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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伊头疼鼻塞，早早地上了床，也许是春天过敏，也许是流行感冒，很难区分。每年的这段时间都是这样，树木花粉已经无孔不入，可是寒流和流感还迟迟不走。我给她吃了止痛药和抗生素，她很快在药效的作用下睡着了。我轻轻地吻了一下她的额头。此时开着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声音弥漫在房间里。
我去客厅和杨柳坐在一起。她在闷头看《清秀佳人》；我假装对着电脑工作。现在，工作是离我最遥远的事情，我已经三天没上班了，三天没想过和工作相关的事。
我的缺勤惊动了办公室，他们送来一大束玫瑰和百合花，还有一张早日康复的贺卡，现在都摆在餐桌上。每天早上，我会给优秀的前台达纳打一个电话，用我最低沉的嗓音告诉她我不舒服，百分百是流感，我埋怨自己愚蠢地忘了打疫苗。我的体温徘徊在38.8摄氏度左右，全身疼，从头发丝疼到脚指头。尽管一件一件地加衣服，可还是得裹着毯子，就这样也感觉不到暖和，不停地发抖。我只能祈求老天保佑佐伊没事，作为一个称职的母亲，我当然没忘给她打疫苗。
“但是现在，”我说，然后我突然咳嗽了一声，听起来真真切切。我暗自窃喜，以前怎么没有意识到自己有演悲剧的天赋呢——肺部的挤压和从胸腔里涌上来的黏液，像莫纳罗亚火山的熔岩一样——“还不知道。”
当然，没有一句是真的。
我发现自己特别会编瞎话。
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在地板上熟睡的婴儿，迫不及待地等着她醒来的前奏——忽闪眼皮，挥舞小手——我会从椅子上扑到她身边，抢在杨柳前一秒钟，就像小孩子玩纸牌游戏一样，看谁第一个发现“J”，并且以最快的速度把手压上去。
我胡乱地敲着键盘，以此证明我在工作。
我的视线从露比转到杨柳、从杨柳转回屏幕、再从屏幕回到露比，周而复始。此刻，我的眼有点儿花，突然感觉天旋地转。
稍事休息后我听见墙的另一面响起格雷汉姆和他新女友的笑声，她的声音轻浮做作。他们在调情。这是格雷汉姆的特长。我看见杨柳从书上抬起眼睛在听，她在听他们放荡的笑声和尖叫声。当她的眼神和我的眼神交会的时候，她的冰冷刺破了我的心虚，我迅速地避开。我想起赭石色的瘀青，想象什么事会让杨柳这样的人动手打人，想象一个人在失去理智之前到底可以忍耐多久，承受多少虐待。
我不能看她，她的眼神让我心惊肉跳。我盯着白墙上的木镜框，里面是克里斯、我和佐伊的黑白照片拼贴，还有专门放猫照片的镜框，中间的纤维板上有手刻的“家庭”两个字。
我拍了拍紫色睡袍的口袋，感觉到瑞士军刀的存在。
防患于未然。我记着克里斯的警告：你到底对别人了解多少？
这时，婴儿开始躁动，她在忽闪眼皮，在挥舞小手，但是那是杨柳——不是我——闪电般地冲到婴儿旁边，从地板上把她举起来。她的胳膊在抖，颤颤悠悠的，刹那间，我以为露比要掉下来了。我腾地站起来，迈步向前想要接住垂直下降的孩子，但是杨柳的眼神阻止了我，她瞪着我，洋洋得意的样子，无比快乐地享受着我的窘迫。哈！那是嘲笑我的眼神“我赢了”，仿佛她早就知道我一直在等，耐心地等待抱起婴儿的时刻，等待可爱的婴儿醒来，把她搂在怀里的时刻。
我抬起一只手捂住嘴，拦住脱口而出的尖叫和从心底深处迸发的惊恐。
“你没事吧？”她回到椅子上，用粉毛毯裹好婴儿，问我。我没有很快地做出反应，她又问道：“夫人？”
我闭上嘴，把手挪到破碎的心口上，撒谎说：“没事，没事。”山雨欲来风满楼，我发现当你用外表的平静掩饰内心的混乱时，撒谎是如此的轻巧。
我突然想起卧室里的电视，太吵了。真人秀节目插播的广告正在扯着嗓子连哄带骗地推销某种桉树叶味的衣物柔顺剂。我被激怒了：声音太吵，该死的广告！我诅咒电视台，诅咒网络，诅咒桉树叶味的衣物柔顺剂，我永远也不会买。我大步走进卧室，气愤地按下开关，也许是太使劲了，电视在柜子上向后滑了一点儿蹭到墙上。我身后的大双人床上，佐伊盖着马特拉斯被子翻了一个身，即便睡着了手里还握着遥控器。
她哼哼了一声。
我的心像擂鼓一样咚咚地跳，我好像完全失去了知觉。无能为力，在崩溃的边缘。我站在那里，在卧室里，盯着空白的电视屏幕。我突然感觉到一阵恶心，双腿颤抖，就那么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就像玻璃水在脏玻璃上流淌一样，黑暗蒙上我的眼。我摸黑挪进浴室，坐在浴缸沿上，把头埋在双腿间，让血液重回大脑。
我摸索着拧开水龙头，让水一直哗哗地流，这样如果佐伊迷迷糊糊地醒过来的时候，就不会听见我的哭声。
视觉恢复的时候，我看见墙上复古的红色金丝鸟挂钩。还有一个笨手笨脚地修补过的洞，是克里斯钉挂钩的时候砸歪了留下的纪念。
挂钩是我和詹妮弗六七年前在凯恩的跳蚤市场里买的。有几年休假的时候我们常去逛街，最近也要去离城六十多公里的查尔斯街。我和詹妮弗走马观花地欣赏那些我们不需要的古董和收藏品，佐伊和泰勒则安安静静地坐在红色的小车里吃热狗和爆米花，心满意足。
挂钩，空着。
我摸了一下脖子，也空荡荡的。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链子——套着父亲那枚内圈刻着“永远的开始”的结婚戒指的金项链——挂在金丝鸟上，在我离开去和佐伊道晚安，亲吻她的额头之前，它还在。然后我离开卧室，回厨房去清洗堆在冰冷的灶台上的锅碗瓢盆。接着我把臭烘烘的垃圾袋扔到楼下的垃圾站。最后我坐在电脑前心不在焉地敲击键盘，徒劳地等待露比苏醒。
她拿走了我父亲的结婚戒指。
突然，我感觉他又死了，我的父亲又死了一回。我感应到那天早上妈妈从克利夫兰的家里打来的电话。爸爸已经病了好几个月，我早该做好心理准备，他要死了。但是，当这句话从妈妈的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她没有特别悲伤，反倒像是说个通知一样，而我完全傻了。一连好几个星期，我坚持认为是他们搞错了，是我没听清楚，这是不可能的。我出席了葬礼，我看见一个和我父亲很像的人——但是他冰冷而且像橡胶，表情柔和却很怪异——被埋进地下。我，像个称职的女儿该做的那样，在棺材上放下玫瑰花，因为妈妈结婚的时候捧的就是玫瑰花，淡紫色的玫瑰花。
虽然，我内心坚信里面的那个人不是我爸爸。
我每天给他打电话，给我爸爸打电话，他不接电话，我着急担心。每次都是妈妈接，她用最温柔和蔼的声音说：“海蒂，亲爱的，你不能总是这样没完没了地打电话。”可是我停不下来，她建议我和克里斯去见见什么人，见见能帮助我度过悲伤的人。我拒绝了。
我拒绝见什么人——心理咨询师、精神病专家——妇产科大夫杀死朱丽叶，摘掉我的子宫以后也这样建议。
纽约时间快十点了。我从兜里掏出手机给克里斯打电话，我要告诉他杨柳偷了我的东西，但是电话响来响去就是没人接听。
过了十分钟，我再拨。我知道他是夜猫子，肯定还没睡觉，一定还在奋笔疾书地赶写他提过的募股说明书。
他说过的。
还是没有应答，我发了一条短信：回电话，尽快。然后我继续空等了二十分钟，也许更长。
我开始烦躁不安。
我在网上查到曼哈顿酒店的电话，我打到前台，请她帮我转到克里斯·伍德的房间。因为怕吵醒佐伊，我的声音很低，前台总是让我重复。我等着她拨通分机，过来一会儿她道歉说：“夫人，房间电话没人接听。您需要留言吗？”
我挂断电话。
我在考虑要不要把电话转到卡西迪·克努森的房间。
我想要不要搭乘航班飞往纽约，不计后果地现身在他住的酒店大堂，抓住这两个飞来飞去、忘记世界、纵情欢笑的人。我似乎看见卡西迪和克里斯穿着酒店的浴袍，看见贵宾室特供的香槟和草莓。对的，当然是草莓。
房间的门把手上还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
热血顿时涌上脖子，耳朵嗡嗡作响，剧烈的心跳让我头晕眼花，我再一次把头垂到腿下，调整呼吸。对我的丈夫和那个女人的一股邪念油然而生，我盼着飞往丹佛的飞机失火坠毁。
“露比该吃药了。”我听见那个女孩怯懦的声音，那个惯偷，是她偷走了我爸爸的结婚戒指。
我想要怒吼，但是，我极力克制着自己说道：“你拿了我父亲的结婚戒指。你拿了戒指。”我想冲过去掐住她的脖子，掐灭她的生机，因为她拿走了这个世界上对我最重要的东西。
可是我依然坐在浴缸沿上，隔着睡衣摸着瑞士军刀直棱棱的边缘。它是灵活多样的工具，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武器：开瓶器、剪子、螺旋锥，当然还有刀。
“什么？”她弱弱地问，好像她是那个虚弱的受到伤害的人。被抢了，被盗了。她的声音轻飘飘得几乎听不见，她拼命地摇头，发疯似的，低声唠叨着：“没有。”
她的眼睛不敢直视我，双手有些无所适从的样子。她频繁地眨着眼睛，白皙的皮肤开始泛红，这是典型的撒谎的表现。我抬起脚的时候，她迅速地跑开，嘴里嘟囔着上帝、宽恕和仁慈一类的话。
她似乎在忏悔。
“它在哪儿？”我问，追着她走进客厅。我的步伐小，但是速度快，比她的频率快半步左右，我们间的距离越来越小。我穿着羊皮拖鞋冲上去，抓住她的肩膀把她的身体扳转过来，强迫她看着我，像对待做伪证的人那样目光对视。她一下子躲开，我冒犯了她的领地。她把手背在身后，不让我再碰到它们。
“我父亲的结婚戒指在哪儿？”我意识到婴儿在地上注视着我们，所以这次我改成了询问的语气。然而，她在咬从脚上扯下来的圆点袜子，她的头顶悬挂着浅粉色的小猪，对房间里让人窒息的紧张气氛却浑然不知。
“我没拿。”杨柳撒谎，她的声音像蚯蚓和水蛭一样软绵绵的。“我发誓，夫人，我没拿戒指。”她说着，但是眼神还是那样的诡计多端，装出我曾经以为的敏感、天真的年轻女人的样子，但是我现在看到的是另一个人，她狡猾精明，圆滑刁诈。
她逃避我的目光，她的皮肤在不自觉地抽搐，好像一下子换上了箭猪长满刺的皮。
她在表演。
她的话断断续续地冒出来，生硬而且不连贯，一连串的否认：我没有拿，我发誓。她不停地打着手势，脸色通红。
这不是演员辅助性的动作吗？
她用谎话和无聊的小伎俩，还有天真无邪的眼神欺骗了我。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从站在雨中，等我在富勒顿车站拦住她的第一天开始。
等着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上钩。
“你把它怎样了？”我火急火燎地问，“你把戒指怎样了？”
“我没有拿，”她又说，“我没有戒指，”使劲地摇头，像钟摆一样从一边摆到另一边。
但是我认准了：“你拿了，你拿了它，从浴室的挂钩上。你拿了我父亲的戒指。”
“夫人。”她恳求着，几乎是哀求，如果不是太装模作样的话，她的声音令人心碎，真的。她后退一步，我上前一步，步步紧逼。我的行为，这种粗鲁的行为，虽然只是一步，还是吓到了她。她的内心在退缩。
我的手握住睡袍里的瑞士军刀，紧紧的，然后大声喊出一个字：“走。”
我感觉自己的手在颤抖，刀在颤抖。我心想，别逼我……
她一直在摇头，急促地摆来摆去，深褐色的头发挡住她鼓出来的眼睛。她喃喃地吐出一个字：“不”。接着她开始求我让她留下，求我别赶她走。外面开始下雨，又下雨了，雨点啪嗒啪嗒地敲着飘窗，还只是绵绵细雨，算不上暴雨，至少现在还不是。
晚间的天气预报并没有报道。
“走，”我又说了一遍，“现在就走。趁我还没有报警。”我走到厨房灶台的电话旁。
“求你不要，”她乞求着，“求你别赶我走。”她望着窗外的雨。
“你拿了戒指，”我一口咬定，“还我戒指。”
“求你了，夫人，”她说，“海蒂。”试图拉近和我的感情，但是给我的印象却是她越发地无礼和放肆。这种冒失让我想起她的自欺和自负，其他的都是伪装和谎言。她装出一副可怜的模样混进我的家，偷走了我的东西。我在想她还拿了什么：波兰陶器、祖母的珠宝、克里斯的纪念戒指。
“是伍德夫人。”我义正词言地说。
“我没拿戒指，伍德夫人。我发誓，我没拿戒指。”
“你把它卖了，”我说，“你卖到哪里了，杨柳？当铺吗？”
林肯公园里就有一个，我一清二楚，店面在克拉克街上挂着牌子：收购黄金。我心想是那个下午，我打盹的时候。她在我睡觉的时候当掉了戒指？不对，我今晚才把项链挂在钩子上，然后我吻了佐伊，和她道晚安，调暗灯光，收拾厨房，打开电脑工作，不是工作，是假装工作。
难道是昨天晚上？我突然恍惚了，分不清是哪天，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了。
反正我确信是她拿走了戒指。
“你卖了多少钱？”我突然又问，她没有出声。我重复道：“你把我爸爸的戒指卖了多少钱？”我想，五百美元？一千美元？我一直攥着瑞士军刀，大拇指不自觉地捋着刀刃，直到被割出血。我没感觉疼，但是我看到血，一滴，两滴，从紫睡袍里渗出来。
她开始满屋子收拾自己的东西——奶瓶、奶粉；她从书房里把破仔裤、系带皮靴、军绿色的外衣和旧皮箱拿到客厅，拉到门口，堆成一堆儿，阴沉着脸对着我，她眼神里虚伪的绝望已经被坚忍所代替。
她走过去抱起地板上的婴儿，我突然妥协了。
看在我死去孩子的分儿上，我心里是这么想的，可是我嘴上说的是：“你照顾不了她。你和我一样心知肚明。如果没有我，她可能已经死于感染。”
尿路感染不及时治疗将导致败血症。
没有治疗，谁都得死。
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医生说的，不是吗？是医生告诉我们的，她要知道婴儿这样情绪焦躁和发烧持续多久了。
“一周，也许两周。”杨柳懊悔地说，我打断她的坦率说：“就几天，亲爱的，不到一周。”如果医生知道我们让炎症持续了好几周，而且任凭她发烧，我知道她会怎么想。在俗气的诊室里，我抬眼看了一眼医生，评论杨柳说：“她特别没有时间概念。小孩子，你懂的。一天，一周，对他们来说没什么区别。”这位医生，可能也是一位十几岁孩子的母亲，也许她的孩子也在走进青春期，点点头表示赞同。
这几天，撒谎成了家常便饭。自然而然的、不假思索的，以至于我都分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了。
“如果你带走婴儿，”我说，“我正好报警。危害儿童，附加盗窃。在这里，她更安全，和我在一起。”
她需要明白婴儿和我在一起更舒适。“我遇见你的时候，”我提醒她，“她在发烧。屁股上有疱疹，皮肤上有湿疹。她已经好几周没洗过澡。你们都没有食物。她没有体温过低、饿晕了或者死掉真是一个奇迹。”
“而且，”我不动声色地挪到婴儿旁边，我想好了，如果需要我会为她一战的，我会从睡袍里掏出刀子，然后辩称我是自卫。
但是，我在她的眼里看出了退让，我不用出手了。婴儿，于她是个累赘、负担。我发自肺腑地、情不自禁地想要拥她入怀，我不能抱着她的时候，这种感觉煎熬着我。她是我的，全是我的。这种渴求从我的脚尖延伸进我的五脏六腑。
“你不能让一个婴儿拖累你。”我猜她很可能在逃避某人的追踪。是谁，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有这么一个人，男人或者女人，造成她脸上瘀青的那个人，我料定是这样的。
“你会照顾她的。”她说。不是疑问而是要求：我需要你照顾她。
我说我会的。我的表情柔和下来，为了婴儿，我脱口而出：“哦，我会的。”我承诺，我会好好地照顾她，像被奖励了一只小猫的孩子一样。
“但是我不能留你在家里，”我接着说，我的语气坚决，在照顾婴儿和杨柳必须离开我家之间划出了一道明确的界限，“你偷了我的东西，不可能再留在我家里了。”她反驳：“我没有——”我打断她：“走。”
我不想听任何谎言和抵赖，任何关于缺钱的借口，很明显，我不能任由她编故事骗我。简单极了，她拿了我爸爸的婚戒，卖给当铺了。
现在她必须走。
她没有和我说再见。反而又问一句：“你会照顾她，照顾露比吗？”她说得没有那么急切，也没有特别真诚，出于礼节，她必须在走之前确认婴儿会受到好的照料。她看婴儿的时候有一丝犹豫，不管怎么说，有短暂的犹豫。她的蓝眼睛里泪光盈盈，我告诉自己，没事。
杨柳走到婴儿身边，伸手抚摸她的头；走之前她小声说了再见，用袖子抹了抹虚情假意的眼泪。
“我会像对待亲生孩子一样对她的。”我直截了当地说。她走了，我关上大门，锁好门锁。我站在飘窗前观察，确认她走了，消失在飘着四月冷雨的街道上。然后，我回到宝宝身边，完全沉醉在她胖乎乎的小脸蛋和柔软的头发里。她没长牙的小嘴绽放出一个灿烂的微笑，我心里念叨着：我的，全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