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霞客游记》导读

跋涉天涯一奇人

郑培凯

一、布衣走四方

徐霞客是明末的奇人，他的著作《徐霞客游记》是一本奇书，在文学史、地理知识史、文化意识史上都有独特的地位，不但为中国旅游文学开创了崭新面目，也反映了中国知识精英在早期全球化期间的世界观发展，对客观世界进行细致的实证考察，并且提供了探索自然的翔实记录，同时一一探究知识的可靠性。《徐霞客游记》的出现，有其划时代的意义，也有其历史文化发展的原因。从书写创作的主观层面来说，涉及游记书写文类的发展，自魏晋以来个人意识的萌发，表现于士大夫文人的放情山水，在欣赏自然美景之余，记录个人对自然的独特观察与体会，追求审美境界的天人合一。这种属于审美范畴的思想意境，通过唐宋时期散文书写的发扬，发展到了明代，已经累积了丰厚的文化资源，可以作为徐霞客汲取发扬的基础，记录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化日记的细节书写为文学性与思想性的篇章。

从社会环境的变迁而言，明代中叶之后，中国东南半壁的经济生活极为繁荣，沿着长江中下游与大运河流域，城镇化与经济商品化发展迅速，参与商业行为的人口频繁扩张，交通路线急速开辟。除了官方《大明一统志》的地理记载，从当时出现大量商程便览之类的导引书刊，如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后来翻刻成《天下水陆路程》、《新刻水陆路程便览》等）、李晋德《客商一览醒迷》、程春宇《士商类要》等，可知全国的交通路线以及各地驿站分布，不但胪列得十分清晰，巨细靡遗，而且标注出五里、十里、二十里、三十里、五十里、六十里、七十里的路程地望，方便商贾经商旅行，当然也同时惠及出门旅行的游客。因为经济繁荣与稳定，一些富裕人家在生活有了余暇之后，游山玩水成为相当普及的社会风尚，不再是极少数达官贵人的禁脔，得以让个别精英人物在不忧衣食的环境中，尽情发挥个性，在寻觅山水奥秘之中，满足自我存在的意义。

清初泉州人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列举了士大夫文人的旅游著述，作者达五十七人之多。这些文人学者书写的游记，与路程便览、客商指迷以及历代记述地理山水的志书都不同，是属于亲身经历的记述，不是沿袭前人著作的书抄。历史地理学者周振鹤研究明代后期旅行家群体，特别指出，这些游记的作者大多数是进士出身，或者是有一定官职的举人或诸生。旅游的性质，有许多是因为“宦游”，也就是借着执行官府职务的机会，或走马上任，或巡按调查，途经名胜古迹，顺便“到此一游”，却又感到旅游的乐趣值得笔诸为文，记下自己的游踪，也算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体现。如王世贞的弟弟王世懋，在他《闽部疏》的序里就说，“今天下内外官，得行部遍者，直指、督学两使者而已。世懋束发宦游，多历海内名山大川。”清楚说明，达官贵人旅游天下，经常是执行公务的附带行为，多半可以归于今天所说的“公费旅游”。必须在此指出，晚明最出色的旅行家徐霞客，虽然出身世家，却抗拒科举仕途，未曾谋过一官半职，因此，他足迹遍天下，倒是从未使用过公帑，所有旅游花费都是自己提供的。

明代中期以后，士大夫文人学者除了游山玩水，写下亲身经历，也对寰宇地理进行仔细地实地考察，编写成长篇著作，这些著作既有游山玩水的观赏性质，同时反映了实证考察的学术钻研。从王士性的《五岳游草》与《广志绎》、何镗的《古今游名山记》、杨尔曾的《海内奇观》、墨绘斋刻本《天下名山胜概记图》、曹学佺的《蜀中名胜记》，以及顾炎武的《肇域志》与《天下郡国利病书》等等，可以看到，他们写作的目的兼具知识性与观赏性，蕴含了许多个人观察外在世界的信息，与上述商程导引书刊的性质不同。从这些游记与记载山川形势的书中，我们可以探知，明末文人学者游览名山大川的动机，或许初始意在旅游玩耍。亲身游历，仔细观察名山大川之后，还要字斟句酌，发之为文，就有了超乎娱乐的文学审美与知性追求。晚明时期的社会文化繁荣与变化，冲击了许多上层精英的知识系统，他们在探索内圣外王的心性之学以外，也对外在世界的客观存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而触发了知识结构的变化。他们的知识探求不再限于儒释道的心性辨析，而是想跨越传统的文献知识，摆脱古人诉诸圣贤权威的不求甚解方式，试图通过亲身的验证，清楚认识客观世界与自然地理的面貌。徐霞客就是这种探求客观地理真知最典型的人物，《徐霞客游记》也就成了建构新知识系统的重要著作。

徐霞客才气纵横，文笔恣肆而又细腻精确，具备了艺术家刻画自然的写生才能，又有观察实证的科学逻辑头脑。他探索自然地貌环境，似乎只是为了纯粹的求知目的，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他记录实地考察山川地理的经历，颇像达尔文乘“小猎犬号”（Beagle）考察船环游世界，抱持追求生物科学知识的执着，记录各地物种那样，写成巨细靡遗的游记，并无功利的考虑，没想过什么“实用价值”。我们可以想象，徐霞客每天翻山越岭，攀援险峰，涉过溪涧，到了晚上还孜孜不倦，在昏暗如豆的灯下，展开文房四宝，沾濡着他饱览山川大地的无限深情，以优美的文笔，一个字一个字，记下详细的亲身观察。他从家乡江阴出发，穿的是草鞋或麻鞋，日复一日，不存在任何功利目的，走遍中国名山大川，进入西南大地，深入不毛，一直走到滇缅边境，这是何等的精神？到了夜深人静，他还不顾跋涉一天的疲劳，写下如此优美的大地颂歌，是什么样的强大力量支撑着他，为我们留下了《徐霞客游记》？

当然，徐霞客具有特殊的文学艺术才能，有观察世界的精密逻辑思考方式，像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一样，锲而不舍，一丝不苟，有兴致，也有能力，组织起身体力行的观察，记录下跋涉天涯的每一步足迹。不过，我们还是要问，除了上述的时代环境，是什么具体原因，因缘际会，激发了徐霞客，让他停不下脚步，必须走尽天涯海角，必须把每分钟的历程，记录得丝毫不漏？徐霞客的主观能动性是哪里来的，是什么内在因素激励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行走天涯，写出如此卷帙浩繁的游记？是家世中的什么特殊背景，生命中的什么环节，驱动他的心灵，使他像一颗漫游在外太空的彗星，循着自己的轨道，永不歇止？

读《徐霞客游记》，要心存景仰之情，它不止是读一本好玩的游记，也不止是欣赏优美典雅的文章。要想到徐霞客行走天涯，是以独特的个性，来展现人类特有的求知精神，求真求是，为求知而求知，为审美而审美，为躬亲体验山河胜景而游历。这种对外在世界的纯粹好奇，要亲身去体验的求知精神，是人类有别于其他物种的特性，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动因，值得我们思考，也值得我们学习。

二、辉煌又悲剧的士绅徐家

徐霞客（一五八七至一六四一），原名宏祖，亦作弘祖，字振之，号霞客，明代南直隶江阴人。他的家族是江阴望族，祖先于宋元之际来到江阴的西顺里，后来定居梧塍里，至少到了元代就已经在地方饶有声名，跻身于精英阶层。从倪瓒（一三〇一至一三七四）在一三七〇年写的《题书屋图》可知，无锡地方的大画家倪瓒与徐氏祖先徐均平是好朋友，他特别欣赏均平刚满十岁的儿子徐麒（一三六一至一五一五），说他“清令不凡，异日必能乘长风破巨浪”，所以为他取了“本中”为字。倪瓒还说，他画这幅《书屋图》，是为了鼓励徐麒，期望这个聪慧的少年努力向上，可以继承与发扬徐家的世德家声：“徐郎己能缉书鉏经，尚默观此意，居静饮和，允执以往，吾知为世德家声所积者深矣。并为图一书屋，题诗于上，以志期望云。”

倪瓒显然非常器重徐家的少俊，才会为他画一幅《书屋图》，还题了诗，希望徐麒能够读书成才：“问字惭荒老，垂髫喜亢宗。亲方行役远，道在慎吾中。露净当空月，香余隔户风。幽斋无长物，琴帙隐高松。”虽然是写给徐麒，鼓励青少年读书上进，诗中流露的心境，却向往隐逸高士在幽斋弹琴读书的情景，想来也隐约是倪瓒的自画像。这幅画还有不少著名的诗人画家为之题跋，如倪瓒的好友杨维祯（一二九六至一三七〇）当时就在场，即席写了《本中书室图与云林子赋》，说道：“蓉城徐郎十岁耳，琼芽轩轩，已有餐霞御飙之异。云林子以世好命之字曰本中。复为掞墨。予时在阁中，顾索赋，遂并纪一绝。”诗云：“小凤遐飞碧玉京，玄亭抵掌共卿卿。图成好识先天语，十二楼头第六楹。”也是鼓励青年少俊要努力，以求飞黄腾达，在昆仑仙宫群玉山头，能够占有一席之地。不过，鼓励年轻人读书上进，以飞升仙家宫阙作为参照，也的确是别有用意，不知道小徐麒是否读得出其中深意。苏州的大诗人、明初十大才子之一的高启（一三三六至一三七三）也为倪瓒书屋画幅写了题跋，说，“云林师之字本中，窅然不欲作小大观，不可无言，为申幽解。”并且赋诗一首，申说幽微的深意：“一往翔驹气若龙，风云举足自相从。寸心宁逐天倪返，变化由来未出宗。”先标出龙马精神，风虎云龙，气象干云，随后却说内心宁愿回归自然之道，万变不离其宗。

过了八年之后，洪武十一年戊午（一三七八），同列明初十大才子的徐贲（一三三五至一三八〇）在徐麒的行笥中，看到倪云林的图咏，发现其中题跋，都是逝去的故友，“不胜今昔之慨”，也题了一首诗：“幽人丘壑心，英士风云色。出处万里远，触机在深寂。领此未发意，相看两不拂。云林有高真，玄扉炼灵液；往来挟飞仙，不与人群习。遥望故人子，一见能洞别：丹佳影犹含，丛兰茁方出；锡之以珍名，授之以微密。先天返吾宗，小景图太极；华篇遂成林，风雅东南绝。忽焉数载余，语语既冥合。鸿声启后人，遗咏慕前哲。作者慨莫从，来者欣未息；瑛带转难穷，珍重千秋业。”从这首诗里，我们多少可以窥知元末明初知识精英，生活在动荡年代所处的困境，对出处仕进采取消极的态度。作为徐麒的长辈，在称赞少年英华的同时，不经意流露出明哲保身的想法，暗示归隐才是处身之道。青少年时期的徐麒是否能够读出前辈诗中的弦外之音，我们是无法知道了，但是，后来世事的发展却残酷地“为申幽解”，印证了诗句对仕进的忧惧。倪瓒与杨维祯退隐山林，得以善终；高启与徐贲卷入官场的起伏，最后都遭到明太祖的残杀。

徐麒是徐霞客高祖徐经（一四七三至一五〇七）的高祖，也就是上溯八世的祖先。从徐麒出生（一三六一）到徐霞客逝世（一六四一），徐家九代人恰好经历了明朝的三个世纪，也与明朝兴衰的命运类似，经历了从兴盛到逐渐衰败的历程。从南京国子监祭酒陈敬宗（一三七七至一四五九）在正统十二年（一四四七）所写的《明故徐征君（麒）墓志铭》来看，徐家在元明之际就已经相当富裕，徐麒更是经营有方，而且乐善好施，喜欢交往文人画家，经常举办雅集：“家极丰盈，至君辟畦连阡，原田每每，储橐益广，然富而好礼，见义必为，赡荒周乏，时时惟以推衣授室为念，故德流暧溢，所以沦澈乎物者甚广。至于礼贤下士，倾盖之契，久要之诚，互极其绸缪雅意。性不嗜酒，无歌声舞影之欢，惟良朋登访，必展瑶席，飞彩毫，相与酬酢觞咏，彻昼夕而无怠色。盖其灏气袭人，和风鼓物，有非恒情可能者，是以宇内播扬，咸仰之为山斗。”

徐麒在明初建国的洪武期间，曾被地方推举到中央，奉诏到西南羌蜀地区，做过安抚边区少数民族的工作，受到朝廷的嘉许。但是，他并不栈恋官场升迁，以家计浩繁需要处理为由，请求回到家乡做征收赋税的工作，辞去朝廷颁奖，急流勇退。他被安排回到家乡工作，正好配合明初国家草创急需税收的政策，也符合前辈的称许与期望，退居乡里，明哲保身，却是当时极为少见的。陈敬宗写的墓志铭就说：“回想我高皇之朝，得请告归里者，自君而外，未能一二见也。”此后的徐家，在江阴地区担负征收赋税的任务，“上下相安于乐利”，奠定了稳定的社会基础，一直保持富裕乡绅的地位。徐麒的两个儿子景南与景州，都能继承父业，在明代前期的永乐、宣德、正统年间，得到政府的眷顾，累积了丰厚的资产。

徐景南的儿子徐颐（一四二三至一四八三），曾接受诏令，担任过中书舍人的职位，在文华殿当差，有过亲仰龙颜的荣耀，使徐家的地位更上一层楼。但是，他依然遵循谨慎笃实的家风，按着祖父徐麒处世的方法，在朝中任职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以奉养双亲为由，辞官归隐家乡，继续富裕乡绅的低调生活。他继承祖辈回馈家乡的策略，通过各种善举，捐赋税，救灾荒，修桥铺路，维持了徐家乐善好施的名声。李东阳（一四四七至一五一六）任翰林院侍读学士的时候，曾为徐颐写墓志铭，就说，“家旧多赀，君益勤俭，治生业，增产拓地，殆无虚岁。乃以其羡赈凶贷之，而薄其息入以为常。及其子元献举乡贡，喜甚。会当征逋谷，贫不能偿者数千石，悉捐之。县南通衢有永安桥，当潮冲圮弗洽，君发私财修之，工役颇巨。其余葺治桥道，多至不可数。”最后总结为铭文：“大江之阴，山高水深，君居其间，不闻足音。有田有庐，有服与簪，亦有行义，邦人所钦。西顺之乡，梧塍之里，生斯葬斯，终复其始。著铭刻石，作者太史，九原有知，以慰汝子。”称誉有加，却也符合事实。

徐颐的长子徐元献（一四五五至一四八三），十分好学，为江阴徐家走向显赫带来了希望。徐颐为了培养儿子，特别延聘名师张亨父为西席，教导进学之道。徐元献不负众望，于一四八〇年，二十六岁的时候中举，崭露头角。徐元献在南京中举，房师就是李东阳，听好友张亨父说过元献成长的过程，知道徐颐注意元献的培养，管束甚为严厉：“余尝闻亨父言，君（徐颐）教子严甚：不侈服，不重肉；馆于后圃，左右图籍，不令与阛市相接，而日躬课核，至夜分乃罢，故元献弱冠成举子，及古文歌诗，皆有名。”当时正在南京侍奉父亲疾病的倪岳（一四四四至一五〇一），也是张亨父在翰林院的好友，与南京秋闱的考官罗璟、李东阳则是一四六四年考取进士的同年友，又认识徐元献的叔父徐士亨，对江阴徐家颇有好感。他原来就听张亨父说过，教导过的学生最优秀的就是徐元献，而徐颐教子有方。一四八〇年南京秋闱的结果，证实了长辈的期望，倪岳从两位考官之处得知，徐元献在南京乡试中脱颖而出，名列第三，因此写了《贺经元徐尚贤序》。这篇文章明确指出，江阴徐家累世丰硕，富甲江南，而徐元献读书有成，科举得胜，可以光大门楣，给家族带来的荣耀是无可限量的。文章虽长，却条理分明：

予尝闻翰林检讨张先生亨父言，其及门授经之士，惟江阴徐氏之子元献尚贤者，尤精敏嗜学。加其尊翁一庵笃于教子，朝夕课督其业不少置，将来大有成者，其可望矣。予归侍先君尚书大人之疾，家居最久，士夫往来江南者益众，由是而稔闻其贤；益知亨父之所称许者不苟也。乃成化庚子秋，洗马罗先生、侍讲李先生皆予同年友也，奉命来考南畿。试既毕事，辄以小录见示，其第三名则元献也。及见二先生而询其取士之实。则曰：“明经考古，虽平居从容，执书策，伸纸濡墨，或不能精凿若是，况夫风檐寸晷之下者乎？得士如此，则是行为不虚矣！”呜呼！闻与见异情，以其所间，参其所见，然后士之实可知也。何则？称誉多溢美，而照察无遁形；二者无一谬焉，予于是而嘉元献之所以成今日之名者有本也。元献之大父梅雪翁，承累世丰硕之业，以赀甲于江南，而敦诗说礼，著为家法。至一庵绩学励行，以翰墨重缙绅间。荐授中书舍人，入直文华便殿，日近清光，荐承宠渥。无几即谢事归，徜徉山水间，以诗酒自娱。四方文学之士，有重名者，恒礼教家塾，以训子弟，而躬考其成。由是弟士亨以《书经》举顺天京闱乡试第一，累迁荆门守，有清白之誉。今兹元献复以《易经》擢魁多士。世美相承，若徐氏者，可谓甚盛矣。夫贵不期骄而骄自至，富不期侈而侈自至；虽有聪明之资，而骄侈之心乘之，求学之有成难矣。况敢颙望文明之显赫，衣冠之蝉联，以振耀于时者哉？况一门竞秀，两魁继擢，方出于贵富之族者哉？是非负卓然出群之识，轩然大用之志，不汩没于庸众之习，而超诣乎圣贤之指，讵能不蹈昔人之戒，而克副乎士夫之所期也？元献荣荐而归，足慰一庵平日教成其子之心，可谓能以志养者矣。不日偕计上春官，进对大廷，享有禄位，推是以往，宜无所不至。然予窃有告焉：夫处贵者宜思其恭，处富者宜思其俭。恭以事乎上，接乎人，则无失德；俭以处乎己，刑乎家，则无失事。二者交勉焉，于以迓天庥而延世德，则元献之责也。而徐氏盛大之族，其所以望于贤子孙者固宜然哉？非徒以是张而大之而已。昔者一庵往来于先君所有年，而予亦尝交士亨于京师，且亨父于予又同年而契者，故于元献之捷，其所以为之而喜者不一也。请以是规致赠言之义。若夫夸诩歆艳之词，非所先也。

倪岳的文章说到江阴徐家累世富裕，虽富有却尚未贵显，然而发展的前景则无可限量，主要讲了几点：

一、徐家累世积德，读书上进，早已是名满江南。

二、徐元献才学俱备，名实相副，是因为家学渊源，祖父徐景南、父亲徐颐都是富而好礼的饱学之士。

三、徐元献的叔父徐士亨中顺天乡试，已经任官荆门。

四、徐元献中举，继叔父之后取得功名，“不日偕计上春官，进对大廷，享有禄位，推是以往，宜无所不至。”期望能够考中进士，让徐家成为显赫世族。

五、看来徐氏一族已经踏上盛大之途，还盼徐氏子孙节俭恭敬：“处贵者宜思其恭，处富者宜思其俭。恭以事乎上，接乎人，则无失德；俭以处乎己，刑乎家，则无失事。”

倪岳的期望与告诫，显示徐家的显达与兴旺指日可待，然而世事难料，居然功亏一篑，遭到了“盛极必衰”的厄运。徐元献虽然科场得意，得到许多前辈的关怀，却因身体羸弱，无法支撑读书过度劬劳的负担，还没考上进士就去世了，享年二十九岁。徐元献英年早逝，给徐家带来沉重的打击，年过花甲的父亲更是难以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情何以堪，六个月后徐颐逝世，可能就是因为殇子之痛。徐元献过世，留下了一个儿子徐经。徐经早年丧父，倒是聪慧颖悟，读书有成，科举顺利，二十五岁就通过乡试，成了举人。没想到在弘治十二年己未（一四九九）的春闱会试，却引起了滔天大祸，身陷囹圄，声名扫地，以至于赍志以殁。

三、他弃了科举

徐经（一四七三至一五〇七）是徐霞客的高祖父，十岁连丧父祖两代至亲，还好有富裕家庭的支持，得以专心攻读经书，致力科考。年方二十五岁，通过弘治八年乙卯（一四九五）的南京乡试，表现出色，继承早逝父亲的未竟之志。虽未连捷进士，但已经一鸣惊人，声名远播，誉为江南著名的才子，与苏州的青年才俊如祝允明（一四六〇至一五二六）、文征明（一四七〇至一五五九）、唐寅（一四七〇至一五二四）等人交好，意气风发。隔了三年之后，弘治十一年戊午（一四九八），唐寅在南京乡试大放异彩，夺得解元鳌头，接着就与徐经一道，参加次年春天在北京举行的会试。徐经家财万贯，带着仆从与优伶，一路炫富，与唐寅联袂入京，引人侧目，当然也引人嫉妒。会试期间，就有给事中华昶听闻其中有鬻题之弊，事牵贿赂，遂弹劾主考程敏政，引发了弘治年间的科场大案，其中牵扯到官场斗争，惹得龙颜大怒，致使唐寅与徐经不但被黜退功名，还下诏狱拷打逼供。最后是弹劾者与被劾者一概贬斥丢官，唐寅与徐经则身败名裂，断绝了仕进的希望。这一桩科场大案，真相究竟如何，徐经是否贿赂买题，唐寅是否参与其事，在当时已是谣言满天，扑朔迷离。朝廷的处置方法却很简单，真实情况无关紧要，平息事端才是上策，于是，惩罚一切涉嫌人等，原告被告一起挨打。唐寅与徐经还没涉足官场，就成了官场斗争的牺牲品，断送了一生的前途。

《明史·文苑》唐寅有传，其中说到唐寅：“举弘治十一年乡试第一。座主梁储奇其文，还朝示学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未几，敏政总裁会试，江阴富人徐经贿其家童得试题。事露，言者劾敏政，语连寅，下诏狱。”尤侗《明史拟稿》所述相同，指出参劾者是华昶。王鸿绪《明史稿》则说“寅友人都穆构其事”。三者资料来源相同，可知科场大案是由都穆肇其端，给事中华昶揭发弹劾。然而，事实究竟如何，是真有贿赂，还是诬陷，正史没有细究，含糊其辞，让读者得到徐经贿赂买题的印象。

地方志与唐寅友人的记载，则力辩唐寅之冤。《吴县志》记载：“弘治戊午，试应天第一。旁郡有富子，亦举于乡，慕寅，载与俱北。既入试二场后，有仇富子者，抨于朝，言与主司有私，并连寅。诏亟捕富子与寅付狱，逮主司出，同讯于廷。富子既承，寅不复辩，同被黜。”祝允明写的《唐子畏墓志并铭》说得最详细：“戊午，试应天府，录为第一人。己未，往会试，时旁郡有富子，亦已举于乡，师羡子畏，载与俱北。既入试，二场后，有仇富子者，抨于朝，言与主司有私，并连子畏。诏驰敕礼闱，令此主司不得阅卷，亟捕富子及子畏付狱。诏逮主司出，同讯于廷。富子既承，子畏不复辩，与同罚，黜掾于浙藩。归而不往。或劝少贬，异时亦不失一命，子畏大笑，竟不行。”从这些较为原始的资料，我们还是不能确知到底是否真有贿赂情事，只知道唐寅与徐经在会试之时，被人陷害，下了诏狱，廷讯之时，徐经认了罪，就此结案，褫夺功名。唐寅也就认了，从此浪荡江湖。

唐寅与徐经打入天牢并经廷讯的这一段经历，到底具体发生了什么，史书没有记载。但是，从唐寅写给挚友文征明的信，自比司马迁写信给任安，说得披肝沥血，我们或可揣摩一二。信中说到他荣获解元之后的遭遇：“方斯时也，荐绅交游，举手相庆；将谓仆滥文笔之纵横，执谈论之户辙。歧舌而赞，并口而称；墙高基下，遂为祸的。侧目在旁，而仆不知；从容宴笑，已在虎口。庭无繁桑，贝锦百匹；谗言万丈，飞章交加。至于天子震赫，召补诏狱。身贯三木，卒吏如虎；举头抢地，洟泗横集。而后昆山焚如，玉石皆毁；下流难处，众恶所归。”明确说到，在狱中用了重刑，拷打逼供。想来是受刑不过，屈打成招的。

关于徐经到底是否贿赂，是否向程敏政的童仆买题，也始终是个谜团，无法辨明真相。可以确知的是，有人告讦，有人弹劾，有人下狱，有人动刑，有人受不了刑囚而认罪。有趣的是，认罪之后，罪犯却没有判刑，轻轻发落了。告发舞弊案的给事中华昶，却遭到降职贬斥的处分。其中奥妙何在呢？对于这段痛苦经历，徐家后世不愿多谈，地方志却有简要的记述。乾隆本《江阴县志》说：

徐经，字直夫，中弘治乙卯科。父元献，成化庚子科第三人。经与吴门唐寅，以才名相引重。寅发弘治戊子（午）解元，公车北上，与经偕行。为都穆所忌，蜚语诬以贿主司程敏政家僮预得试题。实因戊子（午）乡试主司梁储奇寅文，还朝携以示人，敏政亦奇之。忌者妒两人才，因经家富，遂饰成萋菲。言官风闻，劾之，下诏狱，分别谪遣。

光绪本《江阴县志》也说：徐经，字直夫，同年十五举子之一。与吴门唐寅，并以才名相引重。寅领戊午解，经与俱北上。吴门都穆恶之，蜚语流闻京师，经竟与寅同镌名。归益肆力诗文，著《贲感集》。黄傅赠诗曰：“夏商人物徐直夫，周汉以来人世无。穷年对坐不见客，闭户反观恒丧吾。四壁芸香时落蠹，千仓红朽食无鱼。迂余老眼亦空尔，公是公非敢厚诬。”

这一桩科场大案，摧毁了唐寅飞黄腾达的美梦，他变成了游戏人生的风流才子，落魄江湖，最后贫病交加，艰苦困蹇，郁郁而终。对富甲一方的江阴徐家，则是影响深远，刻骨铭心，更可能改变了家族对仕进的态度。徐经在科场案后，发配回籍，背负着屈辱，生活了八年，逝世的时候才三十五岁。累世积德的徐家，在徐元献与徐经两代的科举进学上，灌注了大量的心血与极高的期望，却收获了早殇的挫折，蒙受了舞弊的屈辱。科场大案成了挥之不去的阴影，笼罩着徐氏家族，一直到徐霞客搜集家族资料，刻石装帙，印成《晴山堂帖》，都可以感受到家族对徐经一案的难言之隐。徐霞客请董其昌为自己父母合葬写墓志铭，提供了家族资料，写成《明故徐豫庵隐君暨配王孺人合葬墓志铭》，是这样叙述江阴望族徐家的：

澄江以徐氏为望族。自其始祖本中以布衣奉高皇帝命使蜀，辞官归里，朝士高之，赋诗送别，为国初盛事。本中归而出粟赈恤，为德于乡。及其没也，当世名公，若魏文靖、王文端、胡忠安、叶文庄辈，皆哀挽铭诔，语无虚美，大书深刻，传播海内：大江之南，以碑板不朽先德者，由徐氏风之也。数传而有豫庵隐君，及仲子弘祖，复能修本中之事，以高隐好义称。

表彰徐氏祖先，大大赞扬徐麒（本中）之后，其余一概不提，直接就跳到徐霞客的父亲徐有勉（豫庵），并且称赞徐弘祖（霞客），而赞词则是“复能修本中之事，以高隐好义称”。徐氏家族希望人们看到的是“高隐好义”，是富而好礼，不愿意再提家族曾经努力科举发迹的隐痛了。徐霞客英华早现，陈函辉写的《霞客徐先生墓志铭》说他，“童时出就师塾，矢口即成诵，搦管即成章”，却从不热衷科举，也没有来自父母与家族的压力，反而游踪遍天下，成为一代最伟大的旅行家，想来是跟徐家的科举阴影有关的。

四、为行远登高而生

按照徐霞客好友陈函辉写的《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与近代地质学家丁文江的《徐霞客先生年谱》，徐霞客的游踪遍布大江南北，深入西南边区，从一六〇七年开始游历名山大川，大概情况如下：

一六〇七（万历三十五年，丁未）：游历太湖，登眺东洞庭山、西洞庭山。

一六〇九（万历三十七年，己酉）：游历齐鲁燕冀，上泰山，拜访孔孟故里，入北京。

一六一三（万历四十一年，癸丑）：游历浙东，渡海至珞珈山（普陀山），南游天台山、雁荡山、青田石门、缙云仙都峰。

一六一四至一六一五（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到万历四十三年乙卯）：游历南京、扬州，以及江南各地。

一六一六（万历四十四年丙辰）：春初游历黄山、齐云山，夏至武夷山，秋天访浙东绍兴一带名胜，游杭州西湖。

一六一七（万历四十五年丁巳）：游历宜兴善权（善卷）洞、张公洞等地。

一六一八（万历四十六年戊午）：秋天到九江，游庐山，遍历五老峰，再游齐云山、黄山，登九华山。

一六二〇（泰昌元年庚申）：游历浙江，溯钱塘江，游衢州江郎山，至福建仙游九鲤湖，观九漈瀑布。

一六二三（天启三年癸亥）：由徐州、开封，登嵩山，宿少林寺。经潼关，登华山，再翻越秦岭，沿丹江南下，至太和山（武当山）。

一六二四（天启四年甲子）：是年徐霞客母八十岁，奉母游常州荆溪、句曲（茅山）。

一六二五（天启五年乙丑）：是年母卒，家居守孝三年。

一六二八（崇祯元年戊辰）：由浙江江山，越仙霞岭入福建。经蒲城、建宁、延平（南平）、永安、漳平，到漳州。于漳浦访丧母守制的黄道周。再南下广东，访郑鄤于罗浮。

一六二九（崇祯二年己巳）：游北京，登蓟州盘山。

一六三〇（崇祯三年庚午）：二月访郑鄤于常州，至丹阳见黄道周。七月再游福建，过仙霞岭，经延平、沙县、永安，到漳州。

一六三一（崇祯四年辛未）：到苏州访文震孟。

一六三二（崇祯五年壬申）：三月再游天台、雁荡，四月底三游雁荡。七月与黄道周游太湖洞庭山。

一六三三（崇祯六年癸酉）：自北京赴五台山，游恒山。秋天三访漳州，与黄道周相聚。

一六三六（崇祯九年丙子）：游历浙江、江西。自此开始万里远征，由浙江经过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到云南，旅途长达四年，至一六四〇（崇祯十三年庚辰）归返江阴家乡。

一六三七（崇祯十年丁丑）：游历湖南，登南岳衡山，经永州、郴州，再赴广西桂林、阳朔，经柳州，到南宁。

一六三八（崇祯十一年戊寅）：由广西入贵州，经独山、都匀、贵阳，再经普安入云南，经曲靖，到昆明，再由昆明西行赴鸡足山。

一六三九（崇祯十二年己卯）：由鸡足山赴丽江、大理、永昌、腾越，再返鸡足山。

一六四〇（崇祯十三年庚辰）：自云南东归江阴。

一六四一（崇祯十四年辛巳）：徐霞客卒于江阴。

徐霞客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特立独行的探险家，行迹遍历中国大地山川。说到名垂青史的大探险家，一般教科书总会提到汉代的张骞与明代的郑和。前者凿空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后者飘洋过海，带领明朝海军舰队叱咤在印度洋，抵达东非海岸。张骞与郑和的事迹，昭著史册，开辟东西交通的门户与通道，是历史书上的“伟大的旅行家”、“杰出的探险家”。徐霞客能够与他们媲美，也当得起这样的美誉吗？

表面上看，徐霞客作为旅行家或探险家的地位，并非经国之大业，没有改变历史的丰功伟绩，似乎远逊张骞与郑和。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张骞与郑和的远游，都是奉了朝廷使命，作为中华帝国的使节，跋涉万里，远渡重洋，执行重大的国防外交决策，是攸关国家安全的任务，不是个人自由意志的行为。徐霞客的游历远行则不同，完全是个人的选择，是个人自由意志的展现，与政府决策丝毫沾不上边，既不是为了领受钦命去开疆辟土，也不是为了招徕远方的朝贡，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为旅行而旅行，为探险而探险，要让自己的身躯体会大地所承受的风霜雨露，让自己的脚掌亲吻山河大地的每一寸泥土与流水，“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

不因执行任务，不因奉了钦命，不因外铄的因素，无关国计民生，不求功利，不求闻达，只是从个人的信念出发，为了自己的爱好，追求自己纯粹的兴趣，坚持不懈，这是什么样的心理？是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呢？这与现代意义的科学家求真、艺术家求美、哲学家探求思辨逻辑，文学家摸索文字的完美秩序，在本质上是否属于同一种精神追求？徐霞客游览山川的认真与执着，以个人的实存为出发点，审视山河大地的容颜，以自己的生命来实践，体验宇宙的奥秘，颠沛必于是，乐趣在其中，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是否接近现代人肯定自我个性的展现？还是远祧庄子逍遥游的精神，超乎世间现实，类似想象的“真人”，可以上天下地，遨游天际？不过，我们绝对不能忘记，徐霞客以游历天下为毕生职志，几乎“上穷碧落下黄泉”，是实实在在的生命实践，一步一个脚印，与庄子飘渺不羁的神游玄想，是完全不同的。

徐霞客身后留下的《徐霞客游记》，记录了他游历的所见所闻所思，是本私人日记，生前并未出版。徐霞客事母至孝，他写下游历日记的初衷，是为了让母亲跟着他的足迹，通过游历者的眼睛，卧游天下。他遵守“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母亲在世的时候，主要是游历东南半壁江山，离家的时间不会太长。徐霞客壮游之最，是他西南之行的“万里遐征”，从浙江到江西，经湖南、广西，再到贵州、云南，历时四年，写了十倍于前的游记，却是母亲逝世之后的事。或许他写游记已经成了习惯，白天登山涉水，晚上就在荧荧如豆的油灯下，铺开纸笔，记下每天的经历。他文笔优美，叙事精确，是上好的文学杰作，虽然生前未曾出版，却成了中国文化的瑰宝，应了杜甫怀念李白的诗句：“寂寞身后事，千秋万代名”。

徐霞客的事迹与他的游记书写，亲朋好友是知道的，也在私下传抄他的游记。他这种只身走天涯的独特行径，是远离人迹的独行侠作风。黄道周十分钦佩徐霞客戛然独立的性格，曾经说他是“孤云独往还”，徐霞客引以为知音，与黄道周一道唱和，按着这五个字赋诗，各写了五首诗。黄道周与徐霞客唱和，还写了不少诗作，其中有一首七言古诗长篇，是崇祯三年（一六三〇）黄道周在丹阳见到徐霞客之后，有感而发。长诗是这么开头的：

天下骏马骑不得，风髾雪尾走白日；天下畸人癖爱山，负铛泻汗煮白石。

江阴徐君杖履雄，自表五岳之霞客。鸢肩鹤体双瞳青，汗漫相期屡不失。

事亲至孝犹远游，欲乞琅玕解夜织。万里看余墓下栖，担囊脱惊乌啼。

入门吹灯但叹息，五年服阕犹麻鞋。贵人驿骑不肯受，掉头毕愿还扶藜。

自言蚤岁适雁宕，缒藤级绠穷上下。天台石梁平如兜，青霞括苍白于掌。

中年复走西钟山，焦饭十日支霜盘；道逢采药授云餐，帝子欲为歌路难。

匡庐老僧亦下拜，鸡足道人分沆瀣。磨头豆核石泉茶，夜中日出啸沧海。

听君言下何萧然？引人攀岭扪青天。所探幽奇既如此，岂有人岳当君怜？

东鲁仲尼去千岁，西羌大禹死何在？书生抱膝空咿唔，即化乔松安足赖！

诗后有陈仁锡、文震孟、项煜、郑鄤等人的题跋。这几个人的关系非常有趣，陈仁锡是天启二年壬戌科（一六二二）的探花，文震孟是该科的状元，郑鄤与黄道周都是该科的进士，而项煜则是次科天启五年的进士。曾任天启朝宰辅的文震孟，是文征明的曾孙，与江阴徐家是世交，也是黄道周与徐霞客的好友，他的题跋说：“霞客生平无他事，无他嗜，日遑遑游行天下名山。自五岳之外，若匡庐、罗浮、峨眉、嵾岭，足迹殆遍。真古今第一奇人也。”明确指出，徐霞客除了旅行，不干别的事，也没有其他嗜好，整天栖栖遑遑，足迹遍布名山大川，实在是古今第一奇人。

说徐霞客是特立独行的旅行家，如何突出他在历史文化上的独特性呢？我想了一个词，是徐霞客“用脚思想”。说他用脚思想，其实一点都不夸张，因为他的思想讲究验证，与实证科学的逻辑脉络相近，是和他“行万里路”的经历有关。陈函辉写的墓志铭说：“霞客不喜谶纬术数家言。游踪既遍天下，于星辰经络、地气萦回，咸得其分合渊源所自。云昔人志星官舆地，多以承袭附会。即江河二经，山脉三条，自纪载来，俱囿于中国一方，未测浩衍，遂欲为昆仑海外之游。”明白指出，徐霞客不喜欢无法验证的说法，拒绝相信谶纬方术的迷信传统，难怪三百多年后受到胡适、丁文江等人的推崇，誉为阐扬科学思想的伟大地理学家。

徐霞客实证思想的来源，就是一双走遍千山万水的脚，不管山高路远，不顾艰难险阻，不畏风霜雨露，不怕毒蛇猛兽，一路向前。徐霞客策划西南远游的时候，曾写信给陈继儒，说出他的毕生志愿，就是要用自己的一双脚掌，拼死探知中国山川大地的地理真相。他说，“尝恨上无以穷天文之杳渺，下无以研性命之深微，中无以砥世俗之纷沓，惟此高深之间，可以目摭而足析。”徐霞客思考自己的生命意义，排除了对宇宙奥秘的玄想、对心性精微的探索、对世俗红尘的纷杂诱惑，定位在“目摭而足析”，就是张大游历者的眼睛，用脚来分析思想。

徐霞客用脚思想，与古代大多数知识人不同，却也并不违背中国文化传统。《中庸》就说，“君子之道，譬如行远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徐霞客能够行远登高，可算是儒者的最高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