靠近素质和修养。这一切取决于社会给孩子的成长和未来提供了什么，取决于无论一个孩子出生于哪个阶级，什么种族，何种信仰，我们是否给他们创造了同等的奋斗机会。孩提时的我，周围的邻居们大都来自社会底层，这种环境和经历至少让我认识到一点：这些并没有妨碍我和玩伴们成为快乐、诚实的人，并没有阻止我后来的成功。我很骄傲我从这样的环境中走来。
我的小学是在芝加哥西部的莱塞莱克小学度过的。入学时，我瘦小安静，还被选为宗教仪式祭坛男童。但是很快我就加入了一个帮派“小爷帮”，由一帮不到十岁的孩子组成。那个时候，孩子们组成的各种街头帮派盛行，你必须得加入一个， 否则在那片街区就不会被其他孩子接受，就没有“组织”，没有“归属”。 由于我们年龄太小，还不能参加令人向往的“街头战斗”，但我们必须得有“帮派”活动。那时候包括大孩子的帮派活动，并不像今天人们想象的那样，有枪战或者毒品，这些在当时都很少听到接触到。所以我们常常进行的活动之一，就是各自从家里偷来爸爸的啤酒喝。
像所有小男孩都会崇拜大男孩一样，我们也视大男孩的帮派为偶像，努力模仿他们的行为派头。大孩子有时候也会善心发现，陪着我们一群小孩子玩上一会儿棒球。我们所在的街区离芝加哥联盟公园很近，相信在那一街区生活过的老人们，如今回忆起来一定还能想起，经常有一群十岁不到的小孩子们，在公园里追逐、打闹，进行着他们自己的各种比赛。
每年一次，我们“小爷帮”和大点孩子们的“少年帮”会在克拉克公园进行一场垒球比赛。那是一场真正的、只有在芝加哥地区流行的16英寸垒球比赛，比赛结果从没有过悬念，我们会输得稀里哗啦，但是来看比赛的观众从来都爆满，大家看得兴趣盎然。
我们也会经常模仿大人们，头发收拾得整整齐齐，全部拢到后面，梳起背头，摆出一副很有威慑力、酷劲十足的模样在街上游荡。我相信所有男孩子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努力装成“男人”的阶段。当然，我们也经常闯祸，但大部分时候，我们闯完祸后会努力想办法掩盖弥补，然后装作若无其事，几乎从不被发现。
成群结帮在街头打闹、游戏的那些日子，其实并没有丰富的物质生活，但我们依然非常开心，充满着梦想。我记得我的第一笔生意就是在那个时候做成的。
我家所住的公寓楼地下室里，有个烧煤的壁炉，长期烟熏导致那个房间显得破旧、黑暗，散发着一股霉味。可我不在乎，我兴致勃勃地在那里搭了一个热狗炉，那是我平生做成的第一个物品。人与生俱来带着很多天赋，我想我的天赋之一是适合做生意，但我那时候并不知道，也没意识到。我想象着我站在那个热狗炉前，烧烤着我的热狗卖给行人，但这一幕永远没机会实现了。我的热狗炉刚刚搭建完，就被父亲的一个朋友看见了，他停在热狗炉前，饶有兴趣地看了看，非常喜欢地买下我的热狗炉。这是我平生做成的第一笔生意，赚到的第一笔钱。
我的激情似乎受到了鼓励，一发不可收拾。 马上，我有了新的目标，我开始热衷于去给邻居们帮忙。有一位邻居要在房顶上修个小凸槽，他简单示意了我如何去做，很快我就掌握了技巧。当然我的帮助不是无偿的，我的口袋里开始有了硬币碰撞的声音。父母认为我这是在做工，他们认为我太小了不能这样，我想了各种办法说服了父母，最后他们妥协了，同意我去试试。我相信这件事对父亲触动很大，尽管他不露声色，但我仍然能感觉得到。
我十几岁的时候，父母买了他们的第一所房子。那时候的我仍然瘦小、安静，似乎永远都不会长个儿了，直到我进了圣·菲利普高中，到了高二的时候，我开始“疯长”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从公寓搬到独立的房子，从老式意大利街区搬进更中心地带的社区。居住地理位置和条件的改变，没有导致我远离我的“帮派”，反而意味着要为“帮派”付出、展现更多的忠诚。
在“帮派”的规则里，个子长高了，意味着可以参加更正式更严肃的“帮派”活动了，就是“街头战斗”。不得不说，我不是个好战士，大部分时候我在忙于“自我防卫”，或者有时候其实只是为了“打”而“打”，像无头苍蝇一样，胡乱挥舞一番。今天，“帮”这个字的含义已经变味了，已经变成了黑帮、枪战和血腥的代名词。 回忆孩提时代的“帮派”，不过是孩子们结伴玩耍的一种形式， 但“帮派”活动对我作为一个男人的形成，却有着很正面的影响。我和伙伴们在一场又一场“战斗”中成了“生死之交”，我们一起笑，一起哭，一起闯祸，这个过程让我体验了忠心、责任、诚实和互相帮助。不仅如此，“帮派”活动让我看到了一个集体是如何有效地工作的，看到了集体的力量；而认真听取任务分配触发了我“读懂他人”的能力，到最后我仅凭看着队长的眼睛、肢体姿态和手势动作，就知道他想要说什么，希望我们做什么，这些东西让我受益终身。当然，我在“小爷帮”里结交的朋友，我们之间的友谊，从儿时保持至今。
像所有孩子一样，当我长到一定年龄，我需要为我的未来做一个选择，我必须确定我到底想做什么。我的心属于艺术，尤其是视觉领域的艺术。这得益于我从小到大所受到的熏陶，我周围的人们都喜爱艺术。有一天，一位家里的熟人提起芝加哥艺术学院图像艺术专业，他认为我可以去那里试试。
我对艺术的喜爱很早就开始了。有段时间我热衷于参加一种为杂志设计广告的“创意设计竞赛”活动，竞赛规则是杂志社寄过来图像，我照着画下来然后再寄给杂志社，杂志社根据画图技巧进行评选。尽管我并没有从这些竞赛中得到过什么奖项，但参加这样的活动的确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至少杂志社的反馈让我有种被认可的感觉，让我觉着我的确具备艺术天分。我开始不停地练习画素描，设计logo（标识）, 或者为杂志进行广告创意。在那段时间，我还喜欢上了摄影。一位亲戚送给我一部相机，我开始研究摄影技巧，琢磨如何用构图和视角效果带给人视觉冲击。我得感谢父母，我从小就受到他们的鼓励，试着不用语言，而是用图画来表达我想要说的话。儿时无论花在绘画上的时间有多长，父母都不觉着是浪费时间，他们非常喜欢看到我醉心于艺术的样子。
我终于如愿以偿进了芝加哥艺术学院。父母有位朋友，我叫他列昂叔叔，看到过我的作品，听说我被芝加哥艺术学院录取了，慷慨地送给我一块画板。这是我一直想得到的东西，我太幸运了，这块画板我一直保留至今。
学院位于芝加哥市中心，离家比较远。每天上午我都有课，所以每天早上我背着装满画板画具的背包，或者乘L小火车，或者搭哥哥的顺风车到市中心车站下车，然后步行到学院。
在芝加哥艺术学院那几年带给我的改变是难以估量的。尽管在毕业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并没有像最初打算的那样，马上找到一份发挥艺术特长的工作，但是学院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能力，让我看到了未来的机会，让我学会了永不放弃，无论多么的沮丧，让我知道了只要做到了勤奋和执着，事情就会改变。
在油画课、设计课、透视解剖课以及创意课上，我能打破常规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开始得到展现。为了把所要表达的信息通过纸笔和水墨油彩传递出去，我的眼睛必须有洞察力，必须观察透彻了，别人才可以透过我画在纸上的图画，读出我想要表达的东西。这种沟通方式帮了我大忙，谁能想到我的这种能力在日后的销售生涯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家里的餐桌是唯一我能画画的地方，那儿成了我的一个小窝。我常常画个通宵。当我沉醉在画画中的时候，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很多次，母亲半夜或早上起来，看到我趴在餐桌上就那么睡着了，便提醒我上床去休息。
列昂叔叔时任某个标牌制作公司的总经理，邀请我可以到他的办公室，用他办公室的画板画。他鼓励我在艺术上追求下去，只要我还在努力求学，无论我在绘画上有什么需求，列昂叔叔都努力地满足我。为什么会有人对我如此慷慨?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但是现在知道了，我从未把列昂叔叔给我的帮助当作理所当然。东方佛教有个说法叫作“因果”，我牢记在心我必须付出些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列昂叔叔带给我的影响，更多的是他让我看到了一种人生态度，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后来也的确这样做了。这大概就是列昂叔叔和我之间的“因果”。
我喜欢学院的环境，被学术包围着，但又可以专注自己的创作。我学到了很多理论和规则，有的赞同，有的并不赞同，但即使反对，我也从不带着愤怒去反对，而是带着快乐的心情去反对。学院的日子让我学到了另外一课：充满热情和激情地去做事情，成功会水到渠成。我从未涉足过眼镜设计领域，但依然充满激情地参加了芝加哥一家很有名气的眼镜公司的设计比赛，我设计了一款样式独特的眼镜框，在比赛中得到了三等奖！这对于我来说是个了不起的胜利，不是因为得奖了，而是因为这是在我并不熟悉的领域。从那时起，我开始觉着成功的门在朝我打开，我开始变得自信，变得相信我的艺术天分。
进入芝加哥艺术学院拓宽了我的社会圈子，我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以往生活的圈子，“小爷帮”渐渐离我远去，只留下了几个终生要好的朋友。新的环境让我惊讶地发现了我的沟通和交际能力，我原来可以和任何人进行有效的交流， 我注意到了我的声音和说话方式的改变，我努力让我自己听起来诚实、有分寸，但是在我发现我能和任何人打交道的同时，我也注意到了我的一个问题。
有一天，系主任露丝，一位备受人尊敬的艺术家，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她说：“论，我要告诉你一句可能会伤害你感情的话，但是真的是为了你好。”我等着她说出那句会伤害我感情的话，同时因为害怕听到她的批评，而有点不由自主的发抖。“论，”她继续道，“你的英语发音糟糕透了！”
系主任这番严厉批评的话，是对我的一种否定，但同时也开启了我人生另外一扇门。我很清楚她是对的，谈吐对一个人来说非常重要，没有哪个成功者说话口齿含混不清，如果我想有所作为，我必须要像哈佛毕业生一样，说一口优雅的、清晰的、高质量的英语。可我来自意大利社区，我的邻居们和我一样，英语有口音，不够清晰准确，我们的“t”和“d”永远分不清。
在那次谈话中，露丝主任告诉我，她准备帮助我纠正发音不清晰的问题，她让我每天下课后去她的办公室。从那以后，每天课后我都到露丝主任办公室，接受“t”和“d”这两个字母的发音练习，以及由这两个字母开头的所有词的准确念法。露丝主任天使般的和善消弭了我最初的窘迫和不安，在她的指导帮助下，我刻苦地反复练习，并时刻提醒我自己注意发音准确，到了那年年末，我的英语发音发生了巨变，我能说一口清晰的、有节奏的、表达准确的英语了！
当我学会了控制“dis”（这个）和“dat”（那个）的发音，我开始练习语调和演讲，同时开始积累词汇。一段时间后，发音、语调和演讲，不再是我要练习的内容，而是成了我的一部分，我只要一开口，清晰的、有节奏感的讲话就可以滔滔不绝地流出。我的家人和邻居们注意到了我的变化，他们开玩笑地问我：“你是要打算去做新闻播音员吗？” 包括我后来的客户们，显然我清晰准确的口才令他们印象深刻，因此常常会收到这样的询问：“你毕业于哪所常青藤大学？”
我对露丝主任至今怀有深深的敬意。我非常确信，假如没有她，这位令人尊敬的女性，没有她指出我的问题，没有她帮助我练出了出色的口才，我不会征服那么多的客户，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功。
清晰的发音、准确的表达，对于任何一个走入社会的人来说，都应该是必须具备的素质和能力，也是我的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课。
除了学习，在有限的业余时间，我决定去圣文森特孤儿院帮忙。早些时候，我曾经致电院长嬷嬷，提出在复活节的时候去给孩子们做义工。我和一个朋友真的在复活节那天，穿上兔子装去到孤儿院，给孩子们分发糖果。恐怕在人们通常的印象中，星期天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应该是在马路边玩球或在公园里疯跑的时候，很少有孩子会选择在星期天去孤儿院帮忙。我做了大多数十几岁孩子在星期天都不会做的事。
我从小就喜欢小孩，尤其喜欢看起来阳光、幸福的孩子，不希望看到哭泣、悲伤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常常令我窒息。圣文森特孤儿院的孩子们都是孤儿，这个事实本身就令我觉着悲伤，我希望我能做点什么让他们的脸上绽放笑容。我是在充满笑声的家庭中长大的，我想把笑声传给他们，给他们的生活注入一丝快乐。
我父母也很喜欢孩子，我也常把孤儿院的孩子们带到家里去，或者带到附近的公园去玩耍，当然是在孤儿院工作人员的陪伴下。记得第一次带孩子们回家，就发生了一件令我特别震惊的事。大家一进后院，只听孩子们发出了一声惊呼，然后就看到他们争先恐后纷纷奔向母亲在后院种的小花圃。五颜六色的花吸引了他们，因为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们每天生活在灰色的水泥围墙之内，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其他颜色，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花！
谁能想到，我们平常司空见惯的、简单的事物，却能给孤儿院的孩子们带来如此大的快乐？
我已经处在作为一个男人开始感悟生活的年龄，我为孤儿院的孩子们做些什么，才可以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点？ 孤儿院是一栋五层楼高的楼房，大点的孩子们住在四楼，年龄从三岁到五岁，其余是小孩子们的住处和教室。我有了个好主意，对于我来说力所能及，那就是给孩子们的走廊和墙壁上画上画。院长嬷嬷听了我的建议笑得像个孩子，那是我做过的最花力气的项目，不是因为难画，而是因为我感到身负使命，我投入了对孩子们全部的爱。很快，项目完工了，米老鼠、布鲁托、彼得·潘……一个个形象在走廊的墙壁和天花板上跳跃着，教室里的墙壁变成了绿叶覆盖的热带树林，老虎、狮子、猴出没其中。我为孩子们装饰生活环境的艺术创作欲望，一发不可收拾，从楼内画到了楼外小操场。圣文森特孤儿院位于市中心，并没有多大的院子，我挖掘出每一块可以画画的地方，为孩子们画上明快的、可以让他们开心笑起来的图画。我的努力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当我完工后向孩子们展示他们的新环境时，收到了孩子们最灿烂的笑！
奉献爱心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举手之劳的奉献往往会被社会忽视，须知往往一个简单的、人人都能做到的付出，也可以收获巨大的效果。“莫以善小而不为”， 我恪守这点。
当我完成芝加哥艺术学院的学业时，我必须要对圣文森特孤儿院的孩子们，对院长嬷嬷，对修女们，对工作人员说再见了。我要开始走向社会，我决定参军。 1960年正是冷战全面爆发的时期，铺天盖地报道的是来自古巴的威胁，在那样一种气氛下，要么参与，要么逃避。我认为我可以在军队找到发挥艺术才能而远离战场的职位，或许经过军队的历练，可以对未来的职业生涯有更大的帮助。
经过在密苏里的列昂纳伍德基地的基本培训，我被转到了乔治亚的高顿基地，在那儿的军警学校接受进一步培训。驻地后面的树林中，有个被遗弃的杜松子酒厂，每当有空余时间，我都会跑去那里，用水彩在木板上画画。我内心的艺术不能被圈禁住，它需要释放，我需要用画笔表达我自己的心情，尽管军队把我训练成一名军警，但我的职业属于艺术。白天，我和我的搭档会在奥古斯塔或者萨凡纳巡逻，这是固定的训练科目。实际上，我们只是在做一个并不需要多少经验的事情，主要目的是保持我们不懈怠。只有到了晚上，我才可以变回我艺术家的角色。
多米尼加出事了，华盛顿的将军们决定教训他们一下，我和我的搭档被选中去执行几个特殊任务，我完全知道落到叛军手里将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在执行任务的那些日子，有天晚上回到营地，我的心要跳出来了，我被告知家乡来信了。取送邮件的伙伴递给我一个盒子，上面写着圣文森特孤儿院的地址，我坐在我的简易床上，迫不及待地开始读孩子们寄来的东西，有照片，有图画，有信，还有来自院长嬷嬷的小纸条。我把孩子们的来信紧紧握在手里，我要把它们好好保存起来，那是我的财富，不需要花钱就可以获得的财富，是我获取精神安慰的源泉。每当我需要灵感和安慰时，我都会走向孩子们寄给我的那些东西，每一次的感觉都像第一次收到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