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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她站在富勒顿火车站的站台上，怀里紧紧地搂着一个婴儿。开往林登的紫线特快呼啸而至，她强打着精神托了托胸前的孩子。那天是四月八日，气温8摄氏度，正下着雨。雨水从天上冲刷下来，这儿、那儿，到处都是，狂风肆虐。真是糟糕的一天。
那个女孩穿着一条牛仔裤，有一边膝盖的位置破了；外衣很薄，是尼龙的，军绿色；既没戴帽子也没有打雨伞。她把下巴缩进衣领里，直直地盯着前方，任凭雨水浇灌。她旁边的人蜷缩在各自的雨伞下，对她视而不见。婴儿安安静静的，像一只被塞进育儿袋里的小袋鼠一样。擀毡的粉色绒布边时隐时现，我料定那个婴儿在熟睡，而且是个女婴。但是那时的我却快要崩溃了——彻骨的寒冷和“L”
线呼啸而过时震耳欲聋的噪声。
她穿着一双系带靴子，脚边立着一个破旧的棕色小皮箱，已经湿透了。
她绝对不会超过十六岁。
她瘦小。我觉得是营养不良，不过也许只是消瘦而已。她的衣服松松垮垮，裤子宽松，外套肥大。
广播通知列车即将进站，一列棕线车驶入站台。早高峰的上班族涌进相对温暖干燥的车厢，可是女孩没动。我犹豫了一下，感觉应该做点儿什么，可我还是登上列车，和那些什么都没做的人一样，把自己埋进座位里，看着窗外。车门关上，我们逃走了，把女孩和她的婴儿留在雨中。
但是她一整天都没有离开我的脑海。
我在卢普区换乘前往亚当斯/沃巴什站的车。我小心翼翼地挪着步子走下台阶。路面上全是积水，角落里弥漫着呛鼻的下水道味儿。一群鸽子在城市上空懒洋洋地兜着圈。垃圾桶旁边靠着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成千上万的都市男女从他们身边走过，马不停蹄地从A点赶往B点。
我利用所有的空闲时间——在“成人识字与普通教育”预备班会议和给一个孟买男子上英语课的间歇——琢磨一个女孩带着一个婴儿把一段好时光浪费在站台上，看着“L”线列车进进出出的事。我编织出各种故事。那是一个喜欢哭闹的孩子，只有在摇晃中才能入睡，而列车进站带来的振动正好满足她。一把女式雨伞——假设是耀眼的红色，还印着金闪闪的雏菊——被一阵狂风卷飞了。因为最近几天雨伞总是被吹得倒翻过来。雨伞、婴儿、手提箱：她两只手拿不了这么多东西。当然，她不能扔下孩子。那么手提箱呢？在这样的天气里，箱子里有什么比雨伞更重要的东西呢？也许她一整天站在那里，在等待。或许她是在等人来而不是要离去。或许棕色线驶出视线之后，她登上了随后而来的红色线。
晚上我到家的时候才不再想这件事。我没有对克里斯提起，因为我知道他会说：“谁在意那些事呢？”
我在餐桌上辅导佐伊写数学作业。佐伊总说她痛恨数学。这我一点儿也不吃惊。最近她几乎痛恨所有的事。她十二岁了。虽然记不清楚了，但是我知道“我痛恨一切”的阶段应该还要晚一些，大概十六岁或者十七岁吧。不过，如今什么都来得早了。我在幼儿园里玩耍，学会ABC；而她在幼儿园学习，成长为比我更有知识和技能的人。男孩子和女孩子的青春期来得更早了，有的甚至比我们这代人提前两年之久。十岁有手机，七八岁的女孩胸部已经开始发育。
克里斯吃过晚饭就像往常一样钻进工作室，埋头在让人昏昏欲睡的、无聊的电子表格里，总要等到我和佐伊上床睡觉才出来。
第二天，那个女孩仍在那里。天还在下雨。才刚到四月的第二个星期，气象专家已经预报出整月的降水量。他们说这是有史以来最湿润的四月。报道说，芝加哥机场昨天的降雨量达到15毫米。城里的雨水开始渗进地下室，并在马路的低洼处汇集。机场的航班不是延误就是取消。我一边提醒自己，“四月雨浇出五月花”，一边套上乳白色的防水派克大衣，穿上橡胶雨鞋，奔赴艰苦的上班之路。
她穿着破牛仔裤、军绿色的夹克和那双系带靴子，脚边依然靠着那个老旧的手提箱。她在阴冷的空气里打着寒战，婴儿不安地蠕动着。她上下不停地颠着婴儿，我看出她在说“嘘。嘘。”我听见旁边打着超大的高尔夫雨伞的女人们一边吸着滚烫的咖啡一边说：她真不该带着那孩子出来，尤其是今天这样的天气。她们冷嘲热讽地议论着：那姑娘怎么了？小宝宝的帽子呢？
紫色线呼啸而过；棕色线飞奔而来，停在站台前。什么都没做的人们像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鱼贯而入。
我磨蹭着，再一次想要做点儿什么，最好不要显得鲁莽或是冒犯。助人为乐和冒失唐突仅有一线之隔，我不想找麻烦。她可能有一百万个理由抱着孩子、带着箱子、一直站在雨里，但是这一百万个理由中肯定没有悬在我脑子里、搅得我心烦意乱的那一个——她无家可归。
我的工作是面对那些穷困潦倒的人，大部分是移民。芝加哥的识字率统计结果让人心寒：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成年人近乎文盲，意思就是他们不能完整地填写就业申请表；他们看不懂说明，也不知道在“L”线的哪一站下车；他们不能辅导自己孩子的功课。
穷人一脸沮丧：年老的女人蜷缩在公园的长椅上，她们的全部财产就在购物车里推来推去，她们以垃圾为生；男人们在最寒冷的一月里，靠着摩天大厦酣睡，他们迟钝的身体前斜，挡着一块硬纸板，上面写着：“求助。饥饿。上帝保佑。”这些难民住在简易房里，治安混乱；他们在最好的时候也吃不饱，经常挨饿；他们只享有很少的医疗保健，甚至没有接种疫苗；他们的子女只能在入不敷出的学校就读，行为举止多有不轨，暴力事件频发。此外，他们是年轻人中从事色情活动的高危人群。十几岁的女孩生出的孩子通常低于正常体重，缺少医疗保健和不能及时接种疫苗导致幼儿生病，由此恶性循环。
芝加哥的贫困人群集中在黑人和西班牙裔之中，但不能忽视白人女孩受穷的事实。
所有这些想法在我迟疑该怎么做的瞬间飞驰在我的脑海里。帮助这个女孩？上车？帮助这个女孩？上车？帮助这个女孩……
接下来，出乎意料地，女孩上车了。在电子播报“叮咚，车门即将关闭”前的几秒钟，她挤进了车门。我跟上，不知道她们去向哪里。
车厢里人满为患。一个男人慷慨地给女孩让座。女孩一言不发地接受了，她一屁股坐在金属椅上，旁边是一个穿着黑色长外套的生意人，他看孩子的眼神好像是看火星人似的。早班通勤的乘客沉迷在各自的事务之中——他们捧着手机、电脑，或者其他的科技产品读书，或者翻阅早上的简报；他们抿着咖啡，盯着窗外的天际线，迷失在忧郁的天气里。女孩小心翼翼地从她的育儿袋里抱出婴儿，打开粉色的毛毯，婴儿竟然奇迹般的没有淋湿。列车朝着阿米蒂奇站飞奔，咆哮地驶过砖房和三四栋公寓，与民舍擦身而过。我想象着那些房子从“L”线列车经过时左右摇晃的样子，想象着玻璃窗震荡的声音，想象着电视在火车的噪声中沉默的寂静，从早到晚，每隔几分钟重复一次。列车开过林肯公园钻进老城。不知道什么时候婴儿安静下来，在火车的安抚中，她不哭了，只是轻轻地抽泣。
我强迫自己和她们保持距离，在随时到来的晃动中稳定自己。我隔着乘客和公文包看过去——婴儿疯狂地吮吸着安抚奶嘴，鲜嫩的象牙色皮肤带着哭泣的红晕，有着和妈妈一样凹陷的面颊，以及空灵的眼睛。一个路过的女人说：“可爱的孩子。”女孩挤出一个微笑。
她笑得很不自然。我拿她和佐伊比较了一下，她应该大一点儿：一个是她绝望的眼神；一个是她缺少佐伊未经世事的柔弱。当然，还因为这个婴儿（我坚信佐伊一直以为孩子都是鹳衔来的）。坐在商人的旁边，女孩渺小得就像一个孩子。她的发型不对称：一侧是不整齐的短发，另一侧长至肩膀的长发；褐色，像随时间变黄的老照片；有几缕挑染的红色，不是她本来的发色。她画着厚厚的黑色眼妆，在雨水中晕开，长长的刘海儿像一道屏风挡住了她的眼睛。
列车减速进入卢普区，车身倾斜着拐来拐去。我看见她用粉色的毛毯裹好婴儿，重新塞进自己的尼龙外套里，准备下车。州府/范布伦站到了，她先我一步下车，我透过车窗追寻她的身影，生怕她消失在拥挤的人群。
可是，我竭尽全力，熙熙攘攘的人群还是吞没了她，她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