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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门开了，她们两个像溺水的老鼠一样站在那里。海蒂抱着一个婴儿，女孩身上飘着一股比茴香还刺鼻的气味。我揉揉自己的眼睛，我必须确认这不是幻觉，确认我的海蒂永远不会带一个无家可归的女孩回我们家，回她女儿生活和呼吸的地方。这个女孩衣衫褴褛，就是一个流浪儿。她几乎和佐伊一样大。海蒂向我介绍她的名字和我有气无力地报出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她都没有看我。（当记者过来告诉我，我将出现在下一期的《坦率的镜头》
节目上的时候，我不想显得太愚蠢。）
海蒂宣布“她今晚住在咱们家”。就这样，就像那些该死的猫来的时候一样，我目瞪口呆得既不会说可以，也不会说不可以，况且也没人征求我的意见了。海蒂带女孩走进我们的家，让她脱掉湿漉漉的靴子。她照做了，靴子里涌出一加仑的水流到地板上。她光着脚，没穿袜子。她的脚被泡白了，遍布水泡。我龇牙裂嘴的表情让海蒂和女孩同时顺着我的目光看向她的脚丫。我知道海蒂在想治疗的方法，而我只能期盼她没有传染病。
佐伊从房间出来，“这是……”她瞠目结舌。我以为我们的女儿不太习惯说脏话，所以准备替她说出来。你他妈的在想什么，海蒂？我刚要喊出来，海蒂已经请女孩进屋，并且介绍我们的女儿给她认识。佐伊沉默地看了一眼流浪女，然后转向我寻找答案。我能做的只有耸耸肩。
女孩被电视吸引，篮球赛：芝加哥公牛队对底特律活塞队。我听见自己问——没有其他更好的话题——“你喜欢篮球？”她直截了当地说“不”，然后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视，好像这辈子没见过电器似的。她说话的时候，我闻到细菌发酵似的口臭。我想知道她上次刷牙是什么时候，她的牙齿也许促进了那些“毛茸茸的东西”生长。难耐她身上的气味，我走到窗户边，推开一条缝隙。海蒂向我投来憎恶的眼神，作为回敬，我说：“怎么了？这儿闷得难受。”真希望雨一直下，带走空气里的恶臭。
女孩像被逮住的猫一样紧张不安，她的眼睛在房间里搜寻着一张她可以躲在下面的床。
我判断不出哪一个更超乎寻常，是陌生的女孩来家里，还是海蒂抱孩子的样子。她像抱自己的孩子一样，用手掌托着婴儿的头，下意识地摇来摇去，深情地注视着婴儿。当电视插播广告、屋子里有几秒钟安静的时候，我听见她轻声地哼唱。
“我回自己房间了。”佐伊穿过大厅，使劲关上屋门。
“别理她，”海蒂对杨柳解释，“她有点儿……她十二岁。”
“她不喜欢我。”杨柳说。是的。我想，她不喜欢。
但是海蒂说：“不会的。她有点儿……”她想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可是无言以对。“她烦所有事。”她说，好像所有事并不包括这个新到我家的陌生人。
“你可以待在这儿。”海蒂带她走进我的办公室，那里有为客人准备的一张上等沙发床。可惜她不是客人。我站在门口看着海蒂把孩子递给女孩，自己整理沙发上我的资料，然后恶狠狠地堆在我的办公桌上。
“海蒂。”我叫她，但是她忙着腾空沙发，把靠垫一个个扔到地上，根本没空搭理我。
“你需要的是，”她对女孩说着，女孩站在旁边，紧搂着婴儿，提着滴水的箱子，和我一样浑身不自在，“一个好觉，一顿美餐。你喜欢鸡肉吗？”女孩迟疑地点点头，几乎看不出来，海蒂接着说：“我们吃焗烤鸡肉意粉怎么样？还是鸡肉馅饼更好？口感好，还能舒缓心情。你喜欢鸡肉馅饼吗？”
我空白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我以为我们是素食主义者。海蒂把鸡肉藏在哪儿了？
女孩犹豫着。海蒂噼里啪啦地把一沓报表和我昂贵的财务计算器扔到地上。我忍无可忍，挤进屋里，一张一张地捡起来。女孩从地上捡起计算器，抚摸着上面的按键，然后紧张地递给我。我嘟囔地说了一声“谢谢”。接着，我又叫了一声“海蒂”。这次她推开我走出去，留下我和女孩在房间里单独待了足足二十秒，到衣柜里翻出一套带条纹的床上用品。女孩注视着我，我从墙上拔下打印机的插头，拿起笔记本电脑和打印机就往屋外走，力不从心，打印机拖着电线碍事地绊着我的脚。在门口我大声叫海蒂，当她棕色的眼睛对着我的时候，我突然咆哮起来：“我要和你谈谈，马上！”她把床上用品放在支开的床上，跟在我身后走出房间。她怒气冲冲的，好像我是个顽固的莽夫一样。
“你到底在想什么？”我在走廊里盯着她问，“带那个女孩回咱们家。”打印机太重了，我失去平衡，撞在墙上。海蒂视若无睹。
“她没地方可去，克里斯。”她站在我面前，穿着那条恶心的紫色睡袍，头顶贴着沾了雨水的头发。她双眼放光，我想起十二年前我下班回家的那个晚上：餐厅里烛光环绕，她一丝不挂地坐在中间，完美无瑕。她跷着二郎腿，端着一只红酒杯。那只酒杯是我们花了十美元为特别时刻专门手工制作的。桌子上有一瓶红酒，圣皮尔干红。海蒂的眼神竟然见鬼似的和现在如出一辙。
“她要待多久？”我问。
她耸耸肩：“我不知道。”
“一天？一周？是哪个，海蒂？”我的声音越来越大，“是哪个？”
“婴儿在发烧。”
“那就去看医生。”我生硬地说。
海蒂摇头：“她不想去。”
我蹒跚地走进厨房，把我的移动办公室设在餐桌上。我摊开双手，恼火地举在半空中。“谁在乎她想不想，海蒂？她就是一个小女孩。也许是离家出走。我们在收留一个离家出走的孩子。你知道这会带来什么麻烦吗？”我一边说，一边在厨房的抽屉里找出电话簿，在检索里翻找非紧急救援的电话号码。难道这不算紧急情况吗？一个陌生的女孩在我家里，对我而言和非法入侵差不多。
“她十八岁。”海蒂强调。
“你怎么知道她十八岁？”
“她说的。”她可笑地回答。
“她没有十八岁，”我对我的妻子保证，“你必须向当局报告！”我要求。
“我们不能那么做，克里斯。”从我手里抢走厚厚的电话簿，啪的一声合上，书页折在里面。“你怎么确认她没有受到虐待？没有被强奸？即使她是离家出走，也应该有足够的理由。”
“那就打电话给‘儿童与家庭服务部’，让他们解决。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
但是，这当然是她的事。凡是在绿色地球上被忽视的、被虐待的、被遗忘的、被抛弃的、被忘记的、挨饿的、挨打的、挨骂的人就是海蒂操心的人。
我对此毫无疑问，我永远也赢不了这场争论。
“你怎么知道她不会杀了我们？”我认为这是一个好问题。我仿佛在早间新闻上看到了关于我们的报道：林肯公园公寓全家被杀。
那个女孩，她站在我办公室的门口看着我们。她的眼睛是变化无常的蓝色，带着血丝，透着疲惫。她的头发挡在脸前，她的嘴上没有笑容。她的额头上有一块瘀青，似乎要证明海蒂的话是对的。“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她嘟囔着。她的目光顺着淡褐色的墙壁上移，停在屋顶上，然后说：“我害怕的时候，信任你。”我的下巴快要落到地上了。我百分之一百地确信当我愚蠢地问一句“信任我？”时，彼得·丰特将带着相机从前门闯进来。
“上帝。”女孩说。海蒂看我的表情好像我是无神论的野蛮人。
海蒂愤怒地瞪着我，然后起身，飞快地走出去，大声地说：“我怎么没让你洗个热水澡呢，杨柳？你可以多泡一会儿，我带露比。换上干净衣服感觉好极了。我打赌你和佐伊一个尺码。我保证她乐意给你衣服穿。”
胡说八道，我知道佐伊连氧气都不愿意和这个女孩分享，更别提衣服了。佐伊开着卧室的环绕立体声，男孩乐队的演奏声回荡在整个房间。
我看着海蒂从杨柳的手里抱走婴儿，带杨柳走进浴室。
当浴室的门关上以后，我一头扎进橱柜，寻找消毒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