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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声健
这是一本记录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教育方向研究生农村支教生活的书。它可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整个支教团队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扎扎实实做出来的，所以我特别珍惜和期待它的出版。就像一个急切盼望孩子出生的父亲，我花了许多时间琢磨该给它取一个怎样的名字。我想，音乐艺术是美妙的，音乐教育是美丽的，音乐支教是美好的，支教活动呈现的是“美”的主题，取名为“美育好美”挺不错的；我又想，之所以我们开展农村音乐支教活动，那是源自我们心中的爱，我们爱音乐，爱音乐教育，爱农村孩子，支教活动弹奏的又是“爱”的旋律，所以取名为“音为有爱”也挺好的。我把这两个名字发给参与支教活动的研究生们，想听取她们的意见或建议，她们一致对后者情有独钟，没有任何争议和犹豫地把票全投给了“音为有爱——农村音乐支教的那些日子”。那一刻，我真有些为“美育好美”这个优雅的名字鸣不平呢。不过好吧，我尊重你们的感受和意见，就听你们的，因为你们是这本书的主要执笔，你们是支教活动的绝对主角。美育好美，那是因为有爱；音为有爱，所以美育好美。就把“美育好美”留待以后慢慢续写，先把“音为有爱”倾心奉献出来吧。
为什么我会发起和组织自己的研究生去农村支教？我估计这是朋友们、读者们多少有点儿好奇的问题，所以在本文中我想先就这个问题做一个交代。怎么说呢？组织自己的研究生去支教，那是因为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老师，实在是没有其他的资源可以调动和利用，故而只能凭借仅有的一点导师小权威，甚至可以在不需要与研究生讨论商量的情况下就安排她们做这项活动。假如我是个小领导，任了个一官半职的，那我都极有可能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调动可能调动的资源，让更多的学生和老师都参与到支教活动中来，把这项活动做大做强，做出规模，做出影响。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忍不住要打断我这样的所谓交代了，因为我估计大家的关注点并不在这方面，所以接下来我再说说为什么要组织开展农村学校音乐支教。而要讲清楚事情的原委，还得从去年我在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访学说起。
伯克利音乐学院是位于美国波士顿的一所私立大学，是世界上顶级的现代音乐学院。当初我选择去该校访学，是因为儿子在那里读书。本来我只是把访学目标定位为好好陪伴孩子，但事实上无论是学习还是交友都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而决定回国后组织研究生农村音乐支教，便是访学所取得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成果。记得去伯克利音乐学院访学不久，我偶然了解到该校设有一个叫“伯克利城市音乐部”（Berklee City Music）的特别部门。带着一份好奇，我查阅了相关资料，并采访了学校领导，大致掌握了这个特殊部门的基本情况及其所承担的特殊使命。该部门由主任、项目主管、各事务协调人等共13名专职人员组成，它实际上是伯克利音乐学院负责社会服务方面的一个办事机构，专门组织实施于2001年正式启动的伯克利“城市音乐”支教项目。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其实在美国，包括音乐教育在内的整个艺术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一直都是比较窘迫的，最突出的表现是：每当学校面临着严重的预算削减时，最先受到波及的便是艺术教育，音乐课程往往成了被削减甚至停止开设的课程之首选，此时，音乐教育最需要得到全社会的帮助和支持。伯克利音乐学院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现实而创建了“城市音乐”支教项目。该项目旨在通过充分发挥伯克利音乐学院的专业优势，为处境不利，特别是在音乐教育方面较为落后的社区及学校四年级到十二年级的学生提供免费的音乐教育。
伯克利音乐学院的“城市音乐”支教项目具体包括两个子项目，一是“全美城市音乐”（City Music National），二是“波士顿城市音乐”（City Music Boston），两个项目既有内在关联又相对独立运作，既辐射到了全美各个地方，又突出了学校所在地波士顿这个重点区域。其中，“全美城市音乐”项目自启动以来，受益社区不断增加，截至2014年，该项目共为49个处境不利的社区学校提供了音乐支教服务，使数万学生从中受益。由于支教服务对象遍及美国各州，“全美城市音乐”项目还搭建了一个专门的项目运作平台——伯克利城市音乐网络（Berklee City Music Network，简称BCMN），该平台由伯克利音乐学院牵头，数十个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公益组织构成一个支教联盟。联盟成员不仅可以利用各种资源为他们所在社区的青少年学生提供优质的音乐教育培训，还能为社区那些喜爱音乐或将来立志报考音乐学院的学生争取到由“城市音乐”项目提供的参与伯克利“五周夏季表演项目”的奖学金，以及就读伯克利音乐学院的大学奖学金。到2014年，该项目已累计提供了超过1 580万美元的奖学金，资助了数千名中小学生参加每年在伯克利音乐学院举办的“五周夏季表演项目”，也资助了数百名高中学生到伯克利音乐学院进行本科学习。而“波士顿城市音乐”项目则在大波士顿地区开展了20多年的音乐教育支教活动，凡是住在大波士顿地区的四年级到十二年级的学生，都有机会免费接受这个项目提供的全方位音乐培训。它具体包括三个子项目：初级学习班、专业培训班、高中研修班，它们都属于免费项目，学生都是在课余时间进行学习。其中初级学习班在波士顿艺术研究院开展活动，而后两个项目的活动则在伯克利音乐学院进行，每周学习两到三次。此外，“波士顿城市音乐”项目还有一个教师拓展项目，主要是为公立学校学生和教师提供丰富的音乐课程培训，并帮助公立学校教师组建乐队、合唱队等。这个项目在波士顿18所与伯克利音乐学院建立了伙伴关系的学校中开展，每年有近千名四年级到十二年级的学生从中受益。
以上是我了解到的伯克利音乐学院开展支教活动的大致情况。坦白地说，如果我没有这次访学经历，没有了解到伯克利音乐学院的这个支教项目，我估计不会想到要把支教活动尽快付诸实施。在此之前我也曾想过支教的问题，期待着有机会成为一名光荣的音乐支教人士。2009年9月至2010年6月间，我还和东北师范大学支教者晓敏同学有过整整两个学期的邮件通信联系，后来将这些信进行整理汇集，合作出版了《音乐教育书简》一书（该书作为一本可读性较强的音乐教育专业大学生入职读本而受到好评），那也算是我通过文字的方式间接地参与了一次音乐支教活动。而对于直接投身于支教活动，我总是深感自己势单力薄，心有余而力不足，根本就没有真正组织和开展支教活动的勇气和信心。然而，当我了解到伯克利音乐学院的支教活动情况之后，被深深地触动了，以至于突然改变了想法，仿佛一下子就积聚了足够的能量。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私立大学，该校在支教方面都能够如此投入，而且做得这么好，我们为何就不能做、做不好呢？在感动与感慨之下，我写了一篇题为“高等学校对基础教育的使命担当——伯克利音乐学院‘城市音乐’支教项目及其启示”的论文（该文后来发表于《中国音乐》2016年第1期），这是一篇没有理论深度只有实践想法，却真正有感而发的文章。是的，其实我们并不是先天缺乏支教的基因，我们缺的只是一份高等学校对基础教育的“使命担当”，是一种社会服务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那段时间，我刚好参与起草美育文件，在有关创新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的内容中，就明确而坚定地写下了“加强社会服务意识，强化实践育人”这句话。我想，如今写一篇文章其实没什么实质性意义，即便发表出来又会有几个人去看？即便有人看了又能够引起几个人的共鸣？所以我应该尝试着把自己在文章中所表达的观点和设想付诸实施才对。于是，我把文章发给了教育部体卫艺司的领导，并表达了我访学回国后可能要开展支教活动的想法，领导肯定了我的想法并给了我热情而有力的鼓励。同时我也把文章发到了我们的研究生QQ群上，投石问路式地想看看大家有什么反应，并就支教设想与我的好搭档,也是我的博士生王朝霞老师进行了多次沟通。我们学院的音乐教育方向研究生由她和我合作指导，她主要负责研究生的音乐教育实践课程的教学，如果要启动研究生支教项目，不仅要得到她的支持，而且必须由她统率，所以支教构想能否付诸实施，她的态度很关键。王朝霞老师是一位难得的好同事，曾经被学生投票评为最受学生喜爱的老师。最难能可贵的是她超凡脱俗，有着纯粹而高尚的事业追求，所以，当我和她商量支教事宜时，可以说是一拍即合。于是，我请她负责物色和考察一所农村支教学校，条件是该校目前没有音乐教师，校领导要重视音乐教育并期待得到改善，要衷心欢迎和支持音乐支教活动，同时也要考虑我们的研究生前往支教在交通条件等方面的可行性。我希望在我八月下旬回国之前能够把支教学校确定下来，以便于2015年下学期开学就正式启动我们的农村音乐支教行动。
应该说，我们决定开展支教活动，动因并不是如此简单。对我而言，在伯克利音乐学院访学时所受到的感动只不过是一支催化剂而已，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包括王朝霞老师、我以及我们学生在内的整个研究生团队对音乐教育事业的一份热爱与执着追求，对落后的农村学校音乐教育的一份担忧与责任担当。与此同时，我们当然也从研究生培养的角度思考了支教活动对于研究生成长的价值所在。毫无疑问，一旦研究生参与到支教活动当中，无论是在她们对当前基础音乐教育现状的认知度方面，还是在音乐教育教学能力的提升度方面，其效果都是令人期待的。尤为重要的是，支教活动必将对她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等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将会是恒久的、实质性的、不可逆的。关于支教活动对于研究生成长的上述预期，我想朋友们通过阅读她们的支教日志不难得出肯定的结论。在我看来，这一目标实现了，而且实现得相当漂亮，十分圆满。
2015年9月，在广州市花都区龙琴老师的热情帮助下，我们联系了花都区花东镇高溪村的高溪小学作为我们的支教学校。龙琴老师是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校友，花东镇某小学的一位优秀音乐教师，我们的支教活动能够顺利开展起来，必须要给她记大功。她是我们与支教学校的牵线搭桥人，这一年她多次去高溪小学听我们支教团队的课，并毫无保留也很有耐心地给我们的研究生进行教学上的指导，特别是她第一次去支教学校看望大家时，还给我们团队的每个人都送了鲜花，就连没有去的我也有一份，而且是最漂亮的蓝玫瑰。9月中旬，王朝霞老师和我还有郭然同学一行三人第一次去高溪小学与学校领导就支教事宜进行洽谈。经过彼此的初步了解与理念磨合，在高溪小学领导的提议下，我们最终签订了支教协议：支教团队一行六位研究生同学将承担该校一年级至六年级所有九个班每周一节的音乐课教学，并在适当的时候为学校组建合唱队与小乐队，支教活动从国庆节后正式开始。
我们第一期支教活动的主力队员是2014级的五位音乐教育方向的研究生，她们是黄思淇、郭然、刘海阳、石海、朱雅芸，参与支教活动的还有其他专业的两位研究生金文娜和谭莎（这两位研究生分别参与了上学期与下学期的支教活动）。她们的支教教学从2015年10月13日开始，到2016年6月15日结束，总共两个学期。从各方面反馈的情况看，我们第一期的支教活动的确堪称圆满。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们团队的每一位老师和同学，是她们圆了我的一个梦，是她们让我觉得自己在这一年做了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上面的这几位研究生，除了个别同学有过教学经历之外，大都是第一次正式登上小学讲台，教学上的挑战与压力可想而知。而每周的支教日，她们都要起早贪黑地挤地铁、坐公交，能够坚持下来着实不易，我的第一份感谢自然要送给她们。特别是金文娜与谭莎两位同学，除了感谢之外，我还要对她们表达一份深深的敬意，因为她们两人的支教纯粹是一种自觉自愿的爱心行动。我还要感谢我们音乐教育方向其他年级的同学，虽然他们没有走上支教讲台，但是每逢支教学校的节庆活动，他们都积极参与，给支教同学鼓励、支持和补台。还有我的搭档王朝霞老师，如果没有她亲自统率着支教团队，没有她对研究生的具体教学指导，没有她在支教课堂的示范教学，以及时不时地顶替因特殊情况缺席支教的研究生上课，即便我们支教活动能够坚持下来，支教质量也必定无法得到保证，也绝对不可能获得像现在这样的圆满结果。我的第二份感谢送给她确定无疑。还有学院的李婷老师，一个有灵气、有水平、很敬业，也是我很欣赏和喜欢的年轻教师，她多次去支教学校听课指导，给了我们的研究生很多启发与示范。从她的身上，我们的研究生汲取了诸多智慧与正能量，我和研究生同学都敬重和感谢她。当然，在我的致谢清单中，支教学校高溪小学的领导和老师也是必不可少的。每次去学校，一段没有公交的路程，都是他们用自己的私家车接送我们的支教同学；午间休息，校长总是把办公室让给支教同学。校长、主任以及学校的各位老师都尽可能地为我们的支教活动创造良好的条件与氛围，让支教的同学们充满了安全感和温暖感。还有，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领导，也给了我们的支教活动以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每次支教日志发布后，众多好友都毫不吝啬地为我们点赞。这一切都让我们觉得走在支教路上并不是那么的孤单。
感谢过后，我该好好道歉了。作为本次支教活动的发起人，我却很少陪伴我们的同学前往支教学校，与她们一道参与实质性的支教教学活动。一方面是由于我自己的教学时间与支教时间刚好冲突，另一方面也因为这一年的确是出差比较多，使得我在每周的支教时段里只能是心所向却行难依，甚是无奈。尽管我能找出让同学们原谅我的理由，大家也可能会理解和体谅我，但我对自己这一年在支教活动中的表现将永远耿耿于怀。当她们在支教活动中深感无助的时候，我不在她们身边分担她们的压力和苦闷；当她们体验成功喜悦和幸福感受的时候，我也不在她们身边与她们一同分享，这些都让我感觉自己亏欠了她们太多太多。在思淇同学的支教日志中我看到这么一段话：“每次上课，孩子们不听话的时候，偷偷在底下做小动作的时候，在课堂上离开座位不遵守纪律的时候，我总是很难受，好几次都差点被气哭了。我总矫情地认为支教活动并不是这样的，我想象的支教对象是非常求知若渴的，却没想到他们是如此调皮捣蛋……”我想，或许她们每个人都有过像思淇这样的“差点被气哭”的经历，甚至她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偷偷哭过几次，如果我能在她们身边，也许她们会好过一些，也不至于感到如此沮丧。可以说，这一年，在支教的路上我没有好好地陪伴她们，所以自责与愧疚一直在紧紧地纠缠着我。在这里，我要很正式地、很诚恳地向我们支教团队的所有人说一声：对不起！
道过歉后，我也想找点自我安慰。支教路上我尽管没能坚持和大家一同前往，但事实上一直在与大家并肩战斗。从支教的第一天开始，我就要求每一位同学在每次支教过后都必须撰写支教日志，然后我再整理修改，最后发布到QQ空间或微信朋友圈与大家分享。其实，督促、整理、修改、发布支教日志，我每次所花的时间和精力可能并不比前往支教学校参与支教活动来得少，毕竟六位支教同学的写作基础和思考能力参差不齐，每每读到很费力的文字我便难以避免地产生某些畏难情绪。所以，同学们坚持撰写支教日志不容易，我督促和整理她们的日志也需要有毅力。正是因为我们彼此都面临着挑战，所以我说自己是在与大家并肩作战。那么，为什么我要同学们坚持写支教日志呢？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支教同学正值研究生二年级，这一年她们除选修了我的一门音乐教育大课之外，我没有再给她们开其他的课程，我担心她们在一年级时打下的理论思维基础和比较好的研究势头会因为支教而受到影响；二是我不想让她们误解研究生二年级主要就是开展音乐教育的支教实践，理论与实践必须紧密结合才行，我也不想因为支教而终止了与她们的学习交流与研讨。而通过撰写支教日志来引导和督促她们对自己所经历的教学实践进行理性思考，这不仅能够较好地延续已有的学术研究状态，而且通过理性反思教学问题能有效提升自身的教学实践能力。正如我在前面说到的，我们希望通过支教活动，让参与支教的同学能够在实践能力与理论思维方面，以及在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均有所收获，能够在让我们的支教对象受益的同时自己也能得到更好的成长。
最后，我想解释一下为何要将支教日志整理出版的问题。其实当我要求她们坚持撰写支教日志的时候，我心里就已经做出了出版的决定，只不过此前我一直没有把这个决定告诉她们。不跟她们说出版这件事，是因为我担心会影响到她们真实自如、有感而发地记录自己的支教心得。至于为何要出版，理由其实很简单：我将把这本书作为一份礼物献给她们，因为她们用自己的支教行动证明了这份礼物值得她们拥有，这份礼物将永远陪伴在她们左右。
利用暑假，我再一次通读和整理了支教同学写的每一篇支教日志。尽管我时不时要面对参差不齐的文字水平带给我的阅读心理障碍，甚至整理这个书稿的精力投入可能不亚于自己独立写一本书，但是我想说，这一篇篇支教日志带给我更多的是快乐与自豪、成就与享受。我曾设想过在每一篇日志下面写一个短评，或者至少我要给每一个支教同学写一段寄语，但最后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她们中的每一个人无论是支教课堂上的表现还是课后日志的撰写，都是竭尽了全力的，都是表现优异的。我感到自己不具备那样的水平，能够最充分、最贴切地表达出我想要对她们表达的东西。文字的魅力的确是无穷的，可有时候，文字的表达力也是十分有限的。我想，不言不语地把这本支教日志整理出版，这比我写任何煽情的评语都要来得痛快！
在通读支教日志的这些天，我脑海中反复浮现的是支教学校孩子们期盼上音乐课的神情与画面，以及孩子们见到支教老师时所表现出的那份幸福和喜悦。农村的孩子是多么地需要和渴望音乐教育啊！当我读到雅芸同学在支教总结里摘录的她执教班级的一位学生写给她的一封信时，心里那种酸楚的感受真的很难用语言来形容。这封信的作者是雅芸在高溪小学认识的第一个学生，名叫欧阳婷铤，她在支教结束的当天晚上给雅芸写了下面这封信：
老师，希望我们有缘再见。今天下大雨，雨过天晴我们总会见面，你能当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幸运，你教会了我们很多知识，我们和你一起度过的这段时间很幸福很快乐。我们每天都盼望星期三，期待你的到来。
今天是我们分别的一天，有些同学很想哭，他们的心已经碎了。我们这届的六年级准备毕业了，各奔东西，长大了很难再相聚，但我一定会记住我小学六年级有个朱雅芸老师教我音乐。其实，我真的很舍不得你。人生有那么几个人在你的生命中出现，明明可以留住，但他们偏偏在你人生里上了一堂很久很久的课，然后就离开，变成了我们生命的过客，不是所有人都能感受这依依不舍的离别滋味。虽然我们大了，但我们永远会记得，虽然三科老师都骂我们，其实我们知道他们想为我们好，到了初中那些老师可能又会逐一地说我们。雅芸老师，我是哭着写这封信的，脑子里回忆起我们一起上课、一起玩耍的情景，真的希望有缘再见。你说过：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我们已经认定了你是我们六年级（1）班的一分子。其实我真的想让今天过得慢点，可是时间偏偏在最后一刻那么快地走了。晚了，什么都晚了，这一刻将变成回忆，美好的回忆，你教的歌我都能一一数清。让我们在离开母校的最后一刻能和你们支教老师再度说一声再见，让我们再看清你们的脸和好好记住你们的名字。
这封信的确催人泪下，难怪雅芸同学说，这封信“让我一直压抑的难舍之情顷刻间爆发了出来”。这样一份“压抑”与“爆发”的感受我能理解。由此我也想到，我们已经行走在农村音乐支教的路上，孩子们对音乐的渴望与期盼让我们再也没有了停下脚步的理由。2016年9月，高溪小学的音乐支教“接力棒”将传递到以2015级研究生为主体的新的支教团队手中。在这里，我想对我们的新团员们说：郭老师是这项活动的发起人，虽然我人已离开了广州，但心会与你们贴得更近，我将会以各种可能的方式与你们并肩而行。不管我走到哪里，我永远都走不出属于我们师生的朋友圈，我永远都是支教团队的一位老兵、一位音乐教育的痴迷守望者。音乐教育是爱心教育，支教活动是爱心活动。我们开展农村音乐支教活动，因为有爱；音乐支教需要的其实并不太多，有爱就好！期待本书的出版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农村音乐教育，能够催发更多的人产生音乐支教的冲动，能够鼓动更多的人投身农村支教行动。
2016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