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话

大洋洲孤悬于南太平洋上，远离东西半球。以新西兰为例，从英国出发，无论是东航，还是西行，到达新西兰的距离几乎是相同的然而，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缘于欧洲殖民者的进入以及西方国家殖民统治的相继建立，大洋洲各地先后自然或被迫地从原始社会一步跨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它与外部世界相隔遥远，但息息相关，因此，大洋洲社会变迁顺理成章地成为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一部分。在大洋洲的现代化发展中，西方文化的传承、社会结构的多样以及地理地貌的复杂等独特因素造就了多种具有大洋洲特色与属性的现代化模式，这在理论与实践上丰富了世界现代化学说。

较之于欧美国家，这里的现代化对世界现代化发展的贡献不在于如何创造，而在于如何延伸、继承、完善与创新。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例，“延伸、继承”显示出大洋洲国家陆续进入了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而“完善、创新”则表现为它们拥有诸多“敢为天下人先”的创举，如选举制度、妇女权益、国家干预等。而这些创举大都与社会发展的稳定与和谐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或者说是只有在社会稳定与和谐的状态下才会产生这些创举。因此，和平渐进发展是大洋洲现代化发展的特点。现代化的发展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经常遭遇阻碍，相关研究中不乏“阵痛缓慢而又钻心”、“更加痛苦”、“艰难的选择”等词汇，而在大洋洲，形容现代化进展的辞藻则多为风平浪静顺理成章、理所当然、自然而然、驾轻就熟等等。遗憾的是，也正因其稳定与和谐的特点而使其发展过程显得相当平静与顺利，难见波澜从而导致它长期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其许多成就往往也因此而鲜为人知。西南太平洋岛国尽管没有澳新发达与富裕，但大都也社会稳定，看似随遇而安。

200多年来，虽然外部世界的人们对大洋洲了解甚少，但是，大洋洲却从未远离过世界，它以其特性与特色而在世界现代化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纷繁而特殊的历史沿革与分散而多样的地理地貌的叠加，使得大洋洲各国各地区的现代化水平悬殊最为巨大，显得发展程度与水平参差不齐，模式与形态琳琅满目。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现代化启动往往仅后于同时代的欧美国家一步而发展水平则不仅毫不落后于欧美国家，反而在一些方面还时常显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太平洋岛国则相形见绌，它们的显著特点就是社会不发达，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可用“边缘”之类的文字来论述它的现代化水平与状态，有的学者还甚至质疑这些国家和地区是否存在现代化。因此，在本书中，我们将大洋洲国家现代化进行了区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现代化得到充分发展的发达国家，而西南太平洋岛国则为现代化未得到充分发展的不发达国家和地区。

现代民族与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载体，因此，现代民族的形成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是大洋洲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与重要标志。在这方面，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捷足先登，各自社会相继按照基本相同的程序和采取基本相同的举措，顺利完成了从英属殖民地向民族国家的转型；而其他大小不一的众多太平洋岛国则因自然条件或社会因素的局限，国家建设举步维艰，因而直接或间接阻碍或延缓了自身的现代化建设与发展。在本书中，我们是以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与民族国家的诸多要素为线索，按区域对大洋洲现代化进行分别探究。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建设是西方文明在澳新本土化的产物与结果。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道德标准、思想意识、社会观念、社会制度、经济生产、科学技术等漂洋过海，随殖民者在这里植根，并自然而及时地适应了当地的环境，进而成为新的社会所必需的种种要件。正是这样的“新世界”孕育了脱胎于英吉利民族的澳大利亚民族和新西兰民族，新的民族国家则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形成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逐渐成为拥有完整主权与真正独立的民族国家。这里的人们在自己尚未意识到的变化中已分别为具有独立国家公民身份的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而英王臣民的身份则逐渐演变为一种情感纽带的象征。澳新的现代化发展表现为澳新社会一方面在不断受惠于母国中日益成长为以民族国家为形式的自立实体；而另一方面在这个自立实体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中，母国的社会意识以及社会制度在与当地社会的结合中被保留、被扬弃。这般看似矛盾的情形导致了澳新现代化发展的特点——本土化，即与民族意识的形成以及自主独立的张扬相得益彰的是“英国社会”被移植到澳新，并自然而然地被澳洲化或新西兰化。

内外关系的处理不仅影响到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快慢乃至成败，而且也显示出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建设状况与发展水平。对于澳新而言，长期以来并无外来侵略的威胁。浩瀚的太平洋构成了天然的安全屏障，任何外来势力难以对它们形成实际上的威胁，仅有日本的海军和空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对澳洲海岸进行了几次力不从心的骚扰性攻击。再有，在19世纪后期以前，虽然有许多争论，但作为母国的英国基本上承担了它们的陆防和海防；而在之后的不同时期，两国先后通过与英美等强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与相近的亚太国家之间的集体安全联盟以及奉行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外交政策，有效地保证了各自的国家安全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友好关系。这是一种幸运，外部的侵扰或干扰被成功排斥于澳新现代化进程之外。

而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较，在澳新内部，各种社会关系相对简单，因此，社会冲突易于化解与社会状态总体和谐成为澳新现代化发展的特点之一。因而，考察两国社会中的种族矛盾的演变以及种族和解的形成是本书考察澳新现代化的又一线索，种族主义问题、澳洲土著人问题和新西兰毛利人问题是这种考察的切入点。

澳新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是在一系列社会建设与改革中平稳进行的，而不是在枪林弹雨中诞生的。这两个国家均未着意要去争取国家独立或民族自由，反而处处真心实意地表白自己对英国的忠诚，并在过去很长的时期里坚持认为自己不仅是英国人，而且是最优秀和最纯正的英国人。因此，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在“我是英国人”的本能意识的驱动下，他们按照英国的价值观念与社会模式以旨在再造一个英国社会的思路来建设殖民地社会。其具体内容均是结合当地的社会现实，要求得到作为英国人而与生俱有的权利，移植英国的各种社会制度，积极推动经济发展，等等。久而久之，自身利益逐渐与英国利益相悖，澳新愈加明显地表现出新民族与新国家的特征与属性，于是，与母国的脱离或剥离逐渐自然成为既成事实尽管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均表现出不能面对这一现实的心理与行为20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现代化发展不断加速，并理所当然地跻身于世界现代化国家之林。

在现代化问题上，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在过程、内容、举措等方方面面大同小异，几乎是如出一辙，大致表现为澳大利亚先行一步，新西兰顺理成章地紧随其后。因此，它们留给世人的印象往往是一模一样与惟妙惟肖。两者基本不存在本质性的不同，其区别仅仅在于各自社会里不显眼的非本质差异，如澳大利亚的议会是两院制，而新西兰的议会是一院制。当然，新西兰也常常汲取澳大利亚的教训来改造和完善移植于澳大利亚的“舶来品”，如在对于土著居民的政策问题上，“白色新西兰”明显比“白色澳大利亚”显得理智。如此的趋同现象曾令英国在19世纪末竭力想促成新西兰作为一个州加入即将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

对于大洋洲的西南太平洋岛国，民族的概念主要还定格于当地土著人社会，随殖民者而传入的西方文明对它们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些传统的民族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但缺少现代民族的内涵；国家至少在形态上已经取代了部落，但作为民族国家则多少显得牵强。总之，西南太平洋岛国的现代化同样是由西方的殖民活动而引发，而现代化所导致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是改变了它们原本的社会面貌与结构、文化内涵与属性、生活方式与内容以及经济生产与性质，被作为西方国家的附属或附庸而被不由分说地带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如劳务出口和单一经济制等；二是它们并未因现代化而富裕和强大，现代化概念中的“贫穷”、“落后”、“不发达”几近是它们的标签或印记。本书以这些岛国距离现代化的基本目标还很遥远为思路与基调，认为它们是处于世界现代化边缘，而不是置身于世界现代化之外。

就总的印象而言，可用“边缘”一词形容西南太平洋岛国现代化的概貌，但如就每一个岛国的具体情况而论，“边缘”的成因千差万别，“边缘”的演进各不相同，“边缘”的模式各式各样，“边缘”的趋势大相径庭。换言之，这一切就像是一只万花筒，从中可看到近代时期欧洲殖民统治的种种手段、策略和类型的微型概括，也可以看到亚非拉的诸多不发达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处境、状态和前景的表象缩影。比如，环境污染与恶化已被世人公认为世界现代化发展中急需治理与克服的公害之一，而对此反应最为强烈的不是欧美发达国家，而是西南太平洋岛国，大气污染所导致的温室效应正使它们面临真正的灭顶之灾——被不断上升的海平面淹没。

本书的主题构思、内容构建、结构设计、大纲草拟和统稿审定由王宇博、汪诗明和朱建君在认真负责、直言坦诚、集思广益、通力合作、各尽所能和互助互谅的友好氛围中共同完成，因此，本书是地地道道的“伙伴关系”之结晶。本书撰写历时两年多，其间，我们的博导钱乘旦先生高屋建瓴，给予全程指导与督促。

全书撰写过程中的具体分工为：引言——王宇博、汪诗明；第一章——王宇博（一、二）、汪诗明（三）；第二章和第三章——王宇博；第四章——王宇博（一）、汪诗明（二）；第五章——王宇博（一）、汪诗明（二、三）、朱建君（四）；结束语——王宇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