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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战国货币经济发展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城市往往是商品和货币流通的中心，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经济中心对货币经济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是货币经济区内部空间结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是货币经济区形成的基础，也是推动货币经济区不断发展的基本力量，只有那些在生产、交换、商品流通等货币经济诸环节上取得了举足轻重地位的城市，才有可能成为货币经济的中心城市。因此作为货币经济的中心应首推商贾云集、货币交易频繁的经济都会。只有在经济发达的通都大邑才有可能伴随着工商业的繁荣，从而形成货币在空间上的大量聚集，货币经济才能够形成相当的规模，这应是判定货币经济中心的必要条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提到的西汉以前的经济都会共有21处，其商品经济繁荣的程度远非其他一般性工商业城市可以比拟。这些被视为经济都会的城市有邯郸、燕、临淄、陶、睢阳、吴、寿春、宛、雍、栎阳、咸阳、长安、杨、平阳、温、轵、洛阳、江陵、陈、合肥。除此之外还有没有提到城市名称而直接冠以国名或经济区名称作代表的如中山、梁宋等。上述所提到的这二十余处经济都会大体可分为通都大邑和政治中心两类，它们具备了作为货币经济中心的必要条件，应是最有可能成为货币经济中心的首选之地
。只有在那些既是经济都会又同时确定无疑地具备了货币铸造功能的城邑才有可能被视为货币经济的中心。换句话说，也就是作为货币经济中心必须兼具货币的铸造地与商业流通中心两种功能，只有货币的铸造地与商业中心地在空间上应具有重合一致性的城市，才可能被视为货币经济中心。以此标准可以被确定为春秋战国货币经济中心的城市应该有：东周王室的都城洛阳，秦国的雍、栎阳、咸阳，赵国的邯郸，韩国的平阳，燕国的易下都和蓟，齐国的临淄，魏国的大梁等。这些货币经济的中心基本上都位于先秦时期黄河中下游、太行山东麓的华北平原上，同时大部分也是东周王室或诸侯各国的都城所在
。战国时期，赵国初都晋阳（今山西太原），献侯迁中牟（今河南汤阴县），肃侯徙邯郸。邯郸逐渐成为黄河以北，包括现在山西大部、河北中南部、陕西、内蒙、山东、河南各一部广大区域内最大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赵国商品经济繁荣昌盛，历经八代国君，达158年之久。赵国以邯郸为中心，南有漳河，与魏为界；北有易水，与燕为界；西北筑长城与林胡、楼烦、匈奴为邻。在河东有三城：平原、高唐（山东禹城西南）、卢（山东长清西南），即所谓“济东三城”
。西有上党郡的一部分（山西沁源、沁县、武乡、襄、榆社、和顺及河北涉县等）。概括地说，赵国约有今河北中南部、山西中部和北部、内蒙河套一带及山东少数地区。
战国时期，赵国出现众多纵横家和众多纵横家汇集于此开展活动，是商业经济繁荣的结果，赵国成为战国经济发展最突出的国家之一。赵国经商意识和经商之风与列国相比有着非常显著的特点，这与赵国的风俗有关。《史记·货殖列传》说赵人“设智巧，仰机利”。赵国人头脑灵活，讲求实际，富有商业观念。《盐铁论·通有》说赵地“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务本”。《吕氏春秋》云：“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嵇文甫先生把这段话称为纵横家尤其是名家的起源，主要说明纵横家和名家是从商业都市中孕育的
。韩非子说赵国的“中牟之人，卖田园弃耕耘而随文学者，邑之半”，也是这样的价值取向。纵横家在赵国占据优势地位是因为重功利、讲实用正是赵文化的明显特征。赵国实用主义思想正是其发达的商业经济发展的结果。纵横家的唯功利是求、朝秦暮楚与商人的投机心理相类似。范雎说秦王，认为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欲富贵耳”
。在赵都邯郸经商的吕不韦，集商人、纵横家于一身，他见到秦质子异人，立即视其为奇货可居的政治资本。可以这样说，商业的发展和繁荣是纵横家大量产生于赵国的经济温床。
赵国商业的发展与繁荣表现为工商业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经济的繁荣，其具体表现为：一是城市面积扩大。赵都邯郸的城市规模很大，由大、小二城组成。“大城俗称大北城，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南北约4800米，东西约3200米；小城俗称赵王城，位于大北城西南，由三座更小的城组成，略成品字结构，总面积约505万平方米”。据《考工记》所载我国古代“前朝后市”的城建原则可知，“大北城”应该是商业城区。如此大面积的商业区昭示着邯郸这个城市经济的繁荣。二是人口更多的聚集。人口量的多少在古代往往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战国时期特别是中期以后，城市人口增加幅度很大。《战国策》曰：“且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多，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邯郸作为国际性大都市，当时有多少人口已无法确知。据史料载 “临淄之中七万户”，而考古发掘“临淄城由大小两城构成，大城周长14公里，小城周长7公里”，邯郸城市布局相似于临淄，不亚于其规模，如果按每户五人计，总人口应不少于30万人。况且邯郸的城市人口流动性大，除常住人口外，另有四方杂民来居，如吕不韦本为阳翟大贾，却贾于邯郸。人口大量聚集城市，也是城市经济繁荣的表现。三是城市中从事生产活动的手工业者和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人的增加。邯郸的大北城就是重要的手工业区，据考古发现在大北城发掘战国时期的遗址中，有炼铁作坊一处，烧陶作坊五处，石器作坊一处。可见在邯郸，当时独立经营的个体手工业者已普遍存在了。四是商业城市大量兴起。从出土货币地名统计看，赵国大小城邑不下三十余座。赵国除邯郸外，还兴起许多商业城市。其中蔺、离石两城是赵国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赵国重要的铸币城市。赵国著名的铸币城市还有武安、中阳、中都等，它们的蓬勃发展可以说是城市商业繁荣的集中体现。赵都邯郸作为战国时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的“漳、河间一都会”，在战国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推动下，其商品交换和商品中转的作用日益突显，商人在此往来穿梭，商品经其流进流出，日益成为战国时期最繁荣的商业中心之一。
赵国商业经济欣欣向荣同战国时期的时代大背景是不可分的。正如傅筑夫先生所说：“特别是到战国年间，随着经济的变化，引起社会的动荡，使旧的统治秩序陷于混乱，同时，所谓‘周室衰，礼法退’和‘嗜欲不制，僭差无极’的情况下，松弛了对末业的约束力量，从而工商业特别是商业有了相当长时间的自由发展。”在战国这个剧烈变革和动荡时期，一些诸侯国的统治者出于现实情况的考虑，无法再拘泥于“工商食官”的传统，放松了对工商业的限制。宽商政策以及各国间互通有无的社会需要，促使商品经济迅速扩展。商业规模和商人地位都有明显的提高，这一时期商业的勃兴是当时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赵国作为一大国，为了求得生存并得到发展，首要任务就是要使国家富起来。为达到此目的，赵国也同其他国家一样重视农业发展，但是赵国经济生产并非单一农业模式，而是采取农商并重的多种经济形式复合发展模式。其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种同其他国家不同的特征，商业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较大。纵览赵国君主的经济政策，无论怎么改革，都没有看到抑商的实例。在商业问题上，首先重视商人，并给商人的自由发展提供较宽松的环境。从吕不韦发迹邯郸、郭纵富比王侯可见商人在当时社会上享有较高地位。其次，政府对商业进行管理，当时邯郸设有市掾，甚至军官兼管市政，即军市等。赵国统治者奉行的农商并重的经济政策，为赵国商业的充分发展提供了政治保证。在其重视之下，广大士民纷纷以经商从贾为时尚，从而更加促进了赵国商业的繁荣。
赵国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商业经济的繁荣，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必然引起商业的成长。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的基础是建筑在手工业产品和卷入交换中的农产品之上的。赵国在战国七雄中商业比较繁荣，同赵国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是不可分的。赵国的疆域内包括广阔的华北平原，是发展农业的最好地带。从大量考古出土的农具来看，在战国时期已普遍使用铁农具，而且种类很多，这大大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力。而且，赵国农业采用精耕细作的方式，掌握积肥施肥的农耕技术，并且采用复种制，极大提高了粮食产量。另外，赵国还利用内陆湖泽较多的优势兴修水利工程。铁农具的使用、农耕技术的提高和水利的兴修，使赵国农业迅速发展。一方面是赵国的农产品产量剧增。据《战国策》记载，在苏秦说燕文侯时，赵国粮食储藏以达到“粟支十年”。农民自给自足后可有余粮投入交换的领域。而且地主、官僚为了满足自己欲望，也需要把剥削所得的农副产品通过市场换取大量奢侈品，这就和商业市场有了很多联系。另一方面，农业的发展还使社会分工日益细密。农民除粮食、布匹外，农具和若干使用物品都需要向市场购置。使商业经济的比重一天天加大，商业也繁荣起来。赵国的手工业也是比较发达的，这直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达和商业的繁荣。赵国手工业的发展首先表现为冶铁业的繁荣。邯郸为战国时期三大冶铁中心之一，生产出大量的生产农具、手工工具及兵器，还能大量使用铁范生产薄壁铸铁器。其次表现为青铜工艺的高超。从出土的青铜器看，赵国人已掌握错金、鎏金和镶嵌等技术，进步于其他诸侯国。特别是赵国的铜镜，铸造精良，美轮美奂。另外，赵国其他手工业在战国时期也得到相当发展，发掘出土的陶器、玉器、石器都可看出其技艺的精湛。赵国手工业的发达使其制造出大量手工制品流通于国内及各诸侯国市场，成为重要商品，其中统治阶级使用的奢侈品如金银器、丝绸、珠玉等装饰品在商品中占很大比重。没有发达的农业作后盾，没有丰富的手工业产品，商品的交换就失去了基础，赵国的三大商业中心，邯郸、灵寿、晋阳都是农业、手工业发达的地区。由此可见，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赵国商业经济的繁荣。
赵国商业经济的繁荣还得益于赵国疆域广阔，物产丰富，经济类型多种多样。赵国的军事扩张使赵国疆域不断扩大，特别是赵武灵王时期，扩胡地千里，吞并中山，把分散的领土连接起来，使赵国疆域西北到达内蒙古的狼山，北到内蒙古乌加河两岸，南到漳河与韩、魏交界，东至黄河以东河间、扶柳一带。由于地域广阔，赵国境内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再加上南北温差较大，赵国形成了适应不同经营方式的多种经济区域和经济成分。赵国多种经济类型发展，比较明显。太行山以东地处华北平原，气候温暖，土地肥沃，农业发达，盛产粮、麻、丝等农产品。而句注山、常山以北，长城以南广大区域基本上是半农半牧和畜牧经济。以代地为例，《史记》载“燕、代田畜而事蚕”，并且载李牧在代地守边“大纵畜牧”。可见此地不仅产丝、粮还盛产马、牛、羊等牲畜。而龙门、碣石一带西北地区，原为林胡、楼烦等游牧民族活动区，其经济物产为“马、牛、羊、旃裘、筋角”。赵国不同地区民族间的经济交往频繁，商业往来就是建立在不同经济类型可以互通有无、互相补充的基础之上的。当时代马、胡犬、昆山之玉被称为三宝，《战国策》载苏秦劝阻赵王时说如果赵伐齐就会“代马胡驹不东，而昆山之玉不出也”。可见，赵国各地的物产交流的频繁和领域的广阔对赵国商业的繁荣发展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赵国繁荣的商业除了加快经济的发展外，对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都具有很大的影响。赵国商业对赵国政治、军事的影响可谓有利也有弊。赵国成为战国时期的强国，与其商业的发达是分不开的，商品经济的繁荣总是有利于增加社会财富，改善人民生活状况的。战国时期各封建国家通过关市税收和官营商品生产及贸易获取大量利益，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商业税是赵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由于商业的发达，赵国国内和列国之间贸易活跃，富商大贾周流天下，贸易之物千里传输，于是赵国在边境和内地设立关卡，征收商人过境税，关卡税是赵国商业税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还征收营业税，即“市租”，赵国财政收入剧增，才能使统治者的政治决策有充足的财源支持，才能有效满足各阶级的需求，从而有利于赵国政治稳定。军事上，通过商业的繁荣也可解决军需及其他物资的匮乏。战争也是经济实力的较量，赵国北部边塞地区设立了服务于军事为目的的特殊市场——军市。所谓军市，即随军交易之市。据史料载李牧“长居代、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府为士卒费”。设军市，征收市租解决了军费开支，又减轻了国家负担，终于“大破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在赵国，军市的巨大作用正是以其商业的繁荣为基础的。商业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军队的强大。但是在各国都重农抑商的历史潮流之下，赵国商业的过度发达终不利于其发展。在各国都把发展农业作为重中之重的情况下，赵国统治者不但对农业重视不够而且对商业未采取限制，使赵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这是不符合当时历史发展趋势的。既不利于赵国的长期繁荣，甚至为赵国的最后灭亡埋下祸根。因为通过繁荣的商业，赵人获得了大量财富，在丰厚利润的驱使下，形成了“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思想而大力投入商业。“农业在古代社会是具有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它发展的相对滞后，使赵国虽所产粮食‘粟支数年’，仍不能满足战国时期大规模战争的需要”。战国后期的长平之战是最好例证，由于赵国粮食生产远远落后于秦国，军粮缺乏促使赵国急于决战而失去久劳秦师的最终取胜机会，赵国的战败使赵国由盛而衰。另外，商业的繁荣加速了统治阶级生活腐化，统治阶级的腐朽也加速了其灭亡。
赵国繁荣的商业对其民风民俗及思想文化颇有影响。首先，赵国商业的繁荣发展及大都市的存在对赵国民俗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商业的繁荣必然导致拜金主义及其他商品观念的流行，重商趋利成为一种时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赵国，人们在商业带来的巨大利润的诱惑之下，竞相走向追求财富的经商之路。礼法制度对赵地人们的约束力逐渐松散了。司马迁论述赵地的民风为“仰机利而食”，“齐、赵设智巧，仰机利” 。并写道：“女子则鼓鸣瑟，跕履，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 “赵女郑姬，设形容，攫名琴，揄长袂，蹑利履，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贵也”。这都映衬出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拜金主义对赵地女俗形成的直接作用。而赵地男子“相聚游戏，悲歌忼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他们不安分农桑，又不重礼仪、礼节，而依靠投机谋食，崇尚功利智巧，这更是都市社会中市井无赖子弟的典型。其次，商业的繁荣使赵国产生“邯郸倡”这一特殊文化现象。物质生产是文化生活的可靠保障。“多美物，为倡优”是商品社会和都市生活的必然伴生物。“邯郸倡”的大量出现与赵国特别是邯郸地区的经济繁荣有关。“邯郸倡”是指在赵国邯郸及其附近地区从事歌舞、乐器演出的艺人。赵国素有乐舞传统，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客观上造成了城邑市井文化的繁荣与城市娱乐场所的出现，吸引着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权贵、富豪们为满足多种生理和心理需要而投入越来越多的文化消费。赵国的音乐歌舞逐渐走向商品化并达到相当程度，“邯郸倡”也就随着赵国同列国商业往来走向各国。可见，“邯郸倡”闻名列国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商业的繁荣必然也促进赵国商业理论的发展。赵人希写以行商之道喻说执政之理，曰：“夫良商不与人争买卖之贾，而谨司时，时贱而买，虽贵已贱矣；时贵而卖，虽贱已贵矣。”这样讲究掌握时机和迅速流转资金的经商理论，是只有在商品经济比较活跃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的。这不仅表现出赵国商业理论的成熟，也可看出商人阶层的思想对士的影响之深。除了上述对政治、军事和文化的影响之外，商业的繁荣对赵国境内的民族融合也有巨大的作用。赵国地域辽阔，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在赵国中部、北部和西北部都生活着许多少数民族，有白狄、赤狄、东胡、匈奴、林胡、楼烦等。各族间的经济交往商业贸易往来是民族融合的主要途径之一。因为，各个民族通过商品的交换，不仅实现了物质的互补，而且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进行了文化的交流。在互相磨合中，最终使不同民族的文化、习俗得到互相认同并实现了民族融合。
战国时期，赵国以其地域关系，工商业异常发达，铸造货币也超过其他各国。传世的东周古钱中半数以上出自赵国，当年的盛况可想而知。赵国的货币政策似乎可分成两个阶段。国都在晋阳时，曾经仿照魏国实行管制经济，发行釿布调节市场。当时以“釿布”为主币，“尖足布”为辅币。釿布由官府铸造，“尖足布”则由民间铸造。而民间的工厂为了牟取暴利，除尖足布外同时兼铸其他钱币，或卖给外国人，或供应国际贸易商，所以各国各样式的钱币赵国都有出产。国都迁至邯郸之后，商业繁荣，超过往昔。统治者似乎放宽了管理尺度，改行自由贸易的政策，不再推行釿布，改以“刀币”为主、“尖足布”为辅的货币政策，仍由民间自行铸用，不加干涉。此时铸造的刀币并不控制物价，而是一种普通性质的大钱。或一抵方足布五枚，或一抵圜钱十枚。当时统治者在发行方面是非常谨慎的，以现在出土的赵刀数量上来看也是非常成功的。
总之，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流通活跃起来。在各诸侯国铸造货币的同时，国都以外的很多城市也铸造货币，因此各地货币的样式不同，种类繁多。现已出土的战国货币，不下几百种之多。从其铸造材料看，有铜币和金币。从其造型上分：刀币，流行于齐、燕、赵等国；铲币，流通于三晋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