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
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畅读海量书库
扫码下载掌阅APP

克里斯

我终于找到机会和海蒂谈谈了,婴儿还在没完没了地抽泣。我问海蒂怎么回事,她只是说:“是药效上来了。”她一直抱着孩子摇来摇去,想要安抚她,让她安静下来,连说话的时候都有些气喘吁吁。

“发烧?”我问,然后继续在我的电脑上打字:此处所指的证券投资是高风险……我没继续听,她接着说发烧不是什么坏事——她脱口而出的数字对我没有意义,即使我的命在那些数字里,我也不会多想的——然后喋喋不休地讲她们去湖景区诊所看病的事。

“找佐伊看病的医生。”我提醒她。

打个电话就可以轻松地解决这些麻烦了。

但是她说:“现在不行,克里斯。”她突然闭嘴,她不想听我唠叨。她知道我会说那个女孩,我会觉得她疯了才留女孩在家里住,我们三个人已经够挤的了,更别说五个了,还有如果事情败露,我们都会进监狱的。

股权分割没有……

她告诉我带婴儿去湖景区诊所看的是家庭医生。为了避免多余的询问,她们说孩子是海蒂的。我于是想象着海蒂在这个岁数有个婴儿的情景。海蒂真的没老到不可以有孩子,但是我们已经对尿片、奶瓶什么的太陌生了。

显然,孩子是谁的并不重要。当她们站在诊室里,心急如焚地想要一剂神药治愈孩子的时候,医生关注的只有孩子的高热。

我从她的声音里听出疲惫。我满脑子都是她:乱糟糟的头发,可能一整天都没洗澡了,头发一缕一缕的,像意大利面,她不好好洗头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棕色的眼睛透着疲惫和烦躁,眼袋浮肿。我看出来她有点儿手忙脚乱,我们说话的时候,她把一听汽水放在灶台的边缘,不巧汽水却掉了下去。

黏糊糊的棕色液体砰的一声喷出来,涌到实木地板上。

“混蛋!”她骂道。她从来不说粗口的。我看见她趴下,用纸巾擦地。头发糊在她的脸上,她吐口气吹开。她实在是太狼狈了,绝对需要洗澡睡个好觉。她的眼神游离不定,脑子里有千万个想法在横冲直撞。

这种现况已经伤害到我的妻子了。

海蒂说前几天她坚持给婴儿的屁股涂抹润肤乳很有成效,医生几乎没提湿疹的问题。在排除了所有发烧的病因之后,医生用导管抽取尿样进行化验才知道原来是尿道感染。

“她怎么得的这个病?”我问。想起她每次小便时的灼烧感和导管穿进她稚嫩的膀胱时的感觉,我不禁愁眉苦脸。

“不讲卫生。”她简单地回答。我想起来婴儿沾满污物的尿片,老天知道她用了多久。排泄物里的细菌侵入了膀胱和肾脏,导致了感染。

医生给婴儿开了抗生素,要求妈妈从前往后地给她擦屁股。这是佐伊戴尿片的时候海蒂对我反复强调的命令。我的脑子里出现杨柳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画面,她习惯对着电视发呆。她不到十八岁,我提醒自己,她是个需要提醒才记得洗手的小孩子。要提醒她吃蔬菜、叠床。提醒她从前往后地给她的孩子擦屁股。

我一直在等马丁·米勒,那个私人侦探的回信。虽然我在网上已经无计可施,但还是绞尽脑汁地想推进一下,希望能给他提供一些线索。我想要一张杨柳·格里尔的照片,但是我既不期望杨柳同意让我给她照相,也不期望海蒂说声“可以”。我在琢磨那只棕色的破皮箱,她离开房间的时候把它塞到沙发床下面,以为这样我们就不知道它的存在了。我想打开它一探究竟,也许能发现点什么,随便什么信息,比如驾照、身份证,或者有通话记录的手机。

马丁建议我收集指纹,从玻璃杯、遥控器或者其他她动过的东西上提取,这样可以证明她真实的身份。他指导我如何保存杨柳·格里尔的指纹,然后寄到他的实验室。

但是这些都要等我出差回来才行。

我收到了W.格里尔的回复,确认她已经死了。是自杀,她说到做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不过,也许她蛰伏在芝加哥的某个公寓里,希望全世界相信她死了。我怎么知道?只能是每天看一下,以防万一。

“她对她的胎记很感兴趣,”海蒂的话打断了我的思路。

“谁?”

“医生。”

“婴儿的胎记?”我问。我想起海蒂给她垫着蓝浴巾擦身体的时候,我在她的腿后面看见过一块。

“是,”她说,“据说那个叫葡萄酒色痣。”我想象着一杯葡萄酒洒在她腿后的样子。她说起血管胎记和毛细血管扩张,还说婴儿皮下血管扩张。按照医生的建议,她对我说我们应该考虑激光切除。她这样说好像这是我们该考虑的事。我们,她和我,好像我们在谈论的是自己的孩子。

我仿佛看见我的妻子,散着意大利面似的头发,睁着疲惫的双眼,面无表情地对着电话说:“医生说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们会为此而自卑。趁婴儿的血管还比较细小,治疗更容易些。”

我没说话。我无言以对。我张开嘴,又闭上。因为实在没什么好说的,我问:“佐伊怎么样?”海蒂回答:“挺好的。”

对于胎记,我只字未提。

我们的对话从胎记转到天气,海蒂的声音听上去有气无力,已经到了极限,就像弹簧玩具一样,拉开太大就回不到原来的位置了。我差一点儿就心生愧疚了,差一点儿。

当时我的记忆飘回到我和海蒂没有孩子之前的日子里——在佐伊之前,在她不愿意承认的严重地毁了她生活的流产之前——每周六晚上,在我们以前住的公寓里,我们会一步两级地从楼梯爬上楼顶的平台,观看海军码头的烟花。我怀念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坐在一条长凳上,喝同一瓶啤酒,注视着城市的风景。那时我们有那么多的愿望:环球旅行,到处观光,一起参加三项全能竞赛。当我们有了一个孩子的时候所有的计划都泡汤了。我从来不想过这样的夫妻生活,不想两个人被各自的理想和共同的孩子折磨得精疲力尽,这种生活应该被看似更有意义的生活所摒弃、所掩盖、所代替。

我渴望婚姻让海蒂和我成为队友。但是最近我感觉我们好像是对手,打比赛的对手。在女孩和婴儿的乱麻里我开始烦她。

然而,再想想她疲惫的眼神和意大利面似的头发,我对自己说这是她的一贯作风。

无论如何,我总忘不掉那张字条,那张装在我的公文包里只写着一个“是”字的字条。我在机场把它掏出来,拿到飞机上。到了纽约,在市中心的豪华酒店办入住的时候我把它掏出来。在前台和卡西迪、汤姆、亨利分手各奔房间的时候,我又把它掏出来。我的房间富丽堂皇,我坐在整洁的白床单上掏出字条,拿在手里。我不知不觉地开始研究这张字条的细节。她哪来的紫色便签纸?她的字迹潦草,是因为紧张吗?还是因为婴儿的吵闹时间仓促?还是她的书写本来就比我的还糟?

我在琢磨她写字条的时间:是她听见关门的声音,在佐伊的呼吸变得沉稳,我们刚睡觉的时候?还是半夜,被人虐待的记忆像瘟疫般缠着她,让她整夜辗转反侧无法入睡的时候?再或者是凌晨,她听见我的闹钟响,趁我洗澡的时候蹑手蹑脚地到门口打开了我的公文包,然后返回屋里。

谁知道呢?

现在,过了一天,会议结束后我约汤姆、亨利和卡西迪二十分钟后在酒店的酒吧见。我在犹豫要不要告诉海蒂字条的事。但是告诉她有什么好处呢?只会让她更跟着感觉走。有证据表明女孩受虐——只是她承认了——足以让海蒂提出收留她,永远的,就像那两只可恶的猫一样。

有人敲门。我掩盖不了这个声音,所以对着电话大声喊道:“谁?”然后我撒谎说是“服务生”。我不能承认是卡西迪过来校对募股说明书——我们要卖的公司概况和资产分析——晚些时候,我们一起去酒吧。

我从床边往门口走,举着电话告诉海蒂我叫了客房服务。然后说我今晚要熬夜完成上周末就该完成的募股说明书。我点了鸡肉三明治和乳酪蛋糕。如果能按时完工,我可能会看小熊队的决赛。

我打开门,果然不出所料,卡西迪站在门口。她涂着鲜红的口红,让我除了她的嘴唇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我竖起一根手指放到嘴边,轻轻地嘘了一下。

接着,为了让海蒂听见,我提高嗓门说:“你带番茄酱了吗?”然后看着卡西迪忍俊不禁的样子。

我感谢虚构的客房服务员,砰地关上门。海蒂让我挂上电话趁热去吃饭,我觉得自己真该下地狱。

“爱你。”我说。海蒂说:“我也爱你。”

我把手机扔到床上。

我看见卡西迪气鼓鼓地走进来,就跟这是她的房间似的。没等我邀请就毫不犹豫地跟进来,一点儿都不像往常的她。

她换了衣服。只有卡西迪会为了一杯睡前酒特意换套衣服。她用无袖修身的铁红色希腊裙装换掉了黑色正装。她坐到黄色的矮沙发上,跷起二郎腿,先问了募股说明书的情况,接着问起海蒂。

“她很好,”我说着打开电脑上的募股说明书,我把电脑递给卡西迪的时候小心地避免碰到她的手。“是的,她很好。”

在我准备说第三次的时候,我找了个借口离开了。我强迫自己盯着她的眼睛,而不是她的大腿、嘴唇或者铁红色裙子里的胸脯。不大,但是也不小,在她柔和的曲线上恰到好处。太大会影响整体的美丽。我站在浴室门口,看着黑色水盆上摆着的酒店用品——洗发水、护发素、浴液、肥皂——想她会显得不成比例。我拆开肥皂洗脸,冰冷的水扑在脸上抑制住我对她胸部的遐想。

还有她的长腿。

她的嘴唇,红唇,辣椒的颜色。

不一会儿她在隔壁叫我,我用毛巾擦干脸,从浴室出来。坐到她旁边的另一个黄色矮沙发上,然后把沙发拉到圆桌旁边。

我们过了一遍募股说明书。我把精力集中在“股份”“股票”和“每股资产净值”等字眼上,而不去关注划过屏幕的芊芊玉手和在我的腿边蹭来晃去的铁红色裙边。

看完之后,我们坐电梯下楼。在电梯里,我们并排站在一起,卡西迪斜着身子向我靠过来,嘲笑一个和我们一起下楼的带着劣质假发的男人。她仰着脖子大笑的时候,用手指甲掐着我的前臂。

我想知道别人怎么看我们:我戴着结婚戒指,她没有。

他们会把我们当成来纽约出差的同事,还是其他的关系——奸夫淫妇?

在酒店的酒吧里,我拽过一把钢制的吧椅,这样卡西迪只能和汤姆还有亨利一起坐在矮沙发上。我们喝酒,喝了太多。我们聊天,讲八卦新闻;拿同事和客户开心,太轻松了;讽刺伴侣,然后谁的妻子成为笑柄,谁就要被取笑。

卡西迪呡了一口曼哈顿,在鸡尾酒的杯口印下宝石红的唇印,她说:“看见了吗,先生们,这就是我不结婚的原因。”我不知道她说的“看见”指什么,是她不愿意被取笑,还是不愿意取笑她发誓深爱的伴侣?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疾病还是健康,永远永远……

或许是一夫一妻制让她却步。

后来,在厕所里,喝得酩酊大醉的亨利递给我一个避孕套。“以备不时之需。”他说,然后放荡地大笑起来。这是亨利·汤姆林特有的黄色幽默。

“我觉得我和海蒂不用避孕。”我说。但我还是接过来,并且装进裤兜,因为我不想表现得很无礼,也不想把它扔在马桶里。

亨利靠近我,喷着浓烈的老田纳西杰克丹尼威士忌的酒味,露出粗鄙的本来面目,嘟囔着:“我不是说海蒂。”然后冲我眨眨眼。

我们忘了时间。汤姆又开始了新的一轮,给我和他自己点了比尔森啤酒,给亨利点的还是杰克丹尼,给卡西迪的是阿拉巴马监狱。卡西迪把鸡尾酒里的水果拣出来——橘子和马拉斯金樱桃——先吃掉。酒保宣布:“打烊了。”

这时,我也把手机忘得一干二净,它还在床上,被压在白床单的褶皱里。 FFOxAAFH/3QbjndX/At0g20XfRQ/a2Wp83RmpK21CCjHJ95jtGPYdVdtJI/UzYVV



海蒂

佐伊头疼鼻塞,早早地上了床,也许是春天过敏,也许是流行感冒,很难区分。每年的这段时间都是这样,树木花粉已经无孔不入,可是寒流和流感还迟迟不走。我给她吃了止痛药和抗生素,她很快在药效的作用下睡着了。我轻轻地吻了一下她的额头。此时开着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声音弥漫在房间里。

我去客厅和杨柳坐在一起。她在闷头看《清秀佳人》;我假装对着电脑工作。现在,工作是离我最遥远的事情,我已经三天没上班了,三天没想过和工作相关的事。

我的缺勤惊动了办公室,他们送来一大束玫瑰和百合花,还有一张早日康复的贺卡,现在都摆在餐桌上。每天早上,我会给优秀的前台达纳打一个电话,用我最低沉的嗓音告诉她我不舒服,百分百是流感,我埋怨自己愚蠢地忘了打疫苗。我的体温徘徊在38.8摄氏度左右,全身疼,从头发丝疼到脚指头。尽管一件一件地加衣服,可还是得裹着毯子,就这样也感觉不到暖和,不停地发抖。我只能祈求老天保佑佐伊没事,作为一个称职的母亲,我当然没忘给她打疫苗。

“但是现在,”我说,然后我突然咳嗽了一声,听起来真真切切。我暗自窃喜,以前怎么没有意识到自己有演悲剧的天赋呢——肺部的挤压和从胸腔里涌上来的黏液,像莫纳罗亚火山的熔岩一样——“还不知道。”

当然,没有一句是真的。

我发现自己特别会编瞎话。

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在地板上熟睡的婴儿,迫不及待地等着她醒来的前奏——忽闪眼皮,挥舞小手——我会从椅子上扑到她身边,抢在杨柳前一秒钟,就像小孩子玩纸牌游戏一样,看谁第一个发现“J”,并且以最快的速度把手压上去。

我胡乱地敲着键盘,以此证明我在工作。

我的视线从露比转到杨柳、从杨柳转回屏幕、再从屏幕回到露比,周而复始。此刻,我的眼有点儿花,突然感觉天旋地转。

稍事休息后我听见墙的另一面响起格雷汉姆和他新女友的笑声,她的声音轻浮做作。他们在调情。这是格雷汉姆的特长。我看见杨柳从书上抬起眼睛在听,她在听他们放荡的笑声和尖叫声。当她的眼神和我的眼神交会的时候,她的冰冷刺破了我的心虚,我迅速地避开。我想起赭石色的瘀青,想象什么事会让杨柳这样的人动手打人,想象一个人在失去理智之前到底可以忍耐多久,承受多少虐待。

我不能看她,她的眼神让我心惊肉跳。我盯着白墙上的木镜框,里面是克里斯、我和佐伊的黑白照片拼贴,还有专门放猫照片的镜框,中间的纤维板上有手刻的“家庭”两个字。

我拍了拍紫色睡袍的口袋,感觉到瑞士军刀的存在。

防患于未然。我记着克里斯的警告:你到底对别人了解多少?

这时,婴儿开始躁动,她在忽闪眼皮,在挥舞小手,但是那是杨柳——不是我——闪电般地冲到婴儿旁边,从地板上把她举起来。她的胳膊在抖,颤颤悠悠的,刹那间,我以为露比要掉下来了。我腾地站起来,迈步向前想要接住垂直下降的孩子,但是杨柳的眼神阻止了我,她瞪着我,洋洋得意的样子,无比快乐地享受着我的窘迫。哈!那是嘲笑我的眼神“我赢了”,仿佛她早就知道我一直在等,耐心地等待抱起婴儿的时刻,等待可爱的婴儿醒来,把她搂在怀里的时刻。

我抬起一只手捂住嘴,拦住脱口而出的尖叫和从心底深处迸发的惊恐。

“你没事吧?”她回到椅子上,用粉毛毯裹好婴儿,问我。我没有很快地做出反应,她又问道:“夫人?”

我闭上嘴,把手挪到破碎的心口上,撒谎说:“没事,没事。”山雨欲来风满楼,我发现当你用外表的平静掩饰内心的混乱时,撒谎是如此的轻巧。

我突然想起卧室里的电视,太吵了。真人秀节目插播的广告正在扯着嗓子连哄带骗地推销某种桉树叶味的衣物柔顺剂。我被激怒了:声音太吵,该死的广告!我诅咒电视台,诅咒网络,诅咒桉树叶味的衣物柔顺剂,我永远也不会买。我大步走进卧室,气愤地按下开关,也许是太使劲了,电视在柜子上向后滑了一点儿蹭到墙上。我身后的大双人床上,佐伊盖着马特拉斯被子翻了一个身,即便睡着了手里还握着遥控器。

她哼哼了一声。

我的心像擂鼓一样咚咚地跳,我好像完全失去了知觉。无能为力,在崩溃的边缘。我站在那里,在卧室里,盯着空白的电视屏幕。我突然感觉到一阵恶心,双腿颤抖,就那么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就像玻璃水在脏玻璃上流淌一样,黑暗蒙上我的眼。我摸黑挪进浴室,坐在浴缸沿上,把头埋在双腿间,让血液重回大脑。

我摸索着拧开水龙头,让水一直哗哗地流,这样如果佐伊迷迷糊糊地醒过来的时候,就不会听见我的哭声。

视觉恢复的时候,我看见墙上复古的红色金丝鸟挂钩。还有一个笨手笨脚地修补过的洞,是克里斯钉挂钩的时候砸歪了留下的纪念。

挂钩是我和詹妮弗六七年前在凯恩的跳蚤市场里买的。有几年休假的时候我们常去逛街,最近也要去离城六十多公里的查尔斯街。我和詹妮弗走马观花地欣赏那些我们不需要的古董和收藏品,佐伊和泰勒则安安静静地坐在红色的小车里吃热狗和爆米花,心满意足。

挂钩,空着。

我摸了一下脖子,也空荡荡的。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链子——套着父亲那枚内圈刻着“永远的开始”的结婚戒指的金项链——挂在金丝鸟上,在我离开去和佐伊道晚安,亲吻她的额头之前,它还在。然后我离开卧室,回厨房去清洗堆在冰冷的灶台上的锅碗瓢盆。接着我把臭烘烘的垃圾袋扔到楼下的垃圾站。最后我坐在电脑前心不在焉地敲击键盘,徒劳地等待露比苏醒。

她拿走了我父亲的结婚戒指。

突然,我感觉他又死了,我的父亲又死了一回。我感应到那天早上妈妈从克利夫兰的家里打来的电话。爸爸已经病了好几个月,我早该做好心理准备,他要死了。但是,当这句话从妈妈的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她没有特别悲伤,反倒像是说个通知一样,而我完全傻了。一连好几个星期,我坚持认为是他们搞错了,是我没听清楚,这是不可能的。我出席了葬礼,我看见一个和我父亲很像的人——但是他冰冷而且像橡胶,表情柔和却很怪异——被埋进地下。我,像个称职的女儿该做的那样,在棺材上放下玫瑰花,因为妈妈结婚的时候捧的就是玫瑰花,淡紫色的玫瑰花。

虽然,我内心坚信里面的那个人不是我爸爸。

我每天给他打电话,给我爸爸打电话,他不接电话,我着急担心。每次都是妈妈接,她用最温柔和蔼的声音说:“海蒂,亲爱的,你不能总是这样没完没了地打电话。”可是我停不下来,她建议我和克里斯去见见什么人,见见能帮助我度过悲伤的人。我拒绝了。

我拒绝见什么人——心理咨询师、精神病专家——妇产科大夫杀死朱丽叶,摘掉我的子宫以后也这样建议。

纽约时间快十点了。我从兜里掏出手机给克里斯打电话,我要告诉他杨柳偷了我的东西,但是电话响来响去就是没人接听。

过了十分钟,我再拨。我知道他是夜猫子,肯定还没睡觉,一定还在奋笔疾书地赶写他提过的募股说明书。

他说过的。

还是没有应答,我发了一条短信:回电话,尽快。然后我继续空等了二十分钟,也许更长。

我开始烦躁不安。

我在网上查到曼哈顿酒店的电话,我打到前台,请她帮我转到克里斯·伍德的房间。因为怕吵醒佐伊,我的声音很低,前台总是让我重复。我等着她拨通分机,过来一会儿她道歉说:“夫人,房间电话没人接听。您需要留言吗?”

我挂断电话。

我在考虑要不要把电话转到卡西迪·克努森的房间。

我想要不要搭乘航班飞往纽约,不计后果地现身在他住的酒店大堂,抓住这两个飞来飞去、忘记世界、纵情欢笑的人。我似乎看见卡西迪和克里斯穿着酒店的浴袍,看见贵宾室特供的香槟和草莓。对的,当然是草莓。

房间的门把手上还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

热血顿时涌上脖子,耳朵嗡嗡作响,剧烈的心跳让我头晕眼花,我再一次把头垂到腿下,调整呼吸。对我的丈夫和那个女人的一股邪念油然而生,我盼着飞往丹佛的飞机失火坠毁。

“露比该吃药了。”我听见那个女孩怯懦的声音,那个惯偷,是她偷走了我爸爸的结婚戒指。

我想要怒吼,但是,我极力克制着自己说道:“你拿了我父亲的结婚戒指。你拿了戒指。”我想冲过去掐住她的脖子,掐灭她的生机,因为她拿走了这个世界上对我最重要的东西。

可是我依然坐在浴缸沿上,隔着睡衣摸着瑞士军刀直棱棱的边缘。它是灵活多样的工具,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武器:开瓶器、剪子、螺旋锥,当然还有刀。

“什么?”她弱弱地问,好像她是那个虚弱的受到伤害的人。被抢了,被盗了。她的声音轻飘飘得几乎听不见,她拼命地摇头,发疯似的,低声唠叨着:“没有。”

她的眼睛不敢直视我,双手有些无所适从的样子。她频繁地眨着眼睛,白皙的皮肤开始泛红,这是典型的撒谎的表现。我抬起脚的时候,她迅速地跑开,嘴里嘟囔着上帝、宽恕和仁慈一类的话。

她似乎在忏悔。

“它在哪儿?”我问,追着她走进客厅。我的步伐小,但是速度快,比她的频率快半步左右,我们间的距离越来越小。我穿着羊皮拖鞋冲上去,抓住她的肩膀把她的身体扳转过来,强迫她看着我,像对待做伪证的人那样目光对视。她一下子躲开,我冒犯了她的领地。她把手背在身后,不让我再碰到它们。

“我父亲的结婚戒指在哪儿?”我意识到婴儿在地上注视着我们,所以这次我改成了询问的语气。然而,她在咬从脚上扯下来的圆点袜子,她的头顶悬挂着浅粉色的小猪,对房间里让人窒息的紧张气氛却浑然不知。

“我没拿。”杨柳撒谎,她的声音像蚯蚓和水蛭一样软绵绵的。“我发誓,夫人,我没拿戒指。”她说着,但是眼神还是那样的诡计多端,装出我曾经以为的敏感、天真的年轻女人的样子,但是我现在看到的是另一个人,她狡猾精明,圆滑刁诈。

她逃避我的目光,她的皮肤在不自觉地抽搐,好像一下子换上了箭猪长满刺的皮。

她在表演。

她的话断断续续地冒出来,生硬而且不连贯,一连串的否认:我没有拿,我发誓。她不停地打着手势,脸色通红。

这不是演员辅助性的动作吗?

她用谎话和无聊的小伎俩,还有天真无邪的眼神欺骗了我。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从站在雨中,等我在富勒顿车站拦住她的第一天开始。

等着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上钩。

“你把它怎样了?”我火急火燎地问,“你把戒指怎样了?”

“我没有拿,”她又说,“我没有戒指,”使劲地摇头,像钟摆一样从一边摆到另一边。

但是我认准了:“你拿了,你拿了它,从浴室的挂钩上。你拿了我父亲的戒指。”

“夫人。”她恳求着,几乎是哀求,如果不是太装模作样的话,她的声音令人心碎,真的。她后退一步,我上前一步,步步紧逼。我的行为,这种粗鲁的行为,虽然只是一步,还是吓到了她。她的内心在退缩。

我的手握住睡袍里的瑞士军刀,紧紧的,然后大声喊出一个字:“走。”

我感觉自己的手在颤抖,刀在颤抖。我心想,别逼我……

她一直在摇头,急促地摆来摆去,深褐色的头发挡住她鼓出来的眼睛。她喃喃地吐出一个字:“不”。接着她开始求我让她留下,求我别赶她走。外面开始下雨,又下雨了,雨点啪嗒啪嗒地敲着飘窗,还只是绵绵细雨,算不上暴雨,至少现在还不是。

晚间的天气预报并没有报道。

“走,”我又说了一遍,“现在就走。趁我还没有报警。”我走到厨房灶台的电话旁。

“求你不要,”她乞求着,“求你别赶我走。”她望着窗外的雨。

“你拿了戒指,”我一口咬定,“还我戒指。”

“求你了,夫人,”她说,“海蒂。”试图拉近和我的感情,但是给我的印象却是她越发地无礼和放肆。这种冒失让我想起她的自欺和自负,其他的都是伪装和谎言。她装出一副可怜的模样混进我的家,偷走了我的东西。我在想她还拿了什么:波兰陶器、祖母的珠宝、克里斯的纪念戒指。

“是伍德夫人。”我义正词言地说。

“我没拿戒指,伍德夫人。我发誓,我没拿戒指。”

“你把它卖了,”我说,“你卖到哪里了,杨柳?当铺吗?”

林肯公园里就有一个,我一清二楚,店面在克拉克街上挂着牌子:收购黄金。我心想是那个下午,我打盹的时候。她在我睡觉的时候当掉了戒指?不对,我今晚才把项链挂在钩子上,然后我吻了佐伊,和她道晚安,调暗灯光,收拾厨房,打开电脑工作,不是工作,是假装工作。

难道是昨天晚上?我突然恍惚了,分不清是哪天,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了。

反正我确信是她拿走了戒指。

“你卖了多少钱?”我突然又问,她没有出声。我重复道:“你把我爸爸的戒指卖了多少钱?”我想,五百美元?一千美元?我一直攥着瑞士军刀,大拇指不自觉地捋着刀刃,直到被割出血。我没感觉疼,但是我看到血,一滴,两滴,从紫睡袍里渗出来。

她开始满屋子收拾自己的东西——奶瓶、奶粉;她从书房里把破仔裤、系带皮靴、军绿色的外衣和旧皮箱拿到客厅,拉到门口,堆成一堆儿,阴沉着脸对着我,她眼神里虚伪的绝望已经被坚忍所代替。

她走过去抱起地板上的婴儿,我突然妥协了。

看在我死去孩子的分儿上,我心里是这么想的,可是我嘴上说的是:“你照顾不了她。你和我一样心知肚明。如果没有我,她可能已经死于感染。”

尿路感染不及时治疗将导致败血症。

没有治疗,谁都得死。

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医生说的,不是吗?是医生告诉我们的,她要知道婴儿这样情绪焦躁和发烧持续多久了。

“一周,也许两周。”杨柳懊悔地说,我打断她的坦率说:“就几天,亲爱的,不到一周。”如果医生知道我们让炎症持续了好几周,而且任凭她发烧,我知道她会怎么想。在俗气的诊室里,我抬眼看了一眼医生,评论杨柳说:“她特别没有时间概念。小孩子,你懂的。一天,一周,对他们来说没什么区别。”这位医生,可能也是一位十几岁孩子的母亲,也许她的孩子也在走进青春期,点点头表示赞同。

这几天,撒谎成了家常便饭。自然而然的、不假思索的,以至于我都分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了。

“如果你带走婴儿,”我说,“我正好报警。危害儿童,附加盗窃。在这里,她更安全,和我在一起。”

她需要明白婴儿和我在一起更舒适。“我遇见你的时候,”我提醒她,“她在发烧。屁股上有疱疹,皮肤上有湿疹。她已经好几周没洗过澡。你们都没有食物。她没有体温过低、饿晕了或者死掉真是一个奇迹。”

“而且,”我不动声色地挪到婴儿旁边,我想好了,如果需要我会为她一战的,我会从睡袍里掏出刀子,然后辩称我是自卫。

但是,我在她的眼里看出了退让,我不用出手了。婴儿,于她是个累赘、负担。我发自肺腑地、情不自禁地想要拥她入怀,我不能抱着她的时候,这种感觉煎熬着我。她是我的,全是我的。这种渴求从我的脚尖延伸进我的五脏六腑。

“你不能让一个婴儿拖累你。”我猜她很可能在逃避某人的追踪。是谁,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有这么一个人,男人或者女人,造成她脸上瘀青的那个人,我料定是这样的。

“你会照顾她的。”她说。不是疑问而是要求:我需要你照顾她。

我说我会的。我的表情柔和下来,为了婴儿,我脱口而出:“哦,我会的。”我承诺,我会好好地照顾她,像被奖励了一只小猫的孩子一样。

“但是我不能留你在家里,”我接着说,我的语气坚决,在照顾婴儿和杨柳必须离开我家之间划出了一道明确的界限,“你偷了我的东西,不可能再留在我家里了。”她反驳:“我没有——”我打断她:“走。”

我不想听任何谎言和抵赖,任何关于缺钱的借口,很明显,我不能任由她编故事骗我。简单极了,她拿了我爸爸的婚戒,卖给当铺了。

现在她必须走。

她没有和我说再见。反而又问一句:“你会照顾她,照顾露比吗?”她说得没有那么急切,也没有特别真诚,出于礼节,她必须在走之前确认婴儿会受到好的照料。她看婴儿的时候有一丝犹豫,不管怎么说,有短暂的犹豫。她的蓝眼睛里泪光盈盈,我告诉自己,没事。

杨柳走到婴儿身边,伸手抚摸她的头;走之前她小声说了再见,用袖子抹了抹虚情假意的眼泪。

“我会像对待亲生孩子一样对她的。”我直截了当地说。她走了,我关上大门,锁好门锁。我站在飘窗前观察,确认她走了,消失在飘着四月冷雨的街道上。然后,我回到宝宝身边,完全沉醉在她胖乎乎的小脸蛋和柔软的头发里。她没长牙的小嘴绽放出一个灿烂的微笑,我心里念叨着:我的,全是我的。 FFOxAAFH/3QbjndX/At0g20XfRQ/a2Wp83RmpK21CCjHJ95jtGPYdVdtJI/UzYVV

点击中间区域
呼出菜单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