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蒂

杨柳渐渐习惯了在我家的生活，像岩石随着时间的推移被风化成越来越小的鹅卵石。她没有透露自己的情况，几乎什么都没有，而且她一个人留在家里也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我不再提问，也不再想方设法地获取信息，那些有关她、她的家庭、她的过去的信息，因为我知道不会得到完整的答案。

她有一个哥哥，一个叫马修的哥哥。这是我知道的全部。

在和她共处的短暂时间里，我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接纳她，只是克里斯的方式很纠结，他既同情又紧张。尽管他每天不厌其烦地问我她还要住几天，但是直到现在还一直容忍着。

“一晚？”克里斯问，“两晚？”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他摇着头对我说：“海蒂。这真的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了。”我提醒他说，她在的这些日子里，没有做任何伤害我们的事情。我们的生活一如既往，我们睡觉的时候，也没人把电器偷走。

“她并不危险。”我告诉他。但是他不信。

然而，带血迹的内衣总是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它顺着垃圾道滚走，现在应该在道尔顿的某个垃圾填埋坑里了。我怀疑那衣服是不是真的是她的，像她说的那样，是春天寒冷的空气导致的，或者也许……我不让自己再想其他的可能性。我总在特别奇怪的时间里看见那些血迹：洗澡的时候；做晚饭的时候；当我摆脱一天的忙碌，享受片刻安宁的时候，我的思绪就不受控制地想到那血迹。

我发现自己总想露比，所有不考虑血迹的时间都在想她。拥她入怀，听她哭泣，这些都让我想起我曾经渴望的一群孩子的景象，我计划要的那些孩子。我一夜又一夜地梦见婴儿，活着的，死了的，天使一般的婴儿忽闪着他们天使般的翅膀。我梦见朱丽叶；梦见胚胎和胎儿，奶瓶和童鞋；梦见一整夜都在生孩子；梦见血，内衣上的血，血从我的大腿间渗出来，红色的，黏稠的，凝结在我的内裤上。特别白的内裤，就像那件内衣。

我被吓醒了，一身汗，克里斯和佐伊一动不动。

佐伊对杨柳的态度，和她对待生活中大部分的事情一样带着敌意。有几天，她的眼珠跟着女孩在房间里转，眼神里全是憎恶。她抱怨借给女孩衣服穿，埋怨不能看好玩的电视剧。杨柳去厕所的时候，她拒绝抱露比，哪怕只是一小会儿。露比哭的时候，她拒绝递奶瓶。露比没完没了地恸哭时，她翻着白眼离开。

我开始做三道主菜，我欣慰地看见有人吃得盆干碗净。我做的是沙拉、汤、千层面和焗烤鸡肉意粉，看着杨柳对每一道菜狼吞虎咽，我心满意足。但是马上，佐伊就会对着饭菜冷漠地问出一些问题，例如，“这是什么东西？”或者“我以为我们只吃素。”只有快到青春期的孩子才会用尖锐的假声大发牢骚。佐伊像兔子似的挑沙拉里的莴笋叶，庆幸的是对面的杨柳吃得津津有味，决不浪费好吃的食物。

下午，佐伊还在学校，我从单位回家。杨柳用又重又笨的动作在摇晃露比。我盯着她们两个看了一会儿，从她的臂弯里托起孩子说：“来，让我来吧。”为了稳妥起见，我又补充道：“你可以歇一会儿。”这样就不会伤害她了。我不知道我把婴儿抱走的时候她是怎么想的。我其实也不是特在意她怎么想。我把嘴唇贴在婴儿的额头上轻轻地说：“好了，可爱的姑娘。”我温柔地摇晃她，想方设法地让她笑一笑。

我坐在新买的摇椅里。座椅是我在网上订的，额外多加了100美元通过联邦快递送来的。克里斯看见快递员了，但是他不知道我付了加急费。我靠在椅背的腰托上，和露比一起晃，哼着我妈妈给我唱过的佩茜·克莱恩的摇篮曲。虽然杨柳假装若无其事，但是好像也被吸引了。

我用余光观察杨柳，不安地猜测她是否想要回孩子自己照顾？什么时候？她什么时候会厌倦电视上的提线木偶，转而想带着《清秀佳人》和婴儿回工作室？我的手像遇到撞车时的安全带一样自然而然地搂紧露比。

杨柳已经和我相处了48个小时。到目前为止，我只知道她的名字，倘若像克里斯说的那样，那是她的真名的话。

对，还有，她有一个哥哥马修。

她对自己的事只字未提，我也不问。我明白任何询问都会把她吓跑的，她走，就会带走她的孩子。由于对她知之甚少，所以我自己编排出种种让她和她的孩子走进我生活的理由，比如，传言春季龙卷风要横扫中西部地区，她被迫离家逃难；也许她在躲避要掏出她的心带回城堡的猎人。每次她要讲点什么的时候总是刚说出一个字，甚至是从嘴唇间挤出来一两个音节就突然停住，然后说忘了。

她很严肃，不笑。眼睛里的重负和谦恭的举止像个老女人。她安静，一声不响地坐在沙发上，直愣愣地对着电视机。她几乎都是看卡通片，主要是《芝麻街》。她总是若有所思地盯着屏幕，除非克里斯、佐伊或者是我打断她的遐想。

她吃饭很快，很投入，就像生命中有一大半时间被剥夺了吃家常饭的权利似的。每天晚上，我们各自回房间的时候，我会在走廊里等着她走进房间，等着听她锁门的声音。这道锁让她安心，可以确保她睡觉的时候没有人能溜进她的房间，在黑暗中肆意摸索。

偶尔，在半夜，我听见她的动静。我听见她在睡梦中意识不清地嘟囔着简单的句子：跟我来。一遍又遍的“跟我来”。她的声音越来越高，最后简直就是声嘶力竭。

跟我来，跟我来。

我想知道她在和谁说，他们要去哪里。

吃完饭以后，她会端着自己的餐具到水池边洗干净再擦干净。我和她说过：“别客气，放在那儿吧。我会把它们放进洗碗机的。”但她还是那样做，好像她觉得必须那样做。有时候她翻来覆去地检查盘子和叉子上有没有沾着食物，仿佛一个小疏忽就会招致惩罚。我脑子里出现一幅画面：杨柳因为盘子里有剩饭，正趴在餐椅上接受规定数目的鞭刑，有一些抽在头上，留下那块瘀青。

婴儿和我在摇椅里摇荡，杨柳悄无声息地坐在沙发上。露比在我的怀里扭动，她叼着安抚奶嘴哭不出来，其实她最想嗷嗷地尖叫。我看出她被糊住的眼睛里的狂躁又发作起来了。

我拿了一块湿毛巾敷在她的头上，继续哼唱摇篮曲，希望能安抚她。

杨柳就在那个时候转向我——几乎耳语的声音却惊到了我——以她一贯的怯懦和顺从的声音问：“你怎么没多要几个孩子？你这么喜欢孩子。”我感觉房间里的空气稀薄，让我无法呼吸。

我可以编个谎话，也可以避而不答。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佐伊也没有。我回忆起十一年前，“结束”刚开始的时候，大约是那个时间。佐伊还不到一岁，是个可爱的小东西，可是她一旦哭起来，邻居们都会跑来出主意让她安静下来，这样大家才能睡觉。她只有五六个月大的时候，我发现我又有了一个孩子，那就是朱丽叶。克里斯和我没想怀孕，但是我们也没有采取措施。当知道怀孕的时候我欣喜若狂，确信那是我梦想的大家庭的开始。

克里斯怎么想，我不是特别清楚。“太快了，”我在浴室门口，拿着确认怀孕的试纸告诉他时他这样说，“我们才刚有了一个孩子。”

但是接着他笑了，而且给了我一个拥抱。在那飞驰而过的短短几周里，我们商量给孩子起什么名字，要不要和佐伊同住……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血，它从水一样的颜色变成了深红色。后来是疼痛。我看见内裤上的血的时候知道自己流产了，但是医生却自信地说孩子没问题。

切片检查确诊为宫颈癌1B阶段。

医生建议实施根治性子宫切除术，这首先意味着要放弃朱丽叶的“家”。“简单的手术。”医生安慰克里斯和我。我在网上查过了，他们会扩开我的宫颈，然后刮净我的子宫，我想象着朱丽叶像南瓜糊一样被一把勺子舀出来。

“不，”我说，“坚决不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克里斯说服我必须做流产。“如果在妊娠的后期，”他模仿着医生的口吻说，“如果病症没有发展那么快。”其实，他应该说“我不能一个人抚养佐伊，要是你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想象着克里斯和佐伊孤独地做伴，而我死了，躺在坟墓里。如果病症没有那么活跃，我们可以等到分娩后再接受治疗。但情况不是这样的，事实是，孩子或者我，我选了自己，一个让我一生都耿耿于怀的决定。

我每次提到“宝宝”，克里斯和医生就会纠正我。他们把她叫作“胎儿”。“没办法知道，她是不是女孩。生殖器在怀孕的第三个月才开始发育。”医生把我的朱丽叶像医学废弃物一样抛弃之前对我说。

然而，我知道。

医生在办公室递给我一本小册子，我看着，生气着。我怪自己忙于工作和佐伊，忽略了定期的子宫颈抹片检查，嫌麻烦而放弃了产后六周的复查。小册子上写着，子宫颈抹片检查可以发现早期的宫颈癌，而我错过了。我心有不甘，我不具备任何一个风险因素：我不抽烟，我没有免疫功能低下，据我所知，我更没有感染人乳头瘤病毒。

我是特例，极少数，百万分之一。

这不应该发生在我身上。

医生切掉了我的子宫。可是切完之后，活见鬼了，他又决定切掉我的输卵管和卵巢。宫颈，阴道的一部分，还有淋巴结也一并摘除。

我花了六周的时间恢复。那是身体上的恢复，而心理的创伤永远恢复不了。

我没有想到会有突然而至的潮热。猝不及防的热浪冲刷着我的身体。红斑痤疮侵袭着我的皮肤。我的心脏剧烈地跳动，我跌坐在椅子里，大口喘气，就像我见过的比我年长的女人常出现的情况那样。夜里的盗汗让我在不为宝宝彻夜难眠的时候辗转反侧。我因为失眠而变得闷闷不乐，而且狂躁易怒。即使潮热过去很多年之后，它的余威犹存。

我到了更年期？我还不到三十岁呀。

我发现我的新陈代谢越来越迟缓，可是盈盈细腰却在一寸一寸地疯长。克里斯说不要太在意，但是我必须在意。我在意自己的裤子从4号变成8号，我在意看到像卡西迪·克努森那样的女人——年轻、苗条、丰满——我嫉妒。嫉妒加羡慕。她们富裕多产，能生育。

而我贫瘠，干旱，荒芜，不能生育。

人一直在变老，但是对我这个年龄的女人而言太快了。

“这样想，”克里斯努力宽慰我，“你再也不用烦月经了。”他带着厌恶的语气说出“月经”这个词。可是，我渴望它啊。我想去药店买卫生巾，我想经历每个月的涌动，对内在生命的感受和预见。

生命匆匆流逝。

“癌症，”我小声说，挤出这个可恶的词，“宫颈癌。他们必须摘除我的子宫。”我不知道杨柳能听明白哪一句。

她坐在沙发上，盯着电视。伯特和尔尼带着他们心爱的橡皮鸭走出来，尔尼开始唱歌。

她的声音柔和，像粉色淡淡的晕影，轻柔，细腻。“但是你想要更多的孩子？”她问。

“是的，”我说，完全沉入心底的洞里，那个朱丽叶曾经住过的地方。“非常想。”

克里斯说我们可以收养更多的孩子。“全世界所有的孤儿，”他说，“每一个。”但是生出了自己的血肉之后，我不想要那样的孩子，我想要自己的。收养不是生育，我无法想象抚养一个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我有一种被嘲弄和欺骗的感觉，我从心里拒绝。

“你是个好妈妈。”杨柳说。然后她的眼睛移向窗外的闪电，轰隆隆的雷声滚滚而来，像蔓延的癌细胞。她更像自言自语似的对我说：“我妈妈也是个好妈妈。”

“和我说说你妈妈吧。”我低声说。

然后她开始了。边说边犹豫。

她告诉我她有乌黑的头发。

她告诉我她有碧蓝的眼睛。

她告诉我她的名字叫霍莉。

她告诉我她帮人做头发。在浴室里，剪头，烫发，盘头。她告诉我她喜欢做饭，可是并不擅长，不是烧煳了就是欠火候，鸡肉咬起来里面总是粉红色的。她喜欢听音乐，乡村音乐——桃莉·巴顿、洛雷塔·林恩、佩茜·克莱恩。

她讲这些的时候并没有看着我，而是看着电视上的提线木偶、大鸟、艾摩和甜怪饼。她盯着他们鲜艳的衣服和古怪的动作。

“你妈妈在哪里？”我问。她没理会。

我和她讲起我的爸爸，我讲的时候一只手下意识地摸着挂在金项链上的他的婚戒。当我提到佩茜·克莱恩的时候，她的声音在我的脑海里回响。佩茜·克莱恩的死给我妈妈十几岁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歌《疯狂》和《午夜慢步》是我童年的一部分，我眼前出现了爸爸和妈妈在客厅里棕色的地毯上，手挽手，脸贴脸，翩翩起舞的画面。

“那枚戒指，”杨柳指着问，“是他的？”我回答：“是的，是他的。”

然后我莫名其妙地对她讲起我和克里斯为了找到一条配它的项链而付出的种种辛苦。很难般配，我不能接受差不多，爸爸也不会同意。克里斯订制了一条项链，这条项链花了他一千美元。

“这么多钱可以买电视了，新电脑也行。”他说，“度假也够了。”

但是我说不行，我必须有一条项链。

爸爸去世后我一直失眠。那天，我站在珠宝街的沃巴什店里，疲惫的眼里尽是泪水。我对克里斯说：“这枚戒指，是爸爸留下的全部，其余的都不在了。”

我没告诉杨柳我爸爸去世后我有多么消沉。他离世时平静安详。他死于肺癌扩散，在他知道的时候，小细胞肺癌已经转移到了脑部、肝脏和骨头。我没告诉她，我爸爸拒绝治疗，不戒烟。红色万宝路，每天半盒。我没告诉她，我爸爸下葬的时候，妈妈给他带了一箱红色万宝路和一个柠檬绿色的打火机，让他死后用。

但是我给她描述了安葬爸爸那天的情形。那是一个秋意正浓的日子，我们把爸爸埋在了教堂旁边的墓地里，一棵前夜刚刚变成橘色的枫糖树下。我告诉她抬棺材的人是怎么抬着棺材走出教堂，翻过一个松软的小山走到墓地的。昨天夜里下过雨，地面湿滑。我给她讲了我怎样搀扶着妈妈跟在棺材后面，我不能让她滑倒，更主要的是我已经埋葬了一个亲人，不能再失去另一个，我不能放手。我告诉她，我们看着爸爸被放低再放低，接着我们把淡紫色的玫瑰放在棺材上。妈妈结婚那天也捧着那种淡紫色的玫瑰。

这时候，杨柳才用倦怠的矢车菊似的的眼睛注视着我，然后说——用人们说痛恨侵略者或者纳粹的口吻，好像他们真的惹全人类仇视，而不仅仅像人们说讨厌烧焦的爆米花的味道或者嫌弃胖女人的肚子那样——“我恨玫瑰。”我极力克制自己，提醒自己：各有所爱。我刚才的自白看起来适得其反。

然后，经过长时间的沉默，我以为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的时候，她说：“我妈妈死了。”

她说“死”字的时候犹犹豫豫，似乎不能确定她是不是死了，仿佛只是有人像说“小事一桩”或者“小菜一碟”那样随口告诉我她妈妈死了。没有前言后语，无法证实。或者这个词对她有什么特殊含义。

“怎么死的？”我问。可是她没回答。她缩成一团，藏在自己穿山甲似的外壳里。她的眼睛依然注视着电视，但是变得呆滞和茫然，仿佛在强忍着不哭。我又问了一句：“杨柳？”她完全无动于衷，好像没有听见我的声音，没有意识到我停留在她身上的目光。我凝视着她杂乱的头发和涂着润唇膏的嘴唇，焦急地等待问题的答案。

没有答案。

后来，在她厌倦了我的注视之后，也许不是，她从我的怀里抱起婴儿，走了。 Y/KBulApIKkLqDmqB5/KssLE3B0m6YWdedJ2V3ZZckKkuqflD619/E8WAd+SHn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