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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蒂的性格追求完美，同时却是一个回收狂，喜欢回收金属罐、玻璃瓶、报纸、电池、用过的铝箔。她会把衣架还回洗衣店；看见我提着一个塑料袋回家，她会把我臭骂一顿，因为我忘了从家里拿一个可以重复使用的购物袋。即使在我的梦里，她的话也不绝于耳，像敲击金属一样的声音挥之不去：那是可回收的。在她停下来的间隙里，我把一个信封和碎纸片塞进了混合垃圾桶。我们喝瓶装的牛奶，可回收，但是不可救药地贵。
在我们家，擅自进入的蜘蛛不但不能被杀死，还要被安置在阳台上。如果天气恶劣，就送到地下储物室，让它们在那里的纸盒子和闲置的自行车上繁衍生息。用鞋子拍死它们或者用马桶冲走它们简直是灭绝人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家有两只猫。小猫崽是她在楼后面的垃圾车下面发现的，它们的妈妈成了野狗的美餐，肢体不全地躺在血泊之中。海蒂把它们带回来的时候，它们只有一两磅重，身上沾着粪便和垃圾，骨头在稀疏的软毛下清晰可见。她宣布：“留下它们了。”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大部分情况是这样，她不问，只是告诉我留下它们了。
我给它们起名“一”和“二”，因为海蒂建议的奥德特和萨宾（对，两个女孩；我的确是这个女王家族中唯一的男“汤姆”）听起来太傻了。野猫不配有人的名字，我告诉她。尤其不能是高贵的法国名。“一”是一只三色猫，“二”是一只长毛黑猫，霓虹灯似的眼睛，透着邪恶，这小东西恨我。
周日早上，我从床上爬起来，她就站在客厅的中间，向我传递着她最可怜的“小猫孤儿”的眼神，我一点儿也不意外。她刚打完电话，还是没完没了地讲富勒顿车站的那个穷女孩。快十点钟了，但是窗外一片漆黑，让人怀疑是不是刚到五点钟，或者六点。我筋疲力尽地从旧金山回来，设想这一天的生活应该是坐在皮靠椅里看循环播放的职业篮球赛。但是，海蒂在这儿，很明显，天刚一亮她就起床了，而且显然是食用了过量的咖啡因。她穿着睡袍和拖鞋，一只手攥着电话。我早知道这个故事远比她说出来的更有内容。这不只是一个她看到的流浪女孩。芝加哥肯定有十万无家可归的人。海蒂注意到他们，别误会，她注意到他们每一个人，但是，她不会为了他们失眠。
“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建造了庇护所。”我说。外面又在下雨。电视上铺天盖地的全是记者从被水淹的马路和高速路上发回来的消息。他们说，危险，不能通行。就连主干道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的部分路段也关闭了。看起来我们进入了紧急状态。新闻摄像头聚焦在一个黄色的忠告路牌上：调头，禁止前行。一名记者穿着金黄色的雨衣站在卢普站（好像看电视上的雨比听抽打窗户和屋檐的雨更有切身感受）的瓢泼大雨中提醒人们即使只有几厘米深的急流也可能冲走汽车。“今天上午，如果不是必须出行，”记者露出一个关切的表情，好像真的在意我们的安全，“请待在家里。”
“她不去庇护所。”海蒂接了一句，心知肚明的样子。这下我明白了。她不只是看见了那个女孩，还有过交流。
到目前为止，我从她主动说的和无意间流露出的内容中得知，她在富勒顿车站遇见一个无家可归的女孩，带着一个婴儿乞讨。我从床上起来，走进客厅，结果发现她正挂断电话，我问她和谁聊天，她说：“没人。”
可是，我能判断出来。我清楚是有人的，是海蒂在意的人。但是她不想让我知道。我想，这是一个老出差的男人经常遇到的事。他们的老婆和别人谈心，她们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是在丈夫不得不补觉的时候继续和情人私密地对话。我暗中观察我的老婆忽然愧疚和狂乱的眼神，这不是我熟悉的单纯的海蒂会有的。我问：“是男人？”
昨晚，她在床上推开我以后，我一直在琢磨。他来了？在我之前？我十一点儿之后才到家，佐伊“擅离职守”，海蒂在床上。我记得佐伊小的时候，海蒂和她会用贴纸、图画、照片或者她们能找到的各种小饰品做一个欢迎我回家的横幅。可是，现在，有五六年了，什么也没有。只有猫在门前等我，它们烦躁的叫声不是热情的欢迎而是最后通牒：“给我吃的，否则……”不锈钢小碗空着，海蒂是从来不会忘记装满食物的。
“海蒂，”我又叫了一声，完全没了耐心，“是男人吗？”
“不是，不是。”她毫不犹豫地马上回答。她笑了，有些紧张，我分不清楚是她在撒谎，还是我的问题揭开了她肮脏的小秘密。偷情还是……
“那是谁？”我一定要知道。“你在和谁通电话？”我再问。
她出奇地安静，挣扎着是否告诉我。我的怒火一触即发，然后她极不情愿地给我讲了一个女孩，带着婴儿的女孩。
“你刚才和她通话？”我问。我的心跳平缓了，血压降下来。
“她打过来的。”海蒂说。她的面色红润，要么是咖啡因过量，要么是局促不安。
我抵着下巴问：“她有你的电话号码？”
罪恶感让她有些慌乱，不自在。她没有马上回答。过了一会儿，羞愧地说：“我给了她一张名片。吃晚饭的时候，昨晚。”
我认为这越来越不可思议。我注视着面前这个惊慌的女人，我想知道我妻子做了什么。海蒂是个不切实际的人，没错。一个梦想家，一个乐天派，但总还保留一点儿现实感。
可惜这一次好像没有。
“晚饭？”我开始刨根问底。“她为什么打电话？”
我发现自己死死地瞪着海蒂痴呆的眼睛，希望她说出真相。
海蒂走到咖啡机旁，好像她有任务要喝更多的咖啡因。她手里的杯子是几年前的母亲节，我和佐伊为她订制的，黑色陶瓷上印有佐伊的照片，已经被洗碗机磨掉颜色。她接满一杯咖啡，加入榛子奶油时我在想：还有糖。对极了，这才是海蒂需要的。
“露比整夜哭闹，一夜没停，杨柳特别紧张。听起来她筋疲力尽。是疝气，我确定。你还记得佐伊小时候也得过疝气吗？彻夜不停地哭。我真的担心她，克里斯，担心她们两个。止不住地哭可能导致产后抑郁症和摇晃婴儿综合征。”
说实话，我不知道说什么，除了一件事：“杨柳？她的名字？露比也是名字？”
海蒂答“是”。
“人的名字不会是杨柳的，海蒂。树的名字才叫杨柳。还有露比……”我让后半截话消失在门厅里，因为当时我只穿了一条方格的平角裤站在客厅中间，而海蒂像盯着转世恶魔一样地看着我。我绕开她，进厨房给自己接了一杯咖啡，也许这样可以提提神。也许喝完咖啡，我就清醒了，能够意识到这完全是个误会，我累得有点儿晕头转向，大脑迟钝。我站在花岗岩灶台前，慢悠悠地接咖啡、搅动、品尝，等待咖啡激活我的脑细胞。
但是当我从厨房出来的时候，海蒂正站在门口把一件橘黄色的长滑雪衫套在睡袍上。
“你要去哪儿？”我问，被她的外衣、睡袍和凌乱的头发惊呆了。她踢开拖鞋，穿上雨靴。
“我跟她说了我要去见她。”
“见她，去哪儿？”
“富勒顿车站附近。”
“为什么？”
“看看她是不是有事。”
“海蒂，”我用最冷静、最客观的语气说，“你穿着睡衣。”她低头看自己淡紫色的睡袍和鲜艳的纯棉花裤子。
“好吧。”她边说边跑回卧室，换掉花裤子，穿上牛仔裤。她没来得及脱掉睡袍。
我觉得这简直太荒谬了。我应该告诉她这是愚蠢至极的行为，或者更直观一点儿，给她做个散点图或者柱状图看看。我在一条轴上标出所有的异常现象：海蒂对无家可归者的过度关心，欠缺考虑地乱发名片，可怕的紫色睡袍和橘色滑雪衫，还有大雨；然后在另一条轴上标注这些情况的异常指数，比如，她的打扮远远低于名片的分值。
可是，如果我这么做了就是引火烧身。
所以，我坐在皮摇椅里，用余光看着她抓起手袋、从门口的柜子里拿出雨伞，开门出去，她高喊着：“再见。”我无精打采地回答：“再见。”
两只猫像往常一样跳到飘窗的窗台，目视她从大门出去走上马路。
我给自己煎了几个蛋，忘记回收装鸡蛋的盒子，又用微波炉热了几片软培根（趁海蒂不在的时候做这些就是大错特错），而且看着电视吃：赛前的娱乐体育节目马上结束，NBA要开始了。在广告时段，我转到财经频道，因为我必须保持和华尔街新闻的紧密度。我大脑里有一个永远不睡觉的地方，那部分专注于金钱，金钱，金钱。
电闪雷鸣。整座大楼在震动。我想起正走在街上的海蒂，盼望着她赶紧忙完，快点回家。
又一声雷鸣，又一道闪电。
我祈祷老天在比赛前千万别发怒。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泰勒和她妈妈送佐伊回家。佐伊进家的时候，我还是只穿着平角裤，黑色的胸毛一览无余，她们三个像落水狗一样堵在门口，目瞪口呆地看着我。我的头发像涂了蜡似的竖在头顶，朝向四面八方，身上带着老头儿一般的胶水味儿。
“佐伊。”我说着从摇椅里跳起来，差一点儿碰洒咖啡。
“爸爸。”佐伊的眼里全是羞愧。她的父亲，半裸着，和她最好的朋友同处一室。我裹了一条人造毛的毯子，希望能一笑置之。
“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说，但是，显然这个借口不怎么样。无论如何，佐伊觉得不够好。
我确信，这是我第一次让女儿蒙羞，尽管以后有很多次。我看着佐伊拉起泰勒的手走过大厅，我听见佐伊慢慢地关上卧室门，想象着她会说的话：我爸爸就是这么一个邋遢人。“海蒂在家吗，克里斯？”詹妮弗问，她大眼睛巡视四周就是不看我。
“没有。”我说。我不知道詹妮弗是否知道那个女孩，那个带孩子的女孩。也许知道。自从她们认识以来，詹妮弗几乎知道所有的事。我把毯子裹得紧一点儿，猜测海蒂是不是也和她谈论我。反正我相信，我要是成了混蛋，詹妮弗一定是第一个知道的人，知道和我打得火热的同事和我还要出差的事。
“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吗？”
“不知道。”
我看见詹妮弗手足无措地摆弄着书包带。如果她身上没有消毒水的味道，换件衣服，可能算是个漂亮女人。我半信半疑地以为在医院工作的女人，衣橱里只有配着彩色丝巾的工作服和洞洞鞋。医用的洞洞鞋看起来挺舒服，我让她继续穿着，然后换上牛仔裤，怎么样？或者换上运动裤和瑜伽裤呢？
“我能做什么？”我问，礼貌但是弱智。詹妮弗，一个痛苦的离婚者，仅仅因为我是一个男人就会对我产生反感。低能啊，这样的愚蠢和大白天穿着内裤在家里消磨时光不相上下。
她摇摇头，说：“姑娘们的事，谢谢。”
然后，她叫泰勒回家。她们走了以后，佐伊来找我，她年幼的眼睛里充斥着厌恶，对我说：“真的，爸爸。平角裤？现在十一点了。”说完，她回自己的卧室砰地关上门。
太棒了，我想，堪称完美。相比出去追无家可归的女孩的海蒂，我才是那个愚蠢至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