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她喝不喝咖啡,反正我替她点了一杯摩卡,额外加了奶油。在糟糕的日子里,摩卡是公认的最好的提神饮料。我还买了肉桂饼,怕她不喜欢肉桂或者烤饼,我又买了一个“非常浆果”咖啡蛋糕。然后在周日清晨寂静的街道上一路小跑,我架着胳膊,准备随时推开挡住我的人。
雨一直下。四月的天空既昏暗又沉闷。街道上遍布水坑,出租车呼啸而过的时候,水珠腾空飞舞。已经十点多了,车灯亮着,但是路灯被人为地关掉了,标志着已经从黑夜转到白天。我打着雨伞,头发没湿,但是下半身被汽车溅起的水花浸透了。雨像瀑布似的从天而降,我边走边唱:倾盆大雨,大雨倾盆,雨瓢泼。
她就在和我约定的地方——富勒顿站台上。她上下颠着可怜的露比走来走去,露比水淋淋的,撕心裂肺地号叫。旁观的人们绕开她们,宁愿用命去迎接即将进站的列车,也不愿意对杨柳伸出援助之手。一夜间,小姑娘杨柳长到了三十岁,脸上的表情像个中年妇女:扎眼的皱纹和眼袋,眼里充满血丝。她被路上的裂缝绊了一下,然后粗暴地把露比甩上肩膀,近乎绝情地拍着她的后背。“嘘……嘘。”她说着,既不温和也不平静。她真正想说的应该是“闭嘴!闭嘴!闭嘴!”
她们愤怒地较量着,这是佐伊小的时候我提醒自己不能做的事情。佐伊整夜哭吵得我不能睡觉的时候,我唯一能做的是不失控。我本身对产后抑郁症没什么体会,但是媒体总是挖掘那些耸人听闻的故事。无端闯入的想法导致女人情绪不稳定,乃至心智失常。我知道有些女人遗弃新生儿是因为害怕伤害他们,但是她们没有想要做点什么去避免伤害。我称赞杨柳没有把露比放在教堂或者收容所门口的台阶上,我夸她没有真的对露比说出“闭嘴”这样的话。我看到的是一个坚毅的女孩,她比我知道的多数成年女人更有魄力。她没有像我妈妈那样对着电话抱怨,也没有像我那样有克里斯从怀里抢走歇斯底里的佐伊。我已经受了一天的折磨,我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不知道怎么熬过做妈妈的第一年(现在面对一个十二岁女孩的困惑,我才明白新生儿带来的混乱也没那么糟)。
“我给你带了咖啡。”我从她背后闪出来,把她吓了一跳。咖啡好像真的是万能的,把她从露宿街头的生活中带走,给她瘦弱的身体带来营养。她摇摇欲坠,两条腿完全不堪重负的样子。不用她说我也知道,她一定是从半夜开始就在这里转来转去,想方设法地安慰露比。她的身体昏昏欲睡,但是眼睛炯炯有神。我们之间缺失默契,她急切地从我手里夺过袋子,跌坐在湿漉漉的地上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瞬间吃光了肉桂饼和“非常浆果”咖啡蛋糕。
“她哭了一夜。”她抽空说。糕点渣儿从嘴角溢出来掉到水泥地上,她把它们拨回嘴里。她抱着露比走到一个橱窗里摆着风铃和陶瓷小鸟的风情小店门口,蜷缩在靛蓝色的遮雨棚下。小店开着,窗户里有个女人的身影在远远地打量我们。
“她最后一次吃东西是什么时候?”我问,杨柳狂躁地摇着头。
“我不知道。她不吃。总是把瓶子推出来,扯着嗓子哭。”
“她不要奶瓶?”我问。
她摇摇头。她掀开摩卡咖啡的杯盖,舔上面的奶油。
“杨柳。”我说,她不看我。她有一股腐臭味儿,衣服被雨水浸泡了好几天也许好几周,有了体臭。露比的尿片散发着恶臭。我看着这条街想:杨柳去哪儿洗漱?当地的餐馆和酒吧服务员会像赶野猫一样赶走她。我看见店面的橱窗上贴着“没有公共厕所”。我想起几个街区外的停车场,我不知道那里是不是有公厕,或者流动厕所,随便什么她能用的设施?“杨柳。”这次我挨着她坐在水泥地上。她近距离地观察我,小心翼翼的,然后挪开一点儿,我们之间拉开一米的距离。她攥着杯子,还在抠沾在湿纸袋上的糕点渣儿,生怕被我抢走。
“杨柳,”我叫了她一声,然后说,“你能让我抱抱露比吗?”我终于说出口了。天哪,我是多么渴望把那个婴儿搂在自己的怀里,感受她的重量啊!我回忆起佐伊小时候身上美妙的婴儿气味,牛奶和爽身粉混合的味道,酸了吧唧的不好闻,可是让人陶醉、渴望和留恋。我以为杨柳会坚决地说“不”,所以当她把情绪激动的孩子递给我的时候,我大吃一惊。不是一时冲动,不是,绝不是。她整晚抱着一个十一二斤重的孩子,一定先感觉汗流浃背,继而感觉雪窖冰天。现在把孩子送到我的手里,终于解脱了。她松懈下来,骨头沉进冰冷的水泥地里,身体瘫靠在玻璃门上。
露比在我的怀里变得安静。我其实什么也没做,不过是换了一个姿势,换了一双看她的眼睛,多了一个微笑。为了多一些空间,我收起雨伞,站起来。在靛蓝色遮雨棚的保护下,我温柔地哼着轻快的调子来回摇摆。我的思绪穿越到佐伊的小屋,淡紫色的缎子床单,我坐在喂奶椅里摇着怀里的小人儿,一连好几个小时,直到她熟睡。
露比的尿片得有十磅重。污物从她的连体衣里渗出来沾在我的衣服上。她衣服的本色应该是白的,上面用彩色的丝线绣着“小妹妹”。现在上面糊着厚厚的呕吐物,有一部分是奶白色的,还有一部分是鲜黄色。抱着她暖暖的,她的额头散发着热量,脸颊通红,她在发烧。
“露比有姐姐?”我问。我试着用手背判断她的温度。38摄氏度?38.8摄氏度?我不想引起杨柳的警觉,所以我尽量隐蔽,尽量闲谈着吸引她的注意力,然后我把嘴唇贴在婴儿的额头上。39摄氏度?
“啊?”杨柳脸色发白,一脸困惑,我指指连体衣上的五颜六色的字:紫色、橙红色、淡蓝色,等等。
路上过来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车轮肆无忌惮地飞过一个个水坑。杨柳的眼睛追随着他的身影:红色运动衫、黑色运动短裤,戴着灰色头盔,背一个双肩背包。他小腿上的肌肉让我也怦然心跳。他的车轮卷出一个个水蘑菇。“我在二手店买过一辆。”她说,没有转头看我。我回答:“当然。”当然,我想姐姐会在哪里呢?
我用一根手指摩挲露比的脸颊,感受她柔软的天使般的肌肤,注视着她纯净缥缈的眼睛。她抬起手抓住我的食指,攥起胖乎乎的小拳头,我看见一圈又一圈的婴儿肥,这是人一生中唯一把“肥”当作可爱和美好的时段。她把一根指头塞进嘴里,贪婪地吮吸。
“我觉得她饿了。”我说。但是杨柳说:“不是。我试过了,她不吃。”
“我试试。”我提议,然后补充道,“我知道你试过了。”谨慎地避免篡夺她身为母亲的地位。这世界上我最不想做的就是惹烦杨柳。我知道婴儿比青春期前的儿童更让人晕头转向,他们比外国政治和代数更变幻莫测。他们想要一个瓶子,他们拒绝一个瓶子,他们无缘无故地哭闹,他们今天对着豌豆泥大快朵颐,明天就不理不睬。“试过所有能想到的办法。”我说。
“所有的。”她耸耸肩,面无表情地回答。她递给我她仅有的那个瓶子,里面有不到100毫升的奶粉,应该是在半夜的时候冲的,现在已经凝固。我知道杨柳打算让我把这个瓶子,这样的奶粉,塞进露比张开的嘴里,但是我不能。我的犹豫让露比号啕大哭。
“杨柳。”我用压过露比疯狂的哭声的声音说。
她喝了一口咖啡,被烫到。“嗯?”
“我是不是可以把这瓶奶粉倒掉?冲一瓶新的?”
我想起来了,配方奶贵得离谱。每次佐伊有剩奶的时候我都连哄带骗地让她把瓶子嘬干净。佐伊出生之后,我坚持母乳喂养。开始的七个月,我只喂她母乳,其他的什么也没有。我计划坚持一年,但是世事多变。起初,医生和我都以为疼痛的原因是分娩造成的,我们谁也没当回事。
事实是非常不正常。
直到我再一次怀孕,怀上朱丽叶,当然,那时没办法知道她是个女孩。
我幻想中的朱丽叶来了还不到六周的时候,我开始出血。那时,她的心脏开始跳动供血,面部器官逐渐成形;她幼小的身体上长出胳膊和腿的萌芽。我没有流产,没有,如果真能那样的话,她的死会让事情变得更容易更简单。
是我选择了结束我的朱丽叶的生命。
杨柳看着我,表情复杂。慎重、怀疑,同时又无能为力。一群女大学生走过去。她们撑着大雨伞,穿着雨鞋,胳膊挽着胳膊挤在一起,说说笑笑地回忆着昨晚晕晕沉沉的醉酒。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打扮,注意到紫色的睡袍。
“所有的。”她又说了一遍。她的眼睛随着大学生走到街的拐角,她们咯咯的笑声在昏睡的城市里依然清晰可闻。
我把发抖的孩子还给杨柳,自己撑开雨伞跑向最近的药店,买了一瓶水和退烧药。
我回到我们小小的避难所,倒掉剩奶粉,看着它涌向旁边的下水道,然后涮了涮瓶子。杨柳递给我她梦寐以求的配方奶粉,我冲了一整瓶。她再一次把孩子交给我。我把瓶嘴塞进露比嗷嗷待哺的嘴里,满心期望这瓶奶能让这个狂躁的小家伙安静下来,可是小家伙带着厌恶的表情把它吐出来,好像我在里面加了砒霜似的。
然后开始号叫。
“嘘……嘘。”我一边上下颠着她一边恳求着——厌倦了,灰心了——这就是杨柳昨夜的经历。一整夜,一个人,饥寒交迫。我好奇地想:害怕吗?闪电在不远处划破天空,紧接着一个炸雷,响亮、暴躁,充满愤怒。杨柳颤抖着在天空中寻找这刺耳的响声的来源,紧张地瞪圆了眼睛。她害怕打雷,像个孩子。“没事的。”我听见自己大声对杨柳说,霎时我回到了佐伊上学前的卧室里,我搂着她,她的头依在我身上,我说:“没事的,就是一个雷。它不会伤害你的,一点儿都不会。”我看见杨柳盯着我,我还是看不懂她蓝色的眼睛里写着什么。
我和杨柳、露比一样全身湿透。商店里的女人蛮横地敲着玻璃门轰我们走。我从她的嘴唇看出来她在说:不要在此滞留。
“怎么办?”我大声问自己,杨柳心平气和,像是回答我,更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没有瑕疵的一天。”
“《清秀佳人》?”我问,她答:“对。”
“你喜欢?”我问,她说:“是。”
我拉着杨柳和她的皮箱慢慢地从靛蓝色雨棚的庇护下挪步走进雨里。“我买了一本《清秀佳人》,”我坦白,“昨晚回家的路上。我以前没看过,但一直想看。想和我的女儿佐伊一起看,但是她长得太快了。”仿佛我一眨眼,听我读纸板书的女娃娃突然长大了,不能和我——她的妈妈分享同一本书了,只是因为她担心学校的朋友会乱想,让他们知道太难为情了。也许只有佐伊这么想。
我的脑子里有个想法挥之不去:如果可以重来,我会有什么不同的做法?如果佐伊回到婴儿时期、回到蹒跚学步的时候,我会有什么不同?佐伊会有什么变化?对朱丽叶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当然,这些问题就像问为什么没有给我和克里斯更多的孩子一样毫无意义。
“你和妈妈一样看过《清秀佳人》吗?”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会迎合这个涉及隐私的小问题。
犹豫了一下,她说:“马修。”
“马修?”我重复着,担心她就此打住。
出乎意料,她继续讲下去。她透过挡在眼前的刘海儿看着一只知更鸟在地上觅食,这是春天的第一个信息。街道两旁的树木冒出新芽,番红花的嫩枝拱出湿乎乎的泥土。“马修是我……”她吞吞吐吐的,明显犹豫不决,“我哥哥。”我表面上点点头,内心激动不已。找到拼图中的一块,杨柳有一个哥哥叫马修。杨柳有一个哥哥,一个看《清秀佳人》的哥哥。果然如此。
“你哥哥看《清秀佳人》?”这应该是妈妈和女儿一起看的书,杨柳却和她的哥哥一起看,我竭力忽视这一点。我想和她聊聊她妈妈,问她为什么不和妈妈一起看。但是,我什么也没说。
“是。”
我注意到提起哥哥马修的时候,她哀婉地叹息一声,声音里透出一丝伤感和一股悲伤。
我对这个马修充满好奇,他会在哪儿呢?
露比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突然让我想起退烧药。我慎重地措辞:“我觉得露比发烧了,我在商店买了泰诺,也许有用。”我把药盒递给杨柳看,以此证明确实是泰诺,我没有想要毒害她的孩子。
杨柳看着我,眼睛里全是焦虑,她的声音变得像个孩子一样,问道:“她病了?”显露出她自己的纯真。
“我不知道。”
我看见婴儿在流口水,鼻腔堵满分泌物。杨柳同意给她吃药。我看了说明书。杨柳抱着孩子,我把草莓味的药挤进她的嘴里,看着露比安静下来,闭上嘴。我们等着药效发作,等着露比停止哭泣。我们等待、思考,思考、等待,等待、思考,思考、等待。
露比不哭以后我怎么办?和她们告别然后回家?把杨柳和露比留在这儿,留在雨里?
腹泻导致尿片过度饱和,她的外阴和臀部生出红色肿胀的尿布疹(和我想象的一样,藏在尿片下面)。仅凭这一点,就能让我尖叫出来。
“你们上次看医生是什么时候?”我问。
“我不知道。”杨柳回答。
“你不知道?”我吃惊地问。
“我不记得了。”她更正道。
“我们得带她去医院。”
“不。”
“我付钱。账单,医药费。”
“不。”
“然后去收容所。那里遮风避雨,能睡个好觉。”
“我不去收容所。”她再次重申。昨晚吃饭的时候她也是这样回答的,她的语气强调着这个信息。我不能责备她。我,本人,在调查收容所之前也深思熟虑了很久。收容所本身可能就是一个危险的地方,挤满绝望的男人和女人,由于环境所迫变成了凶残的捕食者。收容所有肺结核、肝炎、艾滋病等传染病。有时候收容所不允许携带个人物品入住。这意味着杨柳必须放弃她的皮箱和里面的珍爱之物。收容所有毒品、吸毒的人和贩毒的人;有虱子和跳蚤侵扰;有人在你睡熟的时候偷走你的鞋。在最冷的月份里,为了收容所里的一张床,他们要排几个小时的队。即使这样,也不一定获得一席之地。
“杨柳,”我有太多话想说。“L”线在我们的头顶呼啸而过,带走了我的声音。我停顿了一下,等着列车开走。“你不能永远住在外面。露比需要很多东西,你需要很多东西。”
她望着我,矢车菊一般的眼睛、浅褐色的皮肤,残余的眼妆更突出了她的眼袋。“你以为我想住在马路上?”她反问道,然后她对我说,“我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