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此文写成后，得读清华大学朱保雄君《纳兰成德评传》稿本。中据高士奇《〈蔬香词〉题注》，考知容若生于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可补本传一大遗憾。

又于容庚教授处得读燕京大学罗慕华君《纳兰成德传》稿本，其考容若世系及奉使索伦事，别有所据，视本传加详，惜未注明出处。待彼文发表后，读者可按其所列参考书目复核之。余今未得罗君同意，无权力为此，亦无权力引录其文也。（亦深望罗君见此文后，能将上述两段录寄，并注明出处，则读者与作者当无限感幸。）

更有一意外之获，近从伦明先生处，得读余数年来谒求而未得之《通志堂集》，喜可知矣。据此书可补正本传之处甚多。会余将有远行，他事相催，未及将本传改作，兹将可采用之新资料之重要者分条写列于后。（若遍检高士奇著作，或更可得关于容若之资料，余今亦未能为是，附记于此，以待来者。朱保雄君又云，容若之弟除揆叙外，尚有一人，亦风雅士。一时未能检得出处。盼其能检出录寄。）

（一）容若自乡举后与徐乾学往还甚密。徐序《通志堂集》云“自癸丑（时容若年二十）五月，始逢三、六、九日，（容若）黎明骑马过余邸舍讲论书史，日暮乃去，至为侍卫而止”。则徐氏于容若《墓志铭》中，谓其“于余绸缪笃挚，数年之中，殆以余之休戚为休戚”者当非夸也。徐序又言： “容若病且殆，邀余诀别，泣而言曰：“性德承先生之教，思钻研古人文字……执经左右，十有四年。先生语之以读书之要，及经史百家源流，如行者之得路。然性喜作诗余，禁之难止。今方欲从事古文，不幸遘疾短命。” 则容若之自然嗜好及其所受乾学之影响可知也。

（二）翁叔元《容若哀辞》（《通志堂集》卷十九）云：“壬子同举京兆。……同举之士百二十有六人，相与契合者数人而已。”此数人中，除叔元及韩菼（《本集》卷十三有与韩商榷《明文选》书；韩除为容若撰神道碑铭外，有祭容若文）较接近者外，当尚有王鸿绪、徐倬、李国亮、蒋兴、高琯。（《本集》卷十九附有诸人与翁、韩合祭容若文云：“吾侪同年几人，盖十二三年来离合聚散，亦间会兴于寝门。”）叔元与容若过从尤密，其自述云：

明年（癸丑）或进士，余落第。君时过从，执手相慰藉，欲延余共晨夕。余时应蔡氏之聘不果就。是岁冬谓余曰：“子久客不一归省坟墓，知子以贫故艰于行，吾为子治行。”于是余作客十五年，至是始得归拜先人丘垅，馆数椽居妻子，君之赐也。迨余丙辰幸登第留都门，往来逾密。君益肆力于诗歌、古文词，时出以相示，邀余和，余愧不能也。亡何，君入为侍卫，旦夕弼丞，出入起居，多在上侧，以是相见稀少，然时时读君诗及所与朋友往还笔墨。（《通志堂集》卷十九）

（三）本传据《苇间诗集》卷三，谓容若之识姜宸英当在康熙辛酉。今据《通志堂集》卷十九附录宸英祭文，知实在癸丑。祭文中，且述与容若结交之经历，亦为极重要之传记材料，采录于下：

兄一见我，怪我落落，转亦以此，赏我标格。人事多乖，分袂南还，旋复合并，于午未间。我蹶而穷，百忧萃止，是时归兄，馆我萧寺。人之，笑侮多方，兄不谓然，待我弥庄。俯循弱植，恃兄而强。继余忧归，涕泣弥弥，所以腆赙，怜余不子。非直兄然，太傅则尔，趋庭之言，今犹在耳。何图白首，复遄斯行，削牍怀椠，著作之庭。梵筵栖止，其室不远，纵谈良夕，枕席书卷。余来京师，刺字漫灭，举头触讳，动足遭跌。见辄怡然，亡其颠蹶，数兄知我，其端非一。我常箕踞，对客欠伸，兄不余傲，知我任真。我时漫骂，无问高爵。兄不余狂，知余疾恶。激昂论事，眼瞪舌桥，兄为抵掌，助之叫号。有时对酒，雪涕悲歌，谓余失志。孤愤则那。彼何人斯，实应且憎，余色拒之，兄门固扃。充兄之志，期于古人，非貌其形，直肖其神。在贵不骄，处富能贫，宜其胸中，无所厌欣。忽然而夭，岂亦有云。病之畴昔，信促余往，商略文选，感怀凄怆。梁（佩兰）、吴（雯）与顾（贞观），三子实来，夜合之诗，分咏同裁。诗墨未干。花犹烂开，七日之间，玉折兰摧。

（四）容若与顾贞观之交谊，据顾之祭容若文（《通志堂集》卷十九），有可补记者如下：

屈指丙辰，以迄今兹。十年之中，聚而复散，散而复聚，无一日不相忆，无一事不相体，无一念不相注。……吾母太孺人之丧，三千里奔讣，而吾哥（容若）助之以麦舟。……每戆言之数进，在总角之交，尚且触恶忌于转喉，而吾哥必曲为容纳。洎谗口之见攻，虽毛里之戚，未免致疑于投杼，而吾哥必阴为调护。此其知我之独深，亦为我之最苦，岂兄弟之不为友生，至今日而竟非虚语。又若尔汝形忘，晨夕心数，语惟文史，不及世务。或子衾而我覆，成我触而子举。君赏余弹指之词，我服君饮水之句。歌与哭总不能自言，而旁观者更莫解其何故。又若风期激发，慷慨披露，重以久要，申其积素。吾哥既引我为一人，我亦望吾哥以千古。他日执令嗣之手而谓余曰：“此长兄之犹子。”复执余之手而谓令嗣曰：“此孺子之伯父也。”……吾哥示疾前一（？）日，集南北之名流，咏中庭之双树。余诗最后，读之铿然，喜见眉宇，若惟恐不肖观之落人后者。

（五）容若与严绳孙及秦松龄之交游，据二人合作之祭文（《通志堂集》卷十九），有可补记者如下：

绳孙客燕，辱兄相招。松龄客楚，惠问良厚。谓严君言，子才可取，虽未识面，与子为友。无可相见，去年冬暮，今岁春残，绳孙奉假，龄则去官。（绳孙以是年四月请假出都，详于其容若哀词。则“去年冬暮”之别指松龄也。）……别未无几，思我实深。两奉兄书，见兄素心。

（六）梁佩兰祭容若文（《通志堂集》卷十九）亦有传记材料可采者如下：

我离京师，距今（康熙乙丑）四年，此来见公，欢倍于前。留我朱邸，以风以雅，更筑闲馆，渌水之下。仲夏五月，朱荷绕门，西山飞来，青翠满轩。我念室家，南北万里，不能即归，暂焉依止。公为相慰，至于再三，谓我明春，同出江南。公昨乞假，恩许休沐。静披图史，闲聆丝竹。顷复入侍，上临乾清，谕以奏赋，振笔立成。……四方名土，鳞集一时，埙篪迭唱，公为总持。良宵皓月，更赋夜合，或陈素纸，或倚木榻。陶觞抒咏，其乐洋洋。（集卷十三有《〈渌水亭宴集诗〉序》，以骈俪出之，无传记材料，今不录。）

（七）康熙辛酉，吴汉槎自塞外归，容若即延馆其家。《通志堂集》卷十四《祭吴汉槎文》中云：

皂帽归来，呜咽霑巾。我喜得子，如骖之靳。花间草堂，月夕霜辰。未几思母，翩然南棹。……中得子讯，卧疴累月。数寄尺书，促子遄发。授馆甫尔，遂苦下泄。两月之间，遂成永诀。

汉槎弟兆宣能文，亦馆容若家。有祭容若文，见《通志堂集》卷十九。

（八）刘继增《成容若小传》（见本传引）记康熙甲子容若扈驾过无锡，与顾贞观、姜宸英、陈其年偕宿惠山仞草庵，又与贞观倘佯山中。尝偕登贯华阁，屏从去梯，作竟夕谈。前已考，知其年草率，所记可疑。今读《通志堂集》卷十三《与顾梁汾书》云：“扈跸遄征，远离知己。若留北阙，仆逐南云。”则是时贞观实不在里。刘传所记，皆子虚也。考刘君及其前人所以致误者，盖彼等以容若有《桑榆墅同梁汾夜望》诗，又贞观《弹指词》注有“忆桑榆墅有三层小楼，容若与余昔年乘月去梯处”之语，因以为贞观所谓“桑榆”乃指其故里，而桑榆墅之小楼乃指贯华阁也。不知桑榆墅乃一专名，容若诗题可证。其所在虽不可考，今按容若致梁汾书，可决其非贯华阁也。容若扈驾南巡时与梁汾一段故事，二百余年来成为文学史上佳话，播于吟咏，施于画图，且构成贯华阁古迹上之重大意义，不谓今乃得知其幻。（惟容若登贯华阁留像额题事，则有后人见证可信。）深望世之与贯华阁有关系者，更正前误，揭于阁中，使后来登临凭吊者得知其实。虽足以减却彼等之诗意与历史兴趣不少，然真理终属可爱也。

容若在南巡期内创作颇多，有《金山赋》、《灵岩赋》。诗有《泰山》、《曲阜》、《江行》、《圣驾临江赋》、《江行》、《江南杂诗》、《秣陵怀古》、《金陵》、《病中过锡山》等作。词有《虎头词》（忆江南）十一首。附记于此。

（九）梁任公尝跋容若《渌水亭杂识》（见中华本《饮冰室文集》卷七十七）盛称道之。余曩草本传，以未得见其书为憾。传成后，朱保雄君告余，《昭代丛书》中有之。因循未及觅阅，旋得《通志堂集》中有之，凡五集，自序云： “癸丑病起披读经史，偶有管见，书之别简。或良朋莅止，传述异闻，客去辄录而藏焉。逾三、四年遂成卷，曰《渌水亭杂识》。” 盖十九至二十二三岁时所作也。

是书以考古迹、论述古事古制占大部分，论文学次之，记异闻及感想又次之。兹据大书，参以集中他文，可考见容若之文学见解与普通思想。其论诗歌以性情为主，以“才”、“学”为用，以比兴与造意为最高技术，以模仿为初步，而以“自立”为终鹄，而力斥步韵之非。其论性情与才学之关系也，曰：

诗乃心声，性情之事也，发乎情止乎义，故谓之性。亦须有才乃能挥拓，有学乃不虚薄杜撰，才学之用于诗者如是而已。昌黎逞才，子瞻逞学，便与性情隔绝。

其论比兴也，曰：

雅颂多赋，国风多比兴。楚词从国风而出，纯是比兴，赋义绝少。唐人诗宗风骚多比兴，宋诗比兴已少。明人诗皆赋也，便觉腐板少味。

容若所谓比兴，略即今日所谓明喻与暗喻。其论造意也，曰：

古人咏史，叙事无意，史也，非诗矣。唐人实胜古人，如“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武帝自知身不死，教修玉殿号长生”，“东风不假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诸有意而不落议论故佳，若落议论，史评也，非诗矣。

又曰：

唐人诗意不在题中，亦有不在诗中者，故高远有味，虽作咏物诗，亦必意有寄托，不作死句。……今人论诗惟恐一字走却题目，时文也，非诗也。

其论模仿与自立也，曰：

诗之学古，如孩提不能无乳姆也。必自立而后成诗，犹之能自立然后成人也。明之学老杜、学盛唐者，皆一生在乳姆胸前过日。

其《原诗》一篇（《本集》卷十四）阐此说尤详尽痛快。文繁不引，其斥步韵之敝也，曰：

今世之为诗害者，莫过于作步韵诗。唐人中晚稍有之，宋乃大盛。故元人作《韵府群玉》，今世非步韵无诗，岂非怪事？诗既不敌前人，而又自缚手臂以临敌，失计极矣。愚曾与友人言此，渠曰：“今以止是作韵，那是作诗？”此言利害，不可不畏。若人不戒绝此病，必无好诗。

凡此固不尽容若之创说，而其中允当透辟，后之论诗者莫之能易也。

容若之文学史观，尤卓绝前人，彼确有见乎“时代文学”之理，故曰：

自五代兵革，中原文献凋落，诗道失传，而小词大盛。宋人专意于词，实为精绝。诗其尘羹涂改，故远不及唐人。

又曰：

曲起而词废，词起而诗废，唐体起而古诗废。作诗欲以言情耳，生乎今之世，近体足以言情矣。好古之士，本无其情，而强效其体，以作古乐府，殆觉无谓。

明乎词曲之为新体诗，明乎复古之无谓，此实最“近代的”见解。近代自焦循、王国维，以至胡适之文学史观，胥当以容若为祖也。其论词之演化，亦极精绝。其言曰：

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词虽苏、辛并称，而辛实胜于苏。苏诗伤学词伤才。

容若少笃好《花间词》（《本集》十三《致梁药亭书》），为此言，见解已有转变，至更趋于成熟矣。

容若于诗词之选集，亦有独见。朱彝尊《词综》出，容若《与梁药亭书》（同上）论之曰：

近得……《词综》一选，可称善本。闻锡鬯所收词集，凡百六十余种，网罗之博，鉴别之精，真不易及。然愚意以为吾人选书，不必务博，专取精诣杰出之彦，尽其所长，使其精神风致，涌现于楮墨之间。每选一家，虽多取至什至佰无厌，其余诸家，不妨竟以黄茅白苇，概从芟薙。仆意欲有选如北宋之周清真、苏子瞻、晏叔原、张子野、柳耆卿、秦少游、贺方回，南宋之姜尧章、辛幼安、史邦卿、高宾王、程巨夫、陆务观、吴君持、王圣与、张叔夏诸人。多取其词，汇为一集，余则取其词之至妙者附之，不必人人有见也。

容若于此书中已具道有志于词之选集，徐乾学谓容若“自唐五代以来诸名家词皆有选本”（见本传引），其言必不虚。今其书不可见，惟读上引其文，可窥见其选择之标准，与所选之人物焉。

容若又尝与顾贞观同选《今词初集》二卷，录同时人自吴伟业至徐灿女士凡百八十八家。书有鲁超序，作于康熙十六年。此书今存，余于伦明先生处得见之。

以上述容若之文学见解，并附记其选业竟。

本传中引容若以赵松雪自况之诗，中有云“旁通佛老言，穷探音律细”，盖非虚语。《杂识》中数谈音乐，且涉佛道之书。容若于佛、道二家有极开明之“近世的”态度，谓：

三教中皆有义理，皆有实用，皆有人物。能尽知之，犹恐所见未当古人心事，不能伏人。若不读其书，不知其道，惟恃一家之说，冲口乱骂，只自见其孤陋耳。昌黎文名高出千古，元晦道统自继孔孟，人犹笑之，何况余人？大抵一家人相聚，只说得一家话，自许英杰，不自知孤陋也。读书贵多、贵细，学问贵广。开口提笔，驷马不及，非易事也。

梁任公评之曰：“可为俗儒辟异端者当头一棒。翩翩一浊世公子有此器识……使永其年，恐清儒中须让此君出一头地（《〈渌水亭杂识〉跋》）。”其言盖无溢美也。

容若亦与缁徒往来，共作哲理谈。《与某上人书》（《本集》十三）云：

昨见过，时天气甚佳。茗碗熏炉，清谈竟日。……承示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令仆参取。时即下一转语曰：“万法归一，一仍归万。”此仆实有所见，非口头禅也。……自有天地以来，有理即有数。数起于一，一与一对而为二，二积而成万。凡二便可见，一便不可见，故乾坤也、阴阳也、寒暑也、昼夜也、呼噏也，皆可见者也。一者何？太极也。……吾儒太极之理，即在物物之中，则知一之为一，即在万法之中。竺氏亦知所谓太极者。彼误认太极为一物。而其教又主于空诸所有，并举太极而空之，所以有一归何处之语。……求空而反滞于有，不如吾道之物物皆实，而声臭俱冥，仍不碍于空也。

此虽幼稚之言谈，然可见容若之好思，而智力的兴趣之广也。

容若对于当时西方耶稣会教士所传入之异闻奇艺，亦颇留意。《杂识》中屡及之，尝言“西人取井水以灌溉，有恒升车，其理即中国风箱也”。其巧悟有如此。

（十）容若词集先后至少有四种原刻本。其一为《侧帽词》，刻于康熙十七年戊午以前。其一为《饮水词》，顾贞观以是年刻于吴下，皆详本传。今《榆园丛刻》本似即据康熙戊午本而增辑者。观其所冠序文及排列次序而可见。（此本卷四以前，以词之长短为次。最短者在前，而《忆江南》小令乃在卷五。此诸词如考定为作于戊午后，似前四卷为戊午原本，而卷五以下则为后来增辑者。）其一为张纯修（容若诗词题注中之张见阳即其人）所裒刻之《饮水诗词集》本。张序记时在“康熙（三十年）辛未秋”。其一为徐乾学《通志堂集》本，严绳孙序记时在“康熙三十年秋九月”。故二本之先后不易定。严氏《〈通志堂集〉序》云“今健庵先生已缀辑其遗文而刻之”，似其时书尚未刻成。而张氏《〈饮水诗词集〉序》云“既刻成，谨此笔而为之序”，似《饮水诗词集》成于《通志堂集》之前。今《粤雅堂集丛书》本及万松山房本《饮水诗词集》，即以张纯修刻本为祖者也。除第一次刊本不可考外，其余三本中以张刻本所收词为最多，羡于榆园本两首。《通志堂集》本最少，仅三百首。《通志堂集》本与张纯修本次序既相同，其本文除一二字之变异外，亦大体相同；惟以之较榆园本，不独次序不同，其本文亦恒有一句以上之差异。《万松山房丛书》中之翻张刻本书题下有“锡山顾贞观阅定”一行，而张序亦云“此卷得之梁汾手授”，疑其不同者，由于贞观之得容若同意而点改者。即康熙戊午亦非不经贞观等点改者，观顾序谓“与吴君园次共为订定”而可证。今日欲观容若词在被点改前之本来面目，盖无从矣。予确信榆园本之来源为较早，他日若编校纳兰词，凡可依此本者皆依之，庶几所失本来面目者较少焉。

张荫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