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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秋
［摘 要］ 白居易一生的音乐生活十分丰富。独享音乐时，他喜爱与琴为伴，以此探寻人生智慧、修身养性、追慕贤人，达到内心的平和；与众人同享音乐时，心情一般都较为欢乐，离宴闻乐时则显得愁闷。他参与音乐生活的具体形式包括欣赏评论、弹奏琴筝、演唱歌曲、进行音乐创作。在不同人生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早年在长安时精彩热闹；被贬江州、忠州后枯燥平淡；在杭州及苏州时多姿多彩；晚居洛阳后从热闹回归平淡。
［关键词］ 白居易；音乐生活；生活状态与心情；参与方式；阶段特点
从参与者的数量来看，白居易的音乐生活状态可以分为独享音乐和与他人共享音乐两种。独自一人时，他大多以琴为友，心境平和。与众人闻乐时，时而与众人同乐，时而与友人同悲，在不同的场景中流露出真性情。
独处时，白居易的音乐生活大致是十分平静而闲淡的，没有管弦歌舞的喧闹，大多数时候只与琴为伴。琴具有追慕贤人、对话自然、探寻智慧等诸多文化内涵，符合儒释道三家的音乐审美，一生受到儒释道多元文化滋养的白居易，唯将琴放在了超越声乐及其他器乐的位置上，在其诗《北窗三友》中将琴与书、酒一并称为“三友”。同时，在白居易政治失意时，琴充当了其重要伴侣的角色，极大地抚慰了他的失落与孤寂。
琴符合儒释道三家的音乐审美，白居易对儒释道三家文化的充分吸收，或许可以从某个角度解释他为何独独选择了在独处时与琴为伴。《养拙》一诗反映了他汲取道家思想的一面，诗中写道：“甘心谢名利，灭迹归丘园。坐卧茅茨中，但对琴与樽。……迢遥无所为，时窥五千言。无忧乐性场，寡欲清心源。始知不才者，可以探道根。”
琴酒相伴，读《道德经》，给了白居易逍遥自在的感受。白居易对佛家的尊崇，也是相当明显的。他一生到访过众多寺庙且与许多僧人有密切往来。《宿灵岩寺上院》：“高高白月上青林，客去僧归独夜深。荤血屏除唯对酒，歌钟放散只留琴。更无俗物当人眼，但有泉声洗我心。最爱晓亭东望好，太湖烟水绿沉沉。”这首诗是白居易在苏州灵岩寺夜宿独自弹琴时写的，想必当时的白居易是希望通过食斋弹琴，感悟禅宗智慧，来祛除心中的迷惑怅惘吧。而对儒家思想，白居易自然也十分熟稔。《中庸》首章说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白居易通过亲身实践，认为琴的确具有这样镇静人心的作用。如白居易听《古渌水》这一琴曲时发出了“使我心和平”的感叹。在《松声》中，他写道：“月好好独坐，双松在前轩。西南微风来，潜入枝叶间。萧寥发为声，半夜明月前。寒山飒飒雨，秋琴泠泠弦。一闻涤炎暑，再听破昏烦。竟夕遂不寐，心体俱翛然。南陌车马动，西邻歌吹繁。谁知兹檐下，满耳不为喧。”显而易见，琴具有平和心绪、化解负面情绪的作用，因此，白居易在被贬时喜以琴为伴。
被贬江州后，白居易十分孤寂彷徨，元稹被贬、好友辞世等消息更是让他郁郁寡欢，在这种情况下，唯有琴与酒助他解忧。试看《忆微之伤仲远》：“幽独辞群久，漂流去国赊。只将琴作伴，唯以酒为家。感逝因看水，伤离为见花。李三埋地底，元九谪天涯。举眼青云远，回头白日斜。可能胜贾谊，犹自滞长沙。”到忠州后，他也依旧靠琴来聊以自慰，在《阴雨》中他感慨：“将何慰幽独，赖此北窗琴。”琴与酒，让白居易渐渐从苦闷中解脱出来，其思想信念，渐渐从坚持儒家入世兼济天下的思想转向偏好明哲保身的生存智慧。在《食饱》一诗中，这种心态展现得淋漓尽致：“食饱拂枕卧，睡足起闲吟。浅酌一杯酒，缓弹数弄琴。既可畅情性，亦足傲光阴。谁知利名尽，无复长安心。”音乐让白居易从被贬的阴影中渐渐走了出来。
白居易喜爱琴，也是他追慕荣启期、阮籍、嵇康等人的表现。当时，以琴为代表的音乐已经不受追捧。“综观有唐一代的这一历史时期，以龟兹乐为主的胡部新声组成的丰富多彩的燕乐，继雅乐、清乐以后成为唐代音乐的主体。”
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有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唯弹琴家犹传楚、汉声。
在这种情况下，白居易依旧选择与琴为伴，以此标明自己的思想嗜好不同流俗、特立独行。《马上作》流露出他对嵇康、阮籍的仰慕：“弹琴复有酒，但慕嵇阮徒。”另有一些诗歌，表现了白居易对荣启期的仰慕。如《东院》：“净名居士经三卷，荣启先生琴一张。”《池上幽境》：“石上一素琴，树下双草屦。此是荣先生，坐禅三乐处。”《北窗三友》写道：“嗜诗有渊明，嗜琴有启期。嗜酒有伯伦，三人皆我师。”他甚至用调侃的口吻在《琴酒》写道：“耳根得听琴初畅，心地忘机酒半酣。若使启期兼解醉，应言四乐不言三。”白居易仰慕荣启期及嵇、阮等前贤，而这些前贤的共同爱好都是弹琴，因此白居易对琴情有独钟也就不难理解了。
独享天籁的白居易，或汲取儒释道之精华，或探求人生智慧，或追寻贤人足迹，在广袤的天地间，与琴为伴，享受无边无际的自由境界。
对于白居易来说，音乐不仅是消遣时光、自娱自乐的方式，更是一种在现实生活中与友人沟通交流、增进感情的重要交往手段，是其情感得以宣泄的重要工具。
早在长安新昌里居住时，他就常招杨汝士等人前来做客。《自题新昌居止因招杨郎中小饮》写道：“地偏坊远巷仍斜，最近东头是白家。宿雨长齐邻舍柳，晴光照出夹城花。春风小榼三升酒，寒食深炉一碗茶。能到南园同醉否？笙歌随分有些些。”有时在山林之中招客，《题小桥前新竹招客》提到：“谁能有月夜，伴我林中宿？为君倾一杯，狂歌竹枝曲。”有时在湖上泛舟时招客，如《湖上招客送春泛舟》：“欲送残春招酒伴，客中谁最有风情？两瓶箬下新开得，一曲霓裳初教成。排比管弦行翠袖，指麾船舫点红旌。慢牵好向湖心去，恰似菱花镜上行。”有时，与友人合办乐宴，《与牛家妓乐雨夜合宴》就是很好的例证。
宴会之外，音乐也是白居易对友人情感的寄托。作于832年的《忆梦得》：“齿发各蹉跎，疏慵与病和。爱花心在否，见酒兴如何？年长风情少，官高俗虑多。几时红烛下，闻唱竹枝歌？”刘禹锡擅唱《竹枝》，此时二人都已步入晚年，白居易想起许久未见的老朋友，不知此生还能相见几次，思念之情倍增。《竹枝》一曲，便成了寄托对友人思念的重要纽带和中介。
在与友人共同赏乐之时，白居易的心情一般来说是欢乐的。即使在从长安贬江州的途中，他也能与众人同乐，《江楼偶宴赠同座》写道：“江果尝卢橘，山歌听竹枝。相逢且同乐，何必旧新知？”政治的失意在这与众宾欢愉的过程中得到了缓解，压抑的情绪有了排遣的出口。晚年，乐观的他更是满足于与友人在一起宴饮，《自题小园》写道：“何如小园主，拄杖闲即来。亲宾有时会，琴酒连夜开。以此聊自足，不羡大池台。”
然而，与友人共享音乐时，他也有哀愁的时候，大多体现在别宴上。例如《江楼宴别》：“楼中别曲催离酌，灯下红裙间绿袍。……樽酒未空欢未尽，舞腰歌袖莫辞劳。”离别临近，心中备受煎熬，便希望这样聚在一起闻乐饮酒的欢愉能再持久一点，没有停下来的时刻。又如《别陕州王司马》中的一句：“笙歌惆怅欲为别”，离别时刻，平时动听悦耳的笙歌，也染上了惆怅的色彩。再如《夜宴惜别》：“笙歌旖旎曲终头，转作离声满坐愁。筝怨朱弦从此断，烛啼红泪为谁流？夜长似岁欢宜尽，醉未如泥饮莫休。何况鸡鸣即须别，门前风雨冷修修。”想到天明就要来临的离别，离歌哀怨，再也不可能有今夜的欢娱热闹，心中的惆怅更是无法掩抑，只好狂饮大醉。如此种种，都显示出别宴的音乐让白居易生出了无限的离愁别恨，这是他真情的流露，也是其重情的体现。
短暂的离别尚且还可待重逢，若是友人辞世，则生出的不仅是惆怅，更是悲痛了。其《哭师皋》一首，悲痛地感叹：“何日重闻扫市歌，谁家收得琵琶妓？（师皋醉后善歌扫市词。又有小妓工琵琶，不知今落何处）”永别之后，再也无法听师皋唱他拿手的《扫市歌》了，也不知其琵琶伎该归向何处，乐天回忆起曾经的欢乐，想起眼前的永别，更是悲痛难抑。
如此种种，都反映出音乐在白居易的社交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他流露真情的辅助手段，也是他与友人维系感情的重要工具。
欣赏评论是白居易音乐生活的一种常见的参与方式，在他的诗歌中，有大量记述其欣赏及评论音乐的作品。白居易对音乐的欣赏范围较广，主要涉及管乐、弦乐、舞蹈及声乐。
白居易对管乐的欣赏，包括觱篥、芦管、笛、笙等乐器。《小童薛阳陶吹觱篥歌》就是记载其欣赏年仅十二岁的小乐童薛阳陶吹奏觱篥一事，赞叹了薛阳陶年纪虽小，技艺却颇高。又如其《听芦管吹竹枝》：“幽咽新芦管，凄凉古竹枝。似临猿峡唱，疑在雁门吹。调为高多切，声缘小乍迟。粗豪嫌觱篥，细妙胜参差。云水巴南客，风沙陇上儿。屈原收泪夜，苏武断肠时。仰秣胡驹听，惊栖越鸟知。何言胡越异，闻此一同悲。”芦管，塞北声也。《竹枝》，江南曲也。北声南曲，合而益悲，因咏之。这里说的是北方的乐器芦管与南方的乐曲《竹枝》相结合，却没有显得突兀，反而强化了曲目情感的表达，白居易深深被二者的完美结合打动，便将闻乐的过程及感受详细记录了下来。由此看出，白居易对当时南北音乐的不同特点是有所掌握的。
白居易对弦乐的欣赏，主要表现为对琵琶、琴、筝等乐器演奏的欣赏。关于其对琵琶的欣赏，最著名者有《琵琶行》一首，妇孺皆知。另白居易有《五弦》一首，在《白居易诗集校注》中，谢思炜先生的校注似有误，笔者就《五弦》一诗在此进行探讨，全诗如下：
“清歌且罢唱，红袂亦停舞。赵叟抱五弦，宛转当胸抚。大声粗若散，飒飒风和雨。小声细欲绝，切切鬼神语。又如鹊报喜，转作猿啼苦。十指无定音，颠倒宫徵羽。坐客闻此声，形神若无主。行客闻此声，驻足不能举。嗟嗟俗人耳，好今不好古。所以绿窗琴，日日生尘土。”
这一首诗，在《才调集》中，被更名为“五弦琴”。因此，朱金城先生认为是咏琴而非咏五弦琵琶，谢先生似也赞同朱先生的观点，且引用了大量文献证之。但笔者认为此说有误，诗题虽为“五弦琴”，实则依旧描写的是五弦琵琶而非琴，理由如下：
第一，从演奏者来看，诗中提到演奏者为“赵叟”。朱先生认为此赵叟即赵璧。赵璧是擅弹琵琶的乐师。谢先生或认为朱先生的观点此处有阙漏，便补充说道：“此篇咏琴，此‘赵叟’乃泛言，或借赵璧之名混言之。”由于资料所限，难以考证此处所写之赵叟是否为赵璧。但无论此赵叟是否为赵璧，其所弹乐器为琵琶无疑，理由如下：若“赵叟”乃泛言，弹的是琴而不是五弦琵琶，那么白居易为何不举一位弹琴名家作为演奏者的代表而选取擅弹琵琶者作代表？若是借赵璧之名混言，似乎更无可能，白居易的诗文，自题目到内容，大多以写实为特点，没有必要张冠李戴，找一个擅弹琵琶的赵叟来为弹琴的人代言。
第二，从演奏姿势来看，“抱五弦”“当胸抚”并不是抚琴的方法。与琵琶演奏时竖放于胸前不同，弹琴时需要将琴身平放。
第三，从所表达的情感及音色的变化来看，“又如鹊报喜，转作猿啼苦”讲的是同一乐曲不同乐章之间的情感过渡和转换。对于琴来说，一首曲目所要表达的情感和主题是相对稳定的，一般不存在这样大喜大悲的落差，因此，其音色也是相对稳定的，并不具有琵琶、筝等乐器具有的在同一首乐曲中音色、情感都能富于变化的特点。琴讲究中庸平和，狂喜和狂悲也并不常出现在琴曲所要表达的情感范围内，即使有如嵇康刑前弹奏《广陵散》时的悲壮情绪，也不可能忽然由悲转为喜，同理，亦不能由“报喜”的情感一下过渡到“啼苦”的情感。
第四，从听者的接受情况来看，众人都被此乐器所发之音牢牢吸引住了，而且是连“俗人”都喜欢欣赏的，若此五弦真为已经落寞了的琴而非五弦琵琶，则为何白居易还要提到琴在当时已经并不流行了的事实？本已经在写大家喜欢听此“五弦琴”，又提琴被众人遗忘，岂不是前后矛盾？
通过比对，这首《五弦》与白居易新乐府中的《五弦弹》的写作模式几乎是一样的，先写演奏者弹得如何动听，最后发出众人都喜爱现在这种乐器所发出的丰富音色，而不再欣赏琴音了的感叹。因此，综观上述四个方面，笔者认为，《五弦》一首，与《五弦弹》一样，均是写欣赏五弦琵琶的。
除此之外，其诗集中还有《听琵琶妓弹略略》《送春》《听琵琶》《听曹刚琵琶兼示重莲》等几首，都从不同角度写出了琵琶演奏的精彩，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除了琵琶，白居易还喜欢欣赏筝乐，其《筝》一首：“云髻飘萧绿，花颜旖旎红。双眸剪秋水，十指剥春葱。楚艳为门阀，秦声是女工。甲明银玓瓅，柱触玉玲珑。猿苦啼嫌月，莺娇语
风。移愁来手底，送恨入弦中。赵瑟清相似，胡琴闹不同。慢弹回断雁，急奏转飞蓬。霜佩锵还委，冰泉咽复通。珠联千拍碎，刀截一声终。倚丽精神定，矜能意态融。歇时情不断，休去思无穷。灯下青春夜，樽前白首翁。且听应得在，老耳未多聋。”首先写了弹筝女的相貌姣好，惹人喜爱，然后通过夸张、联想等方式，充分展现了筝乐情感的丰富性和震撼力。
白居易好弹琴，也爱听琴。他常听的琴曲有《幽兰操》《别鹤操》《沉湘曲》《三乐》等曲目。《听幽兰》：“琴中古曲是幽兰，为我殷勤更弄看。”听《别鹤操》，见于《雨中听琴者弹别鹤操》一首；听《沉湘曲》见于《醉别程秀才》一首：“吴弦楚调潇湘弄，为我殷勤送一杯。”听《三乐》，见于《好听琴》一首：“本性好丝桐，尘机闻即空。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清畅堪销疾，恬和好养蒙。尤宜听三乐，安慰白头翁。”白居易欣赏琴曲也是为了追慕贤人，求得内心平和。
除了欣赏乐器表演，欣赏舞蹈也是白居易的爱好。舞者通过肢体语言，给他带来了美的感受，如《霓裳羽衣歌》回忆了白居易年轻时在宫内欣赏此舞的感受，其中写道：“案前舞者颜如玉，不著人家俗衣服。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珮珊珊。……散序六奏未动衣，阳台宿云慵不飞。中序擘騞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柝。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烟蛾敛略不胜态，风袖低昂如有情。上元点鬟招萼绿，王母挥袂别飞琼。”这里，白居易对舞者起舞前、起舞中至舞蹈结束的不同阶段进行细致观察和欣赏，对舞者的容貌、衣着、动作、情态都进行了精彩的描绘，一场华丽美妙的表演在他的笔下栩栩如生、熠熠生辉。
此外，白居易还对当时流行的自西域传入的胡旋舞、柘枝舞等舞蹈进行了描写。《胡旋女》一首通过写胡旋女跳舞引出对胡旋舞来历的介绍，在描写舞者的部分，运用了相当夸张的想象，侧重于对舞蹈技艺的赞美，夸张地认为车轮及旋风都不及胡旋女的旋转速度。而《柘枝妓》则侧重于描写舞者华丽的装扮。从白居易对这些舞蹈的记录中可以看出，当时从西域传入的舞蹈是十分受欢迎的。
器乐之外，声乐也是白居易佐酒的常物。《池上有小舟》：“岸曲舟行迟，一曲进一觞。”歌曲成了他最开胃的下酒菜。他常听的歌曲，有《阳关》《竹枝》《柳枝》等几首。记录欣赏歌曲最为典型的，要数《杨柳枝二十韵》。樊素擅唱此曲，白居易颇以此为荣，其诗序写道：“杨柳枝，洛下新声也。洛之小妓有善歌之者，词章音韵，听可动人，故赋之。”足见其对此伎此曲都颇为喜爱。“口动樱桃破，鬟低翡翠垂。枝柔腰袅娜，荑嫩手葳蕤。”白居易将樊素的嘴唇比作樱桃，一个“破”字，更是让人浮想联翩，想必从这样的嘴唇中吐露出的音色也是惹人喜爱的。“唳鹤晴呼侣，哀猿夜叫儿。玉敲音历历，珠贯字累累。袖为收声点，钗因赴节遗。重重遍头别，一一拍心知。”樊素之声，似珠玉般圆润而节拍分明，引人入胜，因此白居易不禁在诗中接着感慨道：“取来歌里唱，胜向笛中吹。”
白居易参与音乐生活的另一个重要方式，就是身体力行进行唱歌跳舞、弹奏乐器等音乐活动。白居易擅长弹奏琴筝，有大量诗歌可以证明。弹琴方面，白居易最擅长的琴曲要数《秋思》，他在数首诗中提及弹《秋思》，远多于提及弹其他琴曲。“小亭中何有，素琴对黄卷。蕊珠讽数篇，秋思弹一遍。”“今夜调琴忽有情，欲弹惆怅忆崔卿。何人解爱中徽上，秋思头边八九声。”“信意闲弹秋思时，调清声直韵疏迟。”“晚坐拂琴尘，秋思弹一遍。”“我正风前弄秋思，君应天上听云韶。”
白居易不仅善弹琴，也晓弹筝。《夜筝》：“紫袖红弦明月中，自弹自感暗低容。弦凝指咽声停处，别有深情一万重。”而且，白居易对自己弹筝也十分自信，如《夜招晦叔》：“高调秦筝一两弄，小花蛮榼二三升。为君更奏湘神曲，夜就侬来能不能？”这一首，以请崔玄亮前来饮酒共乐为主题。白居易备好佳酿，练好秦筝，十分期待好友能前来共度良宵。
除了弹奏乐器，白居易兴来也会放歌。《送吕漳州》诗提到了白居易唱歌送客的事实。“今朝一壶酒，言送漳州牧。……行客饮数杯，主人歌一曲。”可见，白居易曾通过歌唱来送别友人。有时，歌中饱含了他对未来的美好期盼。其《种柳三咏》其二写道：“从君种杨柳，夹水意如何？准拟三年后，青丝拂绿波。仍教小楼上，对唱杨枝歌。”有时，他通过歌唱表达心中喜悦：宴饮时，“为君倾一杯，狂歌竹枝曲”；农民丰收时，“但喜今年饱饭吃，洛阳禾稼如秋云。更倾一樽歌一曲，不独忘世兼忘身”；兴致高时，无须配乐也可能放歌，《九日登西原宴望同诸兄弟作》中提到：“虽无丝与管，歌笑随情发。”
郭茂倩《新乐府辞序》：“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
白居易积极尝试文学与音乐的结合。他在《新乐府·并序》中提到：“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
可见，白居易对自己所作之诗可入乐一事是十分肯定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创作，也就是歌词的创作。与白居易交好的元稹、刘禹锡等，也都进行过歌词的创作。如其《竹枝词》写道：“江畔谁人唱竹枝，前声断咽后声迟。怪来调苦缘词苦，多是通州司马诗。”白居易听见有人唱歌，歌词即为元稹所作的《竹枝》，可见当时这种诗与乐的结合是十分流行的。除了作词，据任半塘先生考证，白居易还曾新创曲谱及舞蹈。“白居易取初盛唐之柳枝旧声，翻为杨柳枝新调，而创制舞容，播于远近。”
“《杨柳枝》调源于魏、晋、六朝，声诗体定于初唐，经过盛唐，一仍旧贯，至白居易，始翻新声，合软舞，小蛮、樊素遂以此盛传洛下。”
也就是说，白居易不仅将《杨柳枝》的曲调进行了修改和创新，还新创了与这首歌曲相配的舞蹈。由此可见，白居易的音乐创作是综合性的，包含了诗、曲、舞三个方面的创作。
白居易的音乐生活，随着其不同人生阶段居住地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点。早年在长安，其音乐生活精彩热闹；中年被贬江州、忠州，枯燥无味；在杭州、苏州任职时又潇洒热闹；晚年归洛阳后，则逐渐由热闹转为最终的闲适平淡。
作为唐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长安自然是一块文人向往的神圣之地。浓厚的文化氛围给官僚们提供了绝佳的享乐机会。白居易早年在长安的音乐生活十分欢乐。这种欢乐首先是伴随着青春的朝气和顺利科举的喜悦的。《首夏同诸校正游开元观因宿玩月》：“我与二三子，策名在京师。……终夜清景前，笑歌不知疲。长安名利地，此兴几人知？”试想，一群刚上任的年轻人，相比许多仍在寒窗苦读的同龄人来说已经显得十分幸运，而在这个意气风发的年纪，“笑歌不知疲”也在情理之中。
可见，在被贬江州之前，白居易的音乐生活是丰富而华美的，这和被贬之后的寂寥与单调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他一时间还难以接受从长安到江州的巨大落差。到江州后，他曾写过一首《寄微之》，充分体现了他当时对没有音乐可享受的寂寞难耐。“帝城行乐日纷纷，天畔穷愁我与君。秦女笑歌春不见，巴猿啼哭夜常闻。何处琵琶弦似语，谁家呙堕髻如云？人生多少欢娱事，那独千分无一分？”诗中充满不平的质疑，也可看出他当时对自己所处的江州没有好的音乐而感到不满。因此，在远离帝都的江州，他听到了同样来自京城的琵琶女所弹的琵琶，便自然感慨万千，写下了千古名篇《琵琶行》。
两三年后的819年，在忠州的白居易，又充满自嘲地写下了《留北客》：“峡外相逢远，樽前一会难。即须分手别，且强展眉欢。楚袖萧条舞，巴弦趣数弹。笙歌随分有，莫作帝乡看。”这里，白居易并未交代这位“北客”是谁，然而，通过诗句不难推测，此人应是从长安来的。因此，白居易不得不自嘲不能提供像在长安一样高水准的乐宴给难得一见的客人。白居易所处的这些被贬之地，文化艺术生活是不可能与长安媲美的，这种客观条件，使白居易无法享受高质量的音乐生活。
白居易音乐生活由枯燥转为丰富，是在杭州、苏州任职时期，这和苏杭的自然环境及人文环境息息相关。江南人杰地灵，风景如画，十分适合出游及宴饮，给了白居易重闻佳乐的心情和契机。
杭州乐伎才华横溢，带给了白居易难以忘怀的美的感受。《霓裳羽衣歌》写道：“玲珑箜篌谢好筝，陈宠觱篥沈平笙。清弦脆管纤纤手，教得霓裳一曲成。虚白亭前湖水畔，前后只应三度按。”杭州的玲珑、谢好、陈宠、沈平等乐伎各有所长且聪明伶俐，不久就学会了合奏《霓裳羽衣歌》。此时，白居易的状态大抵可以用《咏怀》中的“饱食坐终朝，长歌醉通夕”来诠释。即将离开杭州时，他写下《西湖留别》等诗抒发自己不舍的情绪，诗中写道：“绿藤阴下铺歌席，红藕花中泊妓船。处处回头尽堪恋，就中难别是湖边。”
到苏州之后，白居易更加“风流”，时常参加宴饮活动，如《郡斋旬假命宴呈座客示郡寮》：“侑食乐悬动，佐欢妓席陈。风流吴中客，佳丽江南人。歌节点随袂，舞香遗在茵。清奏凝未阙，酡颜气已春。”这一时期，白居易感到自己即将老去，思想上也越来越倾向于及时享乐。《题西亭》中，他感慨道：“此宜宴嘉宾，鼓瑟吹笙竽。……幸有酒与乐，及时欢且娱。”
虽然感慨于自己即将老去，但总体来说，白居易在苏州也是生活得相当愉快的。因此，在即将离开苏州的时候，他才生出了无限留恋之情，《别苏州》写道：“稍隔烟树色，尚闻丝竹声。怅望武丘路，沉吟浒水亭。还乡信有兴，去郡能无情。”从前的欢乐仿佛还在耳边，游玩过的地方今后却难有机会重来了，回故乡固然让人高兴，但离开这美丽的苏州，又怎能让人不生出离愁和无限留恋之情呢？其诗也有对歌舞伎告别的，如《武丘寺路宴留别诸妓》：“银泥裙映锦障泥，画舸停桡马簇蹄。清管曲终鹦鹉语，红旗影动
嘶。渐销醉色朱颜浅，欲语离情翠黛低。莫忘使君吟咏处，女坟湖北虎丘西。”白居易舍不得苏州，也舍不得这一群在他宴饮时奏乐歌舞的艺伎，通过“朱颜浅”“翠黛低”，可以看出彼此都难舍难分，心怀愁绪。
827年，白居易初回洛阳，依旧抱着在苏杭时就初步形成的及时享乐的心态，试看其《就花枝》一首：“就花枝，移酒海，今朝不醉明朝悔。且算欢娱逐日来，任他容鬓随年改。醉翻衫袖抛小令，笑掷骰盘呼大采。自量气力与心情，三五年间犹得在。”在这种心情的影响下，白居易初回洛阳的音乐生活也是多姿多彩的。他不仅有樊素、小蛮两位颇有艺术修养的侍女，还蓄养了菱角、谷儿、红绡、紫绡等乐伎。这在他所写的《小庭亦有月》一诗的部分诗句中可以看出：“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可见，白居易的乐伎数量和质量都是相当可观的，这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他音乐生活的活跃程度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
然而，随着年岁渐高，晚年的白居易，身体状况大不如从前，且其在中晚年时期，受佛教观念的影响较大，对待音乐的观念也有了变化。他在《酒筵上答张居士》一诗中提到：“弦管声非实，花钿色是空。何人知此意，唯有净名翁。”净名翁，指维摩诘。可见，白居易领悟到了声色欢娱都会转瞬即逝。这种思想观念的形成，为其晚年散伎及回归平淡的音乐生活作了铺垫和准备。
卖马遣伎是白居易音乐生活由丰富多彩进入平淡的分水岭。《别柳枝》一首记录了他与歌姬樊素相别的情形。“两枝杨柳小楼中，袅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散伎之后，衰老常常让白居易感到伤感和孤独，在曲终人散之际，白居易还能剩下的友伴，也就只有琴、书、酒三者了。这种颇显寂寥的状态在他的许多诗中都有体现，如《池窗》：“池晚莲芳谢，窗秋竹意深。更无人作伴，唯对一张琴。”《夜凉》：“露白风清庭户凉，老人先著夹衣裳。舞腰歌袖抛何处，唯对无弦琴一张。”又如《期宿客不至》：“宿客不来嫌冷落，一樽酒对一张琴。”然而，生性乐观的白居易在面对这种孤独时，还是可以悠然自得的。他时而享受天伦之乐：“静拂琴床席，香开酒库门。慵闲无一事，时弄小娇孙。”时而享受自然清景之美：“竹院新晴夜，松窗未卧时。共琴为老伴，与月有秋期。玉轸临风久，金波出雾迟。幽音待清景，唯是我心知。”平淡为主，自在闲适，成为白居易生命中最后一段时光音乐生活最重要的特点。
参考文献
［1］陈友琴：《白居易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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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4］任半塘：《唐声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5］郭茂倩：《乐府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6］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7］何方形：《唐诗审美艺术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