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知道，这是最坏的时候。

他已经在电梯边站了三小时。他在抽他的第五支烟，他的思绪在跳跃。

脸庞，名字，记忆。切下的泥煤在他手里沉甸甸的。瑞典水鸟从头顶掠过。遍野的向日葵。康乃馨精油的气味。网球场传来的妮塔温暖甜蜜的气息。一个寡妇高潮时沁出的汗液。脸庞，名字。

还有死人的脸庞和名字。

他可以从公寓里拿一把椅子过来。但他紧张的神经无论如何都要让他合乎寻常。显然，坐着等电梯看上去多怪啊。

他的情境突如其来，但又完全合乎情理。就像生命里的其他事情。比如性欲。突如其来，但又完全合乎情理。

*

他试着让思绪停留在妮塔身上，但脑子不肯听话。它就像一只绿头苍蝇，聒噪而淫乱。它落在了塔尼娅身上，这是理所当然的。然后它嗡嗡嗡跑到了另一个女孩身上，那是罗扎利娅。他脸红了，是因为想到了她，还是为那个不合常情的事件暗暗自得？

元帅对他的眷顾，也是突如其来，但又完全合乎情理。对元帅的命运，也可以这样说吗？

尤尔根森和蔼可亲、胡子拉碴的脸；然后记起来的，是他母亲攥着他手腕的凶悍愤怒的手指。还有他的父亲，那个生性亲切、可爱、不切实际的父亲，站在钢琴旁，唱着“花园里的菊花早已凋谢”。

刺耳的声音在他脑海里回响。他父亲的声音，他弹奏着华尔兹和波尔卡，向妮塔献殷勤，工厂的汽笛发出了升F大调的四声轰鸣，狗冲着一个不安的巴松管手吠叫，钢衬的政府包厢下方，响起一阵打击乐和铜管乐的尖啸。

这些噪音被一个来自真实世界的声音打断了：升降电梯突然的嘎吱声。他的脚动了一下，踢翻了靠在腿边的小箱子。他等着，记忆突然一片空白，只充满恐惧。电梯停在下一层后，他的手脚才听使唤。他捡起箱子，感觉里面的东西轻轻移动。这让他的思绪跳到了普罗柯菲耶夫 睡衣的故事上。

不，那不是绿头苍蝇。更像是阿纳帕 的蚊子。随处降落，吸食血液。

站在这里，他原以为可以控制自己的思绪。但是，夜晚，孤身一人，好像是思绪在控制他。是的，人无法逃脱命运，就像诗人向我们保证过的那样。也无法逃脱思绪。

他记得切除阑尾前那天晚上的疼痛。他吐了二十二次，冲护士骂光了所有他知道的骂人话，然后乞求朋友叫个民兵来结果他，这样就可以结束疼痛了。叫他来，干掉我，不用再疼了，他恳求道。然而朋友拒绝帮忙。

现在他不需要朋友，也不需要民兵了。这里有足够多的志愿者。

他跟自己的脑子说，一切都是在1936年1月28日早晨，在阿尔汉格尔斯克 火车站发生的。不，他的脑子回答，不是那样的，不是在某一天某一地发生的。是在许多地方，在许多时候发生的，有些甚至发生在你出生前，发生在其他国家，发生在其他人脑海里。

*

之后，无论接着会发生什么，它都会以同样的方式，在其他地方，在其他人脑海里继续。

他想起了香烟：一包包卡兹别克、别洛莫尔、赫泽格维娜·伏洛尔。想起有人将半打纸烟碾碎，塞进他的烟斗，桌上留下一些纸筒和碎纸片。

即使到了眼下，这是否还能修补、恢复、反转？他知道答案：医生说过鼻子的复位。“它当然能复位，但我向你保证，看上去只会更糟。”

他想起了扎克列夫斯基，还有那座“大房子”，以及谁可能会在那里取代扎克列夫斯基。应该已经有人这么做了。从来不缺扎克列夫斯基们，这个世界不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造起来的。可能抵达理想世界后，确切地说，那差不多是两千亿年后，扎克列夫斯基们就不需要再存在了。

时不时地，他的脑子拒绝去相信发生的事情。这不可能，因为从来不可能，就像少校看见长颈鹿时这么说。但这是可能的，它也发生了。

命运。这是一个大词，意味着某些事你无能为力。当生活告诉你，“就这样”，你只好点头，称之为命运。就这样，他命中注定被称为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对此无能为力。自然，他不记得自己的命名仪式了，但他没有理由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一家人聚在他父亲的书房里，围着一台手提式打字机。牧师来了，问他父母想给这个新生儿起什么名字。雅罗斯拉夫，他们回答。雅罗斯拉夫？牧师不太起劲。他说这个名字太与众不同。他说名字与众不同的孩子会在学校遭到取笑和嘲弄：不，不，他们不能叫这孩子雅罗斯拉夫。如此直接反对，让他的父母有些不知所措，但他们又不想得罪牧师。那么，你建议用什么名字呢？他们问。给他起个普通点的，牧师说，譬如德米特里。他父亲指出自己已经叫德米特里了，雅罗斯拉夫·德米特里耶维奇听起来比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要更好一些。但牧师不同意。就这样，他变成了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

名字有什么关系？他出生在圣彼得堡，在彼得格勒成长，在列宁格勒长大成人。名字又有什么关系？

他三十一岁了。几码外，他的妻子妮塔躺在他们女儿加琳娜身边。加莉娅 一岁了。最近，他的生活好像稳定了下来。他从未如此直接地感受过事物的这一面。他感受过强烈的情感，但从来不能娴熟地将它们表达出来。即使在球赛中，他也很少叫嚷，或像别人那样失控；对球员技巧或是技巧不足的安静讲解让他心满意足。有人会认为，这是列宁格勒人典型的闷罐子风格；但除此之外，或心底里，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羞怯而焦虑的人。和女人在一起时，当他抛开羞涩后，他会在殷勤可笑和犹豫沮丧间摇摆不定。就好像他总是踩错点。

但即使如此，他的生活最终还是步入正轨，有了正确的节拍。只是现在又开始动荡不安。动荡不安：这不只是一个委婉说法。

过夜的小箱子靠在他的小腿肚上，让他想起以前试图离家出走的时刻。那时候他多大？可能七岁，或者八岁。他是否带了一个小提箱？可能没有——他母亲的恼怒应该让他根本没时间收拾。那是夏天，在伊林诺夫卡，他父亲在那里做总经理。尤尔根森是房子的勤杂工，他会做东西，修东西，用小孩子能明白的办法解决问题。他从不指导他做任何事，只是让他看着一片木头如何变成一把匕首，或一只口哨。他会递给他一块新出炉的泥煤，让他闻上一闻。

他和尤尔根森越来越亲。当那些让他不快乐的事情发生时（那种事情经常发生），他就会说：“好吧好吧，我要走了，去和尤尔根森一起生活。”一天早上，他还躺在床上，就发出了当天的第一次威胁，或者誓言。但就这一次，对他母亲来说，就已经足够了。穿上衣服，我这就带你去，她答道。他接受了她的挑战——不行，没时间让你收拾——索菲亚·瓦西里耶芙娜紧紧抓住他的手腕，然后他们开始穿过田野，去尤尔根森的住处。起初，他表现出毫不畏惧的强硬，在母亲身边大摇大摆地走着。但慢慢的，他的步伐迟疑了，他的手腕，然后是手，开始从母亲的手里溜脱出来。当时他以为是他自己挣脱的，但现在，他承认，是母亲让他脱手的，一个手指接一个手指，直到彻底松开。不是可以自由地和尤尔根森一起生活，而是可以自由地调转屁股。他泪如泉涌，跑回了家。

手，溜脱的手，紧握的手。还是孩子的时候，他怕死人，怕他们会从坟墓中爬起来，抓住他，把他拽进冰冷黑暗的土地中，他的嘴巴和眼睛里塞满了泥土。这样的恐惧慢慢消失了，因为，原来，活人的手更可怕。彼得格勒的妓女对他的天真无知没有丝毫尊重。时世越艰难，双手越贪婪。伸出来就为了抓住你的鸡巴、你的面包、你的朋友、你的家庭、你的生计、你的存在。像害怕妓女一样，他害怕门卫。还怕警察，不管他们管自己叫什么。

但接着，有一种相反的恐惧：害怕从那双让你安全的手中滑脱。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让他安全。安全了很多年。直到有一天，他看见汗珠从元帅的发际线滚落下来。一块大大的白手帕在飘动，在轻拍，然后他知道，他不再安全了。

*

元帅是他遇到的人中最世故、最老练的。他是俄罗斯最著名的军事家：报纸称他为“红色拿破仑”。他还是个音乐爱好者和业余的小提琴制作者；一个开明而多疑的人，喜欢讨论小说。他认识图哈切夫斯基十多年了，常常看见他在天黑后穿着元帅制服，搜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半认真半嬉戏，将愉悦掺进政治；他侃侃而谈，与人争论，吃吃喝喝，不吝于表现出对芭蕾舞女演员的欣赏。他喜欢讲述法国人曾经怎么教他喝香槟而喝不醉的秘密。

他本人从没那么通达。他缺乏自信；也许，也缺乏兴趣。他不喜欢复杂的食物，喝酒会头晕。回首他的学生生涯，那时，一切都在被重新思考、重新制造，他像大多数学生那样，装出很懂人情世故的样子。譬如，大家都不得不重新思考性爱，老法子一去不复返了；有人提出了“杯水”理论。年轻的无所不知们宣称，性行为就像喝一杯水：你渴了，你就去喝，你感觉到了欲望，你就去做爱。他从未反对这套体系，尽管这的确依赖于你想要女人时，女人也想要谁就要谁。有些女人想要，有些女人不想要。但类比只能到此。一杯水是不走心的。

而且，塔尼娅那时候已经走进了他的生活。

他过去常常宣称要和尤尔根森一起生活时，父母以为他可能只是恼火家里的规矩，甚至只是恼火童年本身的限制。现在想起这件事，他不再那么肯定了。他们在伊林诺夫卡的夏季公寓一定有哪里不对劲，有什么错得很离谱。像所有孩子那样，他一直以为所有事情都很正常，直到被告知恰恰相反。所以，只有当他听到大人们在讨论，在笑，他才意识到，这栋房子的一切都不合比例。房间那么大，窗子却丁点小。五十平方米的房间只有一扇小窗。大人们认为建筑者一定搞错了尺寸，将米算成了厘米，或倒过来。但其后果，一旦你注意到，对一个孩子来说是很吓人的。就像是为最黑暗的梦境而准备的房屋。也许这就是他要逃走的原因。

他们总是在午夜来抓你。因此，与其穿着睡衣被从公寓里拽出来，或被迫在一些轻蔑冷漠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面前穿上衣服，他宁愿和衣而睡，躺在毯子上面，小箱子早就收拾好，放在身旁的地板上。他几乎没合眼，躺在那里，想象一个人所能想到的最坏的情形。他翻来覆去，反过来又妨碍了妮塔入睡。他们躺在那里，各自装睡；也装着没有听见、嗅到另一个人的恐惧。不断让他惊醒的噩梦之一，就是内务部会抓走加莉娅，然后，如果她够幸运，会被送到某家特别的孤儿院，那里专门收养人民公敌的孩子。在那里，她会被给予一个新名字，一个新角色；在那里，她将被变成一个模范的苏联公民，一朵小小的向日葵，脸蛋儿朝着自称斯大林的太阳。因此他提议，在那些注定无法入眠的时光，他就出门在电梯旁的平台上消磨时间。妮塔很固执，她希望在可能是他们最后一夜的那个夜晚，肩并肩躺在一起。然而他很罕见地在争论中赢了一次。

等待电梯的第一个夜晚，他决定不抽烟。他的箱子里有三包卡兹别克，在接受审问，及随之而来的拘留时，他会用得着它们。头两个晚上他坚持住了。然后有个念头击中了他：如果他一到那间“大房子”，他们就没收了他的香烟呢？或者，如果根本没有审讯，或只简短问几句？也许，他们只是在他面前放一张薄纸，命令他签字。如果……他没再想下去。不过，无论哪种情况，他的香烟都浪费了。

就这样，他想不出一个不吸烟的理由。

就这样，他吸了。

他看着手指间的卡兹别克。马尔科 有一次用一种同情的，事实上是赞赏的语调，说他的手有点小，“不宜弹钢琴”。马尔科还告诉他，这次没那么赞赏，他练习得还不够。这取决于你说的“够”是什么意思。他需要练多少就练多少。马尔科应该只管好他的谱子和指挥棒就行了。

他十六岁了，在克里米亚一家疗养院治疗肺结核。塔尼娅和他同岁，又正好同一天出生，只有一点小差别：他生于新历9月25日，她生于旧历9月25日。这种虚拟的同步认可了他们的关系；或者换一种说法，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塔季扬娜· 格利文科 一头短发，像他一样渴望生活。这是初恋，那么简单，命中注定。陪他休养的姐姐马鲁霞，把此事泄露给了他们的母亲。索菲亚·瓦西里耶芙娜立即写信警告她的儿子，远离那个陌生的女孩，远离这种关系，事实上，是远离任何关系。出于十六岁少年的所有的傲慢浮夸，他在回信中向母亲宣讲了自由恋爱的原则。所有人如何必须获得想要的恋爱自由；肉体之爱如何为时不长；两性如何完全平等；婚姻制度如何该被废除，不过，如果它要延续，那么女人也完全有权追求外遇，只要她想，而如果她之后想离婚，男人必须接受，承担责任；不过，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孩子们是多么神圣。

对他这番关于人生的居高临下且故作圣洁的解释，他母亲没有回复。总之，在他们刚刚相遇不久，他和塔尼娅就被分开了。她回了莫斯科；他和马鲁霞去了列宁格勒。但他不断给她写信，互相探访；他还决定将他的第一钢琴三重奏献给她。他母亲还是不同意。然后，三年后，他们最终在高加索一起过了几周。他们都十九岁，都没人陪伴，他刚在哈尔科夫 演奏音乐挣到了三百卢布。那几个星期，他们一起待在阿纳帕……感觉是很久以前了。是啊，很久以前——他人生的三分之一已经过去了。

就这样，这一切就是在1936年1月28日早晨，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发生的。他被邀请和维克托·库宾斯基领导下的当地管弦乐队一起演奏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他和维克托还演奏了他最新创作的大提琴奏鸣曲。一切进展得很顺利，第二天早上，他去火车站买了一份《真理报》。他扫了一眼头版，接着翻到另外两个版面。就像他后来说的，这是他人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天。每年，他都标出这个日子，一直到死。

只是——他的思绪顽固地反驳——没什么是恰好这样开始的。它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脑海里开始了。真正的触发点可能是他自己的名声。或者是他的歌剧。也可能是斯大林，那个永远正确，因此要对所有事情负责的人。或者，它可以是一件小事引起的，简单得就像管弦乐队的席位排列。事实上，最终，这可能是看待它的最佳方式：一个作曲家第一次受到了谴责和羞辱，然后被捕枪决，所有原因只是因为管弦乐队的席位排列。

如果这一切是在别的地方、别人的脑海里开始的，那么，他可能会怪莎士比亚，怪他写了《麦克白》。或怪列斯科夫 ，怪他写了俄罗斯版的《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不，不是他们。这显然是他自己的错，他写了那部冒犯的作品。是他的歌剧的错，它在海内外如此成功，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好奇。这是斯大林的错，因为他授意并认可了《真理报》的社论——有可能就是他自己写的：里面有太多的语法错误，足以暗示出自一支其错误永不能被修改的钢笔。斯大林还错在，他首先把自己想成是艺术的赞助人和鉴赏家。听说他从未错过《鲍里斯·戈东诺夫》 在莫斯科大剧院的任何一次演出。他对《伊戈尔王子》 和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的《萨德科》 也几乎同样热衷。那为什么斯大林不会想听这出备受赞誉的新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呢？

就这样，作曲家被要求在1936年1月26日参加一场他自己作品的演出。斯大林同志将到场；还有莫洛托夫、米高扬和日丹诺夫同志。他们在政府包厢里入座。很不幸，包厢就位于打击乐组和铜管组的上方。在《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里，这些部分的乐谱可不是温柔低调的风格。

他记得从自己的导演包厢向政府包厢望去。斯大林藏在一小块帘子后面，那些知名人士很愿意屁颠屁颠地看向这片缺席的在场，知道他们自己也在被观察。考虑到是这样一个场合，可以理解，指挥和管弦乐队都相当紧张。在“卡捷琳娜婚礼”前的间奏曲中，木管组和铜管组突然自说自话奏得比他谱子标记的更响。然后就像病毒，传染了每个乐器组。就算指挥注意到了，他也无能为力。弦乐越来越响；每次打击乐和铜管乐在他们下面奏起极强音，足够打破窗户时，米高扬和日丹诺夫都夸张地颤抖，侧身转向帘子后面的人，嘲弄几句。第四幕开始时，观众们抬眼看政府包厢，那里已经空空如也。

演出结束后，他收拾好他的公文包，直接去北站赶那班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的火车。他记得当时想，政府包厢是用钢板特别加固过的，以防里面的人遭到暗杀。但导演包厢没有这样的装备。他还不到三十，他的妻子这时已经怀孕五个月了。

1936年：他一直对闰年有些迷信。就像许多人一样，他相信闰年会带来霉运。

电梯的机械装置又一次响了起来。当他意识到它已经过了四层，他提起行李箱贴在身侧。他在等待门打开，等待看见穿制服的人，等待一个会心的示意，然后那些伸出的手会伸向他，拳头紧抓住他的手腕。这毫无必要，因为他急切地想跟他们走，让他们离开房子，离开他的妻子和孩子。

然后，电梯门打开了，是一位邻居，是另一种会心的点头，示意他什么也不会说出去——甚至毫不惊讶看见他这么晚还要外出。作为答复，他也垂下头，走进电梯，随便按了一个按钮，往下坐了几层，等了几分钟，再回到刚刚出发的五层，重新开始守夜。这情况以前有过，也是这样。从来不互相说话，话语是危险的。有可能，他看着就像个一晚接一晚被老婆赶出家门的男人，很丢脸；又或者，他就像个优柔寡断的男人，一晚接一晚抛弃他的妻子，但又重回家门。不过，很可能他就是看上去的样子：一个男人，就像这个城市成百上千的人一样，一夜又一夜，等着被捕。

多年以前，有一辈子了，回到上个世纪那些逝去的岁月，当时他母亲还在伊尔库茨克女子贵族学院，和其他两个女孩在尼古拉二世（那时还是皇子）面前跳玛祖卡舞 《为沙皇献身》。在苏联，格林卡 的这出歌剧肯定是不能上演的，即便它的主题可能会讨斯大林欢心。这是一出关于贫农的道德剧，他为一位伟大的领袖放弃了自己的生命。“献给沙皇的舞蹈”：他好奇扎克列夫斯基知不知道这件事。在过去，一个孩子可能会为父亲甚至母亲的罪恶还债。现在，在地球上最先进的社会里，父母可能要为孩子，还有叔婶、表兄、姻亲、同事、朋友的罪恶还债，甚至为某个人受罚，这人不过就是凌晨三点从电梯里走出来，轻率地朝你笑了笑。惩罚系统大大改进了，比起过去，没有谁会漏网。

他母亲是婚姻中的坚强力量，就像妮娜 ·瓦西里耶芙娜是他们家里的强者。他父亲德米特里·勃列斯拉夫维奇是一个温和天真的男人，他努力工作，把薪水上交给妻子，只留下一点点烟钱。他拥有漂亮的男高音，能在钢琴上玩四手连弹。他唱吉卜赛情歌，诸如“啊，我爱得如此深沉，但爱的不是你”，或者“花园里的菊花早已凋谢”。他喜欢玩具、游戏和侦探故事。一款新式打火机或者一个金属解扣能让他玩上几个小时。他从未真正入世。他请人做了一枚特殊的橡皮印章，这样，他藏书室里每样东西都盖着紫色的词句：“这本书是从D.B.肖斯塔科维奇那里偷来的。”

一个研究创作过程的精神病学家有次向他打听德米特里·勃列斯拉夫维奇。他回答说，他父亲“完全是个正常人”。这话不是护短：成为一个正常人，每天早晨带着微笑醒来，是一种令人艳羡的技能。而且，他父亲死的时候还年轻，不到五十。对家庭、对那些爱他的人来说，这是一场灾难；不过，对德米特里·勃列斯拉夫维奇本人来说，就不一定了。要是活得更长，他会看到革命变了。这并不是说他对革命有什么兴趣。这是他的另一个强大之处。

他死后，他的遗孀没了收入，留下两个女儿，和那个在音乐上早慧的十五岁儿子。索菲亚·瓦西里耶芙娜干起了卑微的工作来养活他们。她在度量衡局当打字员，教授钢琴换取面包。有时候，他怀疑，他所有的焦虑不是从父亲去世时开始的。但他情愿不这么想，因为那几乎是在怪德米特里·勃列斯拉夫维奇了。所以，这么说更接近真相：他所有的焦虑在那一刻翻倍了。多少次，他点头同意那些严肃沉重的鼓励话：“现在你是这个家的男人了。”他们的期待，以及一种他也许无法承担的责任感，把他吓坏了。而他的健康总是很脆弱：他太熟悉医生叩诊的手，那些轻敲与聆听，那探针，那手术刀，那疗养院。他一直在等待这种被许诺的男子气概能让他成长。但他知道，他太容易分心；而且太任性，不能一直保持坚定。因此他无法和尤尔根森一起造房子。

他妈妈是个不屈不挠的女人，不管是性格使然，还是环境所迫。她保护了他，为他工作，把所有的希望放在他身上。他当然是爱她的——怎么能不爱呢？——但是……有点费劲。强大让他忍不住去对抗；不那么强大又让他忍不住要逃避。他父亲就总在逃避困难，在面对生活和妻子时养成了幽默和含蓄。所以，他的儿子，尽管知道自己比德米特里·勃列斯拉夫维奇更果断些，也很少挑战他母亲的权威。

但他知道，她常常看他的日记。因此，他会在日记里故意写上几周后要“自杀”，或者，有时候是“结婚”。

她也有她自己的恐吓方式。无论何时他要离家出走，索菲亚·瓦西里耶芙娜都会当着他的面跟别人说：“我儿子得先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

他们俩都不确定对方有多当真。

那次，在音乐学院小礼堂后台，他感到自责和愧疚。那时他还是个学生，他的作品在莫斯科的第一次公演不够顺利：观众显然更喜欢舍巴林 的作品。这时，一个穿军装的人出现在他身边，安慰他：他和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友谊就此开始了。元帅成了他的赞助人，为他从列宁格勒区的军事指挥官那里筹集资助。他热心而真诚。最近，他告诉每个人，在他看来，《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是排名第一的苏联经典歌剧。

到那时为止，他只失败过这一次。他说服图哈切夫斯基，搬到莫斯科能加快他门徒的职业发展，元帅因此许诺安排搬迁事宜。索菲亚·瓦西里耶芙娜自然不同意：她儿子太脆弱，也太柔弱。如果他妈妈不看着他，谁能保证他喝了牛奶，吃了麦片粥？图哈切夫斯基是有势力，有影响，也有经济实力；但索菲亚·瓦西里耶芙娜仍然掌握着他灵魂的钥匙。因此，他留在了列宁格勒。

像他的姐姐一样，他九岁时被放在琴键前。那正是世界对他来说日渐清晰的时候。或者说是一部分的世界，不管怎样，足够支撑起他的人生。弄明白钢琴和音乐很容易，至少比弄明白其他事情容易。他勤学苦练，因为勤学苦练很容易。就这样，没有对这种命运的逃避。随着时间的推移，看上去更加不可思议了，因为这给了他养活妈妈和姐姐的能力。他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他们家也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家庭，但话是这么说。有时，在一场成功的音乐会以后，当他收到喝彩和金钱时，他觉得几乎能够成为那个难以捉摸的角色了——家里的男人。尽管在另一些时候，甚至在他离家、结婚和成为一个孩子的父亲之后，他还是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迷失的孩子。

那些不了解他的人，那些隔着距离听他音乐的人，可能会想象这是他第一次遇到挫折。他们认为，这个才华横溢的十九岁少年——第一首交响乐就被布鲁诺·瓦尔特立刻选中，然后是托斯卡尼尼和克伦佩勒 ，自1926年首演之后，十年来一帆风顺，不谙世事。这些人可能意识到名声常常造就虚荣和傲慢，所以，他们翻开《真理报》，同意里面的观点，作曲家们的创作很容易就偏离人民想听的那类音乐。而且，因为所有作曲家都是为国家服务，那么，如果他们冒犯了人民，那就是国家的责任，要介入，把他们拽回来，让他们与观众有更强的共鸣。这听上去完全合理，不是吗？

只不过从一开始，他们就磨利了攫住他灵魂的爪子：当他还在音乐学院时，一群左派青年学生试图要学校开除他，取消他的奖学金。只不过俄罗斯无产阶级音乐家协会和相似的文化组织一开始就反对他的立场；或者说他们以为的他的立场。他们下决心要打破艺术的资产阶级束缚。所以工人们应该被培训成作曲家，所有音乐必须能一下子被理解，能取悦大众。柴可夫斯基是颓废的，最轻微的实验都被定罪为“形式主义”。

只不过早在1929年他就已经受到官方谴责，说他的音乐“偏离了苏维埃艺术的大道”，他被舞蹈技术学院开除了，失去了教职。只不过在同一年，米沙·卡瓦德里，他的《第一交响曲》是献给他的，成了他朋友和同伴里第一个被逮捕和枪毙的人。

只不过在1932年，政府解散了各种独立组织，掌管了所有的文化事业，结果，与其说驯服了傲慢、偏见和无知，不如说让它们集成一伙了。如果说要把脸上沾满煤污的工人变成交响乐作曲家这一计划并没有真的实现，相反的事情却出现了。作曲家被期待像矿工一样提高产量，他的音乐被期待温暖人心，就像矿工的煤温暖身体一样。官僚们在评估音乐的生产，就像他们评估其他种类的生产一样；有标准产品，也有出了偏差的次品。

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火车站，冻僵的手指打开《真理报》时，他看到了第三版上的大标题，确认并指责这种偏差：混乱取代了音乐。他立刻决定取道莫斯科回家，在那里他可以寻求建议。火车上，冰天雪地从眼前掠过，他第五、第六遍重读了这篇文章。起初，像为自己震惊一样，他也为歌剧震惊：在这样的谴责下，《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不可能再在莫斯科大剧院上演了。过去的两年，它名噪四海——从纽约到克利夫兰，从瑞典到阿根廷。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它不仅讨公众和评论家欢喜，也取悦了政治委员们。在第十七届党代会期间，它的演出是莫斯科区官方产出的一部分，这份产出是要和顿巴斯 矿工的生产定额一较高下的。

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他的歌剧就像一条突然惹恼了主人的疯狗，要被毙掉。他试图尽可能头脑清醒地分析遭到攻击的各种因素。首先，正是他歌剧的成功，尤其是在海外的成功，成了反对它的理由。仅仅几个月前，《真理报》还充满爱国热忱地报道了该作品在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首演。现在同一张报纸认识到，《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只是在苏联以外取得了成功，因为它“不讲政治、杂乱无章”，因为它用“焦躁不安、神经质的音乐，撩拨了资产阶级的堕落趣味”。

其次的理由，与此有关，是他认为的来自政府包厢的批评，文章便是朝着藏身幕后的斯大林所发出的假笑、哈欠和马屁的集合。于是他读到，他的音乐如何像“鸭子的叫声、野猪的呼噜和疯狗的狂吠”；它的“神经质的、痉挛的和抽搐的”本性如何源自爵士乐；它如何让歌唱变成了“尖叫”。这出歌剧明显是胡乱写就的，就是要讨好“软弱派”，他们丧失了对音乐的所有“健康品味”，更喜欢“混乱的音流”。至于剧本，它蓄意抽取了列斯科夫故事中最卑鄙肮脏的部分：其结局“粗俗、简陋、下流”。

但他的罪行也是政治罪。那个匿名评论的作者对音乐的了解，不会超过一头猪对柑橘的了解，所以，文章被添上了那些熟悉的、酸透了的标签。小资产阶级、形式主义、梅耶荷德 主义、左翼。作曲家写的不是一出歌剧，而是一出反歌剧，音乐故意掀了个底朝天。他从有毒的源泉里畅饮，那里也是“绘画、诗歌、教育和科学领域出现左倾”的源头。万一需要说清楚——它总是需要——那么激进主义就是与“真正的艺术、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文学”背道而驰的东西。

“那些有耳朵的人会听见”，他总喜欢这样说。但即便那些聋子也不会听不懂“混乱取代了音乐”是什么意思，不会猜不出可能的结局。有三句话，不仅针对他在理论上的误入歧途，也针对他本人。“作曲家显然没有想过，苏联观众在音乐中期待什么，寻找什么。”这一条足以取消他作曲家协会成员的资格。“这一倾向对苏联音乐的危害显而易见。”这一条足以夺走他创作和演出的资格。最后一句是：“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花招，会造成非常恶劣的后果。”这一条足以取走他的性命。

然而，他还年轻，对自己的天赋充满自信，一直到三天前还很成功。就算他（无论从气质上还是天资上）不是政客，他还是有可以求助的人。于是，在莫斯科，他先见了艺术事业委员会主席普拉东·克尔任采夫，开始说明他将如何回应此事，这是他在火车上想出来的。他要为歌剧写一份辩护词，对批评提出反驳，并把文章交给《真理报》。比如……但克尔任采夫，尽管温文尔雅，都没听他把话说完。他们面对的不是一篇由一位评论家署名的负面评论，其意见会随着时日或他领悟的深浅而变化。这是一篇《真理报》的社论：不是什么一时兴起的看法，可以提出反驳，而是一份来自最高领导层的政治声明。换句话说，是《圣经》。对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来说，唯一可行的做法就是做公开检讨，承认他的错误，解释说，在创作这部歌剧时，他因为过于年轻无知而误入了歧途。此外，他还应该公开宣布，要立刻投身到苏联的民族音乐中，那将帮助他改变方向，转向所有真实、流行和悦耳的音乐。在克尔任采夫看来，这是他能重新受宠的唯一方式。

他不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但他受过洗礼，有时，路过某座开放的教堂，他会为他的家庭点上一支蜡烛。他也很了解《圣经》。因此他很熟悉罪的概念；还有它的公共机制。罪行，对罪行的供认不讳，牧师对事情的审判，祈祷，忏悔，宽恕。尽管有时，罪恶过于巨大，连牧师也无法宽恕。是的，他明白这些规则和礼仪，不管教堂怎么称呼它们。

他接着去找了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红色拿破仑还只有四十多岁，是个坚强而英俊的男人，额头上有显眼的美人尖。他听完了发生的一切，中肯地分析了门徒现在的处境，从战略上提出了一个简单、大胆而慷慨的方案。他，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将亲自给斯大林同志写一封求情信。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大大松了口气。当元帅在桌前坐下，展平面前的一张白纸时，他头轻了，心也松了。但这个穿着军装的男人一抓起他的笔开始写字时，一种变化忽然袭来。汗水从他头发里冒了出来，从他的美人尖一直流到前额，又从脑后渗进了衣领。一只手拿着手帕不安地抖动，另一只手拿着钢笔停住了。这样没有军人气概的恐惧令人沮丧。

*

在阿纳帕，汗水从他们身上汩汩冒出。高加索很热，他从来都不喜欢高温。他们凝望着低湾处的海滩，可他没兴趣游泳去暑。他们在镇子北端的林荫里散步，他被蚊子咬了。然后他们又被一群狗堵住了去路，几乎要被活吃。这些都没有关系。他们去了度假地的灯塔，当塔尼娅抬头眺望时，他关心的是她脖子下面皮肤的甜美褶皱。他们参观了那些古老的石门，那是土耳其要塞的唯一遗迹，但他心里想的是她的小腿，想着她走路时上面肌肉的运动。那几个星期，除了爱、音乐和蚊子叮咬，他的生命里再没有别的东西。他心中的爱，他头脑里的音乐，他皮肤上的蚊子包。哪怕天堂也逃不开虫子。但他不恨它们。它们的叮咬很聪明，总在他够不到的地方；驱蚊剂是从康乃馨中提取的。如果一只蚊子能让她的手指触摸他的皮肤，让他散发出康乃馨的香味，他又怎么可能责怪这种昆虫呢？

他们才十九岁，相信自由恋爱：他们更热切探索的，是彼此的身体，而不是度假胜地。他们抛弃了来自教堂、社会和家庭的成规，没有成为丈夫和妻子，就像丈夫和妻子一样生活了。这几乎跟性行为本身一样让他们兴奋；也许，让他们沉迷，不能自拔。

但随后来临的是他们没在床上的所有时刻。自由恋爱也许能解决基本问题，但解决不了其他问题。他们当然彼此相爱；但身边总是有个人——即便他有三百卢布和年少成名——就不那么简单了。他作曲时，总能确切知道该做什么；对音乐（尤其他的音乐）需要什么，他总能做出正确决断。当指挥和独奏者礼貌地询问是否这样或者那样更好时，他总是会回答：“我肯定你是对的。但我们这会儿先不管它。下次我改过来。”于是，他们满意了，他也满意了，因为他从没想过听从他们的建议。因为他的决定，他的直觉，总是对的。

但离开了音乐……情况就很不同了，他会变得神经质，脑子会糊涂，有时候会做出一个愚蠢的决定，只是为了把事情解决掉，而不是因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能他在艺术上的早熟，意味着他躲开了那些帮助普通人长大成人的岁月。但不管是什么原因，他在生活的实践中很笨拙，而这，无疑包括感情的实践。于是，在阿纳帕，除了爱的狂热以及性带来的晕眩和自足，他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着不必要的沉默、误解的暗示和心不在焉的计划。

他们又回到了各自的城市，他去了列宁格勒，她去了莫斯科。但他们会互相拜访。有天，他正要完成一个作品，便请她坐在身边：她的存在能让他感到安稳。过了一会儿，他妈妈进来了。她直视塔尼娅，说：

“滚出去，让米佳 完成他的工作。”

而他回答：“不，我要塔尼娅留在这里。这对我有帮助。”

他竟然反抗他母亲，这样的场景很罕见。要是他能更经常这样，他的人生会有所不同。不过也许不会——谁知道呢？要是红色拿破仑都赢不过索菲亚·瓦西里耶芙娜，他又怎么可能会有取胜的机会呢？

他们在阿纳帕的时光是首田园牧歌，但根据定义，牧歌只有结束了才被称为牧歌。他发现了爱情；但他也开始发现，爱情远不是让他“成为他自己”，远不是像康乃馨精油那样，擦遍他全身，而是会让他难为情，让他为难。他不在塔尼娅身边时，显然最爱她。而当他们在一起时，双方对彼此都有期待，这份期待，他既无法确认，也无法回应。譬如，他们一起逃到高加索，特别明确他们不是丈夫和妻子，特别明确他们有着同样的平等自由。但这样一种冒险，其目的是最终要成为真正的丈夫和真正的妻子？这听上去毫无逻辑。

不，这不诚实。他们感情不和的一个原因是他爱她，多过她爱他，不管彼此的倾诉有多均等。他试图惹她嫉妒，描绘他和其他女人的调情——甚至引诱，不管真假——但似乎只是让她生气，而不是嫉妒。他还威胁要自杀，不止一次。他甚至声称，他娶了一个芭蕾舞女演员，那很有可能成为事实。塔尼娅却大笑不已。这之后，她自己结婚了。那只让他更爱她。他乞求她和丈夫离婚，嫁给他；他再一次威胁要自杀。都没有用。

早些时候，她曾温柔地告诉他，她被他吸引，是因为他的单纯和坦诚。但如果这没能让她爱他像他爱她那么多，那么，他希望自己既不单纯也不坦诚。倒不是说他感到自己单纯和坦诚。它们听上去是设计好要把他关在盒子里的词汇。

他发现自己在反省真诚的问题。个人的真诚，艺术的真诚。如果它们是真诚的，它们是如何相连的。这种美德每个人究竟拥有多少，又能够保存多久。他告诉朋友们，如果他否定《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那么他们就会断定，他已经丧失了真诚。

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拥有强烈感情的人，只是缺乏表达它们的技巧。但那只会让自己太轻易地得到宽恕；这还是不真诚。事实上，他是个神经病。他认为他知道自己要什么，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他不再需要它了，它离开了他，他又想让它回来。毫无疑问，他被宠坏了，他是母亲的小男孩，是两个姐姐的小弟弟；还有，他是个艺术家，被期待拥有一种“艺术气质”；此外，他也是个成功人士，让他可以因出名而表现出突然的傲慢。马尔科已经当面骂过他“越来越虚荣”。但他潜在的情形其实是一种高度的焦虑。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神经病。不，再一次比这更糟：他是个歇斯底里症患者。这样一种气质是从哪来的？肯定不是来自他父亲；也不是他母亲。不错，那是无可逃脱的个人气质。也是个人命运的一部分。

他知道，在他心里，他理想中的爱情是什么——

*

然而电梯过了三层，然后四层，现在停在了他的面前。他提起他的行李箱，门打开了，一个陌生人走了出来，吹着《相逢之歌》 。面对着它的曲作者，他中间吹跑调了。

他知道，在他心里，他理想中的爱情是什么。它在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里被完整地表达过了，故事是关于一位年轻的警备司令，他驻扎在地中海沿岸的一个要塞小镇。对，那地方就叫昂蒂布。总之，这位军官常常在镇子郊外的树林里散步，在那里常常撞见本地商人帕里斯先生的妻子。自然，他爱上了她。这个女人反复拒绝他的殷勤，直到有一天，她让他知道，她丈夫要外出，一晚上不回来。一场幽会被安排好了，但到了最后一分钟，这位妻子收到一封电报：她丈夫的生意提前谈完了，晚上就回来。为爱疯狂的警备司令，捏造了一起紧急军事事件，下令关闭城门，到第二天早上再开。回家的丈夫被刺刀挡在外面，只好在昂蒂布火车站候车室凑合了一晚。如此一来，那位军官就可以享受几小时的情爱了。

诚然，他无法想象自己管理一座要塞，更不用说寂静的黑海之滨温泉小镇上一道摇摇欲坠的土耳其城门了。但道理是一样的。你应该这样去爱，没有恐惧，没有障碍，不用去想明天。然后，之后没有遗憾。

*

优美的言辞。优美的情感。然而这样的行为超过了他的能力。他可以想象年轻中尉图哈切夫斯基做得到，要是他曾经当过警备司令。他自己的狂热……好吧，这会成为另一个不同的故事。他曾和高克 一起旅行过，此人是个相当不错的指挥，但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他们一起待在敖德萨。在他和妮塔结婚前几年。那时候他还在努力让塔尼娅吃醋呢。可能还有妮塔。一次美味大餐后，他回到伦敦饭店的酒吧，挑了两个女孩。也可能是她们挑了他。不管是哪种情况，她们坐到了他的桌子边。她们都很漂亮，他很快被其中一个叫罗扎利娅的吸引了。他们谈起了艺术和文学，与此同时，他抚摸着她的屁股。他叫马车把她们送回了家，在他爱抚罗扎利娅的时候，那位朋友会别过头去。他陷入了爱河，他很清楚这一点。两个女人计划第二天坐轮船去巴统 ，他跑去送她们。但女孩们止步于码头，因为在那里，罗扎利娅的朋友因为卖淫被捕了。

这对他来说是个意外。同时，他为罗佐茨卡 痴狂。他以头撞墙，撕扯头发，诸如此类；就像糟糕小说里的角色。高克严厉警告他远离那两个女人，说她们都是妓女，不要脸的婊子。但这只是让他更加兴奋，多有趣啊。那么有趣，他几乎要和罗佐茨卡结婚了，要不是他们来到敖德萨的婚姻注册所时，他发现自己把身份证明忘在了宾馆。然后，不知怎么的——他甚至想不起来为什么，是怎么样——一切戛然而止，他在凌晨三点，从刚刚停靠苏呼米 的小船上，跑进了倾盆大雨中。一切都是怎么回事？

但关键是，他并不后悔这一切。没有障碍，不用去想明天。他怎么会差点儿娶了一个职业妓女？他认为是情境使然，再加上点精神失常。也因为他内心的某种冲突。“母亲，这是罗扎利娅，我妻子。这肯定不意外吧？难道你没读过我日记？里面写了‘和一个妓女结婚’。女人有职业很好，你不也这样想？”还有，离婚很容易，所以为什么不结？他觉得如此爱她，几天后，就要娶她，又几天后，他在雨中逃开她。与此同时，那位老人家高克坐在伦敦饭店的餐厅里，考虑要一块炸肉排还是两块。谁能说什么才是最好？你只有事后才明白，届时为时已晚。

他是个内向的男人，总是被外向的女人吸引。这是否就是麻烦的一部分？

他点燃了另一支烟。在艺术和爱情之间，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总有香烟。他想象着扎克列夫斯基的继任者，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递过一包别洛莫尔。他会谢绝，递过去一支他自己的卡兹别克。审讯者也回以拒绝，然后每个人都将自己挑的香烟放在桌上，舞曲结束。艺术家吸起了卡兹别克，烟盒上的图案正暗示着自由：一匹奔驰的骏马，上面的骑手背对着卡兹别克山脉。据说，这图案是斯大林亲自审定的：尽管这位伟大领袖吸他自己的牌子，赫泽格维娜·伏洛尔。它们是为他定制的，你可以想象有多么精准。并不是说斯大林直接就把一支赫泽格维娜·伏洛尔放在唇间。他做事不那么简单。不，他喜欢拆开烟卷，然后碾碎烟草放进他的烟斗里。那些知情人告诉那些不知情的人，斯大林的办公桌乱成一团，满是丢弃的烟纸、烟盒和烟灰。他知道这件事，或者说，他不止一次听说过这件事，因为关于斯大林，没有一件事不起眼，不值得传播。

没有人会在斯大林在场的时候，吸一支赫泽格维娜·伏洛尔——除非斯大林给了一支，那时他们会偷偷地尽量不吸，之后当作圣迹炫耀。那些执行斯大林命令的人，倾向于抽别洛莫尔。内务部的就抽别洛莫尔，它烟盒上的图案是俄国地图；标为红色的是白海运河，香烟以此得名。这项伟大的苏维埃工程完成于30年代早期，是由劳改犯修建的。不同寻常的是，很多宣传会提到这个事实。它声称，在建设运河期间，罪犯们不仅帮助国家发展，也“改造了他们自己”。好吧，那里有十万劳动力，其中有些可能是提高了他们的道德水平；但据说四分之一的人死掉了，而他们显然没有被锻造成新人。他们只是树木被砍伐时飞溅出来的碎片。内务部的人会点上他们的别洛莫尔，在袅袅的烟雾中，描绘着挥舞斧头的崭新梦想。

毫无疑问，妮塔进入他生活的时候，他正在抽烟。妮娜·瓦尔扎尔，瓦尔扎尔三姐妹中的老大，径自从网球场上下来，散发出快活、笑声和汗水。健美、自信、时髦，一头金发似乎让她的眼睛也变成金色的了。一个称职的物理学家，一位出色的摄影师，拥有自己的暗房，对家务不是很热衷，这是实情；不过他也不是很有兴趣。在一部小说中，他生活中所有的焦虑，他的强大和软弱的混合，他歇斯底里的潜质，都会被一个爱的漩涡裹挟，引向婚姻的喜悦和平静。但生活中有许多令人失望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它从来都不是小说，既不是莫泊桑的小说，也不是其他人的。好吧，有可能是果戈理的一个讽刺短篇。

就这样，他和妮娜相遇了，成了恋人，但他还在努力将塔尼娅从她丈夫那里赢过来，然后塔尼娅怀孕了，然后他和妮娜敲定了他们结婚的日子，但在最后一刻，他无法面对，于是没有出现，逃婚了，躲了起来，但他们还是坚持了下来，几个月后，他们结婚了，然后，妮娜有了一个情人，既然事已至此，他们决定分手并离婚，之后，他也有了一个情人，他们就分手了，签了一份离婚协议书，但当离婚成真时，他们意识到他们犯了一个错误，六个星期后，他们复婚了，但他们还是没有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在写给情人叶莲娜的信中，他说：“我很优柔寡断，不知道是否有能力得到幸福。”

随后，妮塔怀孕了，一切必需的事情都稳定下来了。只是就在妮塔进入孕期第四个月，1936年这个闰年开始了，在这一年的第二十六天，斯大林决定去看歌剧。

*

在读完《真理报》的社论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格利克曼发电报。他请他的朋友到列宁格勒中央邮局去订阅所有相关新闻的剪报。格利克曼会每天把它们带到他的公寓，他们将一起仔细阅读。他买了一个大大的剪贴簿，在第一页贴上了《混乱取代了音乐》。格利克曼认为，这有点太自虐了，但他说：“它必须在那里，它必须在那里。”然后，每出一篇新文章，他都贴在里面。之前，他从没想过保存评论；但这次不同了，现在他们不仅评论他的音乐，还对他的存在发表了社论。

他注意到那些曾经不断赞扬《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的批评家，在过了两年后，如何突然发现它一无是处。一些人坦承了他们之前的错误，表示《真理报》的文章拨开了蒙蔽他们的迷障。他们被音乐和作曲家愚弄得多惨啊！他们终于看清了形式主义、世界主义和左派激进主义给俄国音乐的本质带来了多大的危险！他还注意到哪些音乐家现在公开发表反对他作品的声明，还有哪些朋友和熟人开始选择跟他保持距离。带着同样的表面上的平静，他阅读了来自普通大众的信件，他们中大部分人正好碰巧知道他的私人地址。许多人说，他的驴耳朵应该被割掉，还有他的脑袋。还有那些不可能收回的话，穿插在最正常的句子里，出现在报纸上。例如：“今天，将举办一场人民公敌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音乐会。”这样的语句不是偶然采用的，也不会未经最高领导层的批准。

*

他感到疑惑，为什么权力现在将注意力转到音乐，转到他身上了？权力总是对语言而不是音符更感兴趣：被宣布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是作家，不是作曲家。作家会在《真理报》头版遭到谴责，作曲家是在第三版。差着两个版呢。这可小瞧不得：会有生死之别。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一个冰冷、机械的词组。然而……艺术家面对的是什么，如果不是人类的灵魂？除非一个艺术家只是想装装门面，或者只想当有钱有势的人的哈巴狗。他本人一直反对贵族，无论是情感上、政治上，还是艺术原则上。在那充满乐观的年代里，不过就几年前，当时整个国家——如果不是人类本身——的未来都在被重新塑造，看上去似乎所有艺术可以最终被整合进一个辉煌的工程中。音乐、文学、戏剧、电影、建筑、芭蕾和摄影会形成动态的合作关系，不仅反映、批评或讽刺社会，也塑造它。艺术家们出于他们的自由意志，而不是政治上的引导，将帮助他们的人类伙伴发展和完善他们的灵魂。

有什么不可以？这是艺术家最古老的梦想。或者，就像他现在想的，是艺术家最古老的幻想。因为政治官僚很快就来控制这个工程了，过滤掉其中的自由、想象、复杂和微妙，没有这些，艺术只会变得愚蠢。“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里有两个主要的问题。首先是，许多人并不想让自己的灵魂被人设计，对不起，多谢。他们对自己来到这个世界时的灵魂的样子很满意；当你要去引导他们时，他们会反抗。来这场自由的露天音乐会吧，同志们。噢，我们真的认为你该来。是的，当然这是自愿的，但如果你没露面，可能就犯了错误……

第二个关于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问题更本质一些。那就是：谁来做工程师的工程师？

他记得在哈尔科夫一座公园的一场露天音乐会。他的《第一交响曲》让附近的狗都狂吠起来。群众大笑，乐队演奏得更大声，所有的狗叫得更响了，观众也笑得更大声了。现在，他的音乐让更大的狗叫了起来。历史在重复自己：第一次是闹剧，第二次是悲剧。

他不想让自己变成一个戏剧性角色。但有时候，当他的思绪在深夜跳跃，他会想：所以，历史就是这样。所有的斗争、理想、希望、进步、科学、艺术和良知，都这样结束了，剩下一个男人站在电梯旁，脚边一个装着香烟、内衣和牙粉的小行李箱；他站在这里，等着被抓走。

他强迫自己的思绪转向另一个带着不同旅行箱的作曲家。革命后不久，普罗柯菲耶夫离开俄国去了西方；1927年他第一次回国。他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有着高级的品位。他还是基督教科学派的成员，虽然这不是故事的重点。苏联边防的海关人员没怎么见过世面；而且，他们的脑子里塞满了颠覆、间谍和反革命。他们打开了普罗柯菲耶夫的行李箱，发现最上面放了一样让他们迷惑的东西：一套睡衣。他们摊开睡衣，拿起来翻来覆去地看，面面相觑。可能，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也很尴尬，总之，他让妻子来解释。但流亡了这些年后，普塔什卡已经忘了睡衣用俄语怎么说。问题最终靠肢体语言解决了，夫妻俩被允许过关。但怎么说呢，这件事完全是典型的普罗柯菲耶夫风格。

他的剪贴簿。什么样的人会去买一本剪贴簿，然后在里面贴满侮辱自己的文章？一个疯子？一个讽刺家？一个俄国人？他想到了果戈理，站在镜子前，用一种厌恶而疏远的语气，一遍遍喊自己的名字。他并不觉得这像疯子所为。

他的官方身份是所谓的“无党派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喜欢说，布尔什维克最优秀的品质是谦逊。是的，俄国是大象们的祖国。

当加琳娜出生时，他和妮塔常常开玩笑说，要给她起名萨布丽娜。意思是小糊涂。糊涂家族。这是一种虚张声势的反讽。不，是自毁式的愚蠢。

图哈切夫斯基写给斯大林的信没有收到回复。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本人也没听从普拉东·克尔任采夫的建议。他没有做公开声明，没有为年轻无知道歉，没有改变初衷；虽然他收回了他的《第四交响曲》，对那些没有聆听之耳的人来说，那自然听上去就像一堆鸭叫、猪哼和狗吠。与此同时，他的所有歌剧和芭蕾舞剧都被从保留剧目中清走了。他的职业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然后，在1937年春天，他和权力有了第一次对话。当然，他之前和权力说过话，或权力也和他说过话：官员、官僚和政治家们带来过意见、建议和通牒。权力通过报纸公开和他说话，也在他耳边私下低语。最近，权力羞辱了他，夺走了他的生计，命令他忏悔。权力告诉他怎样工作，怎样生活。现在它可能暗示，经过一番考虑，它不想让他再活下去了。权力决定和他面对面。权力的名字叫作扎克列夫斯基，而权力——它对他这样生活在列宁格勒的人如此表达自己——住在“大房子”里。很多进了里特尼大街“大房子”的人，再也没有现身。

他被约在星期六早上见面。他坚持跟家人和朋友说，那不过就是走走形式，可能是《真理报》持续批评他的文章的自然结果。他自己几乎不信，也怀疑他们会信。没什么人会被传唤到“大房子”去讨论音乐理论。他自然很守时。一开始，权力很端正，很礼貌。扎克列夫斯基询问了他的工作，他职业生涯的进展，他接下来打算创作什么曲子。在答复时，他提到——差不多是条件反射——他准备写一首以列宁为主题的交响乐，这应该属实，令人信服。然后，他觉得可以合乎情理地提到针对他的媒体战了，而审讯者对此几乎草草敷衍过去，让他更受鼓舞。接着，他被问到了他的朋友，他会定期见谁。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扎克列夫斯基引导了他。

“我想，你和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很熟？”

“对，我认识他。”

“告诉我，你怎么认识他的。”

他回想起他们在莫斯科那个小礼堂的后台碰见的情景。他解释说元帅是位著名的音乐爱好者，出席过他的很多音乐会，他自己拉小提琴，甚至有制作小提琴的爱好。元帅邀请他去过他的公寓；他们甚至还一起演奏过音乐。他是一个不错的业余小提琴手。他是说“不错”？从能力上来说，当然。是的，当然，还能提高。

但扎克列夫斯基对元帅的指法和运弓技巧有多高深，不感兴趣。

“你去过他家很多次？”

“是的，时不时去。”

“时不时去了多少年？八年，九年，十年？”

“对，差不多吧。”

“好吧，我们可以说，每年拜访四到五次？一共去了四五十次？”

“我会说少一些。我从未统计过。但肯定没那么多。”

“但你是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密友之一？”

他停下来想了想。“不，不是密友，但是好朋友。”

他没有提到元帅为他筹集了财政支持；给他建议；为了帮他，写信给斯大林。扎克列夫斯基也许知道这些事，也许不知道。

“在这四五十次去你好朋友家的时候，还有谁在场？”

“没有这么多次。只有家里人。”

“只有家里人？”审讯者的语调自然带着疑虑。

“还有音乐家。音乐理论家。”

“是否偶尔也有政治家在那里？”

“不，没有政治家。”

“你这么确定？”

“哦，你瞧，有时候那里有很多人在聚会。而我并不都认识……事实上，我常常在弹钢琴……”

“你们都谈了些什么？”

“谈音乐。”

“还有政治？”

“没有。”

“说吧，说吧，怎么会有人不跟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谈政治呢？”

“他已经，我们可以说，下班了吧。那里只有朋友和音乐家。”

“那里是否还有其他下班的政治家？”

“不，从来没有。我在的时候，那里从来没有谈论过政治。”

审讯者看了他很久。然后变了个语调，就好像要让他做好思想准备，他的立场将变得威严。

“现在，我认为你应该发动你的记忆。就你的身份而言，你在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家时，不可能像你说的那样只是个‘好朋友’，十多年的定期交往里没谈过政治。譬如，暗杀斯大林同志的阴谋，对此你听说过什么？”

这时候，他知道，他是个死人了。“又一个人的时辰就要到了”——这一次，轮到他了。他尽可能清楚明白地重申，在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家，从未谈及政治；纯粹是音乐之夜；国家大事跟帽子和大衣一起，留在门边了。他不确定这是否是最好的措辞。但扎克列夫斯基几乎没在听。

“好吧，我建议你再使劲想一想，”审讯者告诉他，“其他一些客人已经证实了那个阴谋。”

他意识到图哈切夫斯基一定被抓起来了，元帅的职业生涯结束了，还有他的生命；调查才刚刚开始，元帅的所有身边人很快就会从地球表面消失。他自己的清白无关紧要。他的回答是否真实也无关紧要。所有已经决定的，已经决定了。如果他们想要证明一个他们刚刚才发现或刚刚才发明出来的阴谋荼毒甚广，以至于连这个国家最著名的（如今是最丢人的）作曲家都卷入其中，那么，他们就会这样证明。这也解释了扎克列夫斯基在结束询问时就事论事的平淡口吻。

“很好。今天是星期六。现在十二点，你可以走了。不过，我只给你四十八个小时。到星期一的十二点，你会记起所有事。你必须回想起所有讨论的每一个细节，这个针对斯大林的阴谋，你将是主要证人。”

*

他是个死人了。他把所有这些都告诉了妮塔，他看到在她的强颜欢笑下，她已经同意他是个死人了。他知道他必须去保护身边的亲人，要这样，就必须保持冷静，但他只剩慌乱。他烧掉了所有可能连累别人的东西——只是，一旦你被贴上人民公敌、已知刺客的同伙这样的标签，你身边的一切已受牵连。他最好把整个公寓都付之一炬。他担心妮塔，担心他的母亲，担心加莉娅，担心每个曾进出他公寓的人。

“人无法逃避命运。”就这样，他将在三十岁死去。肯定比佩尔戈莱西 年长，但要比舒伯特年轻。就此而言，和普希金差不多。他的名字和他的音乐会被抹去。他不仅将不复存在，他从来就没存在过。他是一个错误，被迅速纠正；是照片中的一张脸，但会在第二次印刷时消失。而即便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他被发掘出来，他们会发现什么呢？四首交响乐，一首钢琴协奏曲，一些管弦乐协奏曲，两首弦乐四重奏的片段——哪首都没写完，一些钢琴曲，一首大提琴奏鸣曲，两部歌剧，一些电影和芭蕾舞配乐。他将因什么被记住？那部让他蒙羞的歌剧？那首他明智地撤回的交响乐？也许他的《第一交响曲》将会成为欢快的序曲，在那些有幸比他活得长的作曲家的成熟作品音乐会上演奏。

不过，他知道，即便这也是虚幻的安慰。他本人怎么想无关紧要。未来会决定未来将决定的事情。比如，他的音乐一点也不重要。比如要是他没有因为虚荣而卷入针对国家领导人的谋反活动，可能会在音乐上有所作为。谁能说出未来会相信什么？我们对未来有太多的期待，希望它能和现在抗争。谁能说出他的死会给家庭投下怎样的阴影。他想象加莉娅在西伯利亚孤儿院长到十六岁，以为父母狠心抛弃了她，她父亲写过的音符她连一个都不会知道。

刚开始向他发出威胁时，他告诉朋友：“就算他们砍掉我的双手，我也要口衔钢笔继续创作。”这是蔑视的言辞，想要以此支撑每个人的灵魂，包括他自己的。但他们不想砍掉他的双手，他那短小的、“不宜弹钢琴”的双手。他们也许想要折磨他，因为他忍不住疼痛，会马上同意他们说的每件事。名单将放在他面前，他会暗示他们所有人。不，他会说得很简短，会很快变成是的，是的，是的和是的。是的，我那时候在元帅公寓里；是的，我听见他说了所有你认为他也许说过的话；是的，这个将军和那个政治家都卷入了阴谋，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但是，不会有砍掉双手那样夸张的情形，只有一颗高效的子弹钻进后脑勺。

他的那句话，往好里说，只是愚蠢的自吹，往坏里说，不过是修辞。权力对修辞没有兴趣。权力只知道事实，它的语言由措辞和委婉语构成，用来公开或隐瞒那些事实。在斯大林的俄国，没有口衔钢笔创作的作曲家。从此以后，只有两种类型的作曲家：战战兢兢活着的和已经死掉的。

*

如今他才刚体会到他内心的年轻不可战胜。不仅如此，它无法被收买。除此之外，在此背后，是种信念，对他拥有的不管什么天赋，对他创作的不管什么音乐，他坚信它们的正确与诚实。这一切，都没有被摧毁。只不过到如今完全无关紧要了。

星期六晚上，还有星期天晚上，他一直喝到入睡。此事不难。他有点头晕，几杯伏特加就能把他干倒。这弱点也是有好处的。喝酒，然后躺倒，其他人需要继续喝才行。它让你第二天头脑更清醒，能更好地工作。

阿纳帕是个著名的葡萄疗法中心。有一次他和塔尼娅开玩笑，说他喜欢伏特加疗法。就这样，现在，在这可能是他人生最后两晚的时刻，他使用了这种疗法。

星期一早上，他亲吻了妮塔，最后一次拥抱了加莉娅，然后坐上公共汽车，前往里特尼大街上那座阴沉的灰色建筑。他总是很守时，赴死时也很准时。他凝望着涅瓦河，河流会比他们所有人都长命。在“大房子”，他向接待处警卫自报家门。警卫看了一眼花名册，没找到他的名字。他被要求再重复一遍。他照做了。警卫又查了一遍名单。

“你来干什么？要见谁？”

“审讯员扎克列夫斯基。”

卫兵慢慢点了点头。然后，没有抬头，说：“好了，你可以回家了。你不在名单上。扎克列夫斯基今天不来，所以，没有人接待你。”

就这样，他和权力的首次对话结束了。

他回了家。他怀疑这一定是个诡计——他们让他走，好跟踪他，然后逮捕他所有的朋友和同伴。但结果是他生命中一个突如其来的运气。在周六到周一之间，扎克列夫斯基自己受到了怀疑。他的审讯员被审讯了。他的逮捕者被逮捕了。

然而，如果他被“大房子”打发不是一个诡计，那就只能是官僚拖延。他们不可能放弃对图哈切夫斯基的追查；因此，扎克列夫斯基的离去只是一个临时故障。某个新的扎克列夫斯基将会得到指令，召见会再次到来。

元帅被捕三个星期后，和红军高层一起被枪毙了。将军暗杀斯大林同志的阴谋被及时发现了。在那些被捕并被枪决的图哈切夫斯基的贴身亲信中，有他们共同的朋友，杰出的音乐理论家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日利亚耶夫。也许有一个音乐理论家的阴谋等着被揭露，然后是作曲家的，长号手的。为什么不呢？“这世界只剩疯狂。”

好像就在不久前，他们还在嘲笑尼古拉耶夫教授对音乐理论家的定义。想象一下我们正在吃炒鸡蛋，教授常常这样说。我的厨师帕沙做好了这道菜，然后你我开始吃起来。这时来了一个没有做也没有吃的人，但他谈论起它们来就好像他知道它们的一切——那就是音乐理论家。

但现在这一点也不好玩了，他们连音乐理论家也要枪毙。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日利亚耶夫被认定犯了如下罪行：鼓吹君主制，搞恐怖主义和从事间谍活动。

就这样，他开始了在电梯前的守夜。他不是唯一这么做的人。这个城市里的其他人也在这么做，不想让他们所爱的人看见他们被逮捕的一幕。每天晚上，他都例行其事：清空他的肠子，亲吻他睡着的女儿，亲吻他醒着的妻子，从她手上拿过那个小行李箱，然后关上前门。就好像他要出门上夜班一样。某种程度上说是的。然后他站在那里等待着，回想着过去，担心着将来，在短暂的当下吸着烟。搁在小腿边的行李箱让他安心，也消除了别人的疑虑；这办法很实用。这让他看上去好像控制着事态的发展，而不是受事态控制。提着行李箱离家的人，通常都会回来的。穿着睡衣被从床上拽走的，通常不会。这是不是真的，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只有这一点：他看上去好像并不害怕。

他脑子里有这样一个问题：站在那里等他们算勇敢还是怯懦？或者都不是，仅仅是明智的？他并不指望能找到答案。

*

扎克列夫斯基的继任者会不会像扎克列夫斯基那样，先是彬彬有礼的预热，然后强硬起来，恐吓他，最后邀请他带着名单回来？不过，既然图哈切夫斯基已被审判、定罪和枪决，他们还需要指认他的额外证据吗？更有可能，这会是更大范围审查的一部分，调查元帅的外围朋友，核心圈子已经被处理掉了。他们会审问他的政治信仰，他的家庭和工作关系。是的，他记得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站在尼古拉耶夫斯卡亚大街公寓楼前的情景，他戴着红领巾，很自豪；之后他和一群同学奔向芬兰火车站，去迎接伟大的列宁回到俄国。他最早的作品，比正式的“作品一号”要早，是一首《纪念革命烈士的葬礼进行曲》和一首《自由颂》。

不过，继续往下，事实就不再是事实了，仅仅是针对不同说法的公开说明。所以说，他的孩子和克伦斯基、托洛茨基 的孩子在同一所学校就读：这曾经是一件让人自豪的事情，然后成了有趣的事，现在可能是一种沉默的羞耻。他的舅舅，马克西姆·拉夫连季耶维奇·科斯特里金，一位因1905年革命而流放西伯利亚的老布尔什维克，是第一个让他的外甥对革命产生热情的人。但是，这是曾经的光荣和神圣。

他从没有入过党，但是，作为一个“无党派布尔什维克”，他让自己显得全心拥护党。他为歌颂革命及其所有成果的电影、芭蕾舞和清唱剧谱写了音乐。他的《第二交响曲》中有一个庆祝革命十周年的大合唱，其中他采用了诗人亚历山大·别济缅斯基的一些诗句。他也谱写了赞美集体化、谴责破坏工业的曲子。他为电影《迎展计》写的音乐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电影里，一群工人自发地设计出一个促进生产的计划。这个国家，到处有人在哼唱《相逢之歌》，吹它的曲调，现在还是这样。眼下——也许是一直以来，他在写一首交响乐，而且，当然是需要多久就写多久——是专门纪念列宁的。

他怀疑这些没一样能说服扎克列夫斯基的后继者。他不相信人类能完美，不相信人类灵魂可以“建设”。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五年后，他写信给朋友，说“人间天堂将在两千亿年后到来”。但现在，他想，这可能还是太乐观了。

理论是清楚的、明了的、可以理解的。生活是混乱的、毫无意义的。他已经将自由恋爱的理论付诸了实践，一开始是和塔尼娅，然后是和妮塔。事实上，是同时和她俩；她们在他心里重叠，有时仍然如此。这是一个缓慢痛苦的过程，发现爱情的理论跟不上生活的现实。就像曾经读过作曲手册，就期待能写出一部交响乐。除此之外，他本人总是意志薄弱、犹豫不决——除了那些意志坚强、行事果断的场合。但即便那时，他做出的也不一定是正确的抉择。所以，他的感情生活就……该怎么总结呢？他对自己苦笑。是的，确实是：混乱取代了音乐。

他想要塔尼娅；他母亲不同意。他想要妮娜；他母亲也不同意。他把结婚的事瞒了她好几个礼拜，不希望他们最初的快乐被糟糕的感觉所笼罩。他承认，这不是他人生中最英勇的行为。而当他坦白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母亲的反应好像她一直就知道——可能她读过了婚姻注册员的日记——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支持他们。她有一种谈起妮娜的方法，听似表扬，实则批评。也许，在他死后——可能不会太久了，她们将一起组成一个家庭。母亲、媳妇和孙女：三代女人。这种家庭现在在俄国越来越常见。

他可能让事情变糟了；但他不是傻瓜，也并不幼稚。从一开始，他就知道，必须要把属于恺撒的还给恺撒 。那么，恺撒为什么要生他气？没人可以说他不够多产：他写得很快，很少超过截止期。他能写出相当悦耳的音乐，让他高兴一个月，让公众高兴上十年。但问题就在于此。恺撒不仅要得到上呈的贡奉；他还决定了应该支付的货币。肖斯塔科维奇同志，为什么你新的交响乐不像你那首精彩的《相逢之歌》？为什么疲惫的钢铁工人在回家路上不再用口哨吹奏它的主旋律了？肖斯塔科维奇同志，我们知道，你完全能够写出群众喜闻乐见的音乐。所以，为什么你还要坚持形式主义的鸭叫和猪哼？那些仍然掌控音乐厅的自命不凡的资产阶级，不过是假装喜欢而已。

不错，他对恺撒还抱有天真的幻想。更准确地说，他还在按过时的方式工作。在过去，恺撒需要的是贡金，一个承认他权力的数目，一个你被估量的价值的特定比例。但情况发生了变化，克里姆林宫的新恺撒们将系统升级了：现在，你的贡金就是你百分之百的价值。或者，如果有可能，还更多。

当他还是个学生时——那是一段充满了快乐、希望和坚定信念的岁月，他作为一个电影钢琴伴奏，苦干了三年。他为涅夫斯基大街上的皮卡迪里影院伴奏，也为亮卷影院和丽宫影院伴奏。这是一份艰难而卑贱的工作；有些影院老板是吝啬鬼，常常不付工资，解雇了之。虽然如此，他还是会提醒自己，勃拉姆斯也曾在汉堡的水手妓院弹琴。当然，那可能更有趣一些。

他努力看着上方的银幕，弹奏着适合的音乐。观众们喜欢那些浪漫怀旧的曲子，他们听着熟悉；但他常常觉得厌烦，开始弹起自己的作品。这进行得不太顺利。电影院和音乐厅正相反：观众讨厌什么时，他们会鼓掌。一天晚上，他为电影《瑞典的沼泽水鸟》伴奏时，发现自己充满了更甚以往的讥讽情绪。一开始，他在钢琴上模拟鸟叫，然后，在沼泽水鸟越飞越高时，钢琴自行激昂起来。响起了喧闹的掌声，他还天真地以为那是针对可笑的电影的；所以弹得更卖力了。之后，观众向影院经理投诉：钢琴师一定喝醉了，他弹的绝不是音乐，他侮辱了这部优美的电影，也侮辱了它的观众。经理解雇了他。

现在，他意识到，这正是他职业生涯的缩影：努力工作，些微成功，没能尊重悦耳的规范，官方反对，报酬暂停，解雇。只是，现在他在成人世界，解雇意味着终局。

他想象他妈妈坐在电影院里，他女友的影像投射到银幕上。塔尼娅——他妈妈鼓掌。妮娜——他妈妈鼓掌。罗扎利娅——他妈妈鼓得更用劲了。克利欧佩特拉，米洛的维纳斯，示巴的女王 ——他妈妈无动于衷，继续面无笑容地鼓掌。

他的守夜活动持续了十天。妮塔认为——不是凭证据，更多的是出于乐观和信心——最迫在眉睫的危险可能已经过去了。他们谁也不信，但他厌倦了站在那里，厌倦了等待电梯的吱嘎声。他对他自己的恐惧也厌倦了。于是，他回来和衣躺在黑暗中，他的妻子睡在身旁，他的过夜行李靠在床边。不远处，加莉娅睡着了，婴儿都那样，无忧无虑。

然后，有天早上，他拿起行李箱，打开了。把他的内衣放回抽屉，把牙刷牙粉放回盥洗室的橱柜，把三盒卡兹别克放到桌上。

他等待权力继续跟他的对话。不过，他再也没有收到来自“大房子”的消息。

倒不是说权力闲着。很多他身边的人开始消失，一些去了集中营，一些被处决了。他的岳母、小舅子、那个老布尔什维克舅舅、同伴、一个从前的恋人。在那个决定性的星期一没来上班的扎克列夫斯基怎样了？没有人再听说过他。也许，扎克列夫斯基从未真的存在过。

不过，命运是无可逃避的；而他的命运，在这一刻，显然是活下去。活着，工作。不可能有休息。“我们只有在做梦的时候才停歇”，就像勃洛克 说的；尽管在那时，绝大多数人连做梦也不消停。但生活在继续，不久，妮塔又怀孕了，紧接着他开始增加作品的数量，他原担心会终止于《第四交响曲》。

他那年夏天创作的《第五交响曲》，于1937年11月在列宁格勒交响音乐厅首演。一位上了年纪的语言学家告诉格利克曼，在他的有生之年中，之前他只目睹过一次如此响亮而持久的喝彩：那是四十四年前，柴可夫斯基指挥了他的《第六交响曲》首演。一个记者（不知是出于愚蠢、期望还是共鸣），将《第五交响曲》形容为“一个苏联艺术家对公正批评的创造性回答”。他从来没有否定这一说法；很多人开始相信，这是他亲自在谱子封面上写下的话。结果，这些词语变成了他写下的，或应该说，他从未写下的，最著名的话。他让它们存在，因为它们保护了他的音乐。让权力拥有词汇，因为词汇无法沾污音乐。音乐能从词语中逃脱：这是它的目标，也是它的庄严。

这句话还让那些驴耳朵在他的交响乐里听到了他们想听的东西。他们没注意到最后乐章里的尖锐讽刺，那是对胜利的嘲笑。他们只听到了胜利本身，听到了对苏联音乐和苏联音乐理论、对斯大林体制之光下的生命的一些忠诚背书。他用最强音和主大调结束了交响乐。如果他用弱音和小调结束，会怎样？如果这样，一条或者几条生命也许会被终结。是的，“世上只有荒谬”。

《第五交响曲》迅速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这样一种突然的现象，随后得到了官僚和御用音乐学者的分析，他们为作品写了一份官方说明，来帮助苏联公众理解。他们称他的《第五交响曲》是“一出乐观的悲剧”。 wWUqjPRIrFfYBidjYjXwHMzM1yb+we4V0hsPOcaXXsvYy++NA9JRjoAgVZxqeEb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