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海蒂的炒锅里有鸡肉、胡萝卜、豌豆和香芹。汤锅里有黄油、洋葱和罐装鸡汤。感谢我的幸运之星,终于有真正的鸡肉,而不再是鸡肉碎了。她把所有东西倒进饼皮里,然后放进烤箱。她试图回避我,当我们眼神相遇的时候,她说:“她需要我们的帮助。”这似乎成了她新的口头禅。
我把电脑和打印机移到地板上,腾出饭桌吃饭。我的动作特意有点儿虚张声势,我要让海蒂看出来这有多不方便。可是她对我的唉声叹气、打印机砸在木地板上咣当的响声和我被电线绊倒时的抱怨,一律置若罔闻。她一直没洗澡,还穿着紫色的睡袍,只是把头发胡乱地盘起来,戴上眼镜而已。
她从橱柜里取盘子的时候双手在颤抖。佐伊在自己的卧室里,还在听男孩乐队,很可能正在构思各种父母消失的剧情。却没有意识到摆脱我和海蒂的机会就在卧室墙的另一头——取决于海蒂。我不时地听见婴儿的呓语,药起作用了。
“你在发抖。”我说。
她皱皱眉头说:“我一整天没吃东西了。”
我觉得不只是这个原因。
她的手机和佐伊被没收的手机并排放在灶台边上。她的电话响了,她拿起来看了一眼屏幕没有接听。
“谁?”我问。放下打印机,我直了直腰。
“没人,”她说,“电话局。”她去叫佐伊和那个女孩吃饭,我瞄了一眼电话,是詹妮弗,今天的第二个电话。两个未接电话,两个语音留言。
我们坐在桌边,像个欢乐的大家庭。海蒂抱着婴儿。女孩杨柳——我把她叫成了威尔玛,海蒂狠狠地踢了我的小腿一下——像一周没吃过饭似的狼吞虎咽。她总是找寻海蒂的目光,却一直不看我。她和我保持一米甚至更远的距离,好像我得了黑死病。我心里想这事和男人有关,不过也许只是针对我。我滑动椅子想要站起来取一杯牛奶,可能是动作太快了,她一下子跳了起来。
海蒂一直注视着婴儿。她睡着的时候,眼珠在透明的眼皮下转动,嘴角挂着微笑。我不知道如果我们真如海蒂唠叨的那样有个大家庭会是什么样子。海蒂渴望着有一个大家庭,至少六个孩子。我无论如何想象不出那种感受。孩子们,是,我想要几个孩子。但是,像海蒂说的五六个,我可没想清楚。当然,我的感受无足轻重,因为永远也不可能实现了。在我能为一屋子孩子操心之前,我们拿到了医生的诊断,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孩子一下子不是问题了,而问题是我妻子是活还是死。
其实,我也在琢磨如果不是只有佐伊一个孩子会怎样。家庭聚餐会这样紧张而冷漠吗?或者是一片混乱?要让他们安静不出声,就像现在我们唯一的孩子选择的状态一样?佐伊斜眼瞥着身旁的女孩,而我则在观察她、研究她:她脸上是什么表情?痛恨?嫉妒?五味杂陈?还是截然相反?
佐伊裹着灰毛毯坐在餐桌上,她总感觉冷。她用叉子挖出鸡肉饼的馅,盯着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涌进盘子里的肉汤问道:“这到底是什么?”
“鸡肉馅饼。”海蒂一边说一边放进嘴里一块,“试试,你肯定喜欢。”她说。我看着她边应付孩子边吃饭,那是娴熟的做母亲的技巧。她在餐桌上哄逗小佐伊的时光好像过去没多久。
佐伊说她痛恨豆子,我们看着她用叉子划开馅饼,把胡萝卜、豆子、鸡肉、香芹分开,叉起面皮,咬了一小口,在嘴里嚼着。
“杨柳到底叫什么?”屋子里重新安静的时候我问。这时,电视依旧开着:白天篮球赛的集锦,篮板和传球的回放。就像晚餐时的情况一样,还是静音。我看着比分一闪而过。
“克里斯!”海蒂吼叫着,仿佛我问了什么不合适的问题。我止住话题。倒是海蒂,询问我每天的生活时咄咄逼人,可是现在,竟然让一个不知道基本状况,不知道姓名,也不知道是不是逃犯的陌生人坐在我家餐桌上吃饭。
“只是一个问题。我好奇而已。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不管怎么说不是女孩的名字。”
也许名字的含义是树。
“这个名字有意境。像一棵杨柳树。”海蒂说,“优雅、轻盈。”
“我的地球科学课上有一个杨柳,”佐伊说。她加入到谈话中来让我们所有人大吃一惊。这和杨柳主动开口说话带给我们的震惊差不多。“杨柳·托勒,”她接着说,“男孩们叫她屁股。”尴尬的沉默。屋子里又是一片寂静。只有该死的黑猫在挠着裸露的砖墙,就像里面住着蟑螂似的。
“你有姓,对吗?杨柳?”我问出来,海蒂怒喝着:“克里斯!”
“对,先生。”杨柳平静地说,在她强硬的伪装下,隐藏着一种淡淡的田园气息,我说不清楚。她有鼻音,也许是“先生”这个词里带出来的。我盯着她看,她不停地往嘴里送鸡肉馅饼,每一口都撑得满满的。最后,她把盘子也舔干净了。海蒂问都没问就又盛出一块。她先吃掉里面的馅,外面的皮留到最后才吃。她喜欢皮,那是海蒂从商店里买回来的。
她没有十八岁,我确定。但是我不知道她多大。我对自己说她是十八岁,因为只有这样,当警察站在门口的时候,我才可以申辩:可是,先生,她告诉我她十八岁了。洗完澡,换上佐伊淘汰的衣服,她身上的气味比几个小时前好多了。不过,看起来还像流浪汉:脏兮兮的眼线,是她洗完澡之后新补的;颜色浮夸的头发;一个耳洞,或者两个,红肿发炎;手指甲被啃秃了;她的眼神游离不定,总是逃避我的审视;瘀青在头发帘后时隐时现。
“想说说吗?”
“克里斯,求你了。”
女孩屏住呼吸,含糊不清地嘟囔着什么。我猜和宗教、信仰、上帝有关。我请她重复一遍,她呼出一口气说道:“格里尔。”
“什么?”我问。一辆汽车的喇叭声从敞开的窗口传进来。
这次她提高了一点儿声音说:“我叫杨柳·格里尔。”
吃完晚饭,收拾好餐桌之后,我从钱包里拿出一张小票,在背面写上她的名字。这样我就不会忘了。
早上我醒来的时候看见了阳光。接连几天的乌云和阴雨之后,阳光让我有点儿无所适从。明亮,太明亮了。
我全身僵硬,像个老人,好像没了胯骨。我翻个身,仰卧,右手打在床框的金属边上。我使劲地想为什么会睡在地上,为什么我的手会打在床框上,现在还隐隐作痛。我真想破口大骂。我认出了这是我和海蒂的卧室,我躺在没有那么柔软的仿羔羊皮地毯上,裹着佐伊洋红色的睡袋。
我回忆起来了,家里有外人,我执意不让佐伊单独睡,所以我睡在地板上。海蒂说我荒唐,其实就是想和佐伊换地方。我说不是的。我想要我的全部家当在我能看见的地方。全部,包括收养的猫。我们把它们锁在了女孩房间对面的卧室里,还拿了一把椅子堵住门口,防止她闯进去。
我又翻了一下身,侧卧,以一个全新的角度看见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地方:床下。所有床下能找到的东西,这里全有,比如一只不久前刚和伴侣分手、现在沾满灰尘的袜子,佐伊十一岁时爱死了的毛绒兔子,耳环……
“怎么了?”我走进厨房的时候海蒂问。房间里飘荡着煎饼、鸡蛋和新煮的咖啡的香味。海蒂在烤箱前忙碌,一只手把婴儿搂在一侧,另一只手在做煎饼。这情景再自然不过了,海蒂和婴儿。好像我们走进了时光机,她怀里正抱着小佐伊。她胖乎乎的小手抓住了海蒂出门必戴的金项链,攥在掌心里使劲地拽。我看见海蒂爸爸的婚戒挂在上面,这是她爸爸去世时她要的唯一一件东西。她和她妈妈讨价还价,她妈妈留下其他所有充满回忆的物件,把戒指给她。她满世界地找到一根和戒指一个颜色的黄金项链,花了差不多一千美金。现在,婴儿拉扯着这条链子,悬在她拳头外的一圈就像嗓子上的小舌头。
“没事,”我骗她,从橱柜里拿出一个杯子接满咖啡,然后说,“早上好,杨柳。”她正一个人坐在餐桌旁吃煎饼和鸡蛋。蜂蜜从她的嘴里流出来,顺着佐伊的条纹衬衫滴在红木桌子上。
我迅速地走到墙角,拿起《芝加哥论坛报》,然后端着我的煎饼去简陋的木制阳台,侧着身子坐下。我不能忍受和海蒂还有那个女孩共处一室,满屋子的拘谨像浓浓的豆子汤一样搅不开。室外的温度超过10摄氏度,我把脚架在护栏上,看着自己的脚丫子。我想自己肯定是被阳光捉弄了。我翻开报纸,上面写着当天的最高温度13摄氏度。我情不自禁地浏览起失踪女孩的照片,还有离家出走的十几岁孩子的照片,以及小孩子杀死父母接受询问的报道。我搜索“杀人”“残杀”“虐待”等字眼。我发现自己正在思考莉兹·玻顿 的家人到底是怎么惹恼了她。
昨天晚上,海蒂让我出去买东西。晚饭后,我走到药店,走廊里空无一人,我不知所措地看着各式各样的尿片。就在我拿起一个装尿片的筐准备夹在胳膊下的一瞬间突然感觉自己太老了。
回到家,我看着海蒂把婴儿放在木地板上,把蓝色的浴巾——全是恶臭——从她身下撤出来,放在一边。婴儿踢腾着双脚,因为赤裸裸的凉而尖叫。海蒂用爽身粉香味的湿纸巾擦拭了她的屁股,然后再把脏纸和浴巾一起扔掉。
海蒂把她拎起来。她屁股上密密麻麻的红疹让我窒息。海蒂给她一层一层地抹润肤乳的时候,女孩认真地观察着,好像从来没有人教过她怎样给婴儿换尿布,告诉她婴儿坐在脏物上对皮肤不好。海蒂从塑料封袋里拿出一件白色的连体踩脚裤给婴儿穿上,盖住了她腿上一块海胆大小的胎记。杨柳看在眼里,有些难过。
换好之后,海蒂把孩子递给杨柳。没有海蒂先前的娴熟,没有天性使然的母性流露,杨柳显得笨手笨脚。孩子在她怀里像是一袋子土豆,真让我怀疑这孩子到底是不是她亲生的。
但是我没有胆量问海蒂,因为我知道她会怎么说。她会说我愤世嫉俗、怀疑一切。“当然是她的孩子。”她会这么回答,就跟有第六感似的,就好像她早知道似的。
我们围坐在电视机前,一个小时,或者更长,没人说话,感觉好像过了一辈子,令人尴尬的、炼狱般的一辈子。我实在忍无可忍,关掉电视,宣布该睡觉了。墙上的钟表显示晚上8点46分。
大家都没有异议。
在我们睡觉之前,我把海蒂拉到一边说:“一晚。极限。”然后我盯着海蒂,她耸耸肩说:“再说吧。”
我从佐伊的卧室柜里搬出她洋红色的睡袋,在门口堵上椅子。听着佐伊一遍又一遍地唠叨着我有多固执,不允许她外出过夜;唠叨我有多不可理喻,她有多希望朋友永远不会发现这个她所认为的“三人同居”……
我十二岁的女儿什么时候开始知道“三人同居”这种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