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你电话的那个女人在做什么!”我对着电话咆哮。克里斯迟疑地说了声“你好”,他的语气谨慎,但是莫名其妙地轻快。我走出客厅,看见杨柳坐在沙发上,肩头垫了一块碗巾,婴儿趴在上面打嗝儿,杨柳像我教她的那样有规律地、一下一下地轻轻拍打她的后背。在我看来,婴儿的脸被生硬地按在毛巾上,我怀疑她是否还能呼吸,她的身体倾斜着,看起来很没有安全感,也很不舒服。
“嘿,海蒂,”克里斯反常地说,他在尝试让我冷静,心平气和,“都还好吗?”
我猜想那个女人一定坐在他乏味的、像盒子一样的办公室里听我们谈话。我似乎看见克里斯看了一眼表,并朝卡西迪·克努森做了一个废话连篇的手势说明我在发飙——为什么她接你的电话?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去办公室和她一起加班?今天还有谁在?汤姆,还是亨利?——一发不可收拾。我感到血液涌上脖子,脸被憋成了深红色。我的耳朵火烧火燎的,开始头疼。我用两个手指捏住我的鼻腔,使劲地压。
我挂断电话,气哼哼地把它放回底座上。我在厨房里站了一会儿,大口大口地喘气,找出了所有不喜欢卡西迪·克努森的理由。她令人透不过气来,她聪明、狡猾、矫揉造作,好像她应该出现在某本时装杂志上,而不是整日盯着克里斯无聊的报表……
我最不喜欢她的理由是什么呢?相当简单,真的。我丈夫和她在一起的时间比和我长。他们一起飞往全国各地的繁华都市;在我和克里斯梦寐以求的高端昂贵的酒店过夜;在我们庆祝特殊日子如生日、纪念日等才去的高档餐厅吃饭;天天像过平常日子一样,可是绝非平常。
她接电话时刺耳的声音在我的脑子里回荡,过分活泼的语调:“嘿,海蒂,克里斯刚出去,他马上回来。让我告诉他给你回电话吗?”她问我,我说不,我要等。我就这样等着,盯着微波炉上的表,听着卡西迪·克努森一直在摆弄克里斯桌子上的东西。我听见咣的一声,猜出她碰倒了笔筒,铅笔和圆珠笔纷纷落到地上。四分钟之后,我丈夫回来接起了我的电话。
“哎呀。”她咯咯地笑着,像没皮没脸的中学生。
我主观臆断卡西迪·克努森当过啦啦队队长,是那些穿着紧身超短涤纶裙和半截衫的女孩中的一员。她故意在一个可能不太规矩的男科学老师面前把铅笔掉到地上,然后坐在椅子上、四肢伸展着去捡,接着再声称受到了冒犯。
我调整自己准备去面对杨柳和露比的空当里,听见卧室门吱的一声开了,佐伊从她的房间溜达进客厅。没有声音,接着是佐伊有点儿尖酸和拘谨的声音。
“你怕过吗?”她问。我躲在厨房里,琢磨她是什么意思。
“什么?”杨柳问,我想象着她从昨天下午开始一直穿着佐伊的衣服,现在上面沾着糖浆和睡觉时压出的褶。她坐在沙发边上,露比像醉汉一样打了一个嗝儿,两个女孩都笑了。
什么都没有,只是一点儿点气体就打破了僵局。
“我的意思是说在外面。”我猜佐伊一定用手指着飘窗,指向屋外城市中的骚乱:出租车在马路上穿梭,伴随着汽笛声和喇叭声;一个流浪汉在街角吹着萨克斯。
“有,我想有。”杨柳回答,她有些羞涩地承认,“我不喜欢打雷。”我再一次被这个女孩的真诚所打动,她坐在我的客厅里,抱着一个婴儿,坚硬的外壳保护着一个柔弱的身体,里面藏着所有珍贵和易碎的东西,她就是个孩子。一个对着鲜奶油和煎饼狼吞虎咽的女孩,一个被不关痛痒的雷鸣吓到的女孩。
我面对着这个活力四射的城市,当它终于在夜晚沉睡的时候,当太阳照在郊区的时候,当卢普区灯光闪烁的时候,它真的很美。但是离开这儿,在邻区、城区向北两三公里以外的地方,晚上却是一片漆黑。零星的路灯像黑布上的补丁。僵尸活动的时间到了,他们在公园里、在克拉克和富勒顿沿街停业的黑屋子里游荡。住在高档社区并没有让我们远离罪犯。早间新闻屡次提醒湖景区和林肯公园的犯罪率激增,比如前夜的入室抢劫案,比如越来越多的暴力犯罪。你随时可以听到女人在回家的路上遇袭,或者在公寓楼里购物袋被抢的案例。晚上的邻区异常黑暗,寂静在耳朵里回响,一定是个让人胆战心惊的地方。
我走进客厅,两个女孩的眼神都有些局促不安。佐伊跳起来说:“你要干什么?”好像我没有权力待在自己家里似的。她觉得被我发现主动和杨柳聊天,并且表现出对她的好奇,无论是什么都很尴尬。
“我有东西给你们看,”我说,“你们两个。”然后我走了。
一个小时后,药效上来,露比的烧退了。发烧的时候,露比喜怒无常、急躁不安,杨柳和我都没有办法让她安静下来。无论喂食、摇摆还是安抚奶嘴,都不能让她把张开的大嘴闭上。于是,我们按照克里斯说的把她放进温水里,这才有点儿作用,然后我们给她的屁股抹上润肤剂,再换上新尿片和新衣服。克里斯只买了一条可以配白色连体服的蓝裤子,所以我把卧室橱柜里那个装宝宝衣服的箱子——写着错误的标签“海蒂的书”——拉到客厅,和两个女孩一起从带荷叶边的背心连裤外衣、动物印花的紧身连衫裤、带蓬蓬裙的连体衣、纯棉的睡衣和特意为婴儿的小胖脚制作的绸缎芭蕾舞鞋中挑选。
“嘘,”我掀开靛蓝色的箱子盖时对佐伊说,“别告诉你爸爸。”我的余光看见杨柳伸手抚摸这些衣服,但又马上把手缩回去,好像怕碰碎什么或者弄脏衣服似的。我突然有了一双千里眼,看见家长的巴掌让杨柳胆怯地把手从她想要的东西上移开。她退缩了,她低垂着双眼,内心备受煎熬。“没事的。”我说。我翻出最贵的一件放在她手上,她就像从来没有摸过一样,手指顺着灯芯绒的纹理滑动,然后小心翼翼地提起来贴在脸上,蹭了蹭。这不过是一条前胸带花的栗色背带裤而已。
“这些是什么?”佐伊从箱子里拎出一件天鹅绒和塔夫绸的连衣裙,2T码,她张大了嘴巴,偷偷瞄了一眼价签上该死的数字。“94美元?”她贪婪地盯着那件没人穿过的90多厘米长、有一个巨大的蝴蝶结的深蓝色衣服问。箱子里的某个地方,还有一条和它配套的昂贵的连裤袜。
“十年前的,”我说,“或者更早。”回忆起那段时光,午休时我在卢普区的精品店里闲逛,这儿买一件连体服,那儿买一条紧身裤。如果克里斯问起信用卡账单上惊人的亏空,我就说是同事怀孕或者老同学要生孩子了。
“这些是……我的?”佐伊摸着一条配法兰绒灯笼裤的夏裙问。她放在自己身上比了比,我想,怎么解释呢?我可以说“是”,然后不再提。但是,有价签在上面,表明从来没有人穿过。
“我的爱好,”我说,“就像攒瓶子盖和运动卡。”两个女孩看着我,仿佛我刚从火星飞船里爬出来似的。“难以抗拒。”我说,“它们太可爱了。”我举起一双毛茸茸的婴儿袜证明给她们看。
“但是……”佐伊开始了,她继承了克里斯的理性,“我从来没穿过它们,”她说,“是给谁的?”她非要知道不可。我看看佐伊和杨柳,她们的眼里全是疑问。我思考着。我无法直视佐伊棕色的大眼睛,玩世不恭和强人所难同时出现在她的眼睛里。我承认是给朱丽叶的,虽然医生告诉我再也不能要孩子了,但是我一直渴望有更多的孩子,幻想着佐伊和朱丽叶和谐共处,她们在客厅的地板上一起玩拼装游戏或者小人儿玩具,我的肚子圆鼓鼓地装着另一个宝宝。我拒绝承认一个孩子给我的坏脾气和冷淡,家——我一直设想有一大堆孩子的地方——冷清,即便佐伊在,克里斯在。我的家,只有我们三个,太少了,不够好。这有一个洞,一个只能容下朱丽叶的洞,盛载着梦想、期待和一箱她有朝一日能穿在身上的衣服。
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坚信她会来的,总有那么一天。只不过那一天还没到。
但是我终止了佐伊的理性,说道:“我们看看有什么能给露比穿的,怎么样?”我们三个带着新的目的开始重新翻箱子,虽然视觉还有氛围不可思议。看见这些衣服,让我联想起我子宫里的大洞。
我们最终选定栗色的背带裤,一件白色带贝壳花边的连体服。我看着杨柳给婴儿脱衣服,然后费力地把连体服套在露比任人摆布的头上。露比嗷的一声叫出来,在地板上挣扎,双腿乱踢地反抗。杨柳的双手不知所措地移动着。她看看连体服,看看套脖子的衣服,似乎对露比的圆脑袋来说太小了,然后试着往下套,她却忘了露出鼻子以便衣服顺利地通过嘴部,以不影响婴儿的呼吸。
“我来吧,”我对杨柳说。我没想到竟然脱口而出。我感觉到佐伊的目光,但是我没看向她。我换到杨柳的位置,松开连体服的抽带,套在露比的头上,让它一下子滑落,接着系上胯部的扣子,然后扶她坐起来,系好后背的扣子。“行了。”我说。露比的手指拨弄着我脖子上的项链,她的眼神像点亮的圣诞树一样神采奕奕。“你喜欢?”我问,她明亮的大眼睛和流着口水、没有牙的大笑脸就是肯定的答复。我把我爸爸的婚戒放进她的手心,她短粗的小手指开始合拢,使劲。“这是我爸爸的。”我说着开始不停手地工作,把栗色背带裤套在连体服外面,给她乱踢腾的脚丫穿上白色的花边袜。露比欢快地尖叫,我把脸贴在她的脸上,“咯叽,咯叽,咯叽。”咕哝着那种婴儿喜欢的快速而没有意义的声音。我完全忘了佐伊和杨柳还在旁边,看着我在露比裸露的肌肤上噗噗地吹:在她的胳膊下,在她的脖子里;我忽略了我十二岁女儿脸上惊骇的表情,只顾着和婴儿唠唠叨叨地说话,那种技能,像骑自行车一样,永远不会忘。
“咯叽,咯叽,咯叽。”我说着,佐伊突然抬起腿,冷不丁地以青春期女孩特有的高频率假声说:“天哪!说够了没有。”然后跑回她的房间,砰地关上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