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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推开房门，走进家。海蒂问候道：“今天怎么样？”而真正迎接我的是刺鼻的茴香味、客厅电视里的新闻和佐伊要掀翻屋顶的音响声。新闻里正在播报：中西部降雨量已经达到历史新高。门口已经堵着一堆湿乎乎的东西——大衣、雨伞和鞋，我又添进去一些，然后像落水狗那样甩了甩头。走进厨房，我亲了一下海蒂的脸，不像是亲昵，更像是例行公事。
海蒂穿着红色的法兰绒格子睡衣，红褐色的自来卷被雨水打湿贴在头上。她没戴隐形，换了一副眼镜。“佐伊！”她喊着，“晚饭好了。”尽管这一声响彻门厅，但是女儿躲在卧室里听男孩乐队，关着门，开着震耳欲聋的音响，根本听不到。
“晚饭吃什么？”我问。
“辣酱汤。佐伊！”
我喜欢辣酱汤，但是最近海蒂的辣酱汤全是素汤，只放些黑豆、芸豆和鹰嘴豆（很明显，今天有茴香），还有让人望梅止渴、被她称为“蔬菜肉碎”的东西。她从柜橱里拿出碗，开始分汤。海蒂不是素食主义者，但是，自从两周前佐伊对肉里的脂肪大谈特谈之后，海蒂决定全家戒肉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吃素肉糕、素肉面和素肉酱，总之全没肉。
“我去叫她。”我说着走进公寓的小门厅。我敲了敲震颤的屋门，佐伊回应后我推开门，探头进去告诉她晚饭好了，她答应着。她躺在天蓬床上，腿上放着一个黄色的笔记本，正面贴满了她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少女流行音乐明星照。看见我进来，她猛地合上笔记本，摸出身边被冷落的社会学卡片。
我没告诉她晚饭吃肉碎汤，转身去我和海蒂的卧室。我一边走一边解领带，结果被猫绊了一跤。
很快，我们都在餐桌旁坐好，海蒂又问起我今天的工作。
“不错，”我说，“你呢？”
“我讨厌豆子。”佐伊舀起一勺汤的时候一本正经地说，然后倒回碗里。客厅的电视被调成了静音，我们都把目光转向屏幕，拼命通过唇语读出今天的晚间新闻。佐伊蜷缩在椅子里，拒绝吃饭。她和海蒂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圆脸、卷发、棕色的眼睛，包括像丘比特的弓一样的嘴唇和翘鼻子上的少许雀斑，几乎一模一样。
“你今天都做了些什么？”海蒂问。我心里很排斥，不想回忆一天的事情，不想听她的故事——寻求庇护的苏丹难民和不识字的成年人——让人感到压抑。我就想安安静静地看唇语新闻。
但是，我还是告诉她，我尽职尽责地给客户打了一个电话，起草了一份购买协议，另外和香港客户有一个早得荒唐的电话会议，凌晨三点。当时，我从我们的卧室爬起来，溜进办公室打电话。电话结束后，我洗了一个澡，然后去单位上班。又过了很久，海蒂和佐伊才起床。
“我明早去旧金山。”我提醒她。
她点点头：“知道。多长时间？”
“一晚。”
然后我问起她这一天是怎么过的，她讲起一个六个月前从印度移民到美国的年轻男子。他住在孟买的贫民窟，准确地说是达拉维，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之一。海蒂告诉我，他在自己的家乡每天挣不到两美元。她告诉我他们的厕所有多稀少又有多遥远，所以当地人就在河里解决。她教这个叫阿卡的年轻人语法。这可不容易。她对我强调说：“英语是很难学的。”
我说我懂。
我老婆的心很软。当年求婚的时候，这的确是个值得赞赏的优点，但是结婚十四年后，“移民”和“难民”这两个词总是刺痛我，我坚信比起对我的关心，她更关心他们的幸福。
“你呢，佐伊？”海蒂问道。
“恶心。”佐伊瘫在椅子里，盯着肉汤，仿佛对着一堆狗屎一样嘟嘟囔囔地回答。我笑出来。至少这是实话。我想重新回答刚才的问题，我这一天也过得很恶心。
“怎么嘬
？”海蒂问。她这么说让我心生爱意。这种非常规的用法很有喜剧效果，海蒂只有在提到棒棒糖和吸管的时候才会说“嘬”。接着她问：“你的汤有问题吗？太烫了？”
“我告诉过你了，我讨厌豆子。”
如果是五年前，海蒂会给她讲印度、塞拉利昂或者布隆迪的儿童难民。但是，最近想让佐伊吃点东西简直成了一项任务。她要么对什么都没有食欲，要么就嫌脂肪太多，比如说肉类。所以，我们现在吃这种碎“饲料”。
我的公文包放在前门的地板上，最里面传出手机铃声。海蒂和佐伊一起转过头来看我，她们想知道我会不会被电话从饭桌上拉回工作室。我的工作室在家里，当我和海蒂知道我们不会再有孩子的时候，第三间卧室变成了我的工作室。偶尔，她在我的办公室看着那些深色的办公家具——写字台、书架和我最喜欢的皮椅——的时候，我能够从她飘忽的眼神里看出完全不同的另一幅景象：一张婴儿床、一张折叠桌、满墙可爱的野生动物。
海蒂一直渴望大家庭。可惜事与愿违。
我们短暂的晚餐时光很少有不被烦人的电话打扰的时候。我接不接电话取决于当晚我的心情，更重要的是海蒂的心情或者白天是否有突发事件。今晚，我喝了一小口肉汤，以此表示拒绝接电话，海蒂温柔地笑了一下，我权当她在说“谢谢”。海蒂的微笑是最甜的，看上去甜甜的，尝起来美美的。她的笑发自内心，不像其他那些长着丘比特弓一样的嘴唇的人流于唇边的假笑。每次她笑的时候，我都会回忆起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那是在城里的慈善舞会上，她穿着一件古典的抹胸纱裙，红色的，和她的口红一个颜色。她就像一件艺术品，一件绝世之作。那时她还是个大学生，在一家现在几乎由她全权负责的公益机构实习。
想当初，熬夜和只睡四个小时对那时的我来说真是小菜一碟。海蒂总埋怨我工作的时间太长。可我认为一周七十个小时的工作实属正常。有时候我深夜两点才回家；有时候我在家，把自己锁在工作室里直到太阳升起才出来。我的电话无论白天黑夜都响个不停，仿佛我是一个随时待命的医生，而不是一个负责企业并购的人。海蒂在非营利性机构工作，我们中只有一个人在挣钱，可是我们必须面对林肯公园里的公寓费、佐伊在私立学校昂贵的学费和她将来上大学的费用。
电话不响了。海蒂转向佐伊，她想更多地听她讲讲一天的生活。
终于，她说七年级的地球学老师彼得斯夫人请假，代课老师完全是一个……佐伊停下来，考虑用一个更得体的词代替那个处于青春期叛逆的孩子被灌输进脑子里的词。啊，完全是一个“碎嘴”。
“为什么？”海蒂问。
佐伊避开妈妈的目光，盯着肉汤说：“我不知道。她就是那样。”
海蒂抿了一口水，换上一副双眼圆瞪、一脸好奇的面孔。我提起凌晨三点的电话时，她也是这个样子。“她不友善？”
“不全是。”
“太严厉？”
“不是。”
“太……丑？”为了缓解气氛，我插了一句。海蒂的刨根问底有时会造成紧张。她自信地认为做一名参与型的家长（我感觉是过度参与）能让佐伊切实感受到关爱，因为她正在进入海蒂称之为狂躁的青春期。我记得自己在狂躁的青春期的做法是逃离父母。他们越追，我跑得越快。但是，海蒂从图书馆借了很多书：关于儿童发展、父母关爱、幸福家庭的秘籍等心理学书籍。她有义务也有决心做好。
佐伊咯咯地笑起来。她这样笑的时候很少，仿佛回到她六岁时纯洁无暇的样子。“不是。”她回答。
“就是……嘴碎吗？一个坏脾气的老碎嘴？”我启发着。我把黑豆推到一边，用勺子捞其他的东西：一块西红柿、玉米、肉汤寻宝……我在逃避那些素肉碎。
“对，我想是的。”
“还有呢？”海蒂接着问。
“啊？”佐伊穿着一件写有桃红色荧光字体“和平”和“爱”的扎染衬衫，扎了一个歪向一边的马尾辫，显得比戴着橘黄色牙套的她本人成熟很多。她把左臂涂得满满当当的：和平的V字形、她自己的名字、一颗心，还有Austin。
Austin？
“还有什么？”海蒂又问。
Austin是什么意思？
“泰勒吃午饭的时候把牛奶洒了，全洒在我的数学书上了。”
“书没事吧？”海蒂想知道。泰勒是佐伊最好的朋友，从四岁开始、一辈子的朋友。她们的项链合在一起可以拼出“最好的朋友”，她们在一起商量每一件事。佐伊的项链是祖母绿的，整天挂在脖子上，从来不摘。泰勒的妈妈詹妮弗是海蒂最好的朋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们应该是在公园里认识的，当时两个小女孩在玩沙箱，两个妈妈坐在同一条长椅上休息。虽然海蒂说那是偶然，但我相信一定是佐伊把沙子扔进了泰勒的眼里，而且最初的几分钟并没有那么和谐。如果不是海蒂拿水瓶冲出泰勒眼里的沙子，如果当时詹妮弗没有陷入离婚的困扰，急不可待地想找人倾诉，那故事很可能是另一个结局。
佐伊回答：“我不知道，我想没事。”
“要不要换一本？”
没有答复。
“还有什么？有什么好事吗？”
佐伊摇摇头。
简单地说，这就是佐伊说的恶心的一天。
佐伊没喝肉汤，找了一个借口离开饭桌。海蒂说服她吃了几口谷物松饼，喝完杯子里的牛奶，然后送她回房间写作业。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的电话又响了。海蒂腾地站起来，开始收拾桌子，而我犹豫着，不知道是否被原谅了。我拿起几个碗跟在海蒂后面，她把佐伊的剩汤倒进了垃圾处理机。
“肉汤不错。”我在撒谎。肉汤一点儿也不好喝。我把该洗的碗摞在水池里。然后，我站到她身后，把手放在红色的法兰绒格子上。
“都有谁去旧金山出差？”海蒂问。她关上水龙头，转身看着我。我靠上去，唤醒了只有我和她在一起的感受，一种渗透进我们骨髓里的熟悉感；这是自然的，习惯的，这是第二天性。我几乎一半的生命是和海蒂一起度过的。我能在她开口之前知道她想要说什么，我能读懂她的肢体语言，我了解她在佐伊熟睡以后或者是躺在床上很久之后充满欲望的眼神。现在，她抬起胳膊拉我入怀，双手搂住我的腰，我也知道，这不是爱欲，这只是占有欲。
她现在是用肢体语言宣誓着“你是我的”。
“几个同事。”我回答。
她又瞪大好奇的眼睛。她想让我说得具体一些。“汤姆，”我说，“还有亨利·汤姆林。”我停顿了一下，就是这个停顿差点儿害死我，“卡西迪·克努森。”我谨慎地用了全称，就像她不认识卡西迪似的。
听到这个名字，她移开双手，转身对着水池。
“这是出差，”我对她解释说，“都是公务。”我一边说一边把脸埋进她的头发里。草莓的味道，香甜、多汁，混合着城市的复杂气味。
“她知道吗？”海蒂问。
“我保证会告诉她。”我回答。对话结束了，屋内陷入沉默，只听见餐具毫不优雅地跌进洗碗池的声音。我趁机溜走，回卧室收拾行李。
我有一个赏心悦目的同事，这不能算我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