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儿发生在战争中期，那地方有个火车站台，就像周围一望无际的平原一样，单调素朴，灰蒙蒙的。慢吞吞的火车从莫斯科出来有两天了，一路往西；还得跑上两三天吧，看煤剩多少，车跑多快。天刚蒙蒙亮，但那人——事实上是半个人——已经在木轮小推车上，朝着软卧车厢的位置，努力推着自己前进了。除了前头的操纵杆，没有别的法子驱动小车，为了不从推车上翻落出去，一根绳子穿过车底，系在了他的裤腰上。男人的手上缠着污黑的布条，因为一直在街上和车站乞讨，皮肤糙得很。

他的父亲是之前那场战争的幸存者。受村里牧师祝福后，他就出发去为祖国和沙皇而战。等到回来时，牧师和沙皇都不在了，他的祖国也不是原来那个了。他的妻子看到战争对他下的毒手，尖叫了起来。现在，又发生了另一场战争，同样的入侵者回来了，不过改换了名姓：双方都是。但其他的都没变：年轻人仍然被枪崩成碎渣，然后被外科医生粗暴地切开。他自己的腿就是在一家野战医院里被切掉的，周围是被炮弹炸断的树木。一切都是为了伟大的事业，从来都是如此。他根本不在乎。让别人去争吧，他只关心每一天怎么熬过。他已经成了一种生存技术。某种程度上，所有男人都会变成各种生存技术。

一些乘客下车来呼吸满是灰尘的空气，另一些脸贴在车窗上。这个乞丐靠近他们，开始高唱一首下流的军营歌曲。有的乘客也许会扔给他一两个戈比，听他唱歌图个乐子；另一些则直接给钱把他打发走了。有的故意把硬币扔在自己这边，硬币滚远了，他去追，双手蹭着水泥站台往前，他们大笑不已。这情景让其他人出于同情或羞愧，直接递来更多的钱。他眼里只有手指、硬币和衣袖，对羞辱无动于衷。这就是那个饮者。

两个坐软卧车厢出行的人站在车窗前，想搞清楚他们在哪里，会停留多久：几分钟？几小时？或者一整天？没公布什么消息，他们也知道不能去打听列车的动向——即便你是车上的乘客——那样你就会被列为破坏分子。这两人都三十来岁，年纪不小了，对这样的教训已经心领神会。那个在听的人是个戴眼镜的瘦子，有些神经质；脖子和手腕上挂着大蒜护身符。他那位旅伴的名字被历史遗忘了，尽管他是那个在记的人。

坐着半个人的小推车嘎吱嘎吱地朝着他们驶来。欢快的乡村下流小曲一路向他们吼来。歌者停下来，做了个吃东西的手势。戴眼镜的人举起一瓶伏特加回敬。那是一种多余的礼貌，一个乞丐什么时候拒绝过伏特加呀？一分钟后，那两个乘客跑到站台上，跟乞丐会合。

于是，就有了三个人，那是喝伏特加时约定俗成的人数。那个戴眼镜的人还拿着酒瓶，同伴拿来三个杯子。酒快从杯子里溢出来了，两位旅客屈身祝酒。他们碰杯的时候，那个神经质的家伙转过头去——清晨的阳光在他的镜片上闪烁着——叨叨了一句什么；他的朋友笑了起来。然后他们将伏特加一饮而尽。那个乞丐举起杯子，想再要一些。他们又给他倒了一杯，然后拿走杯子，回到车上。借着酒劲在截得只剩一半的身体里奔腾，乞丐让自己朝另一伙乘客滚了过去。等到两个人重新落座，那个听者几乎忘了他说了些什么。但那个记的人，才刚刚开始记。 IWMtHGJyX+XepC1YVD+V3dJOXCd4D5JAX9JzABZ94Pk13/6sqMZdcHswVgVsg6L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