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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修在箱子里给我准备了可能用得到的所有东西。钱，很多钱，还有一些食物，比如巧克力棒、格兰诺拉燕麦卷和饼干等。我不知道他的钱是怎么来的。我在车上找到座位坐好，把箱子抱在胸前，这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属于我的东西。汽车开到内布拉斯加郊区的时候，太阳在晚冬的天空中冉冉升起。我把箱子平放在上下颠簸的腿上，拧开扣钩，从里面拿出一本书，他像小时候在我的卧室里藏书一样在箱子里放了书，《50州》。我简单地翻了一下，发现他在厚厚的书页中间夹了字条。上面有潦草的黑色字迹：阿拉斯加，太冷；内布拉斯加州，想都别想；伊利诺伊，可以考虑。这是一份指导我去向的说明，这就是马修想做的。
蒙大拿，藏身的好地方。
我犹豫这件事是不是有必要：找个地方藏起来。难道会有人找我？约瑟夫，也许，或者是警察。不可能，我提醒自己。不会是约瑟夫，约瑟夫已经死了。
我闭上眼睛，强迫自己睡觉，但是没有那么容易。我眼前总是浮现马修冲进我房间时慌乱的眼神，一滴滴的血——黑暗中看不出颜色——挂在刀子上往下流。我一遍又一遍地听见约瑟夫的叫声，耳鸣不止。我尽力不去想我走了以后发生了什么，不考虑马修在那儿，他到底好不好。
我怀疑所有的人都在盯着我，所有人都知道我的事情。由此，我缩在座位里，尽可能地藏起来，不看任何人的眼睛，不和任何人打招呼。过道另一边的蓝青色座位上坐着一个男人，他穿着黑西装，戴着教士的硬白领，在翻阅一本陈旧的《圣经》。即使对他，我也没有说出迂腐的“你好”。
尤其不能对他。
我闭上眼睛，极力忽视他的存在，假装他不会察觉我的罪恶，不会像警犬一样嗅出气味，寻出端倪。
下午的时候，我透过贴着防晒膜的车窗逐渐认出了外面的景色。绿色的大牌子上有白色的粗体字，我知道那是地名，北普拉特、萨瑟兰、罗斯科……道路旁边有一块小牌子“基斯县界”。这里有我熟悉的刷着白漆的谷仓和牲口圈，被遗弃的倒向一边的木屋。我太熟悉了，尤其是八年前，我最后一次看木屋的时候，它倒在黄色的草地上，四分五裂。我不知不觉地坐直了，鼻子抵在冰冷的玻璃上。我好像听见了妈妈的声音，盖过汽车嗡嗡的轰鸣声传过来：我爱你就像小猪爱潲水。
汽车驶上61号高速公路，路标显示这条路通往迈康瑙希湖，我小的时候在那里搭过很多沙子城堡。阳光明媚的夏天，我总是催着妈妈起床，开着蓝鸟车带我和莉莉去附近的湖边游玩。她总是忘记涂防晒霜，所以我们都被晒伤了；傍晚的时候，雀斑和红鼻头爬上我们的脸，我们的鼻尖一直发烫直到它变成白色。我一直凝视着窗外，车子右转开进了康诺克停车场，就停在速8和舒适客栈的旁边，正对着温蒂餐馆。那个餐馆是很久很久以前，我和妈妈吃饭的地方，恍若隔世。连锁超市还在，载货汽车停车场还在，和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我全记得。汽车途经奥加拉拉前往柯林斯堡。这是奥加拉拉。
我回家了。
汽车停稳后，乘客们下车到超市去上厕所，买零食。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拎起箱子逃跑。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胳膊和手抖个不停。我把箱子放在前面，推开刚上车的新乘客，小声说着“对不起”和“劳驾”，在狭窄的过道里冒冒失失地挤下车。我遭到了很多白眼。
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回家、回到活动房的路一点儿头绪都没有。在我八岁的时候有很多好机会，可是我没有抓住。不过没关系。随便躺在奥加拉拉路边的一个沟渠里也可以找到家的感觉。我感觉到它钻进我的毛孔里，流进我的血管里。奥加拉拉，我的家。我完全沉醉了，那里有我的爸爸妈妈。一个傻傻的想法占据着我的脑海：也许妈妈还在这儿。也许彻头彻尾就是一个天大的错误。我走回活动房，妈妈、爸爸和婴儿莉莉还在那里，不是露丝，她除了我没有其他姐妹。当我走进吱吱作响的纱门的时候，我突然回到了八岁那一年，时间仿佛停滞了。妈妈还活着，在蹩脚的小屋里一如既往地洋溢着她的热情和活力。房子和我离开时一模一样。没有其他人入住，没有小女孩睡在我的床上。我从来没听说过一个叫约瑟夫的男人。“这只是一个错误。”我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迈下汽车的大台阶之后，我站在康诺克停车场里。我被寒冷的气流激了一下——提醒我改变主意——但是我不管不顾。我表情坚毅地穿过停车场，走上马路。拒绝承认真实的内心感受——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天大的错误。
妈妈活着。爸爸活着。我果断地走上便道，心意已决，归心似箭。只是我每走一步，箱子都碍事地磕在我的右腿上。
我发现自己竟然记得去活动屋的路。也许我的意识不记得了，但是我的脚知道，它带着我从停车场出来右转，然后沿着勘探者大道走。箱子没有影响我，恶劣的天气也没有影响我。我开启了爸爸说过的自动巡航的模式。我曾经问他，总是开卡车他怎么不觉得累时，他就是这样说的。我坚信妈妈活着，这个信念支撑我磕磕绊绊地走过了一片破砖房。从儿时起我就记得，枯树下是第一街，然后是第二街、第三街和挨着白色的复印室、低垂着电话线的第四街。现在，树和房子都成倍地增多了，以前那个几乎荒芜的小镇不见了。云杉街上搭着移动房屋，有大片开阔的土地和广告牌。我伴着汽车的呼啸声走了近两公里的路，高速行驶的汽车带来的风刮得头发乱飞。
走到峡谷路的时候，我的腿快断了。手指麻木，胳膊已经感觉不到箱子的重量。我流着鼻涕，每挪动一步腿就像要被扯断了一样疼。
房子比我记忆中的小，白色的墙不像雪，更像麦片。以前门口好像有一段完整的楼梯，现在只有四级歪歪斜斜的小台阶，扶栏外层的铝有一半已经脱落，露出灰褐色的支柱。曾经的篮球筐不见了。一辆本田驶过，红色的，不是我看惯了的蓝鸟。
我站在峡谷路上，注视着对面我以前的家。我鼓励自己去转动门把手，盼望着，祈祷着妈妈在里面，虽然我内心深处知道她死了，但是我使劲地排斥这种想法，总是想着如果。突然间我有了一个想法：如果不去试，我永远不知道，那该有多好，因为不知道总比证明爸爸妈妈死了更好。毕竟，我只有八岁，还是一个傻小孩。也许他们告诉我的都是假的，不过是约瑟夫骗我的诸多假话中的一个。我让自己相信妈妈一直在找我，我的照片和其他失踪孩子的照片一起贴在奶箱的后面，黑白照片旁边有一张预测几年后长相的图片，不知道那个自作聪明的人会把十六岁的我想象成什么样子。“如果你认为见到了克莱尔，请拨打失踪电话1800。”我想象着他们的措辞，“克莱尔最后一次露面是在位于内布拉斯加州奥加拉拉峡谷路旁的家中。她的头发是棕色，眼睛是奇幻的蓝色。下巴处有一道小疤痕，门牙间有缝隙。她失踪之前穿着……”
安布尔·阿德勒过来通知我父母都死了的那个晚上，我穿着什么？是我经常穿的那件蓝紫色T恤吗？上面画着一管鲜红的口红，印着可爱的SWAK字母，衣服边上点缀着唇印。还是礼服？或者是带圆点的背心？还是……
我脑子里想着这些事的时候，活动房的门颤悠悠地开了。孩子们的吵闹声打破了宁静。一个母亲的声音——不是我的母亲，是另一个母亲严厉而且疲倦的声音————告诉他们请闭嘴。
他们出来了，三个人——不是四个，我看见母亲怀里抱着一个婴儿——他们像一群淘气的小猫一样叽里咕噜地走下四级摇摇晃晃的台阶。两个会走的孩子一边下楼梯一边推推搡搡地打闹着，互相叫着对方的名字。这是两个男孩，穿着同样的牛仔裤、网球鞋和厚棉服，戴着护耳的皮帽子。妈妈用粉色的毯子裹着婴儿。一个女孩，我猜，她可能一直想要一个女孩。她温柔地推着男孩，催促他们快点往前走。他们上车了，好像在赶时间。一个男孩了转了一个圈，假装委屈地哭喊着：“你打我。”他冲着妈妈大喊大叫。
“丹尼尔”她说，语气平和，“上车。”但是他仍然站在台阶下面大发雷霆，大一点儿的男孩听话地钻进车里，妈妈把婴儿车也固定在车里。那个男孩，丹尼尔，大概五六岁的样子，抱着双臂，噘着嘴，下嘴唇几乎包住了上嘴唇。我吃惊地看着，想着我从来不会这样和妈妈说话。我当时就知道我不喜欢那个小孩，一点儿也不喜欢。我不喜欢他任性地把棕色的头发露在帽子外面的样子，不喜欢他把超大的外衣斜穿在身上的样子，左边的袖子完全盖住戴着手套的手。我不喜欢他海蓝色的靴子和他挂在长脸上招人厌恶的愤怒。
真正惹恼我的是他不在乎他们要去干什么，却认为那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显然，他没有遇见过约瑟夫那样的人。
我不敢去超市。我想起帮妈妈推着购物车到处逛，挠着莉莉的小脚和小手、不让她哭闹的情景。我回忆起面包展示柜里刚出炉的甜甜圈浓浓的味道，那时妈妈让我给每人挑一个作为第二天的早餐。
我想象着甜甜圈的样子：蛋糕甜甜圈上点缀着五颜六色的糖屑，夹馅甜甜圈裹着巧克力酥皮。那个女人注意到我，“需要帮忙吗？”她问。我的脚情不自禁地后退，她过马路，走到我身边。她棕色的眼睛水汪汪的，有眼袋，显得很疲惫，头发不够光滑，好像还没来得及洗澡。“亲爱的，你是迷路了吗？”
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贴在窗户上的绿色的三叶草，我们从来不用三叶草。报箱上的黑体字：布里奇曼。一只狗趴在前窗上狂叫，像德国牧羊犬一样大，它的头从窗帘的花边里钻出来，而我家没有。小门廊里摆着一把木摇椅，一个小侏儒举着一个欢迎牌。丑陋的噘着嘴的男孩，或者是那个稍大一点儿的从车里出来想看他们的妈妈在和谁说话。他过来，我转身就跑。这时她又问了一遍：“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这不是我的家。
现实从我的肺里切断了呼吸，我上气不接下气。我在峡谷路上跌跌撞撞地奔跑，跑过停在路边的汽车，跑过圈着篱笆墙的院落，跑过报箱和斑驳陆离的草地，碎石子在我的脚下跳跃。世界在飞速地旋转。我抄近路跑过草坪，以防开着红色丰田的女人布里奇曼夫人追踪。我被一块大圆石绊倒了，摔在一个陌生人铺在后院的木板上。我的膝盖湿了，糊着融化的雪泥巴。箱子被摔开了，里面的东西一股脑儿地掉进浸水的草坪上，书和钱沾着雪。我忙不迭地开始收拾，把我的家当装回箱子里，然后使劲地扣好箱子。
我没有马上发现它。事实上，我差点错过它。我站起来，祈祷没人在后窗看见我，突然有个东西——在本来就白的雪地里闪光——晃到了我的眼睛，我走过去，捡起来。啊，我的手里是妈妈的照片，就是几年前约瑟夫强迫我撕成碎片的那张。那张约瑟夫让我走下奥马哈家的台阶扔进垃圾桶的照片。我记得那天，马修和艾萨克坐在桌子旁看着我，看着我把妈妈的照片扔进垃圾桶，看着我上楼，按照约瑟夫的命令去祈祷，乞求上帝的宽恕。
马修不但从垃圾桶里捡回这些碎片，还像做拼图游戏一样把它们拼好了。照片的背面有千百万条大小不一的胶带，照片又厚又硬。白色、参差不齐的接缝划过妈妈漂亮的脸庞、黑色的长发和蓝宝石般的眼睛。我把妈妈捧在手心里，她穿着橄榄绿色的裙子——僧袍，妈妈总是这么叫它。船领、短袖都被约瑟夫恶毒的手撕开了。
这么多年，马修把它捡回之后藏在哪儿了？
为什么他一直不给我呢？
当然，我知道为什么。他怕约瑟夫看见。
从今以后，他再也不用担心了。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妈妈了。在我的记忆里，黑色的头发已经褪色，蓝色的眼睛已经暗淡，像是兑了水的汽水。她的微笑变小了，我偶尔想起来的就是她在爸爸回家的日子涂的鲜红的口红。但是，现在，她在我的眼前：乌黑的秀发和湛蓝的眼睛，浆果般光亮的嘴唇。她在笑。我听见了她的笑声，从照片里发出的笑声。我第一眼看见这张照片之后，接着就看见妈妈从我的手里抢走照相机，对着我拍了一张，然后我们去西夫韦冲出整卷的照片。我们分别收起对方的照片，这样即使我们不在一起，我们也不会分开。她在我脸上留下一个大大的红色唇印，我对着旧蓝鸟的后视镜看着这个吻痕，不愿意擦掉。
我把妈妈的照片捂在胸口上，跪在融化了的三月积雪里，巡视了一下这个陌生人家的后院，然后我想明白了，即使妈妈不在了，她也永远在我心里。
妈妈永远永远也不会离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