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

吃完早饭我去洗澡。我先把瓷砖彻底冲刷了一遍，千万不能沾染一点儿那女孩脚上恶心的褥疮。半个小时之后，我提着公文包站在海蒂面前，她双手叉腰地问：“至于吗？”我回答：“至于。”然后我和佐伊说再见，准备去上班。

拉开房门，我顺手把海蒂拽出来。早餐的味道跟着飘出来。一个邻居走过去，可能是去街角的报亭。

“我等你的电话，”我说，“每个整点。如果你晚一分钟，我就报警。”

“你变得不可理喻，克里斯。”她说。

“每小时，海蒂，”我说，“就这么简单，”然后我一板一眼地问道，“你到底对别人了解多少？”

我吻了一下她的脸，转身离开。

列车上，我无意间听见一段对话，他们大概二十几岁，在聊昨晚的醉酒经历，他们说头疼怎么也好不了，担心回家以后会呕吐。

到了办公室之后，我好好地享受了一下独处的滋味，然后从钱包里拿出小票，盯着背面的名字：杨柳·格里尔。我在真皮老板椅里伸展了一下筋骨，此刻在卢普北区四十三层的摩天大厦里，我突然想起我的募股说明书——一直悬在我头顶，让我周日一大早赶到办公室的原因——居然被抛到九霄云外了。我先考虑了一下说明书的内容，上面要求详细罗列出待售公司的内部结构、财务报表、业务描述等。然后，我把它们暂时撇到一边。

我打开电脑，输入“杨柳·格里尔”。

按下回车键。

计算机搜索的时候，我对着墙壁发呆，我真应该在路上买一杯咖啡。我的办公室没有窗户，比起大多数在灰色的建筑物间奔波的分析师来，我还是挺幸运的，毕竟我有自己的办公室。我在抽屉里翻出两枚闪亮的硬币，50美分，我准备解开杨柳·格里尔的谜团以后马上去光顾一下自动售卖机。电话响了，我迅速接听。海蒂在电话的另一头嘲弄地说：“11点报到电话。”我扫了一眼电脑屏幕角上的时间10点59分。我听见婴儿号啕大哭的声音。

“她为什么哭？”我问。

“又烧起来了。”海蒂说。

“你给她吃药了吗？”

“吃了，但还没起作用。”

“试试冰敷，”我建议，“或者温水浴。”我记得对佐伊很管用，但我真正想说的是“自作自受，早告诉过你了”。

“我去试试。”海蒂说完挂上电话，我还没来得及提醒她：“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再给我打电话。”

我重新看着电脑。

我首先查图片资料，希望杨柳的脸出现在我的面前，可我看到的却是很多同名的红发名人。在各个媒体的页面上，任何一个头发、眼睛和褐色肤色，外表低俗的人都有可能是我们的杨柳。俄克拉何马州格里尔县有一个杨柳镇。南卡罗来纳州的格里尔销售各种各样的房子。我从网络电话簿上查到全美有六个人叫杨柳·格里尔。住在辛辛那提杨柳山道的斯蒂芬·格里尔也在其中，这没什么奇怪的。六个人中只有四个是有资料的。我从打印机上扯下一张纸，抄下相关信息。康涅狄格州老赛布鲁克的杨柳·格里尔四十岁至四十四岁，太大了。亚拉巴马州比利斯利的杨柳·格里尔超过六十五岁。她应该有九十岁了。不管怎么说，我先记下来。也许亚拉巴马州比利斯利的格里尔夫人是我们杨柳的祖母，或者曾祖母。其他的没有年龄参考。

我草草记下找到的信息，突然想到是不是只有年满十八岁才会被收录在案？更重要的，我们自己的信息呢？

我迅速地打出伊利诺伊州芝加哥佐伊·伍德，一片空白。

该死。

我咬着手指，思考。如果在白页查号簿上找不到佐伊，我还能在哪个网址上查到呢？我熟悉的社交网站寥寥无几，但我还是马上试了试Facebook、Myspace。如果让我十二岁的女儿帮忙，调查可能会更深入一些，因为我的手机卡壳的时候，总是她帮我解决。我想拨通她的手机，偷偷给她打电话时，才突然想起她的手机被没收了，和海蒂的手机并排躺在灶台上。真糟糕。

我开始搜索杨柳·格里尔这个名字的各种变形。比如杨柳·格、杨柳·格丽尔等，我甚至查了杨柳的各种相似发音。

结果，我在Twitter上找到一个杨·格里尔，注册地址是用户名@LostwithoutU。我对Twitter一无所知，页面上的文字消沉压抑，充斥着关于自杀的各种形式的描述。但是头像上的杨·格里尔却不是住在我家的那个。这个女孩更大一些，十八九岁的样子。她在展示手腕上的撕裂伤，带着一个令人揪心的微笑。最后的更新是两周前。我不知道她那样做了没有，不知道她是否已经下定决心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好奇。

“来了，陌生人。”

我立即把屏幕最小化，好像做坏事被当场抓住了一样。这是在一步步地犯罪吗？别去想犯罪，我对自己说，这是调查。

然而，我的表情却完全是一张罪行告白。

卡西迪·克努森站在门口。她换掉了铅笔裙和三寸高的高跟鞋，取而代之的是一套不太正式，而在我看来却更显魅力的衣服。她身着紧身牛仔裤，宽松的黑色毛衫从一边的肩膀上滑落，露出红色内衣的蕾丝花边。她拽着毛衫，好像要把它拉长，但是一松手，衣服又缩回去。她放弃了，抬起一只脚别在另一只上，靠着门框。“我以为这个周末你在家办公。”她说。

“是的，”我回应，顺手拿起小票——背面写着杨柳·格里尔——揉成一团。“募股说明书，”我两只手来回颠着纸球接着说，“家里有点儿乱。”

“佐伊？”她问。谁不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十二岁的孩子把家里搅成一锅粥的呢？

“其实，”我承认，“是海蒂。”卡西迪满含同情地道歉，好像是我在暗示我们的婚姻有问题似的。而她的脸上还挂着过分关切的表情。

“听你这么说，我真难过，克里斯，”她自己走进来，坐在我对面没有扶手的办公椅上，“想聊点儿什么吗？”她一边说着，一边非常女人地双腿交叉，向我靠过来。带着忧郁气息的男人，思绪跑向另一个方向；主动投怀送抱的女人，希望你对她知无不言。

“海蒂一贯那样，”一说出口我就意识到不应该谈论负面的婚姻生活，“也不是什么坏事。”我羞愧地补充道。卡西迪说：“海蒂是个好女人。”

“最好的。”我说，并用力从脑子里赶走对卡西迪·克努森穿绸缎内衣和捏褶的性感睡裙的幻想。

我注视着用图钉钉在墙上公告板上的结婚照。我和海蒂结婚的时候二十五岁，她二十三岁。海蒂上一次来我办公室的时候，抚摸着照片说过真漂亮。我耸耸肩回答：“相框坏了。我在抢最后一分钟的时候把它碰到地上。”卡西迪理解地点点头，她知道，我的整个事业都取决于最后一分钟的冲刺。

照片在预言着什么。我想，保护我们的玻璃外框碎了，我们被撞出了无数隐秘的小洞，某一天会被撕开。那些小洞全有自己的名字：房屋抵押的贷款、未成年的孩子、贫乏的交流、养老金、癌症。我看着卡西迪精心保养过的手指摆弄着我桌上的台灯，银行家常用的那种古董绿的老式台灯；我看着她拨动灯链，看着她用修长的手指绕住它，然后往下拉，然而我想起一个词：出轨？

不。从来没有。我和海蒂都没有。

柔和的黄色灯光洒满房间，和天花板上晃眼的白炽灯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和海蒂仅仅交往了几个月就结婚了。和她在一起，我知道这是我需要的：就像空气。我也知道这是我想要的：这正是我当年最迫切的圣诞愿望。我习惯了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我带着满嘴的金属矫正器度过了未成年的发育期。我曾经牢骚满腹地抱怨它们勾住口香糖，粘在我的嘴里。“以后你会感激我的。”妈妈总是这么说，她一辈子被参差不齐的牙齿折磨得够呛，她恨极了。是的，我确实要感激她。矫正多年以后，我有了一个能吸引多数人目光的微笑。这样的微笑在联谊会、访谈和陪客户吃晚餐的时候，当然也包括和女士约会的时候发挥了奇妙的作用。海蒂常说是我的微笑在那晚的慈善酒会上首先引起了她的注意。那是十二月，我记忆犹新，她穿着一袭红衣。为了激励我的团队，我付了两百美元去参加那个该死的活动。为了面子上好看，我们公司包了两张桌子，十六到二十个座位，每个位置两百美元，但是我们几乎没人知道到底要支持什么项目。

直到后来和海蒂跳舞的时候我才知道，并且更多地了解了芝加哥的文盲问题。

我习惯了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那是在和海蒂结婚之前。

“那么，是什么问题呢，伍德先生？”卡西迪问。她靠回到椅子里，用修剪整齐的指甲捋着头发说，“你想说吗？”

我说：“不。不说更好。”我想起海蒂上一次对我做出的让步，她在出门寻找流浪女之前，听取我的建议换上了一条牛仔裤，再往前是一小块花生酱和奶油的对抗。不过全是些鸡毛蒜皮的事。

凡是大事，我必输。回回如此。

“这就是人生？”卡西迪用法语问，我用法语回答：“这就是人生。”

这就是生活。

然后，我注视着卡西迪蓝灰色的眼睛，回忆起她第一次走进会议室的情景。她穿一件红色的外衣，只有卡西迪·克努森才会穿的紧身九分裤，黑鞋，当然，还是两三寸高的跟儿。我手里的浓缩咖啡洒在犬牙花纹衬衫上，我的老板突然唐突和无力地介绍她是“城里的新姑娘”，然后盯着她的屁股，随着她走到我旁边的空位子上坐下。她掏出一沓前天晚上吃晚饭时送的纸巾，以只有卡西迪·克努森才会用的方式，帮我吸干了衬衫上的咖啡。

“她像一条美女蛇，是不是？”海蒂曾经这样问过。去年夏天公司野餐的时候，她们在植物园第一次见面，海蒂看着她慢慢地走远，她的屁股像绳球一样左摇右晃，好像随时会摆脱身体似的。

“什么是美女蛇？”佐伊问。海蒂让她看一个穿着无带连衣裙的女人，然后简单地说：“她。”

我拿起桌子上的硬币，说我要去自助机上买点东西。“想要什么吗？”我问，希望我回来的时候，办公室空无一人。她说：“不用，谢谢，我就走了。”我走在空旷的走廊里，去简陋的办公厨房找自助机。我买了想要的高浓度咖啡，一边喝一边往回走。

我构思着“寻找杨柳·格里尔”的下一步计划，从走廊的瓷砖迈上办公室金属黄的地毯时，恰巧看见卡西迪双手伏地跪在地毯上，正在捡掉在地上的笔，大概有十来支的样子。她宽松的黑色毛衫几乎拖到地板上，露出我先前看不见的红色内衣：低胸、尚蒂伊花边，有底托和风雅的弧线。

她的手里拿着我的电话。我瞟了一眼墙上的表，十二点已过，我的心沉了下去。

“海蒂，”她说，把电话递给我。她在笑。但是这个微笑既不漂亮也不礼貌，“找你的。希望你别介意。我替你接了。” u+TCsVBRL9RgiwnCuA25jWiLvr8058m6WzAjwNEZTmyKOBzb6G4pe6L9BxUSavP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