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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文辉
1.从出版社办社宗旨说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办社宗旨是“开启民智，传承文明”，这八个字的表述质朴而明晰，内涵集中并具有开放性。在我社用近三十年形成的文化传统中，我们考虑自己的工作，已经能够比较自觉地从这八个字出发，做一个项目也好，开启一个方向也好，我们会问：要做的事情，与这八个字相符吗？
当前我社在出版主业上的结构，是以大教育、人文社科学术出版、珍稀文献出版组成的“一轴两翼”格局。在这“两翼”之中，珍稀文献的出版致力文献的发掘、整理、保存，主要与“传承文明”相对应；人文社科学术出版则主要对应于“开启民智”。
2.理念与历史的结合
“开启民智”是一个宏观的理念，下一步，如要开启一个品牌，我们需要一个更具象化的表述，作为理念的具体表达。在2012年，我们想到了梁任公的《新民说》。
1902～1906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后集结为《新民说》，他在文中提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因为，“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他并进一步指出：“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则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
虽然在梁启超以前，新民的呼吁已经出现，比如严复《原强》里面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但是都没有梁启超《新民说》那么系统、雄辩，且任公雄文，“笔端常带感情”，影响巨大，因此开启了近代中国思想演进的最重要线索之一。百年以来的中国思想脉络，无论自觉不自觉，均不离梁启超提出的“新民”。
找到“新民说”这三个字时，我们非常兴奋，“新民说”将理念带入历史，使我们希望表达的理念与历史有完美的结合，获得了最佳的表达；而我们的工作，也可以在“新民说”的大背景下得到充分的诠释和理解。
有任公《新民说》这个“前理解”背景，我们可以较好地描述出“新民说”品牌的立意。
1.启蒙：梁启超《新民说》的内核
“新民”源于《大学》，《大学》首章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程子和朱子根据下文“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把“亲民”的“亲”改作“新”。程子说：“《大学》……‘在新民’者，使人用此道以自新”；朱子在《大学章句》中说：“‘新’者，革其旧之谓也。”梁启超的《新民说》远绍中华文化传统和先贤哲思，而启蒙的意义更为彰显，正如许纪霖教授所说：“中国的启蒙，非自五四起，实乃从《新民说》而始。”
2.新民：百年未竟之使命
启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康德说：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发端于梁启超的近代启蒙思潮，在其后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并没有接近其理想，无论是“救亡压倒启蒙”观点的分析，还是对五四激烈反传统思潮的揭示，都说明《新民说》代表的启蒙思潮并非一帆风顺。今天及未来，新民理念都需要心平气和、脚踏实地地推进。
3.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始于新民
当年梁启超先生在中西文化交汇之际，揭示了“新民”的两层含义：“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励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其所本无而新之。”当一个世纪过去，我们从历史的迷思中走出，重新重视中华文化的价值，才会感慨任公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充分理解。党的“十八大”提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令人振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以出版为平台，凝聚各方的力量，以“自新”“革其旧”的方式，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立足于图书，但又不止于图书的文化品牌
我国出版行业谈到品牌时，多指一个书系，比如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中华书局的“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等，往往为读者首选。我社“理想国”“新民说”的定位是“文化品牌”，非丛书品牌。出版社领导多次表达：“出版是干什么的？我认为，出版不仅仅是出书，而应该以出版为平台，构建文化事业，实现文化理想。”因此，我社的文化品牌运营，从形式上看，除了图书出版，还有论坛、沙龙、分享，甚至还有音乐会；从介质上看，有纸质、有数字、有口头传播；更重要的是，从目标上看，文化品牌已经跳出了只专注于图书甚至只专注于商品销售的层面，以文化事业和影响力传播为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图书及作为商品的销售反而有可能做得更好。
2.文化品牌与服务升级
出版行业本质是服务行业，构建文化品牌可以在多个层面上升级我们的服务。第一，服务好作者。在知识生产的体系中，作者处于核心，传播要围绕作者进行；传播的介质和形式不宜自我设限，应当系统、丰富。当我们出版一部好作品，并用论坛、沙龙等各种形式分享传播时，我们是这样理解的：后者并不仅是为了前者的销售，而都是为了传播作者的研究成果；图书本身，也应该被理解为传播知识的载体。当文化品牌能从这个角度考虑时，品牌可以为读者提供更好、更多的服务。第二，为读者服务。《读库》张立宪先生曾说，编辑的核心是判断和决断、发现和呈现，如何在信息过剩时代更好地为读者判断、发现、呈现？无疑一个文化品牌会做得更好。首先，文化品牌大于一套丛书、一个出版板块，它面对的是一个较广泛的读者群。作为一个读者，您不会觉得读几套形成品牌的丛书就够了吧，您会不会希望，有那么一些文化品牌为您挑选内容，跨学科、多领域，以省去挑选之烦（难）？其次，文化品牌可以提供多介质、多形式的服务，而不只是图书。“理想国”“新民说”均组织大量分享活动，其服务远远超出图书的出版。例如2014年11月，“新民说”与深圳市福田区政府、凤凰网、法治周末报社结合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主题，共同策划和组织了“法治的突破：1978～2014影响中国法制进程十大好书评选暨新民说文化沙龙”大型活动，为期一个月，请来了包括“法治三老”郭道辉、江平、李步云等法学界的重量级学者，开展了一系列文化沙龙、阅读分享等活动。在类似的活动中，纸质的图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广义的“阅读”是其主体。
3.升级服务的要义在于重视传播
为做好传播，“新民说”专设了品牌运营总监岗位，这在其他行业数见不鲜，在出版行业可能是比较早的。升级对作者及读者的服务，我们须做好广义的传播，多介质、多形式，对作者而言，是以传播作者的研究成果、扩大影响力为核心；对读者而言，是判断并呈现，为读者提供优质内容为核心。
在“新民说”品牌运营中，我们尤其重视以下两方面的传播实践。第一，重视与其他形式媒体的合作。“新民说”与凤凰网、《经济观察报》《法治周末》《生活》等媒体有较深的合作，这种合作不是出版社出内容、其他媒体刊发书评这种狭义的合作，而是共同产生内容、传播内容，或者是互为传播媒介。比如2013年的“新民说年度文化沙龙”，就是我社与凤凰网、《经济观察报》“一社、一网、一报”共同主办；其他媒体如凤凰网、《生活》中的优质内容，也能以书的形式结集出版，此时，出版社是其他媒介的传播平台。以这样较深度的合作打通不同媒体，传播就更为系统、深远。第二，重视不同媒介之间的互动互补，特别是口头传播对其他传播形式的补充。我社“理想国”“新民说”都很重视讲座、论坛等面对面的口头交流，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从传播学和媒介研究的角度来看，加拿大传播学者伊尼斯的相关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应该重视口头传播。伊尼斯指出，任何一种媒介都有自己的“偏向”，或偏向于时间，或偏向于空间，偏向时间有利于在时间维度上的传播，偏向空间则有利于在空间维度的传播；传播媒介会对人的心理结构以及社会结构都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应当高度重视媒介的偏向及其影响。伊尼斯对古希腊的“口头传统”有非常高的评价，对书面文字媒介则颇有批评：首先，鉴于真理的动态性，它适合在辩论、会谈、质询等方式的口语媒介中展现自身，而书写媒介则与之相反，倾向于形成教条和垄断，因为观点或立场一旦被写下，就要求并意味着一种完成，虽然这种完成是一种虚假的完成。其次，在口头传统中，对真理的探寻、开放的讨论，避免了垄断的形成，而在书面文字媒介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个体的阅读和阅读中的观众代替了阅读中的公众以及公共的讨论”。无疑，单向的传播并不是探寻真理的最佳途径，因此伊尼斯提出重视媒介的偏向和媒介之间的平衡，尤其是口语媒介对书面语媒介的平衡。
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文化品牌运营的实践来看，口语媒介的广泛使用激发了思想的交锋、创造力的迸发，通过切磋砥砺带来了更深刻的思考、更睿智的表达、更及时的质疑和回应，形成了独特的、使参与其中的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的“场域”。在其中，口语媒介的交流传播与书面文字的阅读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和平衡，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单一媒体传播的偏向和弊端，为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这是我社品牌运营实践中一条非常有价值的感受和认识。
近几年来，根据权威机构发布的“中国纸质媒体书摘年度报告”统计，在对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媒体摘录次数最多的20家出版社排名中，我社一直名列前茅，充分说明我社文化品牌运营重视传播的效果。
4.运营文化品牌的重点在长远规划
品牌本身内含了时间的维度，要打造文化品牌，需要长远的规划、持续的努力。出版社领导认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之所以能够以一家地处偏远的小社得到读者的青睐，其中一条重要因素就是一群并不算聪明的人在持之以恒地向一个方向努力。通过近30年的经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人文社科领域有所累积，又自觉地、创造性地产生了“理想国”这样的文化品牌，因此“新民说”借势推出时，已有事半功倍之效。比如就“新民说”旗下法学系列而言，2012年我们筹建了法政编辑室，2013年推出“新民说”，几年来，法政类图书已在读者中有一定的影响。如2015年1月，《法治周末》评出“2014十大法治图书”，“新民说”旗下有三种入选；2015年3月，中纪委官网推荐百余种图书，“新民说”旗下《法治是什么》《法的中国性》入选。
2015年，“新民说”将推出“年轮”“自然”两个出版板块：“年轮”系列包括历史亲历者的人生行迹、对历史长河某些关键细节的切片式的知识考古等类型；“自然”系列非指自然科学，而是取其哲学意味，试图在现代社会中探讨什么样的观念、方式、视角是合乎自然的，为在后工业科技社会中“道法自然”提供更多的可能。
下一步，我们会在“新民说”系列积累了一定的影响和数量之际，对旗下系列图书进行整合梳理，理出数条主要线索，以便能让读者看到一个更清晰可辨的脉络图。当然，这些线索都将指向品牌的核心概念：新民。
打造“新民说”文化品牌的努力将会是有意义的探索，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向文化事业方向拓展的探索
出版事业是文化事业的一部分，从图书出版的角度看待一项工作，可能其发展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从文化事业的角度看，空间可能豁然开朗。出版社积累文化品牌，让我们有可能从文化的角度思考更多的可能，对于探索出版企业拓展发展空间是有价值和意义的。2015年1月，“理想国”携手土豆网推出视频节目，这种跨媒介、多媒介合作的方式，或许会让读者想起诠释“理想国”的那句话：想象另一种可能。
2.媒体融合的探索
媒体融合是大势所趋，传统出版行业不会固步自封，文化品牌，而不是丛书品牌，能够更具开放性地利用各种媒介形式，服务于读者和作者，服务于阅读。从媒介的角度看，文化品牌本身具备了容纳多种媒体的开放性，具备从全媒体的角度生产内容、提供服务的可能，并且在某些方面更具竞争力。比如说，利用微信等新媒体平台的自媒体刚刚兴起，而如果传统出版企业（包括图书、杂志、报纸）进入和运用这样的新媒体平台，会发现自身的价值和竞争力可以较好地平移过来，这个价值就是上文所说的：判断、呈现、传播。总之，用文化品牌的方式运营，可以在媒体融合方面有所作为。
3.对出版企业经营方面的意义
文化品牌的培育无疑会对出版企业在经营方面提出要求。首先是长远的规划，将长远社会效益而非当前经济效益放在首位的布局；其次是保持团队的稳定，因为文化品牌的经营与特定的人才队伍是分不开的，不同的文化品牌，会打上不同团队的独特烙印。一个出版企业要不要培育文化品牌，如何培养，以什么样的机制和企业文化与之相适应，都是经营者所需要考虑的问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培育“新民说”的实践，无疑具有一定探索的意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用近三十年的时间，走出了一条较为独特的发展道路，被研究者总结为“内涵发展、自我裂变”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模式。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观察者尤其会注意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跨地域发展，即用十余年的时间，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南宁设置出版分社，因地制宜，拓展不同的板块和领域。两年来，这个战略引领下的“裂变”仍在推进，其他地区也在布局之中；与此同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文化品牌战略也在积极推进，“理想国”在不断给读者带来惊喜，“新民说”用两年时间获得读者一定认可；2015年初，我们推出一个品牌名为“魔法象”的少儿产品系列。文化品牌战略是跨地域发展战略的有力补充，如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已经是家有二十余个法人实体的集团公司。或许不远的将来，读者会注意到，在旗下多个文化品牌的簇拥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呈现为更为丰富可感的形态。