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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站在那儿，站在霍尔斯特德街上，在店门口隔着玻璃往里看。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想进来。她特意过来，但是还没有下定决心。我透过玻璃看见婴儿还在哭，不过不那么激烈了，只是在抽泣。婴儿裹着我的雨衣躺在她的怀里，这样更方便她提箱子。我心想，真是个好孩子。她在听，她把一只手放在门上。我突然不怕她不来了，反而开始怕她出现。我的心怦怦地跳，脑子里出现了一个从未想过的问题：她来了，我和她说什么呢？
一个小伙子风风火火地跑过来，差点儿把她推进来。她踉跄着退到旁边，我猜她改变主意了。这个抹着太多润发油、一脸势利相的年轻人让她改变了主意。他走进温暖的餐厅，拉着大门等待举棋不定的女孩。她看看他，又看看霍尔斯特德街，徘徊不定。留下还是离开，留下还是离开？餐馆里人声鼎沸，餐具叮当响个不停。等了一会儿，我隐约听见小伙子硬生生地问道：“你进不进来？”他脸上的表情清楚地表明他如果松手了，门会拍在女孩和婴儿的脸上。
我强忍着，等待她的决定，留下还是离开，留下还是离开。
她决定留下。
她走进餐馆，老板娘黄褐色的眼睛把她从头到脚扫视了一遍。军绿色的外衣、磨破的牛仔裤，还有流浪街头的人身上那股霉腐味儿。突如其来的暖气、天花板上的灯光和让人心烦意乱的嘈杂震住了婴儿，她莫名其妙地安静下来。
“一个人？”老板娘冷淡地问。我腾地一下站起来，朝她们招手。
“她是来找我的。”我大声说。也许老板娘猜出了我们之间的联系：我裸露的胳膊和额外裹在婴儿身上乳白色的外衣。她指指我的位置。女孩臃肿的身子在模压餐桌和高背椅之间穿梭，避让端着盛满食物的餐盘的服务员。
“你来了。”她站在桌边的时候我说道。婴儿听见我的声音转过头，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她。借助吊顶上的一排射灯，我看见她露出一个没牙的笑容。
“我发现这个，”女孩说着掏出一张常见的绿色卡片，我一眼认出那是我的借书卡，“在口袋里，你衣服的口袋里。”
“噢。”我惊讶地说，毫无掩饰。我怎么那么傻，给她衣服之前也没有翻一下兜。我记得是那天捧着科幻惊悚小说从图书馆回单位的路上顺手塞进去的。她来是为了还我的借书卡。
“谢谢！”我说。我从她手里接过卡片，顿时生出一种强烈地想要摸摸婴儿的欲望。轻轻捅捅她柔软的脸蛋，或者拨弄几下她如雪的软发。“和我一起吃晚饭吧。”我说。借书卡在我的两手间翻来倒去，最后被插进填棉的手包里。
她没有回答，仍然站在桌子旁边。她的眼睛——怀疑、疲倦——向下看，躲开我，说道：“对你来说，我吃与不吃有什么不同吗？”她的手很脏。
“我就是想帮你。”
孩子对嵌入屋顶的灯失去兴趣，开始挣扎。女孩把箱子放在两脚之间，腾出手来安抚。通常婴儿毫无征兆地躁动就是饿了。
“不是世界给了你什么，而是你给了它什么。”她近乎耳语似的嘟囔着，我默默地凝视着她，“《清秀佳人》。”
《清秀佳人》，她在背诵《清秀佳人》。哦，我想起来了，那天，她带着婴儿在图书馆朗读L﹒M﹒蒙哥马利的名著。这让我好奇地猜测她还看过什么其他的经典童书：《柳林风声》？《秘密花园》？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她没有马上告诉我。“我叫海蒂。”我先说，这样似乎才对。我提醒自己，我是成年人。“海蒂·伍德。我有一个女儿叫佐伊，十二岁。”
提起佐伊是明智的。过了一会儿，她坐下，调整好怀里的婴儿。她们尴尬地缩在这个角落的桌子旁。女孩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配方奶瓶，灌满桌子上的冰水，放进婴儿的嘴里。水太冷，又没有配方奶和母乳的营养，婴儿稍微抗拒了一下，终于接受了。这不是婴儿第一次以水充饥了，随便什么都可以填补她空虚的小胃。
“杨柳。”
“这是你的名字？”我问，她迟疑了一下，点点头。
我和克里斯给佐伊起了一个我们喜欢的名字。备选的名字——朱丽叶、索菲亚、亚历克西斯——都会被适时地用上，我们相信。男孩，我们想叫他佐克，和佐伊相配，当然，克里斯也把自己的“克”字藏在了里面。我们谈论过很多次，怎么把这套老公寓换成一套单独的房子，比现在的位置更靠北，或者往东搬到罗斯科村，虽然上班和上学稍微远一点儿，但抵押贷款可以轻松一些。我们挑选佐伊的婴儿床时，我发现自己选的是白色的双层床；我预见家里会放着成堆用过的时髦的床上用品，儿童房里摆着成排的书架，地板上铺散着数不胜数的玩具。我设想用家庭教育取代佐伊上的这种私立学校，这是相当实际的选择，算上我们想象中的孩子，每年总共能省下四万美金的学费。
“子宫切除”，医生用了这个词。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我躺在床上翻来翻去地琢磨这个词的意思。在医生和克里斯看来，这只是一个词，一个医疗程序，但对我而言就是杀戮，简单而且直接。这毁灭了朱丽叶、佐克、索菲亚和亚历克西斯，终结了我用过的时髦的床上用品和家庭学校的幻想。
当然，那时朱丽叶已经走了。一台简单的刮宫手术，简单吗？它是一切而不是简单。“没办法知道她是不是女孩”，医生这样说的，这也是克里斯一遍又一遍复述的话，但是我知道，我确信是朱丽叶，她像医学废物一样从我的子宫经阴道排出体外。
我发现自己还在购买精品屋里的婴儿服装——淡紫色的宽松连裤外衣、纯天然的动物图案的爬装——存在一个我故意将标签写成“海蒂的书”的箱子里，藏在我卧室的柜里，我有十足的把握克里斯永远不会去探究枯燥的识字统计资料和大学ESL课本。
“多美的名字，”我说，“你的孩子叫什么？”
“露比。”女孩迟疑地说。
“好听，”我说，“多大了？”
她停顿了一会儿，仿佛并不确定，然后说：“四个月。”
“可以点菜了吗？”红头发的服务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来，问我们。女孩杨柳看着我，等我回答。她面前的菜单没动过。
“再等一会儿。”我说，然后给杨柳点了一杯热巧克力，她在桌子的另一边打着寒战。我把两只手捂在自己的杯子上，虽然咖啡已经凉下来，还是能感觉到一些余热，服务员过来第三次帮我加满。
“鲜奶油？”服务员问。杨柳看着我征求意见。有趣，我想，她怎么在提到鲜奶油的瞬间一下子就变成小孩儿了。她让我产生错觉，就像著名的鲁宾花瓶一样：无论观察者以什么方式，总能看到两个场景中的一个，两个脸对脸的头像，或者夹在两个侧面像之间的花瓶。它们在眼前交替出现：头像、花瓶，头像、花瓶，坚强的、独立的年轻女人和一个婴儿；喜欢热巧克力和鲜奶油的无助女孩。
“当然。”我大声地说，有点儿喜不自禁。过了一会儿，服务员端来一个白色的马克杯，垫着托盘，顶着雪白的奶沫，高高的奶沫上点缀着巧克力刨花，真是一杯诱人的热饮。杨柳拿起勺子，用勺尖蘸了一点儿奶油，舔干净，细细品味，仿佛很多年没有尝过热巧克力的味道了。
怎么能够想象得出她这样的一个人流落街头？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我知道现在不适合提问，问题会把她赶走。所以，我只是凝视着她。她尝过奶油之后一发不可收拾，舀起满满一勺塞进嘴里，溶化的奶油从嘴角溢出来，婴儿贪婪地盯着她，不再沉迷在冰冷的凉水里，而是痴痴地望着从妈妈嘴里渗出来的白色奶沫。
她端起杯子，大口地喝，嘶嘶地吸着被烫疼的舌头。我用自己的勺子从冰槽里舀起一块冰放进她的热巧克力里。“你看，这样可以凉得快一点儿。”她迟疑了一下，再喝，这次没有烫到舌头。
她的左眼上方有一块隐蔽的瘀青，赭石色，好像正在愈合。她的指甲长且边缘不齐，她用指尖挑着翻看菜单的时候，我看见她的指甲缝里渍着一道粗粗的泥印，她每只耳朵上有四个耳洞，其中最上面的软骨里插着一颗黑色的耳钉。耳垂边悬挂着银色的天使翅膀、哥特式十字架和红宝石色的嘴唇。左耳垂的红嘴唇丢了。我想象着她们躺在富勒顿站台下面肮脏的人行道上，被行人踩踏；又或是躺在马路中间，被车流碾过。刘海儿挡住了她的眼睛，每次看我之前，她先像撩起头纱一样拨开它，然后再让它垂下来。她手上和脸上的皮肤干红皴裂，手上有挂血的裂口，嘴唇干裂。婴儿露比好像在出湿疹，乳白色的皮肤上留着红色的硬痂。我从包里掏出一瓶旅行装的乳液，放在桌子上推给她：“我的手在冬天总是很干。天气太冷，这个有用。”她在自己的手上涂了一些，我接着说：“给露比也抹一点儿吧，脸蛋上。”她撩开刘海儿点点头，马上涂到孩子脸上。露比在冰凉的乳液下抽搐了一下，她朦胧的蓝灰色眼睛好奇地注视着妈妈，眼神里有一丝埋怨。
“你多大了？”我问。但是我知道她早有准备的答案一定是个谎言。
“十八。”她说，没有看我。其他的问题她都犹豫再三，这么痛快的回答让我确信这不是真的。错觉让我看到一张完全不同的脸，她无辜的双眼让我再一次看到一个无助的孩子，像佐伊一样无助的女孩。
十八岁是一个孩子成年的合法年龄，他们独立了。父母失去了监管他们的权利；他们同时也失去了父母的经济支持。有太多太多十七岁不能做，到了十八岁就合情合理的事情，比如露宿街头。如果杨柳只有十七岁，或者十五六岁，那么必然会让人产生这样的一些疑问：她的父母在哪里？她为什么不和他们同住？她离家出走了吗？还是被父母遗弃？我扫了一眼她的瘀青，猜测她是不是受到虐待。如果她十七岁而且有家的话，将被遣送回家，否则将执行看护程序。
我撇开重重猜疑，接受女孩的话：她十八岁。
“有专门针对女人和孩子的收容所。”
“我不去收容所。”
“我经常帮助像你这样的女孩子，有时候，帮她们安顿下来。”
服务员过来点餐。我点了法式面包，杨柳说要一样的。那时，我意识到我有什么，她就想要什么。如果我点沙拉，她不会贸然点半磅面包；假如我吃晚餐，她不会要早餐。服务员收走菜单，走进一扇铝合金的转门。
“那里有非常完善的保护措施。他们提供安全的住宿、医疗护理、心理咨询，还有教育。有社区工作者为你提供定向帮助。比如，帮你写简历，帮露比找保育院。我可以找一些人。”我在出谋划策，她却紧盯着一个独坐的老人，看着他熟练地切开一个从便利店买来的三明治。
“我不需要任何帮助。”她愤怒地说，然后缄口不言。
“好的。”我让步，因为我清楚如果继续这个话题，她会抱起孩子，拎着箱子离开。“好的。”我更轻声地重复了一遍。妥协，我不再多管闲事，她会留下来。她沉默地狼吞虎咽，我沉默地观察着婴儿：萎靡不振，然后慢慢地在女孩腿上睡着了。我注意到女孩用叉子分开法式面包，然后蘸枫糖汁，之后才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我细嚼慢咽地看着糖浆流到她的下巴上，看着她用军绿色的袖子蹭掉。
她最近一次饱餐是什么时候？
这仅是众多疑问中的一个。她到底多大？她从哪儿来？她怎么会无家可归？她一个人流浪多久了？露比的父亲在哪儿？她脸上的瘀青是怎么回事？她多久去一次图书馆？她经常逛文学走廊，还是在那天随便去看看有没有合胃口的书？我想提那个面带微笑的图书管理员，太明显的没话找话，我及时制止了自己。女孩肯定不知道我在图书馆见过她，我躲在隔壁的走廊里，偷看她朗读《清秀佳人》。
我们只吃不聊。没有说话的声音，却可以听见各种吃的声音：咀嚼的声音，吞咽的声音，更多的枫糖汁从塑料瓶里挤出来的声音，叉子掉地的声音。她弯腰捡起来，直接插进面包里。她像一个经受过酷刑被禁食的人一样。几天，几周，也许更长。
吃完以后，她把手放在箱子上，站起来。“你要走？”我问。声音里带着痛苦。我自己听出来了，她也听出来了。
“是的。”她说。露比微微睁了一下眼，然后回到睡梦里。
“但是，等一下，”我说，我又感受到在马路上的那种绝望：她，渐行渐远，而我，无能为力。我翻遍钱包只找到一张二十的纸币，不够支付这顿晚餐。我要等服务员拿来账单，用信用卡支付。“让我带你去药店，”我恳切地说，“我们买点东西，奶粉、尿片。”治疗脸颊红肿的氢化可的松，杨柳可以吃的谷物棒，还有护臀膏、牙膏、牙刷、浴液、梳子、维生素、纯净水、手套、雨伞。然后就连我自己都感觉这听起来太荒唐了，她怎么带着这些东西，这些所谓的必需品走街串巷呢？
她看见了我钱包里的二十美元。我毫不犹豫地拿出来递给她，“你要去药店买点用得到的东西，给你自己，给宝宝。”她琢磨了一下，接过我手里的钱，点点头。我认为她在说“好”和“谢谢。”
“等一下。”我下意识地抬起一只手放在她的外衣上拦住了她。尼龙外衣的手感很奇特，粗糙。她转过蓝色的眼睛冷酷地看着我，我慌忙把手收回，恳求道：“请等一下，就一会儿。”我从包里掏出一张印有我名字和电话的名片，黑底白字，好认的漫画字体，生硬地塞进她的手里。“如果——”我刚要说，一个服务生单手托起满满一盘食物越过头顶，唱着“借光，女士们”，一闪而过。女孩避开他，避开我，慢慢地移动，消失，像圆筒花瓶里的毛茛玫瑰一样收缩、凋零。
我站在原地，一个人，站在斯特拉餐馆的中间，琢磨着“请等一下”。女孩已经无影无踪。红头发的服务员对我的失落无动于衷，走过来递给我账单。
回家的路很长，我对笼罩在四周的寒冷和薄雾浑然不知。路过林肯街的二手书店的时候，我买了一本《清秀佳人》。
我只花了两块钱，因为中间有几页掉了。但是无意间在泛黄的书页中找到了被遗忘的宝藏：一个带流苏的书签，一张穿白色中筒袜的小女孩和穿蓝色格子裤的祖父的老照片。书上有题词和日期：送给汤姆1989。
我上楼的时候在走廊遇见邻居格雷汉姆，他正准备往垃圾道里扔一个空酒瓶。“这是可回收的。”我提醒他，我听出自己带着没完没了的语气，这会让克里斯发疯。
但是格雷汉姆却笑了。他的房门大开，一个金发碧眼的美女端着一杯新倒的夏布利酒坐在沙发上。我们互看了一眼，我挤出一个微笑，她却没有理睬。
“又被环保警察逮住了。”他说着捡回酒瓶。大厦的货梯口有可回收物的垃圾桶，对于不在意环保的人来说确实有点儿远。但是我会去。我想告诉他国家每年要花一百万处理玻璃瓶，但是我忍住了。
我迫切地需要找个人聊聊今晚在斯特拉的事，我知道克里斯不愿意听。詹妮弗也不会感兴趣，她太理智，她的左脑思维对这种疯狂的举动无法理解。我要找一个像我这样用右脑思维的人，靠感觉和情感支配的人，凭想象力和信任感行动的人，被幻想鼓舞的人。
格雷汉姆开着音响，我听见房间里的吉他声和美女喊他的名字的娇嗔声。他把空瓶子夹在胳膊下，告诉我必须回去了。“当然。”我说，看着他进屋、关门，然后呆呆地对着黄杨木门，听他们的尖叫。
回到家，我完全忘了电影，捧着《清秀佳人》缩在床上。克里斯出差回来的时候，我迅速把书塞进炭黑色的床裙里，藏到床下，那里只有猫和尘土，然后假装熟睡。
克里斯爬上床，吻我，深长、缓慢，但是他的唇边飘着卡西迪·克努森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