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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学界，与其他地区的现代化问题研究相比较，对于大洋洲现代化的研究相对薄弱；而在大洋洲现代化研究中，对于澳新现代化的研究水平明显高于西南太平洋岛国的相关研究。由于澳新的历史起源于英国的海外殖民活动，而澳大利亚民族和新西兰民族又是由此开始逐渐脱胎于英吉利民族而生成，因此，在关于澳新现代化研究中，民族与民族国家形成与建设等问题自然成为研究工作的切入点与核心内容。
澳大利亚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问题是澳大利亚学者关心的学术与政治问题，但其研究思路与方式不是进行系统性的专题研究而多为在研究澳大利亚的种种社会问题时，考察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建设对其研究对象所产生的影响作用，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澳大利亚历史学家M.麦克肯纳在其著作《被囚禁的共和国——1788-1996年澳大利亚共和主义史》中，以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与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建设为背景，将澳大利亚200多年的历史写成了追求共和制的历程。他开宗明义写道：“从20世纪末开始追溯，澳大利亚共和主义的历史就是一个历时两个世纪但仍未实现的梦想，被囚禁在鸟笼里的鸟儿正耐心等待着笼门的开启。……从‘第一舰队’于1788年在悉尼湾登陆开始，澳大利亚‘不可避免’要成为共和国的信念就已经生成了。”在这部著作中，麦克肯纳以澳大利亚民族的生成为线索，将自治运动解析成共和运动的孕育阶段；以澳大利亚民族发展与联邦国家建立为轨迹，将联邦运动视为共和运动的发生部分和前期发展阶段。在全书中的11个章节里，有5个章节的篇幅用于评述联邦运动，作者认为联邦运动是澳大利亚民族形成与民族国家建立的时刻，是澳大利亚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这是一部政治史论著，其内容主要是由追踪澳大利亚各个历史时期政治家们的活动与解析他们的言论而构成，而它对澳大利亚社会结构的变化与调整（特别是澳大利亚民族与民族意识等问题）未予深究。
由W.汉德森和M.夏普撰写的《澳大利亚独立——从殖民地到勉强的王国》是一部篇幅不大，但影响不小的政治学论著，旨在“解释澳大利亚是何时与如何获得它的独立的”。但是，其论证的结果是澳大利亚人并不知道自己是何时独立的，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获得独立的，至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他们注意到了“民族”在澳大利亚社会中的作用，但指出这是一个难以解释清楚的概念，“如同‘帝国主义’‘独立’和‘殖民主义’一样，‘民族’一词的解释不仅因政治与热情的结合而被损害，而且是……众说纷纭”。本书的内容有利于读者了解澳大利亚社会“母国情结”的内涵与概况，虽然作者们对此只字未提，而这对研究联邦运动是重要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澳大利亚人越发意识到自己所在的国家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因此，在澳大利亚，对民族、民族国家等问题的学术研究日益升温。《创造国家》一书是P.格瑞姆舍等多人合著的社会学史论著。书中追溯了从1788年到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经历。它以近一半的篇幅用于论述19世纪后半期澳大利亚社会的变化。它所勾勒出的澳大利亚社会在这一时期的变化与发展轨迹是：性别在数量上的逐步平衡与在社会上的趋于平等使澳大利亚社会逐渐成为一个健全的社会，进而演进成为联邦国家。这部论著的价值在于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当时澳大利亚社会的结构，因为流放犯殖民地的历史所造成的性别不均现象是19世纪澳大利亚社会的一大难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关系到澳大利亚社会的健康发展，而且涉及澳大利亚社会的民主化水平的提高；社会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民主化水平的提高又影响到澳洲的合作与联合，乃至民族国家的形成。
澳大利亚共和主义者、著名学者G.温特顿的《从君主制到共和制——澳大利亚共和政府》是探讨澳大利亚政治制度形成与发展的论著。在其前1/3部分，这部被视作澳大利亚共和主义理论经典的论著从法学、国家学说等学科的角度阐释了澳大利亚政治制度与英国政治制度的历史渊源关系。虽然它没有直接谈论民族与民族国家问题，但是，它的论述明确地表明了英国的社会制度在澳大利亚的移植与本土化的前因后果与来龙去脉。这是澳大利亚民族与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诸多通史体著作中，澳大利亚民族与民族国家孕育与发展被细致而翔实地记述，如G.格林伍德的《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F.克罗莱的《新编澳大利亚史》等。在这些著作中，虽然对民族性问题谈论甚少并肤浅，但是，关于澳洲各殖民地之间的合作直至澳洲联合，以及20世纪前50年澳大利亚国家建设的内容则是详尽的，其演进脉络被勾勒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英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大都散见于他们对英帝国研究之中，诸如P.凯因和A.霍普金斯的《1688-1914年英帝国主义的投资与扩张》、A.波特的《牛津英帝国史》、E.斯考特《剑桥英帝国史》等。英国学者的论述基调是强调澳大利亚在帝国中的重要性和英国对澳大利亚的重视以及英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向其提供的保护与帮助。这类论著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每部必然要涉及澳大利亚，因此，英国学者相关研究的特点可归纳为：一是数量多，尤其是统计数据量大而丰富；二是分散，专题研究甚少；三是论述与观点基本上是不约而同，即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与成熟与英国在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建设与贡献密切相关，澳大利亚联邦的建立显示出英国的宽容、仁慈与务实，字里行间流露出澳大利亚的民族与民族国家是英国“恩赐”的意味。
在新西兰，当今的新西兰学者们对澳大利亚的这类问题则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他们的视角和观点与澳大利亚同行是相同的。其中，坎特伯雷大学历史系教授L.特瑞诺撰写的《英帝国主义与澳大利亚民族主义——19世纪后期的控制、冲突与妥协》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作者的研究与写作是以英国的帝国主义与澳大利亚的民族主义作为线索而展开和深入的。这是一部饱含澳新地区人们情感的著作，在作者笔下澳大利亚民族主义产生的原因是英国政策的变化给澳大利亚带来的是失望，主要表现为一是英国不仅没有履行作为母国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反而强调澳大利亚应作为殖民地向其尽责尽职（例如，在防务问题上，英国在推卸其承担澳洲防务的责任的同时，又要求澳大利亚担负保卫英帝国的职责）；二是英国政府没有将澳大利亚人与英国人一视同仁，竟将“澳大利亚英国人”等同于英帝国其他地区的人们。因此，本书所描绘的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生成与发展的过程大致如此：英国的失职→澳洲的失望→澳洲的不满→英国不理会澳洲的呼吁→澳洲的合作→澳洲的联合→澳大利亚联邦成立→英国理智地接受澳洲的变化与现实。
自20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澳新地区，民族主义越发洋溢，表现为人们越来越为澳新的繁荣与安宁而自豪，因此，用民族主义理论来解释澳新社会自然成为一种流行方式，历史学界也不例外。所以，“身在此山中”的特瑞诺的科学研究和学术观点不仅是这种现象的体现，而且也由此而具有了代表性。然而，回味特瑞诺在书中所强调与突出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令人觉得这仅是一种冲动的情绪，其中的民族性内涵尚相当含混，显示为澳大利亚人还没有明确意识到自己与英国人的区别何在，或者说澳大利亚人还不清楚“我是谁”。因此，这一时期的澳大利亚人要求与英国分离的呼声的真实价值在于宣泄不满所以说，虽然相伴澳大利亚民族的成熟，在进入20世纪后，这种情绪的逐步理性化和明朗化，无疑已成为具有引导国家与民族独立自主发展作用的民族主义，但是，在19世纪，这种情绪因其民族属性朦胧而被定性为民族意识更为适宜。
在谈论澳大利亚民族成长、种族问题以及文化多元化等问题时，原住民，即土著民族问题就无法回避。在澳大利亚学界，原住民问题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成果恐怕是任何一个历史命题所无法相比的。殖民入侵前土著的社会组织形态、生活状况以及宗教信仰差不多是澳大利亚通史著作以及专门探讨土著人问题的著作中都要涉及的话题。相比较而言简·克利切特对澳洲土著人的早期研究为学术界所称道。比如在谈到土著与土地的关系时，简·克利切特的结论富有启发性：“土地曾经是现在仍是土著人生活的中心，他们通常称土地为‘我的母亲’。土地不仅是他们赖以生活、获取食物的地方，也是他们的精神寄托。……失去土地，土著人就一无所有。”澳洲早期的殖民情况在很多著作中都有粗线条的描述，但英国人沃特金·坦奇类似游记式的描述令人耳目一新。他的《澳洲拓殖记》记述了英国“第一舰队”在太平洋的航行过程以及到达澳洲后前四年在悉尼的殖民拓展情况，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是一幅欧洲殖民者与澳大利亚原住民之间的交往、冲突以及殖民拓殖的清晰画面。这部著作的意义就在于“叙述真实、严谨，现实感很强”。英国在澳洲殖民统治的建立意味着原住民的命运从此被根本改变。
殖民统治建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殖民地政府以及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相继对土著实施了屠杀与驱赶、保护与分离以及同化与融合政策但无论推行哪一种政策，其根本目的就是消灭或最大程度地打压土著人，维护白人的最大利益。因此，对于这一阶段的土著政策，澳大利亚学界几乎是一致地予以抨击。其中澳大利亚著名思想家唐纳德·霍恩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认为，“在殖民时代的早期，尽管偶尔也有所改革对待土著最坏的做法，是把他们当成‘危险的野兽’，或者毫不在乎地把他们的原始文化扔在一边，任意践踏；对待土著最好的，也只是把他们看成是需要保护的人种，因而把他们隔离开来。”在殖民者非人道的政策之下，土著人的生活境况可想而知。但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土著居民并没有就此屈服，他们通过各种组织与殖民者展开多种形式的斗争。
学术界对这一主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理查德·布罗默的《土著澳大利亚人——黑人对白人统治的回应（1788-1980年）》、T.R.贝克凯特主编的《过去与现在：土著宪法》以及尼考拉斯·彼得森、威尔·桑德斯主编的《公民权与土著澳大利亚人》可以视为这方面的代表作。这几部著作均对1967年的全民公决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全民公决反映了“澳大利亚的”原则，比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土著人与其他澳大利亚人一样是国家公民等，但对全民公决的实际意义却提出了质疑认为全民公决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土著人低人一等的社会地位。
当20世纪70年代初澳大利亚奉行多元文化社会战略时，种族和解的理念不仅成为学术界热议的话题，也成为政治家反思土著政策时无法回避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澳大利亚的种族和解旨在解决殖民时代的遗产，把土著属性与澳大利亚国家文化特征糅合在一起。值得一提的是有人对“土著和解”（Aboriginal Reconciliation）的概念表示怀疑，因为它意味着正是土著民族在他们已经失去太多的情况下不得不发起的这一妥协倡议。除了对和解这一概念进行解读外，更多的学者和政治家还是试图筹划澳大利亚的和解路径问题。达缅恩·肖特从解决土著土地所有权、有关“被偷的一代”、非土著澳大利亚人以及土著澳大利亚人等方面探讨了种族和解的途径问题。鲍勃·霍克则站在一个政治家的角度提出了与澳大利亚土著人缔结和解条约的可能性及其意义。
与澳大利亚相同，新西兰200多年的历史其实就是新西兰现代化的历史，它的发展过程自然也就是新西兰现代化的进程。但就现代化研究而论，针对澳大利亚的视角主要是关注澳大利亚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及影响，而对于新西兰的则为新西兰民族意识的彰显及影响其原因在于一是澳新社会发展水平相近，其发展模式大同小异，明显差异恐怕仅是在时间上澳大利亚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仅领先于新西兰一步，新西兰则自然而然地步其后尘；二是英国对于澳大利亚社会变化与转型所持的态度与政策是理智而稳妥的，而对于新西兰则是这种态度与政策的驾轻就熟地重复显示与操作，况且新西兰社会中的“母国情结”比澳大利亚社会中的这种情感更为厚重。因此，在新西兰人的视线中，研究新西兰民族意识的表现及其所造成的影响远比探寻新西兰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形成轨迹更能够体现出自己的特点与特质。
20世纪以来，新西兰史学研究逐渐从文学创作中脱颖而出。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新西兰历史学家对于本国历史的研究范畴基本上是立足于英国与英帝国的，或许说，它是作为“扩张的内容”而为英国与英帝国史研究中的组成部分。他们乐于张扬新西兰的活力，尤其是强调新西兰的诸多“第一”，如妇女选举权、劳工立法以及社会发明等等，以此来论证新西兰同英国的血脉亲情与文化传承，竭力表明新西兰是不同于帝国中的其他自治领及殖民地的。这样的代表作有A.W.施瑞普顿的《毛利人与新西兰白人：新西兰史》、J.B.康得利夫的《新西兰简史》、J B.哈罗普的《英国与新西兰》、J.C.贝格勒豪的《新西兰简史》等。从1925年到1945年，在新西兰高中历史教学中，“几乎全部内容都是英帝国和欧洲的历史，而新西兰历史的出现则是在很久以后了”。
在50年代期间，随着新西兰的独立性逐渐提高与明显，新西兰历史学界的学术观点也逐步发生变化。历史学家J.贝利克概括过那时新西兰学界存在的矛盾观念：新西兰与英国之间存在着紧密的文化联系，但双方相距又非常遥远，这些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矛盾体，即新西兰在地理概念上远离于英国，但在内外政策乃至社会生活方式上则与英国及欧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久而久之，以K.辛克拉的《新西兰史》为代表作，在历史学家们笔下，“非帝国概念”成为此时新西兰史学观点的标志其影响是引导人们将新西兰的历史看成是自己的历史，而不是其他地区或其他民族的历史，因此，人们对新西兰历史关注的内容以及学界的史学研究焦点逐渐越来越多地集中于20世纪以来的新西兰，民族的意识与概念隐约出现。到1991年时，K.辛克拉的《新西兰史》已经再版了四次。
从70年代到80年代，在学者们再三呼吁要克服“英国史”的羁绊的同时，民族与民族国家的意识渐渐弥漫于新西兰史学研究，研究的视野逐渐由以往的注视母国转向全球，转向太平洋与大洋洲，转向作为民族国家的新西兰，以民族的概念重新解读与论证新西兰历史。民族的意识与概念隐约出现，辛克拉在1986年写道：“人们已经非常明确地以国家的概念来界定自己……尽管人们还会以自己的家庭、部落、地区或宗教作为区分的参照，但是，国家的概念业已被置于首要位置。”民族与民族国家成为新西兰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国家”一词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使用，而它的概念就是“民族国家”，因此，“文化民族主义常被认为取代了以往占统治地位的英国的帝国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无独有偶在澳大利亚也出现着同样的情形，澳大利亚历史学家M.拉克写道，史学研究“总是被同现代民族实体形成错综复杂的联系，甚至被制约”。当然，此时的新西兰人难以认可他们的追求又是在步澳大利亚的后尘，但是，将此认定为澳新之间的相互影响的说法应是恰如其分的。
90年代以来，新西兰学术界对于民族意识的研究愈加深入，学者们努力通过这样的探究来发现新西兰民族的独特性，进而论证新西兰在社会观念、文化理念等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与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区别。愈加被认可的观点是认为正是因为新西兰有着这样独特的社会观念，才导致新西兰拥有优越的立法制度和良好的种族关系。因此，新西兰历史上诸多的“第一次”既成为学者们热衷于探索新西兰民族的特殊性与独特性的依据，又成为他们考量这些特殊性与独特性影响的对象。所以说新西兰学者们尤其注重对妇女运动、选举制度、种族关系、生产技术等问题的研究。历史学家C.赫利阿德就此写道：“在研究新西兰的理念和文化时，历史学家经常做的事如同是‘探索实用主义’。”
同样，对新西兰现代化进程的关注自然也离不开对毛利人的全面考察。与澳大利亚原住民稍有不同的是，作为新西兰的原住民，毛利人最初是以航海者、探险者和殖民者的身份来到新西兰的，在此栖息的时间不算太久远。这一点在学术界是有共识的。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殖民者的身份与后来凭借武力在此进行殖民的欧洲人还是有着本质性的区别的。与对毛利人早期历史的研究显得波澜不惊相比，欧洲殖民时期的毛利人的生存状态似乎成为学界一个永恒的研讨话题。之所以如此，颇受争议的《怀唐伊条约》无疑是这一问题的答案。可以这样说自1840年《怀唐伊条约》签订之日起，有关该条约的不同版本的解释不仅成为殖民者与毛利人之间纠缠不休的话题，也为后来的学术争鸣提供了绵绵不绝的素材。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毛利王运动。学界在对毛利王运动的背景的认识方面还是比较一致的，但在对毛利王运动的起始和终结时间的界定方面却有不同的看法，至于“毛利人战争”持续多长时间、何时结束更是众口难调。毛利王运动体现了毛利人由分散走向统一的民族意识以及为捍卫自身权益与殖民者展开不妥协斗争的精神。正因为如此，毛利王运动遭到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传统的毛利文化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歧视和打压。学者们对毛利文化的衰落原因进行了总结，认为毛利语言的禁锢是导致毛利文化衰落的主要原因。由于澳大利亚土著与新西兰毛利人在很多方面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比较研究也是一部分学者所乐意为之的事情，如多米N.O.苏里凡就做了这方面的努力。
大洋洲地区国家众多，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除澳新是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外，其他西南太平洋岛屿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有的甚至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从整体上看，西南太平洋岛屿地区是处在现代化的边缘。从学术角度来看，这一地区的“边缘”地位同样不言而喻。一个最明显的例证是，在研究英帝国史以及英联邦发展的著作中，只有少量篇幅涉猎大洋洲，而在仅有的篇幅中，澳新又占据了相当的分量。令人欣慰的是，即便在有限的学术成果中，我们仍然能够捕捉到一些敏锐的学者对一些有价值命题的审慎思考。
在世界“非殖民化”进程中，西南太平洋岛屿地区是在整体上最晚摆脱西方殖民统治的。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局面的产生是殖民统治模式还是其他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在决定殖民历史长短以及“非殖民化”进程的快慢中，殖民统治模式是一个重要因素。为体现英帝国体制在管理上的一致性和有效性，英国在这一地区的殖民统治采取了统一但有所区别的管理模式，如推行自己监管与“间接统治”相结合托管和殖民共管等方式，尽量减少殖民者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直接摩擦或矛盾，最大程度地或长久地确保英帝国的殖民利益。这就出现了一些学者从整体上去考察英国在这一地区的殖民统治模式，而另一些学者则对某一种殖民模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如英国在斐济的殖民统治以及澳大利亚对新几内亚的托管就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特别是澳大利亚学者对本国曾经的“殖民者”的身份颇感兴趣。大家几乎一致地认为，澳大利亚对新几内亚的托管主要是出于自身安全利益的考量以及分担帝国管理的责任意识所致。而不可否认的是，澳大利亚民族性的发展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南太平洋岛屿国家在取得自治或独立之后，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就是进行国民经济建设。然而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不高，在当今世界属于最不发达国家最为集中的地区。于是从整体上对这一地区的岛屿国家进行系统研究就成为研究者的一种惯常模式。克里斯托弗·布劳韦和道格拉斯·斯考特的《七个太平洋岛屿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成为读者关注这一地区岛屿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奠基之作。书中对这一地区岛屿国家以农业、渔业、矿业、林业为主导的传统经济模式的生成原因及历史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虽然此著是在2世纪80年代末问世的，但它所记载的内容在此后的20多年时间里并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比较新颖的研究成果当属斯提瓦特·费思的《太平洋岛屿与全球化进程》。该著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在全球化的几个主要阶段，西南太平洋岛屿地区均是被动地卷入其中的。因此，在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中，这一地区成为被动的旁观者和牺牲品。这被视为这一地区处在现代化边缘的外部原因之一。相比较而言，内部的原因更为多样且具有本质意义。有人认为，这一地区根深蒂固的传统政治文化对变革是一大制约因素；还有人具体考察了岛屿国家公共财政管理问题，认为岛屿国家公共财政入不敷出的主要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管理制度不健全外，还有私营企业发展不充分，而国有企业经营状况又不理想，导致税收来源少、实际支出远大于岁入、需要外援补其所缺的状况。近年来，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其他一些非政府组织对这一地区缓慢的现代化进程表示忧虑，也在通过各种途径去帮助这些国家尽快摆脱积贫积弱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