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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那所房子，”我说，“那真是第一次。”
我告诉弗洛雷斯夫人，约瑟夫和艾萨克出门之后，马修来了，还拿着一双旧运动鞋。他告诉我必须穿上它，而且帮我系鞋带，因为他要带我走，我不能光着脚走。
我不知道他从哪儿找来的这双鞋，我没问。我也没问他运动衫是哪儿来的。那是一件橘色的握手服，他帮我穿上。
“我们去哪儿？”我问。我总共问了三次，这是第一次。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他说。我们迈出了奥马哈家的大门。
“你说你一直没出过那所房子，几年？六年？”弗洛雷斯夫人怀疑地问。她在冒着热气的杯子里放进一个茶包，上下抖动，像悠悠球一样上一下，下一下，她没有耐心等待茶包在水里溶解。
妈妈也爱喝茶，绿茶。闻到弗洛雷斯夫人的茶香，我一下想起妈妈，她曾信誓旦旦地说绿茶抗癌和预防心脏病，还可以防衰老。
遗憾的是它没能阻止蓝鸟在公路上翻跟头。
“是的，夫人。”我回答，极力避开她灰色的眼睛，那双眼睛把我当作骗子。“至少，那是我第一次出去，”我说，“除了后院。”那也是很少的。
“你觉得那是一个坏主意？”弗洛雷斯夫人问。
我的思绪回到马修和我离开奥马哈家的那天。我告诉她那天很冷，是秋天。天空的云层很厚。
马修带我离家出走的第一天历历在目。
“你告诉马修了吗？你告诉他那是个坏主意了吗？”
“没有，夫人。”
她把茶包提出来，放在餐巾纸上。“那么，为什么没有，克莱尔？如果你知道这个建议不好，你为什么不和马修讲？”她问。我不自觉地耸耸肩。
我记得我紧挨着马修走路，我害怕待在外面。我害怕看见树木在风中摇摆，我害怕汽车疾驰而过，我只在卧室的窗口看见过汽车。自从六年前，约瑟夫和米利亚姆把我带回他们家之后，我再也没坐过汽车。对我而言，汽车是可怕的。爸爸妈妈死于汽车。也是汽车让我到了那儿，到了约瑟夫和米利亚姆的家。
我记得马修拉着我的袖子过马路。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所房子。从外面看，那所房子最漂亮，最特殊。它不是小区里最新的房子，但是无论如何是最迷人的：干净的白墙，黑色的百叶窗，屋外一圈灰色的石头。前门是红色的。
我从来没在这个角度看过那所房子，从外面看，从正面看。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害怕。
接着，我撒腿就跑。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马修说。他抓住我的衬衫不让我跑。运动鞋又大又沉，我的双脚仿佛赘着十斤重的东西。我不习惯穿鞋。在屋里，我都是光着脚走路。“急什么？”马修问。我面对他。他看见我眼里的恐慌和惊吓，看出我在颤抖。“怎么了，克莱尔？怎么了？”
我告诉他我怕车，怕云，怕在十一月的寒风中抖动的秃树枝，怕在各家窗帘后窥视我的孩子，怕有骑自行车和拿粉笔的孩子，怕他们起的绰号“白痴”“呆子”。
然后，马修拉起我的手，他从来没这样做过。我小时候只有妈妈拉着我的手，后来很长时间再没有人拉着我的手。那种感觉真好，马修温暖的手握着我冰凉的手。
马修领着我继续走，走到街区的拐角处，把我拖到一个有趣的蓝牌子下。“这是我们的车站。”他说。我不明白什么意思。车站？但我还是跟着他挨着那个牌子站了很长时间。那里还有其他人，其他围着牌子转悠的人，都在等待。
马修松开我的手，从裤兜里掏出一把硬币。这时，十一月的冷风怒号，撕扯着我的头发。一辆汽车呼啸而过，车载音乐震耳欲聋，让人崩溃。我突然感觉不能呼吸，在阴冷的空气里我要窒息了，好像所有人都看着我。看不见的东西不会伤害你，我提醒自己。我靠在马修身上，努力摆脱阴冷的空气、吵人的音乐和冰冷的眼神。
一辆大公交车——白蓝相间的车身，漆成黑色的车窗——驶进我们面前的车站。马修说：“我们的车。”我们和其他人一起迈上巨大的台阶。马修看见了我的犹豫不决，说：“来吧，没人伤害你。”他先带我顺着脏乱的通道走到一个蓝色的硬椅子边，让我坐下，然后把一把硬币投进一个机器。公交车东倒西歪地前进，我感觉自己要从座位上掉下去，摔在肮脏的地面上。我盯着地面，看见一个往外流苏打水的易拉罐、一张破糖纸和鞋底带上来的烂泥。
“我们去哪儿？”我又问了一次。他还是回答：“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公交车在拥挤的马路上左摇右摆，我在硬塑料椅子上忽前忽后。每一站都上来更多的人，直到再无立脚之地。
我害怕的时候总是想妈妈，想她黑色的长发和蓝色的眼睛。回忆奥加拉拉，搜集所有的记忆碎片。最近能想起来的越来越少了，比如坐在西夫韦超市购物车里，看着上一个人扔在购物筐里的购物清单，纸上墨迹斑斑，蓝色笔道像波浪一样，我一个字也不认识，那时莉莉也坐在车里。我记得我咬了一口熟透了的桃子，桃汁顺着我的下巴往下流，我和妈妈哈哈地笑；我们住的活动房后有一棵大橡树，它的树荫几乎遮住了整个后院，我们坐在树下，给妈妈念那些供大人消遣的书。
“既然你那么害怕，为什么不告诉马修你不想走呢？”
我看着露易丝·弗洛雷斯咬了一口曲奇饼干，开始思考她的问题。我害怕的事情很多。我害怕外面的人，更害怕约瑟夫发现我们走了。我知道约瑟夫去上班了，知道艾萨克放学以后通常要去打工，但我还是担心。米利亚姆呢？哦，我在的时候她都不知道，我走了她也不会知道。就算这样，我还是害怕。
那么我为什么没有告诉马修我不想走呢？非常简单。我真的想走。我害怕，但同时也很兴奋。我很长时间没有走出那所房子了。那时我已经十四五岁了。六年来，我最大的愿望是爸爸妈妈活过来；第二个愿望是把莉莉接回来，我的莉莉；第三个愿望就是走出去。六年里，我最信任的人就是马修，我从没那么信任过一个人，比对安布尔·阿德勒夫人还信任。她曾经和警察一起到奥加拉拉的家通知莉莉和我，我们的亲人死了。她一脸真诚，跪在复合地板上，带着最善良的微笑对我承诺一定给我们找一个好归宿。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她说谎。她也认为她兑现了承诺。
但是马修不一样。如果马修说没问题，就是没问题。如果他说没人能伤害我，就是没人能伤害我。可是这不代表当我们从蓝白相间的汽车换上另一辆车，然后再换上另一辆车的时候我就不害怕了。我使劲地回忆有关妈妈的点点滴滴（达尔夫人和她的牛，妈妈做的香蕉蛋黄酱三明治的味道，还有她不管吃什么总是先咬掉外面的皮，留着里面的馅——她称它们为“内脏”——的吃相），因为这样可以打消那些把我吓得半死的想法。
“我爱你就像香蕉爱蛋黄酱。”她说。看着她顶着蜂窝式的发髻，穿着黑色的直筒连衣裙在我们的家里活蹦乱跳的样子我只会摇着头哈哈大笑。
我在公交车的沿线上看见了像奥加拉拉公寓一样的建筑物，用红色的压制黏土砖搭建的矮房子分散在黄褐色的草地上，还有一片同样大的停车场。我听见风从路旁的电线空隙中钻进敞开的车窗里，嗡嗡作响。我们穿过贫民区，两旁尽是简陋的用木板封住的破房；我看见堆着破车的场地和长相粗野的人在坑坑洼洼的便道上闲逛，无所事事地闲逛；美国国旗迎风飘扬；路边荒芜的草坪裸露着一块块的土地；几乎没有叶子的棕色灌木跌跌撞撞地扑向地面。
我们路过一个巨大的停车场，里面有的车辆支离破碎。我问马修这些车是怎么回事，他说这是废弃汽车场。我又问他用没有轱辘和门的车能干什么？
“用他们的零件。”他说。留给我自己想没有好的车轮和车门的车能做什么？我不自觉地开始寻找爸爸妈妈的蓝鸟：翻了个儿的车、撞烂的机器盖、破碎的前灯、耷拉在门边的镜子、悬在半空被挤扁的保险杠和挡泥板。当然这是我的想象。自从看了那张报纸的头版“I-80公路交通事故导致两人死亡”之后那些年，这幅画面一直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他们没有提爸爸和妈妈的名字，称他们为“伤亡人员”，那时我还看不懂这个词。
“我们去哪儿？”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询问。
他的嘴边挂着微笑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那天马修带你去哪儿了？”露易丝·弗洛雷斯问。我想起马修生活的那所房子，还有和我在一起的那些年。那些年约瑟夫一直把我关在那所房子里，我不知道马修怎么看，他只是一个小孩，约瑟夫又是他爸爸，也许他根本没在意，根本没感觉到一丁点的奇怪。毕竟，那时和约瑟夫还有米利亚姆一起生活在那所房子里是件正常的事。只有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才意识到我被囚禁了，那是个错误。我猜也许马修和我一样。当马修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他从来没有见过米利亚姆进进出出，也从来没见过我离开。
而且，约瑟夫说没人会相信我，没有一个人。这是他诅咒我的话。那时我还是个小孩，一个没人——任何人——除了他和米利亚姆会要的小孩。
“他带你去哪儿了？”弗洛雷斯夫人又问了一遍。我说：“动物园。”
“动物园？”她问，好像她有无数多的其他选择。
我回答：“是的，夫人。”脸上挂着花儿一样的笑容，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爸爸妈妈再没有人带我去过什么地方。
动物园。以前，我曾经去过林肯的一个小动物园，但是我们没去过奥马哈。那天我们看见了羚羊、美洲豹、大猩猩和犀牛。我们坐火车进入一个看起来像沙漠的大圆顶屋子。在动物园里，马修把每一分钱都花在了我身上，还给我买了爆米花！
尽管我还是有一点儿害怕人群，但是我分分秒秒地陶醉其中。很多很多人，那时我从不知道有那么多人。我所知道的人的总和就是出现在我生活里的人，他们分为三类：好人、坏人和其他人。不是因为我多年没有走出奥马哈，而是因为我接触的人不多，除了随时可见的约瑟夫、米利亚姆、艾萨克和马修之外，就是每隔六个月左右见一次的安布尔·阿德勒夫人。我注视着每一个从身边走过的人，我一遍遍地猜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
也许，他们是其他人。
马修一直紧握着我的手没有放开。和马修在一起，我觉得安全，虽然我知道迟早得回家，回到约瑟夫和米利亚姆的家里，但是好像马修能保护我似的。事实上，不是迟早，而是很快，马修说我们不能冒险，必须在约瑟夫回家前到家，不能让他觉察到我们出去了。
马修说，否则约瑟夫会发怒，以致彻底地疯狂。
当天晚上我梦见了羚羊。一群在非洲大草原上奔驰的羚羊。自由自在的、无拘无束的，就像我盼望自己能做到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