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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我睡醒的时候克里斯已经走了。廉价木的床柜上放着一杯咖啡，温热，很可能加了太多的榛子奶，但不管怎么说，它是一杯咖啡。我坐起来，端过杯子，拿起遥控器，漫无目的地调换着无聊的电视节目。正巧碰到天气预报：雨。
我懒洋洋地往厨房走。在门厅，我没停下来欣赏佐伊从幼儿园开始到七年级的毕业照，因为我看见她站在厨房里冲牛奶麦片。
“早。”我说，她跳起来。“睡得好吗？”我问，然后轻轻地吻了一下她的额头。她有一点儿僵硬，最近她对这种温情的动作总是很不自然。但是，作为母亲，我觉得有必要表达我的感情；她和克里斯的击掌，或者神秘的握手根本不够，所以我吻她，看着她离开，我知道我的爱会跟随她一整天。
佐伊已经穿好校服：格子图案的百褶裙、海蓝色的开衫，还有她不喜欢的绒面玛丽鞋。
“好。”她说着端起碗到餐桌边吃起来。
“想来点果汁吗？”
“我不渴。”但是我看见她瞟了一眼咖啡机。她刚才掀开了盖子，现在我把它死死地扣上。没有哪个十二岁的孩子需要用兴奋剂叫醒清晨。不过，我让自己的马克杯满到不能再满的程度，又加了奶，走过去坐在她旁边。她面前放着一碗冒尖的葡萄干小麦片。我尝试着和她聊聊今天的计划，听到的答复不是“是”“不是”，就是“我知道了”。然后她匆匆忙忙地跑去刷牙，留下我一个人在寂静的厨房里，听着雨滴打在飘窗上单调的节奏。
当我们穿过大堂，正准备走进湿漉漉的雨里时，碰巧遇到邻居格雷汉姆。他正在鼓捣一块新潮手表上的按钮，不时地响起各种各样的哔哔声。他心满意足地笑着。
“见到你们真是太高兴了，小姐们。”格雷汉姆像小鸟一样欢快地问候我们，带着我见过的最开怀的笑。他金黄色的头发稍微有点儿长，耷拉在油光锃亮的额头上，要不是抹了太多的啫喱，估计它们会直挺挺地竖起来。他浑身湿透了，也许是雨水，也许是汗水，我真的不知道。
他刚刚从湖边晨跑回来，从头到脚一身耐克，戴着一块价格不菲的能记录距离和步数的手表。他的衣服搭配相当完美，夹克上黄绿色的色带呼应着鞋上的同色彩条。
他是那种可以被称作都市型男的人，但是克里斯觉得远不止这些。
“早上好，格雷汉姆，”我说，“跑得怎么样？”
他斜靠在小麦色墙壁的白色护墙板上，狂饮一大口水之后说：“好得难以置信。”他的脸上荡漾着兴奋，这让佐伊感到难为情，她低头盯着自己的鞋，用鞋尖踢另一只鞋上看不见的泥点。
格雷汉姆是个孤儿，大概三十来岁。之所以住在这栋公寓里，是因为很多很多年前，他母亲在临死前把隔壁的单元赠送给了他。他理所当然地继承了妈妈的遗产，一下子就腰缠万贯了。但是，他一点儿一点儿地把钱挥霍在了名表、名酒和奢华的家居用品上。
格雷汉姆本来计划在母亲去世后把房子卖掉，结果自己却搬了进来。搬家公司搬走他母亲所有的遗物和混搭的物品，摆上他那些追赶潮流的家具。那些东西如此奢华时尚，好像全部出自“触手可及设计公司”
：笔直的线条、利落的拐角和中性的色彩。他是一个简约主义者，要不是零七碎八地扔在地板上的床单和复印纸，这间公寓还算简洁。
“同性恋，”我们第一次参观完他的房间之后克里斯这样说，“他是同性恋。”让克里斯大开眼界的不仅仅是房间的摆设，还有衣橱里琳琅满目的衣服，比我的还多。他故意敞开着柜门让我们看到。“记住我的话。走着瞧。”
但是，总有女人频繁来访。那些绝色美人连我都看得目瞪口呆：漂过的金发、夸张的蓝眼睛和芭比娃娃一样的身材。
格雷汉姆是在佐伊蹒跚学步的时候搬过来的。佐伊像果蝇追随熟透的香蕉一样围着他转。他是一名自由撰稿人，时常待在家里，要么两眼发直地盯着电脑，要么喝下过量的咖啡，然后进行自我否定。他不止一次地在佐伊生病而我和克里斯又无暇顾及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他热情地招呼佐伊坐在植绒沙发上，两个人一起看卡通片。当你需要一杯奶油、一块防静电布，或者找人帮忙挡一下门的时候，他总是乐于跑腿。他是写说明文的高手，经常在我和克里斯爱莫能助的时候辅导佐伊的英文作业。他是烹制火鸡的专家，我也学过，但是我在招待亲戚的感恩节晚餐上只能完成不到四分之三的步骤。
总之，格雷汉姆是个不错的朋友。
“你们两个应该加入我。”他说的是跑步的事。看见他腰上挂着一排水瓶，我觉得我们还是不去为妙。
“我如果去了，你会难受的。”我说。我看着他揉搓佐伊的头发，佐伊脸红了，不过这次玫瑰色的红晕和格雷汉姆的性别无关。
“你呢？”他问佐伊，佐伊耸耸肩。十二岁有十二岁的好处，耸耸肩或者一个羞涩的微笑都可以帮她解脱。“考虑一下。”他说着又飞递出一个谄媚的笑容，他的牙齿洁白无瑕，像学校里行为端正的孩子一样整齐地排成行。佐伊像躲避瘟疫一样回避他新刮过的脸和低垂的双眼。不是不喜欢他，恰恰是因为喜欢。
我们和他道别，钻进雨里。
我陪佐伊走到学校，然后去上班。佐伊在我们附近的学校上学，学校紧挨着一座气派的拜占庭教堂，灰色的砖墙、厚重的木门、神圣的圆顶直达天际。教堂的装饰极尽华丽，接连不断的金色壁画、彩绘的玻璃窗，还有大理石圣坛。学校隐身在教堂后面，中规中矩的砖房和一个操场，大批穿着同样的格子校服的孩子套着五颜六色的雨衣。书包压在他们幼小的身体上显得过于沉重。佐伊不情愿地说了声再见，从我身边逃走。我站在路边看着她和其他七年级的同学会合，注视着他们匆匆忙忙地穿过积水的马路，走向干爽的教室。我躲闪着小家伙们，他们贴在父母的大腿上，哀求着说他们不想去。
我一直看着她进去了才走，我要去富勒顿车站。走着走着，雨突然间变得急促，竟然变成冰雹砸下来。我情不自禁地跑起来，慌不择路地踩进一个一个水坑里，脏水飞溅到我的腿上。
女孩和婴儿闯入我的脑海，我想，她们是不是也在外面的某个地方经受着骤雨的袭击？
我刷卡进站，然后急匆匆地迈上湿滑的楼梯。我想知道是否能看见她们。我很欣慰，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婴儿和她的母亲不在站台上。但是，我的脑子又开始胡思乱想：她们在哪儿？更重要的是她们安全吗？她们被淋湿了吗？她们冷吗？这就是所谓的自寻烦恼吧。我焦急地等待列车进站。车一来我就蹿上去，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车窗外面，期盼着也许她们在某一秒钟出现：军绿色的外套、系带靴子、破旧的皮箱，还有湿乎乎的粉毛毯、露在外面的婴儿乳白的小脑袋、柔软纤细的绒毛和咧开嘴没有牙齿的微笑。
今天，有一队三年级的学生到我们的识字中心参观学习。在志愿者的帮助下，我们给学生朗读诗歌，然后让他们自己写诗，并且在小组间分享互评，这是比较具有挑战性的。到中心来的学生大部分来自社会底层，居住在美国黑人或拉丁美洲人的社区里，在家里讲英语以外的其他语种，西班牙语、波兰语或中文。
这些学生中，很多父母同时工作，如果他们拥有双亲的话；很多孩子是单亲；很多孩子挎着钥匙，独自度过下午和晚上的时间。他们不被重视，因为有更紧迫的事情需要关注，准确地说是食物和安身之地。整个上午，我们不只教他们识字，还培养他们对十四行诗和俳句的兴趣。他们刚刚走进中心大门的时候，疑虑重重（他们轻声抱怨着领到手的任务），几个小时之后，经过他们自己的努力和我的同事们一心一意的帮助，他们带着十足的信心离开。
他们一走，女孩和婴儿重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午饭的时候，大雨平静地变成蒙蒙细雨。我穿上雨衣，直奔图书馆去取我借的书，路上我狂吃了几根营养麦棒，代替午餐。我真心地喜欢图书馆，喜欢它洒满阳光的中庭（虽然今天没有），喜欢它奇形怪状的花岗岩滴水嘴，还有数百万的书籍。我喜欢图书馆里的静谧，引领我走近知识，走近法语，走近中世纪历史，走近水利工程和神话传说。阅读书籍是最基本的学习形式，它是通向现代技术的捷径。
一个流浪的女人靠在红砖墙上乞讨，我停下来在她的手里放下几美元。她向我表示感谢，但是嘟嘟囔囔的说什么我听不懂。她冲我笑笑，我看见她的牙齿所剩无几，剩下的都已经变黑，我猜是服用中枢神经兴奋剂造成的。她戴着一顶薄薄的黑色帽子，也许由此获得了些许温暖。
我查到我的书在七层的预留书架上，为了避开保安、小学生参观团、闲逛的流浪汉和女人们在图书馆里过分吵闹的聊天声，我选择坐扶梯。图书馆里温暖宁静，对所有人敞开胸怀。我拐进文学书走廊，想找几本最新的《纽约时报》畅销书。
就在那里，我看见了她们，女孩和她的孩子。她盘腿坐在地板上，婴儿横在她的腿上，她抬高一只膝盖托着孩子的头。皮箱在她的旁边。女孩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她从军绿色的外衣兜里掏出一个小瓶，塞进乖巧的婴儿嘴里，然后从最下面的书架上拿出一本书。我蹭到最近的架子旁，抽出一本科幻惊悚小说，随手翻到第47页。我听见她温柔地读起《清秀佳人》，我看见她的手抚摸着婴儿的脚心。
婴儿安稳恬静。我隔着铁架子偷偷地观察：她不停地吸吮，直至瓶底只剩下残余的气泡，但是她的眼睛已经睁不开了，慢慢地、慢慢地合在一起，她的身体下沉，随之进入梦乡，除了偶尔无意识地扭动一两下以外，相当平静。她的妈妈还在念，还在用拇指和食指爱抚着她的小脚，而我在窥视一个母亲和她的孩子间最私密的交流。
突然一个图书管理员走过来问：“需要我帮忙吗？”我攥着那本科幻惊悚小说跳起来，心生内疚，有些狼狈。我的外衣还在滴水。管理员微笑着，温和且友善。
“不用。”我立即轻声回答，生怕吵醒婴儿。我压低嗓音说：“我已经找到了。”然后，迅速地找到扶梯下楼，去登记新找到的这本书。
回家的路上，我在音像店租了一个我和佐伊看的女性电影，买了一盒无脂的微波炉爆米花。克里斯经常出差。这位“这一分钟在这儿，下一分钟在那儿”的父亲给年幼的佐伊造成了负面影响。他旅行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爸爸在家时不能做的乐事：通宵看电影、和朋友在外过夜、编故事，故事里克里斯是时空旅行家（更有趣），而不是投资银行的旅行家（无聊）。
我坐电梯到了我们这一栋老楼的五层。进家以后，我发现屋里一片漆黑，静得吓人。通常，迎接我的是佐伊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但是，今晚出奇地安静。我打开客厅的灯，呼唤佐伊。接着我去敲她卧室的门。门缝里渗出灯光，可是没有回应。我推门进去。
佐伊还穿着格子校服，最近很少见她这样。四肢伸开，躺在硬木地板的乳白色长绒地毯上。她总是一进门就扒掉校服，换上一件有图案的、带亮片的或者有钻钉的衣服。我看到她睡着了，松了一口气。我望着她，她搂着黄色笔记本这样松懈地躺在地上，仿佛突然间不堪重负倒下的样子。她裹着毛毯，枕着一个写着“拥抱和亲吻”的抱枕。加热器的温度设置在26摄氏度，那是佐伊多次抱怨卧室太冷之后，克里斯买回来的。这屋子像个烤箱，躺在两脚开外的佐伊正在被蒸熟。她双颊通红；毯子没着真是个奇迹。我关掉加热器，屋子还要几个小时才能凉下来。
抓住这个机会，我开始巡视她的房间，如果她没睡着肯定会大喊大叫的。整座公寓里到处是裸露的砖墙，克里斯分析这是佐伊的房间特别冷的原因；带天蓬的床上铺着拼布床单，没有整理过；校园偶像的明星照和热带天堂专辑的海报贴了满墙；她的双肩背书包在地上，东西满得溢出来，上学前我塞到她手里的课后零食原封不动地待在那儿；同学间传递信息的纸团散落在地上；两只猫趴在她旁边，分享这过度的热量。
我用手指理顺她的长发，轻声地唤她，一声、两声。她腾地一下坐起来，眼睛睁得老大，犹如做错事，或者做坏事被当场抓到一样。她跳起来，猫也跟着蹿起来，她把毯子扔到床上。
“我累了。”她解释着，然后她的眼睛飞速地扫过房间，想要知道我是不是发现了什么出格的东西。快到七点了，太阳已经西沉。克里斯，很可能正在旧金山某家奢侈的餐馆，一边注视着对面的卡西迪·克努森，一边享用奢靡的晚餐。我自己设计着剧情。
“我很高兴你睡了一会儿，”我看着她脸上的压痕和她疲惫的棕色眼睛说，“今天怎么样？”
“不错。”她说着从地上抄起黄色的笔记本，攥紧，就像小狐猴紧紧抓着妈妈一样。
“彼得斯夫人回来了吗？”
“没有。”
“她一定病得很重，”我说。流感大有在年底暴发的趋势。“还是那个代课老师吗？碎嘴？”
佐伊点头：“对的，是碎嘴。”
“我们马上吃晚饭。”我对佐伊说。但是她出乎我意料地说：“我吃过了。”
“噢？”
“我饿了。放学以后，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
“好吧，”我说，“你吃了什么？”
“奶酪三明治，”她说，然后补充道，“还有一个苹果。”
“好。”
我意识到我还穿着雨衣、雨鞋，背着包。我兴奋地把手伸进包里，掏出光碟和爆米花。
“今晚想看电影吗？”我问，“只有你和我。”
她没出声，她的表情很冷淡，既没有愉快的微笑，也没有我脸上那种傻傻的笑。我在她说“不”之前早有预感。
“因为……”她开始了，“明天有考试，考平均数、中位数和众数。”
我把光碟扔回包里。这个理由足够了。“那么我帮你复习。”我建议道。
“不用了，我做了复习卡。”她展示给我看。
我努力让自己不要太敏感，因为我知道我也有过十二岁——也许十六岁，或者十七岁——宁愿看牙医也不愿意和我妈妈去逛街。
我点点头：“好。”我说着走出去。然后，她像小老鼠似的在我身后轻手轻脚地关上门，并且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