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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周
客家人是在长期迁徙中形成的族群。唐宋开始，客家先辈从中原大地迁移到南方各省。明清以来，客家祖辈再从南方沿海向海外各国播迁。清末民国，逐渐形成了一个“聚居闽粤赣，散居海内外”的汉族族群，其所居地大多位于“一带一路”的国家和地区。无论走到那里，他们坚守“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言”的格训，传承着客家文化传统，同时又以“开放包容，开拓进取”的精神，吸收各种先进文化，融入当地社会，形成了一种既有客家传统又有地域特色的客家文化。本文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以客家区域为视野，在多年区域研究的实践基础上，为当前客家文化区域研究提出一些新的思路。
1.“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这一战略构想源于2013年9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时提出，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东盟国家时又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亚信峰会上指出，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尽早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更加深入参与区域合作进程，推动亚洲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主旨演讲，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
2016年8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目前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我们同30多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同2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态度积极，以亚投行、丝路基金为代表的金融合作不断深入，一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逐步落地。“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
“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不仅跨越时空，也赋予古老的丝绸之路以崭新的时代内涵。它不是单纯的贸易之路，而且肩负了特殊的文化使命，是一条文化之路。
2.客家文化区域研究的“天时、地利、人和”
（1）“天时”——政策机遇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各种文化相互交融，相互渗透。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客家文化在传承和发扬上也出现了一些危机，尤其是海外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如作为客家文化核心元素之一的客家语言，出现了逐渐消失的趋势。《星洲日报》副刊就曾于2006年做过一个名叫“乡音变了调”的系列专题调查。客家人在马来西亚是第二大汉族族群，到现在还能讲流利客家话的人大约只有60%。
随着时代变迁和生活习惯的改变，客家山歌、客家民居、客家饮食、客家传统工艺等传统的客家文化也面临着流失的危险，因此，如何继承和发扬客家文化，成为一个严峻的课题。
2015年11月26日，《 人民日报 》发文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立足亚洲、欧洲、非洲经济贸易和人文交流的历史通道，坚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潮流，致力于发展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中，人文精神烘托的经济合作和开放发展彰显了文化的力量。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文化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客家人分布在全球近百个（有专家说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东南亚，乃至印度洋海域周边一些非洲东部国家，都有一定数量客家人。他们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有相当的影响力。客家人或者客家文化，对于融入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将会发挥重要桥梁作用。因此，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对深入挖掘和研究客家文化资源，保护和弘扬客家文化，开展客家文化区域研究是一个极好的时机。
（2）“地利”——地缘优势
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所涉及的国内17省份和其他65个国家、地区中，聚居着近一亿客家人。其中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四省区，不仅是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和贸易地区，而且还是今天“一带一路”战略建设的重要地区。
在海外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客家人也有不少。其中旅居亚洲的有21个国家和地区，约380万人——印度尼西亚约为150万，马来西亚125万，泰国55万，新加坡20万，缅甸10余万，越南约15万，菲律宾约6800人，印度约2.5万人，日本约1.2万人；旅居大洋洲的有11个国家和地区，约6万人，其中澳大利亚4.3万人，在大溪地、斐济、新西兰、所罗门、马绍尔群岛、巴布亚新几内亚、瑙鲁、西萨摩亚也有客家人聚居。此外，旅居美洲的有21个国家和地区，约46万人；旅居欧洲的客家人约有20万，分布在1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英国最多，约有15万人，法国约有3万人，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也有数千人至上万客家人；旅居非洲的客家人约8万人，分布在12个国家和地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海外客家人总数为454.629万人，分布在五大洲近百个国家和地区
，这些国家和地区，有不少是海外客家人聚居地区。因此，客家人在“一带一路”战略建设中，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
（3）“人和”——组织优势
客家人是世界上分布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族群之一，全球近一亿多客家人分布在近百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在长期迁徙过程中，形成“吃苦耐劳、勇于开拓、溯本思源、克勤克俭、精诚团结”的客家精神，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充分体现，也是客家人凝聚力和向心力的表现。
客家人有着浓厚的亲情、乡情观念和宗族情结、家国情怀，无论走到那里，他们都不忘家园和国土，因此到了异国他乡后，为联络乡情、团结互助而建立了带有地缘性质的会馆组织。18世纪末至19世纪，大批客家人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马来西亚便是其中一个目的地。据了解，客家人到马来西亚最早是在槟城，马来西亚最早的华人会馆即为1801年成立的槟城嘉应会馆。1805年惠州府属龙川、河源、紫金、和平等县在马六甲建立惠州会馆,以“海山公司”名称活动。这两个会馆组织都是以府属各县为对象建立的联合组织。在美国南加州的客家侨胞约有5万人，2013年在邱启宜的奔走之下，成立了全美第一座客家会馆，提供客家侨胞休闲、娱乐与聚会的地方，也凝聚客家侨胞的向心力。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为了加强全球范围客家人的联系和团结，弘扬客家精神和传承客家文化，由香港崇正总会发起并于1971年9月28日举行了第一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20世纪基本上每两年举行一届，21世纪以来每年举办一届，目前已在亚、美、非三大洲11个国家和地区举办28次大会，并且规模逐渐扩大。世界客属恳亲大会是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华人盛会之一，现已由单纯的恳亲联谊发展为融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和学术研讨于一体的活动载体，也是各国各地区客家人开展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的重要舞台。
由于客家人在分布地区、人口数量、经济实力和文化资源具有较大的优势，因此，“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不仅给海内外的客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带来新的机遇，同时也让广大参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提供了重要的舞台。
1.客家文化区域研究的渊源
客家文化区域研究源于罗香林的学术思想。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客家文化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新兴的研究领域，有不少的学者投身于客家研究，成果最为显著的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罗香林先生，他所著的《客家研究导论》，标志着客家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标志着客家学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他不仅为客家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还为后来的客家研究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文献资料。客家研究成为罗香林先生一生中研究的重点，罗先生为之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在《客家研究导论》自序中，他提出了12点研究计划，包括客家问题的论述、测定客家人的形体特征、客家住地的区域调查、客家地区的方言、客家活动的史料、客家住地的自然资源、客家人的特殊文化与习俗和海外客家侨民的数据等，其中的第五点计划就是关于开展客家区域研究工作的。在这个计划中他提出，“对客家住地划分为若干区域逐一加以考察访问，举凡他们的地理环境、社会组织、市民行业、生产方式、分配状况、消费状况、教育状况、人口分布、生育常率、死亡常率、婚姻常律、特殊文化、特殊工具、民情风俗、群众心理、团体情绪、历史传说、新旧著作”等。
在当时社会背景之下，罗香林能够提出这个研究计划，的确令人叹服。他提出将客家住地划分为若干区域逐一加以考察访问，这就是其所倡导的客家区域研究。通过开展客家区域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不同地区客家人的差异性，更有利于把握客家人的整体性，从而确立客家研究的系统性；但受到各种主、客观原因的限制，他没有完全做到，但却为后来的客家研究指出了可行之路和发展方向。
事隔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与罗香林先生所处的时代相比，客家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向前发展，客家人的社会生活、思想观念和经济面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地的差异性也更大，这就要求当前的客家研究既要传承和弘扬过去大多以粤北、闽西、赣南地区为中心，集中研究客家人的迁徙，论证客家人的种族血统渊缘的研究基础，又要从宏观上去研究客家的历史、现在和未来发展趋势，也要从微观上去研究客家地区不同的经济文化生活特征，那么开展客家区域研究是实现这一突破的重要方法和途径。
2.客家文化区域研究的奠基
2003年10月8日，温家宝总理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第七次中国与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建议，从2004年起，每年在中国广西南宁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得到了东盟10国领导人普遍欢迎。这预示着广西从边远省份一跃而成为开放前沿，可对接东南亚，迈向世界。在广西5002万人口中，客家人有560万，分布于广西各地，相对集中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与东盟各国客家人有着密切联系。因此，我们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以广西师范大学为阵地，着手筹划客家文化区域研究工作。
2004年6月，在广西师范大学以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广西师范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在桂林成立，它以客家区域文化作为研究重点，在国内以一省（区），在国外以一国作为研究单位，研究成果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汇编为“客家区域研究丛书”出版，著名历史学家、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钟文典担任总主编（2004～2010年），由我担任总策划。
为了开展客家区域研究，研究所着重做到了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把罗香林的学术思想与区域研究计划作为指导思想和工作原则，全面深入开展客家区域研究工作。在著名历史学家、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钟文典的带领下，一大批专家学者积极参加该项研究工作，客家研究的气氛渐浓，得到学校批准立项的客家研究课题达11项。另一方面，该所还把目光瞄准海内外，把客家人较为集中的省区和国外人数较多的国家作为研究单位。为此，研究所在2004年7月邀请了国内外的著名客家学者前来桂林，共同探讨客家区域研究工作。大家经过协商，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由与会的部分专家学者挂帅，组织当地的研究力量全面开展研究工作。
经过研究团队的努力，客家区域研究工作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在2005年9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三个系列，一是“客家区域文化丛书”，首先推出了《广西客家》（钟文典著）、《福建客家》（谢重光著）、《四川客家》（陈世松等著）和《香港客家》（刘义章等著）等四部专著；二是“客家著名人物丛书”，有《罗尔纲传》（郭毅生著）、《江应梁传》（江晓林著）等两部著作；三是“客家文化综论”，有《广西客家研究综论》（王建周主编）、《观澜溯源话客家》（刘佐泉著）等两部著作。这套丛书还于同年的11月在成都举行的第20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上举行首发仪式，与广大读者见面，为这次客家恳亲大会献上了一份珍贵的厚礼。200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继续出版了《江西客家》（周建新等著）、《新加坡客家》（黄贤强等著）、《湖南客家》（杨宗铮著）、《客家文化与产业发展研究》（王建周主编）等，2008年出版了《澳大利亚客家》（罗可群著）、《海南客家》（古小彬著）等，2009年出版了《信仰与秩序：广西客家民间信仰研究》（刘道超著），2010年出版了《贺州客家》（韦祖庆、杨保雄著）。2011年是客家文化区域研究成果取得重大突破的一年，利用广西北海举行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的时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广东客家》（邓开颂、丘斌等）、《台湾客家》（邱昌泰著）、《印度尼西亚客家》（罗英祥著）、《陆川客家》、《北海客家》、《柳州客家》、《桂林客家》、《疾风劲草：秦似传）（王小莘著）、《客家文化与社会和谐——世界客属第24届恳亲大会国际客家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西客家方言研究》（刘村汉等），等等。
3.客家文化区域研究的发展
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为客家文化区域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为了配合这一国家战略，客家文化区域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成立“客家研究院”，科研队伍不断壮大
2004年挂靠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广西师范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成立后，得到了更多学者的支持和参与。该所现有专职研究人员8人，校内兼职研究人员12人，特聘研究员包括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的著名客家学者10人，其中，高级职称27人，中级职称3人，具有博士学位12人。随着客家文化区域研究的深入，研究成果不断的涌现，受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主管部门和学校领导的高度肯定。2010年，以客家文化研究所为基础，成立了广西人文中心客家研究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继续在资金、人员等方面给予大力的支持。现在的客家研究院规模不断扩大，队伍得到了很大发展，拥有了一支以教授、博士为主团队，各个学科骨干人员参加的研究团队，形成一支由本校教师、研究生、校外专家组成的多梯次研究队伍。
（2）研究区域逐渐扩大，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多
2013年后，客家文化区域研究进一步扩大，尤其是与“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有关的国家和地区，一方面继续做好东南亚地区的客家文化研究，组织人员编写《马来西亚客家》《泰国客家》《越南客家》《文莱客家》等。另一方面，也把研究区域拓展到欧洲、美洲地区，其中的《美国客家》（林祥任著）一书于2015年12月正式出版，是客家文化区域研究的一个新突破。该书记述了近200年来移美客家人在美国开矿、筑路、建设美国西部中所受的艰难困苦、冒险犯难而百折不回的坚强奋斗的精神，介绍了他们热爱祖国，对祖国革命、抗日和建设所做的无私奉献，并重点介绍了清末外交家黄遵宪、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社会活动家陈香梅、数学家丘成桐等众多杰出客家人的奋斗历程和爱国精神。此外，区域研究内容也在民间文化领域有了新的进展，经过三年的组织和准备，由梅州客家书画院院长陈平先生编写的《中国客家楹联大典》也于2015年3月出版，全书分上、下卷。该书在近几年征集的近10万副客家对联中，精选了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3万余副，编纂成这部《中国客家对联大典》。全书3万多副对联中，古今作者共1600多人，其中清代以前举人以上文人名士就有600多人，还收录了晚清和民国以后近现代很多文化和社会名流的作品。本书的出版，对弘扬客家精神和优秀中华民族文化有积极作用。
广西客家文化区域研究从2004年开始，至今已经走过了十余年的历程。作为客家文化区域研究的重要成果的客家区域文化丛书，其特点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点。一是研究的视野宽广。这套丛书是以国内的几个客家大省（区）和客家移民较多的国家和地区为基点，采用一省（区）、一国一书的形式。“过去研究客家文化的著作大多是从整个族群、源流、风俗来研究，且大都集中在闽粤赣的客家地区，其他地区则较少的关注到”，而“我们这个系列的书视角更独特，区域文化研究就具体到了每一个地区的客家人及客家文化”。这与过去相比，视野更大、范围更广。二是研究的内容更丰富、全面。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反映该省（区）和国家的客家人的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第二，论述该省（区）和国家的客家人的经济、政治、文化与宗教及其历史地位与作用等；第三，说明该省（区）和国家的客家人与周邻居民的交往、发展、变化以及相互认同的过程等。这样使读者对客家民系的全貌得到比较真实全面的认识。三是研究上有创新之处。这套丛书的研究以文献资料与社会调查相结合，以理论创新与研究方法创新相结合，综论客家文化的重大问题，既看到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本，又理出客家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在对外交往中出现的新事物，使研究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因此，这套丛书出版，正如2005年11月17日《科学时报》所评，“是客家的，更是世界的”
。
客家文化研究到今天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也取得了累累硕果，解决了客家许多重大的问题。但是，当代社会正处于全面变革的进程中，古今中外各种文化的相互交流日益频繁，彼此影响无所不在。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后，客家文化研究如何取得新的进展和突破，我们结合客家文化区域研究的一些体会和经验，对当前的客家研究提出一些新的思路。
第一，客家文化研究要结合时代要求，配合国家发展战略。国家发展战略就是实现国家总目标而制定的，是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是指导国家各个领域的总方略，其任务是依据国际国内情况，综合运用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等国家力量，筹划指导国家建设与发展，维护国家安全，达成国家目标。客家文化研究是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要结合国家发展战略要求，这样才能够找准方向。“一带一路”战略，是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新战略思维，坚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潮流，致力于发展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面对“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新空间”，客家文化研究需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努力实现“大利好”。客家文化随着客家移民的外迁，也被带到了世界各地，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经济生活等方面具有相互融通的优势，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全球视野进行客家文化研究。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生命所在，没有创新，学术研究就失去其意义。客家学作为人文学科，更需要从理论和方法上进行创新。回顾过去的客家研究，大都集中在移民史方面，且“仍局限70年前罗香林所制定的汉人由中原南迁的圈子，较少去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不去研究全球化趋势下客家人由原乡向外，乃至向海外移民的历史问题，那么这样的学术研究就很有可能走进死胡同”。因此，在全球化的今天，必须以全球视野来研究客家文化，一方面要突破过去对客家原乡的研究，在内容和方法上要进行创新，如谢重光教授所著的《福建客家》就有新的突破，不仅对福建客家的形成以新的视角探讨，并且从福建客家的发展壮大、社会文化面貌的演变、对外拓展及近现代福建客家社会的变迁等方面对福建客家进行重新的研究，使人对客家原乡有一个新的认识。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客家人向外拓展的空间也在不断的扩大，对客家人播迁地也要进行研究，只有这样，对客家人的历史才能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这在过去的研究中往往容易被忽视了。这套丛书中的《广西客家》《四川客家》和《香港客家》在此也有新的突破，分别从客家人迁入的历史、客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地区的经济开发与贡献等角度对客家人外迁地进行研究， “了解客家人的现状，发展的前景，他们在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国家怎样融入社会，有利于了解客家，有利于客家的发展，也有利于国家的对外交往”，“只有这样，通过创新客家研究才有可能获得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
第三，开展跨学科研究，发挥各学科优势，深入研究各个领域。客家学是一个边缘学科，研究内容广泛，涵盖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和语言学等诸多学科，因而在客家研究中，需要运用不同的学科理论和方法，从不同的领域开展研究，才能对客家学进行深入而又全面细致的研究，才能提高客家学的研究水平。在过去的研究中，从事客家研究的大多数是历史研究者，研究也多是从历史学角度进行的，这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足以可见。当前科学发展迅速，学科渗透加强，在此形势之下必须走跨学科研究之路，这是目前客家研究面对的现实问题。广西师范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成立后，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每年拿出数万元的经费设立客家文化研究专项资金，鼓励不同院系的教师从不同的学科开展研究，实行跨学科合作研究，现在已有多个课题得到立项通过，分别有以下几个方面：广西客家方言研究，广西客家饮食文化调查与开发，广西客家人与壮、瑶、苗、仫佬等少数民族的关系，广西客家的民俗研究与旅游资源开发，客家人与近代广西的经济开发，广西客家文学研究(包括诗歌、小说、采茶戏、道场、山歌等)，广西客家地区教育的现状与发展方向等。这些不同学科课题的参加人员由校内各院（系）多个学科教师组成，集中了各个学科优秀力量。从现在的研究进程来看，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随着我们研究的全面深入，广西客家研究的水平将会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第四，科研与教学相结合，扶植后起之秀。要保证客家文化研究的长期顺利推进，就必须面向未来，将科研与教学结合起来，努力培养人才，扶植后起之秀。一是要以科研课题带动研究生的培养。客家文化研究所从广西客家方言、文学、音乐、教育、民俗、旅游、经济等方面提出研究课题，交给学校科研处，申报成功者，由出版社通过科研处给予资助。此外，在职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才有资格申报课题，申报成功者，一般都带着硕士生从事有关课题的研究。经过各课题组师生的努力，已有部分课题基本完成，并有多篇论文发表，硕士生得到了较多的锻炼，开拓了视野。二是引导本科生对客家文化研究的浓厚兴趣。客家文化研究所成立后，硕士生纷纷参加导师的课题组活动，这引发了本科生的浓厚兴趣，于是学校便成立了大学生客家文化研究会，定期邀请校内和海外专家学者的讲学，还鼓励学生利用寒暑假做田野调查，写作调查报告或论文。学生们从调查提纲拟定到形成文章，都得到老教授的指导，进步很快。
第五，实行跨区域合作，联合各地客家研究的优势力量，促进客家研究的全面发展。客家人分布在国内的数个省区及世界各地，客家文化有着传统的一面，也有发展的一面，因而不同地区的客家文化既有共性的一面，也有个性的一面，但都统一于整个客家文化系统。以往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客家原乡，对客家人的外迁地关注相对较少，这就不能全面而又系统地了解客家文化。为此，广西师范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从2004年7月开始，不断邀请国内外著名客家学者来桂共商合作研究事宜，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支持，并就当前客家文化研究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不断地创新区域研究的内容、方式和合作计划。
第六，客家文化研究工作要与当地经济发展相结合，努力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文化是服务于社会的，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优秀的文化对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那么，在客家文化研究中如何把其积极因素转化为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也是客家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客家人是一个不断迁徙所系，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勤劳刻苦、开拓进取、爱国爱乡、尊老爱幼、敬祖睦邻、知书达礼、崇尚文化等优秀精神品格，这是客家文化的精髓！因此，客家研究必须把这一精神与当前促进经济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主题结合起来，让客家文化研究起到积极作用。广西是一个多民族、多民系的地区，与其他省份相比较为落后，在研究之始，我们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如经济方面，提出了客家人与广西经济发展的研究、广西客家乡镇经济建设等；和谐社会构建方面，开展了广西客家人与壮、瑶、苗、仫佬等少数民族的关系等课题研究；文化建设方面，组织专家、学者到灵川县大圩镇进行调查研究，以促进“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开发与建设。这些都是我们进行客家研究的初步尝试，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开展和深入，将会在广西的经济、文化建设中起到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