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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孤烟——陈韩星歌剧作品集》即将出版，韩星兄嘱我作序。我与韩星兄相识相知近二十年，关于他的主要作品，我都曾写过评论，所以这次为整个歌剧集写一篇序，我觉得实在是难以推辞，且责无旁贷。
其实，促使我最后动笔的不仅仅是盛情难却，更重要的是一种贯穿全书的人格精神深深地打动着我，这种人格精神具体来说就是——侠骨、柔肠、真性情。
“真性情”这三个字是韩星兄自己说的，他在2010年10月得知他三十年前写的《东坡三折·赤壁怀古》在“苏东坡在黄州”剧本征集中获奖后写了一篇创作谈，题目就叫《艺术就是真性情》。他在文中说：
在我的所有艺术创作中，最愉悦的莫过于写苏东坡了。我沉迷于苏东坡月下泛舟那缥缥缈缈的黄州赤壁，我似乎与苏东坡一起，躺在海南那高高的桄榔树下，仰望那特别深、特别蓝的夜空…………在这些时候，我完全没有考虑作品写出后，能否上演，能否发表，能否获奖，我只是每天从容不迫地、自得其乐地去写我想写的东西。
通过写苏东坡，我对创作终于有了一种比较清晰的感悟。…………真正的戏剧作品，必须写出个体的人内心的情感。——艺术就是真性情。
可见韩星兄所说的“艺术就是真性情”就是说要“写出个体的人内心的情感”。这“个体”二字极为重要，因为只有涉及个体的人的人格，才会有我们所说的真性情。换句话说，我们通常所说的真性情，不是一般教科书所讲的文学艺术要表现感情，而是有特定的限制，那就是属于个体的人、个体的人格的一种最深刻、最迷人的情感。我国古代诗人经常说的情性、性情、性灵，虽然没有在理论上严格区分一般的情感和个体人格的真性情，但他们的大量诗作告诉我们真性情实际上是一种诗的激情、美的激情，而诗与美都来源于个体的灵魂深处。我们现在一般谈到“真性情”时的语感也告诉我们真性情不是一般的群体性的阶级情感、民族情感、政治情感，而是个体人格意义上的情感。我这样去理解韩星兄的“艺术就是真性情”，绝不是削足适履，而是韩星兄自己的创作与创作谈实际提供的信息。
例如，韩星兄在1986年的一次文艺调演的大会简报中这样写道：
就我目力所及，在写苏东坡的作品中，有写他判案的（如湛江的粤剧《东坡判案》），有写他惜才用才的（如浙江的昆剧《惜分飞》），有写他办学的（如海南的琼剧《东坡办学》），也有写他的流徙生活的（如广东电视台拍摄的电视剧《天涯芳草》）。这些艺术作品都从不同的角度对苏东坡作了形象的刻画，应该说都各有其成功之处，但我认为，这种种写法，仍然未能抓住苏东坡形象的实质，这里的关键，在于把苏东坡混同于一般的官吏。道理很简单：在封建社会，只要是稍有人民性的清官，谁不会去正确地办案，热心地提携人才和办学呢？而仕途坎坷、流徙困顿的，又何止一个苏东坡呢？
到了2010年的《艺术就是真性情》中，韩星兄则直接提出苏东坡在本质上是一个文人，应该从“文人”这个角度去研究、去刻画他。
什么是韩星兄理解的“文人”呢？他在《艺术就是真性情》这篇文章中谈到了当代剧作家的价值时所说的话可以说是对“文人”作了明确的注解。他说：“剧作家的价值，首先在于精神上的独立；创作，其实只应该是一种个体的精神劳作，它不借助于政治，也无须旁及他人。”这里说的“独立”“个体”“不借助于政治，也无须旁及他人”，当然也应该是文人（作家、艺术家）的本质。马克思说两个人就组成了社会，所以旁及他人就不是个体性的，而政治更是社会性的、群体性的。所以严格意义的纯粹的作家、艺术家，必定是表现个体人的真性情的。当代的作家、艺术家和古代的文人都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还可以从韩星兄是如何从文人角度去研究和刻画苏东坡的创作实践中去理解韩星兄的真性情是什么，他讲的“个体”（个体人格精神）又是什么。
韩星兄在《艺术就是真性情》中回忆了他当年是如何写《赤壁怀古》一折的：
1982年9月，我为了搜集苏东坡在黄州的史料，专程到了黄州，游览了东坡赤壁。
9月的长江，秋色已深，江流却仍然湍急，空阔的江面上，无数船只正疾速沿江下行；远处，则浩茫一片，极目无涯，令人情怀顿豁。这时候，我慨然而生“古今往事千帆去”之感，而当我吟诵起“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词句时，情感又突然升华，心中升腾起一种雄视百代的豪情，我略能体味到东坡当年那股难以抑制的爱国激情了。
韩星兄真实且生动地描述了他在长江边想起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时的细腻复杂的心情，这种心情就是韩星兄讲的“真性情”，就是个体的不涉及政治、不涉及他人的独立的人格精神。当然，这是在苏东坡的词的真性情影响下产生的。这里我想进一步从理论上解释一下什么是个体的人格精神（真性情）。所谓人格，就是人的本体、人性中最根本的东西，是只能属于个体的人的东西。本文之所以一再强调个体，就是说人格、人格本体，都不是社会化的东西。人格不是抽象的思想，它是一种情感状态。所以有的美学家把人格称作情本体，它是一种本体的情感，是人的所有情感中最终极的、最本原的情感。所以人格也称为真性情，以区别于人的一般的具体的琐碎的情感。人格这种情本体是怎样一种状态呢？日本著名哲学家阿部正雄分析得很透彻：
作为人就意味着是一个自我；作为自我就意味着与其自身及其世界分离；而与其自身及其世界分离，则意味着处于不断的焦虑之中。这就是人类的困境。这一从根本上割裂主体与客体的自我，永远摇荡在万丈深渊里，找不到立足之处。
所以人格，或叫作人的本体，说到底是一种焦虑的情感、一种困境。因为人有了自我，就产生了自我与他人与大自然的分裂。而这种分裂是从根本上伤害人自身的，所以阿部正雄也把自我称为与人自身的分离。而只有爱，爱他人，爱大自然，与万物一体，超越、战胜自我，才是人的真正的家园，才是内心的完善，才是真正的理想的人格。我们前面说的人格精神就是理想人格精神的简称。所以真正的理想人格，或者说真正的“真性情”，一方面有真实的人的自我意识、自我感觉、自我的感情，另一方面又有对这种分裂万物一体、伤害人的真正的自我的情感的超越和拯救。一切伟大的作家、艺术家并不是超人，不是天使，而是从真实的自我意识中超越出来的、回归人的真我、人的家园的真人。“真性情”之真，就是这一个复杂的超越和拯救的过程。如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既有与大自然分离的消极情感：“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又有战胜这种小我的豪情：“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而韩星兄在9月的长江边一方面慨然而生“古今往事千帆去”之感，一方面在苏东坡词感召下“情感又突然升华，心中升腾起一种雄视百代的豪情”，这两方面统一在一起，应该说也是一种与苏东坡相似的真性情，一种理想人格精神。
这样看来，韩星兄所讲的“真性情”确实是一个文人、一个艺术家、一个剧作家最本质的标志，因为文人、艺术家、剧作家在本质上是用理想人格精神去拯救世人的，让世人从狭隘的自我中超越出来回归自我，回归真性情的。那种把艺术的目的归结为琐碎的小功小利的理论是一种平庸的艺术理论。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确认“真性情”（理想人格精神）本质上是“爱”（包括大爱和小爱）。我国古代经典《中庸》中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这里讲的君子，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理想人格，君子之道就是理想人格精神即真性情，它创造开端于“夫妇”。当然我们可以把夫妇之爱称为小爱，但它是君子之道的源头。小爱、大爱本质上都是君子之道，二者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而只是君子之道的两个侧面。韩星兄的歌剧集中的所有人物中洋溢的理想人格精神即真性情不是大爱就是小爱，用我们民族的传统说法就叫作不是侠骨就是柔肠。
这种侠骨柔肠就是韩星兄这部歌剧集能够感动读者和观众的根本原因，我把这篇评论亦即所谓“序”的题目定为“侠骨·柔肠·真性情”，原因也正在于此。
所谓侠骨，并不简单地是一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是一种悲天悯人的大慈悲心，一种为人类、为国家、为民族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人格精神，对独夫民贼的斗争精神；而作为文人的侠骨更要加上一种拯救人类灵魂的苦恼的普度众生的精神。西方著名的哲学家狄尔泰说得好：“人的精粹之处在于不顾任何后果，不计任何报酬，不惜任何处罚…………”
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就是“大道之行岂顾身”。你看《蝴蝶兰》中的吴宏，在危机四伏千钧一发之际，为了使南社、北社化干戈为玉帛，恢复兄弟亲情，不惜挺身而出，牺牲自己的生命，以求废除“猎头祭”的旧规陋俗，从而拯救了多少人的生命！在《东坡三折》中，苏东坡面对着“这绿罗衣每年结果，都由官府点数上册，一颗也少不得”的戒律，狂笑着说：“哈哈哈！我这辈子吃亏就在于这个思字！不思无罪，思之有罪！今天我就来个不思而行！婆婆，你尽管摘来，一切由我担当！”
在艺术观念上曾经有过“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这种美学原则表示“不愿驯服于传统的美学观念，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以外的丰功伟绩，回避去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的场景”。这种观念有它的一定的合理性，即要求文学艺术回归自我感情这个本体，也就是我在前文中讲的回归个体。但是这种观念把自我感情与一个人的丰功伟绩、英勇斗争和忘我劳动对立起来，就有些偏激了。因为个体、个体的人的感情，个体的人格精神不光是小爱，还有大爱，还有君子之道这个理想境界，苏东坡、王维、韩愈等伟人都不是只局限于个人感情圈子中的庸人，他们为国家为民族为正义而表现出来的英勇斗争、忘我劳动，他们彪炳千秋的丰功伟绩都是他们个体的理想人格精神的表现，都是他们真性情的表现。那种假大空的“三突出”的英雄人物确实应该抛弃，但不能因而否定真正的理想人格精神。
在侠骨问题上，还有一种更深刻而无形的侠骨精神，那就是用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来普度众生，拯救人类的灵魂，这是文人（作家、艺术家）特有的一种侠骨。例如在这本集子中，韩星兄塑造的王维、苏东坡、韩愈的形象中，都具备了这种文人的特殊的人格精神。如《大漠孤烟》中的第一场，王维在罗什寺塔下、菩提树旁，与崔希逸一起谈论高僧鸠摩罗什，在一旁的安禄山插嘴，于是有了王维与安禄山的一番对话：
安禄山 （惊异）王大人信佛吗？
王维 何止信佛？我还是个居士！要不，如何能排遣忧郁，从容赋诗呢？
崔希逸 （也面塔合掌）我佛慈悲，宽恕我这罪孽之人吧！阿弥陀佛！
安禄山 咦，怪了，怎么都念起佛来了？
王维 （拿过菩提树旁的扫帚也轻扫起地上的落叶）唉——
（唱）一生几许伤心事，
不向空门何处销？
惶然自顾无长策，
只待皤然归一老。
安禄山 哎，王大人，人生在世，不求闻达，便求逸乐，您还未到不惑之年，何以言“皤然归一老”呢？
王维 （讥讽地）安将军，我哪能与你相比？你是皇上的宠臣，此番又奉圣命，一路监察随行，真是权力日盛，前程无量啊！
安禄山 （有点尴尬地）嘿嘿，王大人，您是大诗人，我哪能与您相比啊！
王维 （苦笑）大诗人？大诗人哪比得上你这朝廷命官啊？
安禄山 （得意一笑）王大人，您才华出众，日后，我管保您有大官当，有清福享。
而到了第五场，安禄山兵变后，见到王维，开口便说“如今我已是雄武皇帝…………怎么样，我弄个官给您当当？”王维坚辞：“恕王维不能从命！”这两次对话，是两种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尖锐冲突，王维一身正气，使安禄山恶俗小人面目暴露无遗。正如王维自己诗中所写的：
宁栖野树林，
宁饮涧水流。
不用坐粱肉，
崎岖见王侯。
…………
千百年来，王维的人品和诗品哺育了多少正直的文人！他的诗将永远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学遗产中的瑰宝。韩星兄笔下的王维以另一种侠骨精神印在人的灵魂深处，拯救了处于世俗功利的水深火热中的人们，这也是韩星歌剧集中的人格力量的体现。
同理，在《东坡三折·赤壁怀古》中的黄州有识之士吕公可以代表千千万万得益于东坡作品的恩泽而在人格上脱胎换骨的读者。吕公当苏东坡面谈及自己读《前赤壁赋》的感想就极富启发性：
吕公 在下虽为草民，却也与坡公同心同德，焉能不知坡公心中所思所想啊！
苏东坡 （有意考考吕公）那你说说，我所思所想是什么？
吕公 （侃侃而诵）“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这就是说，我们用不着羡慕江水与明月的增减，用不着哀叹人生的短暂虚无；人心贪廉只是一步之遥，天地万物都有物主，凡是不属于自己的，即使很小的东西，你也不要去抢夺、占有。——如果人人都能这样，那将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人间天堂啊！
再如《八月居潮万古名》中第四场韩愈与大颠大师的一番对唱，也充分体现了韩愈理解了佛教真谛以后的儒释融通、普度众生的崇高境界：
韩愈 （唱）大师出世为养心，
何如济世为庶民？
大颠 （唱）从来禅室尘外赏，
岂知念念世中情。
劝人向善民为本，
慈怀普度扶苍生。
韩愈 （唱）颠师大论甚宏博，
儒释二教堪融通。
出世养心宽眼界，
入世为民色不空。
大颠 （双手合十）善哉！善哉！
任何一种理想人格，或者说真性情，必定是大爱与小爱的统一，侠骨与柔肠的融合。前文已说过，大爱与小爱、侠骨与柔肠在深刻性上并无高低贵贱之分，是君子之道的两个侧面，所以一个只有大爱而没有小爱、只有侠骨而没有柔肠的理想人格精神是不可想象的。请看韩星歌剧集中所有具有真性情的人都是侠骨与柔肠的统一。如《蝴蝶兰》中的吴宏与慕兰荫（巫女）二十年的苦恋，写得是那样凄绝动人，很难想象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作品，这时很多人还在写帮派戏做帮派文章。
吴宏与慕兰荫的爱情是建筑在废除“猎头祭”的共同誓言的基础上的，而当知道吴宏同意杀一个红衣人时，慕兰荫几乎要与他决裂，直到得知吴宏就是红衣人时才悲痛欲绝。这样圣洁的爱情描写即使在三十几年后的今天也是很难见到的。吴宏与慕兰荫的爱情可以代表这本歌剧集中所有爱情描写的特点，一是侠骨与柔肠的交织，二是共同的旨趣和理想是爱情的基础。如苏东坡与朝云，只有朝云知道东坡是“一肚子不合时宜”；王维与崔芙蓉，崔芙蓉是在王维的人格和价值理想感召下，唱着王维的诗直到用自己的生命来成就自身的理想人格的。
在这部集子中，柔肠不仅仅表现为爱情，也体现在一种无私的崇拜之上。如《驱鳄记》中的韩愈与畲族少女白蕊的感情。白蕊崇拜韩愈的高尚人格，最后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恶人射来的毒箭，保护了韩愈，临死前她对恋人说：“亮哥啊，你要懂得，世上还有一种感情，比爱情更纯真…………”她从怀里取出一卷子，上面洇满了血渍，对韩愈说：“这是我学写的一个字，送给你，你是我心中的一粒星…………星！”韩愈展开一看，一个大大的“韩”字，禁不住泪流满面。这是何等奇特的情感描写，而且它发生在这位“文起八代之衰”的伟大文人身上，更是奇特中的奇特。平日里我见韩星兄讷于言，话极少，没想到他的内心情感是如此丰富，他的柔肠是如此丰满迷人。
韩星兄在歌剧集的柔肠描写上还有一个创造，那就是他在《巴山夜雨》中对李商隐的“缠绵”理论的发挥。李商隐在婚前有两个恋人，由于种种原因，都是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这就决定了李商隐诗作中的一种特有的缠绵。确实，在中国诗史中把男女之间的“缠绵”之情写得最动人的当推李商隐。所以韩星兄有意识地在全剧中处理成李商隐和柳枝这一对情侣直到剧终也无缘相见，这在写爱情的戏剧中是极少见的，但我理解只有这样处理才能凸显“缠绵”这个主题。更重要的是韩星兄通过李商隐之口创造了一种“缠绵”哲学：
有山水，就有缠绵；有知己，也就有缠绵。
…………
美好的人生境界，不是荣华富贵，而是遇到了难得的知己，沉湎于一种温馨氤氲的情感，置身于一片融通亲和的气息之间，就像在那巴山夜雨的烛光下，就像在这无限夕阳的斜照中…………
每一个人的人生和感情都注定是千疮百孔的，所以，以大境界来看人生，所有的荣华富贵、是非纷争都是毫无意义的，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一个快乐的人生，有没有一位灵犀相通的知己…………即使我最终没有见到柳枝，她也始终是我心头的一丝温馨…………
这番议论把一种爱情上的真性情发挥得淋漓尽致，指出了最理想的爱情就是灵犀相通的知己，即使最终没有见过对方，心头也会有一丝温馨。我理解韩星兄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没有相见而产生的缠绵是一种温馨，是一种人性的丰富。爱情的柔肠说到底不就是灵魂深处的人性的扩大和丰富吗？那种把爱情理解成金钱、肉欲的人和作品是没有资格谈“爱情”的。
韩星兄的这种思想也渗透在他的《萧三姑娘》一剧中。主人公姚泽轩与萧三姑娘青梅竹马的纯真爱情由于传统习惯势力和社会上恶势力的阻挠被破坏，两人足足分离了十二年，当最后两人得以相见时，却因萧三姑娘已病入膏肓而天人永隔。这一段悲惨的爱情几乎就是由十二年的缠绵和永恒的遗憾组成的，它与《巴山夜雨》中的爱而无缘相见有异曲同工之妙。
韩星兄的许多朋友都指出，韩星兄的文品和人品是完全一致的，他年轻时苦难的经历促使他对人、对人性、对人生的理解比一般人更加深透，所以这部集子中渗透着一种理想人格的真性情并不是偶然的。现在很多人还不能自觉地把创作回归到人格本体，以至于作品常常不得艺术的要领和真谛。韩星兄抓住了人格精神，自觉地遵循艺术固有的规律去进行创作，这正是他的作品成功的根本原因。
2014年2月于上海
附言： 在韩星兄歌剧集付梓之前，我又有幸拜读到他的新作《西山宴游》。读下来真是一次享受，一次艺术上的“宴游”。全剧清新凝练，无一语多余，几个段落就把柳宗元这个人物形象烘托了出来。说它是个“剧”，不如说更像一首诗、一篇散文小品。刚打开读了没几句，就欲罢不能一口气读到了最后。我以为这个“散文小品”与其说是写柳宗元，不如说是韩星兄自身的人生理想的写照。我读后就像欣赏了一幅山水画一样“令人思居”，我的灵魂被摄走了，我仿佛与韩星兄一起随着柳宗元享受了这一次难忘的人生宴游。全剧创造了一种完全没有冲突的特殊的“戏剧”。我以为文体并没有什么先天的规定和界限，完全是在自由创造中逐渐形成的。而在文体与文体的边缘地带，又有着巨大的空间可以供作者去遨游，只要达到表情达意的目的，怎么写就怎么有理，不必拘泥于文学教科书的定义。总之我喜欢这个“散文”式的小品戏剧，就像我喜欢韩星兄十几年来写的一系列古代诗人戏剧一样。在当下这个时代，我没有发现有第二个剧作家还在沉下心来完全不图功利地写着古代诗人系列作品，这就是我敬重韩星兄的人品与作品的理由。
朱国庆
2016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