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

去丹佛之前，我要先到芝加哥去见一个目标客户。面对面地会谈在投资银行行业里至关重要，我们对公司承诺每个月见二十个客户。那是CEO定的，二十个和客户面对面的会议，网络电话不算，视频会议无效。即使我远在一千多公里之外，也要赶过去和潜在的投资者见面，说服他们购买其他客户首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我匆匆忙忙地赶往办公室去见客户，稍晚的时候再到丹佛和汤姆、亨利、卡西迪以及其他的同事会合。

我乘坐早上6点的飞机离开拉瓜迪亚机场，当地时间7点28分到达芝加哥。会议定在9点，我有足够的时间提取行李，然后打车去卢普。

会议出奇地成功。一向如此。我可能有什么自己不知道的迷人之处，也许是柔和的面孔更容易让人信服。总之，我是和目标客户会谈的不二人选，这和令人敬佩的MBA学位以及多年打拼出来的经验无关，而要归功于我的笑容和孩子气的长相。不过我妈妈曾经胸有成竹地说早晚有一天英俊的外表会给我惹上麻烦。

我在奥黑尔机场乘坐下午的航班飞往丹佛。没有时间回家洗澡、刮胡子、换掉穿了好几天已经酸臭的西服了。这没完没了倒霉的旅行，我现在已经没有干净的袜子、内衣和幸运领带了。我给海蒂打电话，她竟然出其不意地同意给我送一包干净衣服，我们约在一个亚洲烤肉馆见，顺便吃点儿。

我离开海蒂不过四十几个小时，她就有了变化。现在一副轻松的样子，和我早上走的时候睡在床上那个多思多虑、钻进婚姻死胡同的海蒂有天壤之别。从她的脚步就可以看出来，她轻快地走上密歇根大道桥，桥下就是芝加哥河上的麦格码头，城市的喧哗映衬着她的淡定。她穿着裙子，长及脚踝的宝石色裙子，时尚得体，无可挑剔，步履轻盈地走过来，这和我平时所见到的海蒂简直判若两人。她让我大吃一惊，她竟然背着包袋把那个倒霉的婴儿带出来了。我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说这是Mony牌的婴儿背巾。她像抱个皮箱似的背着别人的孩子，仿佛这是全世界最寻常的事情一样。

“她妈妈呢？”我问，左顾右盼地寻找那个女孩。“你不会把她留在家里了吧？一个人？”我准备大肆地指责她，永远不能把陌生人留在家里，那个女孩会偷走我们的大电视的。

但是海蒂面带微笑，温和地说在来的路上打发她去图书馆了。那个女孩想借几本书。“《黑骏马》，还有《时间的皱纹》。”她说。然后补充道：“都是名著。”她知道我小的时候只看过《华尔街日报》。她说她觉得我不会愿意让杨柳和我们共进午餐的，这么说无可厚非；我倒是希望她把婴儿也留在图书馆。

海蒂凑过来，亲了我一下。突如其来的一个吻，不是太匆忙的那种，而是绝对的深情。我的海蒂很少这样，尤其是在公共场所。她极力反对秀恩爱。这么多年以来，也许会是一辈子，每次在街角或者公交车站看见情侣接吻，即使是匆匆一吻，那种爱人间最普通的“祝你一天都好”的亲吻，都会招来她厌恶的表情。她靠在我身上，酣睡中的婴儿夹在我们中间，她双手抚摸着我的胳膊。我感受到她手上的温度和罕见的脆弱。她的唇紧紧地压在我的嘴上，低声说：“我想你。”我慢慢地移开，我理解那几个字，那几个简单却珍贵的字，她语气中的渴望将陪伴我一整天。

我们一起吃了午饭。我点了炸蟹角，海蒂点了泰式鸡肉面。我们相互汇报了一周的情况。我为昨晚和同事聚会错过她的电话道歉，她善解人意地耸耸肩说没事，完全和语音留言时火急火燎的语气不一样，这也就相隔不过十二个小时。我的解释是这周累得筋疲力尽，一沾枕头就着了。我喝了一瓶或者两瓶啤酒，也许三瓶，所以晚饭的时候，没听见电话铃声。

我没告诉她在酒店酒吧喝酒的事，也没告诉她卡西迪先到我的房间看了募股说明书，没有别人。我要是说了就太不明智了，真可以算愚蠢透顶。我没提卡西迪优雅的身材和她铁红色裙子下掩映的胸部曲线，尽管它们一直萦绕在我的脑子里，像贪吃的小孩对糖果一样念念不忘。

“你要告诉我什么？”我问。服务生过来给我们的杯子加水。她真诚地笑着，说道：“我不记得了。”

海蒂的笑容透着和谐，是温顺的妻子的典型笑容。她的头发洗过了，不再像意大利面有一股麝香的味道，我简直认不出我的妻子了。我不知道她还用香水，也许是香波的味道。

她关心地说：“克里斯，你一定是累坏了。你总是在赶路。”

我承认我累了。然后她和我谈起婴儿，抗生素改善了她的状况，她感觉好多了，也睡得好多了，这意味着海蒂也可以睡觉了。我看出来她的眼睛炯炯有神，而且有时间洗澡和化妆了，不太浓，有一点儿腮红，也许还有一点儿唇膏，但是足够了，她的皮肤恢复了本色，不再是吓人的苍白了。

我想，或许她只需要这些，一个安稳的睡眠。

“我回家以后，”我说，“我们要好好谈谈。杨柳的整件事情。”我预想着某种形式的反抗——平易近人的海蒂消失，往常那个咄咄逼人的海蒂再次现身——但是出乎意料。

她轻松地说：“当然。好的，我们谈谈。等你从丹佛回来以后。但是，”她抚摸着我闲着的那只手——我用另一只手捏着煎饺往嘴里放，就像一周没吃过饭一样——然后把她的手指插进我的指缝，扣紧：“我有预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会明白的。一切都解决了。”

莫名其妙的，我相信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们道别，换了书包。我拿走干净的袜子、内衣和我的幸运领带；海蒂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尽职尽责的家庭主妇一样带走我的脏衣服。

我目送她离开。她在车流之中穿梭，朝图书馆相反的方向走去。

我检查包里的东西，确定她给我装了金融计算器。我告诉她我从办公室带走的那个坏了。尽管她没问，我还是解释说是小数点后面的数字显示和按键出问题了。事实是，这是我唯一能想起来令人琢磨不透的杨柳·格里尔在我家里动过的小东西——第一天，在我的工作室，她趴在地上捡起来的东西。她颤抖的手摸过按键，留下了她和我都看不见却万无一失的证据，这也是吃午饭的时候，可以合情合理地带过来的东西。

我总不能让她拿遥控器、奶瓶和旧箱子来吧。

接下来，我风风火火地跑去见马丁·米勒，然后再赶下一班飞机。 Y7Lo/TX+nBOsGjHDueZu96Auf3roCpFrC1tdrlQoWQlCtYrfMPvc8WThOVbeNOK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