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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一步两级地走在通往L线站台的楼梯上。这时，手机响了，是亨利。我停下脚步，靠边，倚在护栏上。街道上挤满了下班回家的汽车和行人。天还没有全黑下来，这是我为数不多按时下班的日子。一辆公交车堵在马路上；有个乡下人或者是外地人试图挤过去，差点儿害死六个走路的人。刹车声尖锐，喇叭声刺耳，有人喊着“混蛋”，朝司机竖起中指。
我用手背挡住斜阳，对着电话说：“我不想听这个。”城市骚乱，我听不清亨利的话，但我听见了他的笑声，高亢，烦人，像钉子划过黑板。
“你好吗，伍德？”亨利说。我放佛看见他在马桶上打电话的样子。他的裤子堆在膝盖上，腿上摊着一本杂志《花花公子》。“和你漂亮的老婆吻别吧。我们明早就出发。”
“什么情况？”我问。他答道：“路演，从纽约到丹佛。”
“该死。”我说。这真不是什么意外之喜。好几个星期了，我们一直忙着准备这场秀。但是，海蒂肯定会火冒三丈的。
坐上回家的列车，一路没人打扰。我在富勒顿站下车，走下楼梯。马路上有一个流浪汉靠在报摊旁边的铁栅栏上，他的眼睛闭着，好像在打盹。旁边放着一个黑色的垃圾袋，鼓鼓囊囊地装着他的全部家当。10摄氏度刺骨冷的天气里，他睡着，抖着……
我脑海里蹦出的第一个念头是：他的腿，缩在浅蓝色病号服里的大长腿，挡住了我的路。像其他路过的人一样，我夸张地迈开大步走过去。就在那时我看见他被冻得发红的脸颊和耳朵以及伸在外面护住垃圾袋的手。我的脑子里响起海蒂的话，于是，我从裤兜里掏出钱包，翻了翻，在他旁边放下10美元，并希望在他睁开眼睛的时候，钱没有被大风刮走。
我企盼没人注意到我的善举。
我进家的时候，电视开着，播放的是《芝麻街》。海蒂正在教杨柳训练婴儿俯卧的技巧。婴儿趴在电视机前面，像离开水的鱼一样扑腾。海蒂希望毛茸茸的大怪兽分散婴儿的注意力，让她尽可能长时间忘记她最痛恨的肚皮朝下的姿势。
佐伊站在厨房里，盯着灶台上自己的手机。我蹑手蹑脚的，不过还是吓了佐伊一跳。她像是做坏事被逮到似的慢慢地后退，一步一步的，企图在海蒂发现她接近手机之前离开。
海蒂问候我：“我想你也快回来了。”她的眼睛几乎没有离开婴儿，沉浸在充满尖叫声的儿语和各种丰富的表情里，但对我而言，什么也不是。
快七点了。
“我能和你谈谈吗，海蒂？”我一边把夹克挂在门口的挂钩上一边问。她把婴儿从地板上抱起来递给女孩，瞥了我一眼。女孩笨拙地接过去，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担心婴儿掉下来。那个傻乎乎的长毛象出现在电视上，女孩目瞪口呆地盯着屏幕。我记得佐伊差不多从两岁开始就不看《芝麻街》了。
海蒂跟我走进卧室，她的脚步像风一样飘过硬木地板，而我正好相反，重重地跺在地板上，好像要以此证明什么似的。猫慌不择路地躲到床下，我这才没踩到它们的尾巴。我脱掉正装衬衫，换上一件白色和茶色相间的绒衣。我告诉她现在有路演，我要去纽约待上一两天，之后再去丹佛几天。明早就走。
我准备迎接一顿叱责——摇摇手指，转转眼睛——对卡西迪·克努森的冷嘲热讽，对是否有那个“荡妇”陪同的审问……但是，什么也没有。
她沉默了一下，然后只是耸了耸肩，说：“好的。”她端起装脏衣服的筐下楼，为我出差准备干净的衣服。
我应该被关心，我觉得。但不是像十岁的孩子那样受训，让我感觉真是老天开眼了。
我收拾行李。海蒂拿起几枚硬币，和我说了一声就去干洗店了。我热了一下给我留的比萨准备吃晚饭。佐伊在自己的房间写地球科学作业，反正她是这么说的。但是我看见她躺在床上，腿上放着黄色的笔记本。她在那个隐秘的地方评价爸爸的愚蠢和妈妈的疯狂，也许还写了Austin和杨柳。我怎么知道呢？也许，只是也许，她是一个不为人知的诗人，正在写下满篇的打油诗和颂歌。
我和杨柳共处一室，除了死气沉沉什么也没有。
我盯着她的手掌寻找刺青的证据：一只长着黑黄相间翅膀的蝴蝶。我想，如果她把它洗掉，会留下疤痕吗？漂白皮肤？残余的痕迹？
她的手上什么也没有，一无所获。可是她有那些耳环，和Twitter头像上一模一样的耳环。这怎么解释？
我瞟了一眼杨柳，确定没有引起她的注意，然后偷偷地查看@LostWithoutU有没有回复我。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但是我却有了八个跟随者，我得记下来。
我想，杨柳没有电脑怎么回复？难道她有机会使用电脑？我想起她拎进我家的那只又脏又破的箱子，现在放在我工作室的墙角，皮面布满划痕和裂纹，箱体已经变形。难道里面有电脑和智能手机，可以连接Wi-Fi进行回复？我从来没见过她使用，也没听见过铃声。
这个女孩基本不会使用遥控器，这让我很难相信她有智能手机或者电脑。但是我不确定。我和海蒂都设置了密码，她不可能在半夜的时候用我们的。
女孩无知无觉地盯着电视。我调到新闻频道，看今天开幕的棒球赛综述节目。我猜她对棒球根本没兴趣，盯着屏幕只是为了避免和我说话。她坐在沙发一端离我最远的地方。我坐在餐桌前，我们距离至少三米远。她喝了一口水，我观察了她拿杯子的方式，水晃悠悠地在杯口荡出涟漪。
“你从哪来？”我问。我讨厌这种沉默。况且，我意识到自己是这所房子里唯一一个试图识别这个女孩的人。而且每次和杨柳相处不到两分钟，海蒂就用她警醒的眼神和规矩打断我的询问。也许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她看着我。不是焦虑不安的眼神，而是完全相反：温顺，怯懦。
但是她什么也没说。
“你不想告诉我吗？”我问。
她犹豫不决。然后她摇头。那么轻微的动作，我眨一下眼就有可能错过。
“不，先生。”她小声说。我喜欢她称呼我先生。
“为什么？”我问。我等着她的回答，并且准备好了去破解一句方言，可是白等一场。她的发音是标准的美国中西部口音，和我一样纯正的美国式英语。
她的声音太轻了，我必须探出头去才能听见飘在婴儿咿咿呀呀声里的回答。她小心翼翼地说：“你会送我回家。”
我谨慎地问：“你有不回家的理由吗？”
电视上的开幕式结束了，开始播报当天的头条新闻。亚士兰南部发生了一起残忍的入室抢劫杀人案，一下子吸引了女孩的注意力。当装尸袋从房间里抬出来的时候，我抓起遥控器换台，最后停在购物频道。
“杨柳，”我说，希望我对她的准确称呼能为自己获得加分，“你有不回家的理由吗，杨柳？”
“是的，先生。”她承认。她摩挲着抱枕边，没有看我。
“为什么？”
“就是……”她吞吞吐吐，“就是……那个……”
我以为她会一直这样，但是她接着说道：“我不喜欢，就这样。”
如果真是这个理由，那也太不充分了。
“为什么不喜欢？”我追问。她没有回答，我又问了一遍：“杨柳？”我失去耐心了，这次声音里有点儿带刺。
海蒂马上就回来了。
女孩竖起一道无形的墙。她应付不了急躁，她需要事先做好准备。就像花籽一样，想要让它快速发芽，必须先在水里泡一晚。除非我们刺破她的外壳，否则她是不会敞开心扉的。
我放低声音，施展魅力，微笑着再一次尝试。“有人伤害你吗？”我尽可能地让自己语气温柔些。我对自己的同情心没有把握，但是我尽力了。
她抬起眼睛望着我。蓝色的眼睛承载了太多不属于她这个年龄的负担，眼底充血，眼皮松懈，眼袋下垂，皮下瘀血导致了黑眼圈。我坐在椅子的边缘等着，迫不及待地等待她的回答。她开口，告诉我：“还好。”我说：“你可以告诉我。”
就在这时，我听见海蒂的钥匙开门的声音，我在心里盼望着她重新回到楼下的洗衣房。而杨柳听见钥匙转动的声音却跳起来，她竟然被没有恶意的钥匙轻微的响动吓得要死。我看见恐惧在她的眼里蔓延，水杯从她的手里滑落，掉到地毯上，玻璃杯没碎，但是水洒了一地，到处都是。她忙不迭地跪下收拾。她用裙子边吸水，她的眼睛在我和海蒂间穿梭，好像担心会因为这个小错而受到惩罚。
她喘着气，低声唠叨着宽恕和罪恶一类让人费解的话。
钥匙，开锁，她被监禁过？
我在心里记下这条。
我不是一个容易和人产生共鸣的人，但是对这个手忙脚乱趴在地上乞求上帝怜悯的女孩，却突然感到一点点心疼。
“亲爱的，不要，”海蒂从橱柜里拿出一条毛巾匆匆忙忙地跑到杨柳旁边说，“不用担心。”
我低头从地板上捡起玻璃杯。
我看见女孩眼里的惶恐，我知道我不能继续了。
我们睡了。海蒂、佐伊、我和猫，被锁在一间卧室里。早上，我醒了以后提醒海蒂我不在的每一天都要这样做——她和佐伊睡在一起，锁好门。
我五点的时候离开家，拉着箱子，带着公文包钻进出租车，直奔奥黑尔国际机场。
我走的时候，女孩和她的孩子都睡着，她们的屋门也应该锁着，而且，我的办公椅应该卡在门把手下面作为第二道防护，防止在她睡觉的时候我们破门而入。
太阳慢慢地升起来将天空染成金色。出租车司机在听脱口秀，车厢里充斥着松香型空气清新剂的味道，我们沿着I-90公路行驶。我把公文包放在旁边的座位上打开，从里面掏出笔记本和笔开始工作。运气好的日子到机场只要三十分钟，我看了一眼公路上聚集的车辆，估计今天的运气不会好了。
这时，在上下颠簸的公文包里，我看见一张纸条，紫色的便签纸上用潦草的字迹写着昨晚我没有得到的答案。
纸条呼吸着从车窗飞进来的氧气。
我没见过的笔迹。
简单的一个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